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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深圳学派
最近，“深圳学派”一词又频见报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潮流和背景下，文化俨然成成了各国展示竞争力的“杀手锏”。作为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似乎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光芒。在全国“文化”行情一片看涨声中，全国各地竞相打“文化”牌，“以文化论输赢”已不再停留在口号上。深圳自不例外，“文化立市”战略在颇具人气的文化官员王京生的大力倡导下在媒体大行其道，劲吹“学派”风。一时间，风生水起，“文化立市”、“深圳学派”成为深圳的两个热门词汇。依稀间，深圳的文化似乎面临一个质的变化。
但“文化”一词概念太大了，这年头，谁都能对“文化”说出个道道来。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兴起的“文化热”，文化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凡事附丽于“文化”都可以走俏。士农工商，无不以“文化”为能事，若能被冠以“儒商”、“儒官”之谓，则似身价立升。如果我们钻进“文化”的牛角尖里，一个劲大谈特谈“文化”，恐怕多半没完没了，越说越糊涂。既然“文化”太玄妙，那我们就说说学派。
说到“学派”，我们就从《从百家争鸣到深圳学派》这篇文章说起吧。
一、深圳学派·京派·海派
“深圳学派”之缘起
“深圳学派”一词究其根源，始作佣者是这个注定要在深圳的文化史上留有一笔的文化官员王京生。1997年8月7日，《深圳商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王京生的文章《从百家争鸣到深圳学派》，最先公开提出“深圳学派”概念。他在文中提到：
“1996年年中，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聘请余秋雨先生为名誉主任，我们赶去看他，并就深圳文化的发展作了一番长谈。说来说去，话题竟不约而同地转移到学派问题上来。秋雨先生兴味实足地与我们讨论，彼此竟碰撞出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种种构想。
第二天，在研究中心召集的研究人员和深圳学界骨干的座谈会上，秋雨先生一开讲便把“深圳学派”的命题端在了大家面前，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在神采飞扬之间，把对建立学派的彻夜难眠的思考，全盘托出。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归结出这样一番精神谈吐，确令我们惊讶赞叹。”
“深圳学派”甫一提出，文化界随即哗然。对于一般对“学派”稍有常识之人一见立即与“京派”、“海派”联系起来，一时间，捧者有之，不置可否者有之，而讥之者众。连王京生自己也似觉底气不足，略带自我解嘲的语气指出：在深圳这样一个文化底蕴尚薄的城市，在浮躁的趋利心理还左右着这个城市新市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时，高谈“深圳学派”的命题，不免令人哂笑，倒像是一顿奢侈的令人无法消化的精神大餐。
外界的反应令人始料未及，该文发表不久即在深圳乃至全国文化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深圳文化的论战。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幅描绘深圳文化的壮丽画卷，让人回味无穷。为使更多的人知道“深圳学派”概念出笼的背景，我们还是简单回顾一下当年论战的情形吧。
这事还得从余秋雨说起。1994年，国内知名学者余秋雨应深圳市委宣传部之邀作过小型学术演讲（后经整理并于《深圳商报》1995年11月19日发表）；1995年12月10日《深圳商报》又刊登了一篇余秋雨专访《塑造新时代的文化特色——余秋雨教授访谈录》。1996年，余秋雨受聘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作了题为《深圳应有的文化态度》的演讲，稍后又发表了《大空间中的“深圳文化”》（1997年8月14日《深圳商报》）。“深圳学派”一词与余秋雨对深圳文化的看法在此期间经公开发表后立即引起国内文化界的注意，较早有马翰如的《深圳文化角色的定位——兼与余秋雨教授商榷》（《深圳特区报》1995年5月31日）文章。但最为注目的是杂文家、《中华读书报》记者朱健国，他先后发表了《余秋雨“桥头堡论”质疑》（《羊城晚报》1997年9月4日）、《余秋雨“深圳赞歌”质疑》（《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学者为何容忍？——与余秋雨先生商榷》（《方法》杂志1997年第10期）。其后持批评、商榷态度的有：阎晶明《鲁迅：吃了也不嘴软》（《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3期），《北京文学》编辑肖夏林《文化中的文化》等等。为深圳文化辩护的文章有：杨长勋《余秋雨的深圳文化论何错之有？》（《文学自由谈》97年第6期）、朱鸿《别把大道理拒之门外》（《文艺报》1998年1月17日），《梁晓声的偏狭》（《文艺报》1998年1月24日）等等。较为持中的观点有王朝《深圳：赞扬不得也批评不得吗？》（《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1日）。其中论战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余秋雨对深圳文化的见解，即“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做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
不可否认，深圳文化论战之激烈还要归功于近几年的“余秋雨批判”热，或许可以这么说，不少文化人之论深圳文化，更多的是为了批判余秋雨。关于“余秋雨批判”，非本文主旨，故不赘述。至于“桥头堡”和“结算权”之说，的确有点唬人，对其的理解和诠释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以为关于“桥头堡”和“结算权”之说，实际上如深圳真有这番实力，径自做了就是，倒不必非要一争虚名，结果自由他人评说去。但构建“深圳学派”一说，却是深圳份内之事，而且也未尝不能。
看得出，“深圳学派”一词是深圳文化界人士，特别是深圳的文化官员在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后谨慎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也是深圳文化官员对深圳文化的见解和主张，委实不必非假余秋雨之口不可。此前，深圳文化艺术界有类似“城市山水画”“新都市文学”等流派，后来又有论者提出“特区文化”的概念，试图对深圳的文化进行某种定位，但都不如“深圳学派”确切，因为“深圳学派”给人感觉概念更鲜明一些。
文化上的交锋，学术上的论争，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就象孟子之好辩，是要清杨墨之流毒一样，意在“正人心，息邪说，距言皮 行，放谣辞，以承三圣者”，但杨墨学说也并未因此而消亡，相反因此而相得益彰。也正是因为这种学术上的争鸣，而使得人们对真理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深圳文化的论战因涉及余秋雨个人，以致后来有关人员对簿公堂。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这也可能是中国文人数千年来的积习吧，语云“百无一用是书生”指的正是文人的这一弱点。撇开这场论战的是是非非，通过这场关于深圳文化的论战，似乎使得深圳的文化发展方向越来越明晰。从这点来看，参与这场论战的人，不管其出发点如何，他们都对深圳的文化建设功不可没，深圳文化史上将会留下他们的痕迹。
“京派”与“海派”
弄清楚“深圳学派”的来历后，在一般民众的意识里，一提到“学派”，首先想到的似乎就是“京派”、“海派”，并由此而联想到北京的“贵族文化”、上海的“绅士文化”。人们又会问了，深圳竟想在文化上与北京、上海平起平坐吗？弦外之意，明显是指深圳不自量力了。其实这多多少少有点曲解“学派”的原意了。
且先不说“学派”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人们即使对什么是“京派”、“海派”的了解也未必是准确的。虽然“京派”、“海派”并称，但两者的地位不是从来就平等的。所谓“京派”、“海派”，实际上是30年代北京“大学公寓”中“京派”文人（沈从文）批评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海派”文人（杜衡、鲁迅）而引起的一场文学之争，其实质是一批“京派”人士对“海派”作风的讥讽。沈从文先后在其《论中国创作小说》、《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对上海文人及海派多有论及。他说：“这类人（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的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乏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因为“海派”与上海这座城市及其市民群体意识息息相关，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描写上海及上海人时有这么一段话：
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上海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上海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妓女为能事（《致新潮社》）；后来周作人也说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上海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上海滩是一个藏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意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易中天《读城记》）
关于京海派之争，还是鲁迅说的比较公允：“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鲁迅《“京派”与“海派”》）时隔七十年，无论是后来出现的“新京派”、“新海派”及所谓“京派的海派化”、“海派的京派化”，抛开个中成见和意气之争，京派和上海现代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风格独标的梦。一个梦萦绕于山水间的清泉，一个梦漂浮在洋楼内的酒浆。……京派和上海现代派之争只不过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两股文学支流的不期而遇的冲荡。……应该说，这不是分庭抗礼、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流派，它们的中坚分子倒是声气互通的。”（杨义《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京派与海派》）
“深圳学派”高不可及？
弄清楚“京派”与“海派”的来龙去脉之后，或许人们这时开始琢磨起“学派”来了。对呀，什么是“学派”？有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深圳学派”高不可及吗？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学派”。深圳的媒体试图对“学派”作出了界定，《深圳物区报》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系列评论之三·应有的“深圳学派”预期》中指出：尽管对学派的解释可以有很多，但学派至少可以被理解是学人聚合、大师兀立、体系成熟、风格独特的产物。王京生在《从》文中也提出：学派的出现，包括学派所必须的特定的学术集体、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由此所产生的理论文献，由是直接验证学派存在的思想成果。
其实“学派”一词并不神秘，正如我们口头上经常说“三教九流”，其实这四个字非常精炼地概括出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基本特点。“三教”即儒、道、释（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则是指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其中可观者有九个流派，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最初见于《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另有“小说”），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
我国历史上的学派多如牛毛。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学术史。先秦时代，诸子并起，百家争鸣，两汉经学最盛，魏晋玄学最显，隋唐三教并尊，宋明理学勃兴，清代朴学蔚然。这每一朝学术主流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学派。这里我们只简单看看清代学术的流派。清代经过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经世致用之学已成为空谈，文人只有专务注释古典，是以考据之学日益为盛，世称“乾嘉朴学”。这朴学里面，就地域而言，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学，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学（浙东学派），以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汪中、焦循等为代表的扬学。这些派别，大多“从个人学风，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专属哪一派。”（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看来，“学派”这东西并不复杂，也非高不可攀，在某一时期有若干个文化代表人物就可成立“学派”了，所谓“学派”，必先有学，而后有派，只不过“学派”之谓是后人为便于研究而加上去的。实际上，诸子百家、程朱学派、陆王学派、江西诗派、公安学派、竟陵学派、桐城学派，只要在学术上有代表性人物，并自成体系者，即可成派。更有甚者，一位学人也带得动一个学派，如20世纪初国学兴盛时的“太炎学派”，其领军人物便是章炳麟（号太炎），时人皆以太炎弟子为荣。当年北京大学文科中刘师培、黄侃、朱希祖、马裕藻等国学大师皆为太炎弟子，“太炎学派”曾盛极一时。
另外，一般而言，“学”成于一时一地，而“派”则无时间、地域之囿。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说道：“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又如江西派，杨诚斋《江西宗派诗序》云：“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钱钟书《谈艺录》）
所以，朱健国、肖夏林等人士若是对深圳“未先有学而奢谈学派”提出质疑，倒不无道理，但若认为深圳不具备成立学派的能力的话，则又未免太小看深圳文化发展的潜力了。
二、文化沙漠·文化竞争力
不少外地人士一谈起深圳，多半不屑地目以“文化沙漠”，深圳人一般也毫不示弱，群起而辩之。其实争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争论双方对什么是“文化沙漠”好象都不大关心，结果往往互不妥协，谁也说服不了谁。不少外地人仍然固执地认为深圳是“暴发户”、“文化沙漠”，连一直有南方“蛮荒”称谓的广州也瞧不起深圳，谈到深圳文化时大都嗤之以鼻。
为什么深圳会让人觉得是“文化沙漠”？我们且慢慢剖析这个问题。人们在争论深圳是否为“文化沙漠”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文化沙漠？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它具备哪些基本特征？好象两方在争论前都未曾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讥者的逻辑似乎是：因为没有什么什么，所以你是文化沙漠，辩者则坚持说深圳有什么什么，所以不是文化沙漠。依笔者分析，前者主要从深圳没有文化底蕴、没有人文积淀、没有学术气氛以及深圳的浮躁、拜金、人情冷漠等角度得出的结论；后者则从深圳的移民文化及带来发达的商业文化、社区文化及娱乐文化等角度得出的结论。似乎两种说法都有其道理，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文化沙漠”的定义指向不同而已。
文化沙漠
无可疑义，深圳是中国20年来最亮的一颗明星，其经济的高速发展，几乎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代名词。20年来深圳的最大特点有两个：移民、致富。深圳自80年代以来，深圳有多少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仔和打工妹？来了多少抱着“淘金”目的而来到深圳的人？他们来了一批又一批，来来去去，使中国压抑了数千年的财富观终于在深圳得到了彻底的改变。他们闯深圳的目的非常明确：挣钱。财富，几乎成了来深圳寻梦者的唯一目的，或者说成了来深圳实现个人价值、成功的唯一标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工人、商人、教授、学者，来到了深圳似乎都只变成了“商人”。的确，财富成了反映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最佳指标，“按劳分配”在深圳得到了最真实的体现，在这里造就了无数制造财富的神话，一时间“英雄莫问出处”成了深圳淘金者最好的诠释。但同时深圳也成了众矢之的，诸如物欲横流、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词似乎也成了深圳的衍生词。也是从北方而来，此时正在办《深圳青年》的王京生似乎有另一种看法。他的态度是正面的、积极的，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深圳青年的打拼精神。而暮气沉沉的中国，太需要这种打拼的精神了。他在一篇题为《英雄莫问出处》的短文中说道：
如果把深圳的所谓成功人士聚集在一起，真的打探一番，你将发现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人士其出身五花八门。混迹其中的当然有靠着某种特权、深厚背景猎取深圳财富的人士，也有从局长、处长转入某种行业的总经理、董事长，也有靠以往政策的优惠，糊里糊涂成为富翁的。但更多的人是靠在深圳开始踏上自身的成功阶梯的。没有光荣的历史，没有显赫的门第，在原单位或原居住地，他们被看成永远出不了头的椽子，然而在深圳他们成了冉冉升起的新星。面对他们你不得不叹服古人的发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同的是，他们以自身的成就回答了这句话。（王京生《真理是朴素的》）
的确，不要对深圳的逐利现象过于厚责。对于刚刚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人，经过了物资历极其匮乏的人，过腻了一穷二白生活的人，忽然有一天发现有个地方能够让自己通过努力可以生活得更好一些，我为什么不去？经过三十多年的“扬贫抑富”，中国人的欲望被压抑得太久了，这是有违人的本性的。再说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何况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即使在2500多年前所谓“忧道不忧贫”的孔子对财富的看重也多次直言不讳，《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述而》：“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则说得更为直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即使我们一再拿来作为比较蓝本的美国，深圳与当初美国备受指责的情形又何其相似！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布罗克在描述100多年前的美国时写道：
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丧失了以前在欧洲人想象中的地位。到了1900年，诸如不成熟、实利主义以及一味自我吹嘘这些原来保守派批评家们惯用的指责，连欧洲的左派也已接受。尽管人们企图把这一时期说成是“企业时代”，但近代的美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同意上述的批评，普遍的看法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浮夸的时代”，表面上很富裕，本质上一钱不值。即使如此，美国不论是对成百万贫苦的欧洲移民或是对富有的投资者来说，依然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而美国人自己也从内战时期的猜疑和分裂转向自信、社会安定以信在基本信念上出人意料的一致性。（《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11）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古今中外灿烂的文明之邦莫不是经济富庶之地。每一种文明在崛起期间也必定经过社会财富的日积月累；同时，社会财富积累时期人们的普遍逐利心态也是正常的，这也是一种文明崛起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这一点深圳也不例外，所以，深圳在发展初期出现“文化空白”的情况也可以理解，深圳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很明显，深圳人在追求财富的时候，是没有多少功夫来注意“文化”，更不用说搞什么“学术”了。他们心里很清楚，会说：你想搞学术？回北京去吗，别来深圳。如果说深圳有文化的话，更多的是指一种商业文化或是货殖文化，可以说，这是深圳文化在97年前的大体事实。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深圳到目前为止也的确还没有真正的文化大师或文化代言人，除去一些官阶和头衔，深圳可有能在全国叫得响、有影响力的、不带功利色彩的文化作品或学术成果？一提起深圳文化，你会想起谁？余秋雨？王京生？乐正？尹昌龙？但这些人政府色彩太浓，龙应台在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时就说：你一旦做上了政府官员，那你就不是学者了（大意）。那么还有谁？王石？蒋开儒？我相信很多人会不同意，这不是贬低他们，但他们的职业表明他们确乎算不上纯粹的学者。有人会说了，安子？缪永？我的天！
深圳文化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打拼文化”，某种程度上也是草根文化，与北京、上海等内地“贵族文化”、“绅士文化”看来，或许实在不值一提。“打拼文化”算得上是“文化”吗？记得在98年，笔者认识一位毕业于人民大学的朋友，我问他离开校园，刚来到深圳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他说，就好象是一条鱼，有一天突然离开了水的那种感觉。的确，在深圳你感觉不到什么文化底蕴，尤其是你穿梭在现代化的建筑和匆匆行走的车流、人流中时，更加没有“底蕴”。而且，深圳太年轻，需要什么底蕴，人家正干劲冲天呢，那有时间来“少年老成”，给人以一种故作沉思状？这种逐利性极强的“打拼文化”对于长年住在象牙塔里的“经院式”学者来说，实在是不敢恭维。
深圳是做学问的地方吗？至少在97年之前不大如意。窃以为，真的学问，是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一定是专注的，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那种，治学者也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思想。真正的学之大者，一定是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因为人的精力终是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钱钟书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孤傲的钱钟书连上海这种地方都看不上，你无法想象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学者移居深圳会是怎么一回事。有学者指出：
不错，深圳是有高大的书城和众多的书摊，人均购书量在全国也居于榜首。深圳图书馆的使用率也很高，据说人均进馆人次比北京图书馆还多。但这并不等于说深圳颇多读书人。要知道，读书和看书、查书、用书不是一个概念，和买书就更不是一个概念。严格意义上的读书，是超功利的，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所以，“好读书”竟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不必“学以致用”。深圳人的“读收”却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即“充电”、“加油”，以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一旦“读书无用”，恐怕就没有人读书了。没有人读书又怎么样呢？这个原本“文化不多”的城市，只怕就更没有文化了。……城市的文化不仅在街道、在广场、在摩天大楼立交桥，在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更在人心。（易中天《读城记》）
作为深圳人，应该看到，因为深圳到目前为止还未产生一个文化大师，深圳还不具备产生学术大师的文化土壤，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圳的确是文化少漠，或者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市的文化土壤是沙漠化的，还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汗水对这种土壤进行改良。毕竟，深圳发展才20多年，放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来看实在太短了。所以，我们更应该更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正视这点，实在不必被目之以“文化沙漠”而气结，而是多想想现在我能为深圳文化做点什么。
是的，你可以说深圳现在还是文化沙漠，但未不意味着深圳文化永远不可能崛起，相反，一个没有文化历史包袱的深圳反而可能后来者居上，在全国文界占据一席之地。深圳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永远是一成不变的货殖文化，随着时间的积淀，深圳必然会朝向另外一个层次发展。在文化层面上，必然要有更为深远的思索。或许，在人们还在以深圳发达的商业文化为荣的时候，王京生已经在考虑深圳文化的下一步走向了。这个时候提出“深圳学派”概念，确是一种远见卓识。虽然“学派”不是你说有便有，但作为文化部门的政府官员，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殊为不易。
文化竞争力
颇值一提的是，2003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倪鹏飞博士主持发布了一个《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其中在城市文化竞争力方面，深圳名列内地城市第一。该报告虽然颇具争议，但文化竞争力排行这一点笔者倒非常赞同。有人会问了，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赞同深圳是“文化沙漠”，怎么一转眼文化竞争力就超过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内不少知名城市了？先看看倪鹏飞本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解释：
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深圳的文化。结合本报告，从竞争力角度来看，深圳文化特点是创新和重商。从经济学角度看，历史对一个城市有影响，但作用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深圳的文化重商、重实用，这样的文化具有极大创造性。像硅谷，也不是一个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城市，但这里有很好的文化氛围，正是这种创新重商的文化氛围，使硅谷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深圳同样如此。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历史文化在竞争力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历史的因素在文化氛围中并不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圳商报》2004年3月3日）
没错，“文化竞争力”与“文化沙漠”两个词的意义的确大不一样。文化竞争力讲究的是文化继承、再生和创新的能力，与其所谓的底蕴没有必然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深圳文化竞争力之所以高，因为深圳可以说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对于新鲜事物接受或认可的程度受传统文化的束缚要小，再加上特区初期的思想氛围是极为宽松的。同时，深圳还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移民，移民文化即是多元文化，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给深圳文化赋予了庞大的发展空间，文化上拥有强大的竞争力，那是理所当然之事。在200年前，美国的发展也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坎贝尔谈到美国当年移民历史时指出：
美国是个移民之国，美国的基本传统一直是欢迎移民。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不论是为了发展还是为了安全，都需要移民。但移民所以受欢迎，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是前来参加一种试验的。……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得天独厚，使人们有可能着意创建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又会培育出优秀的新人。这样一个国家吸引了那些精力旺盛的和富于冒险精神的人；吸引了那些追求财富的人；但也吸引了那些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11）
与美国发展历史的相似，只是说明了类似的现象，似乎还不能确切地说明为什么新兴文化崛起的原因。王京生在其另一篇宏文《文化是流动的》中的观点似乎很能解释这一点，让人豁然开朗。他指出：
流动性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定律，它体现在纵向的流动和横向的流动两个方面。光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今天中国相当广大的农村的生产方式和晚清时期并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可以在汉唐时期找到他们的影子，这正是因为文化的不流动。而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面，一切都要在过去历史和祖宗的牌座上寻找根据，这就是我们步履沉重和历史上的改革屡屡失败的基本原因，因此，绝不能信赖于所谓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流动是活跃的同义词。……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他种文化相碰撞相流通，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的确，竞争力的核心，不在一个地域的文化底蕴，而在于这个地域对文化的继承并创新能力。要言之，文化竞争力就是文化的张力，或者说其影响力和渗透力。打个比方，深圳之于北京上海，就好象纽约之于伦敦巴黎，虽然英国贵族曾嘲笑美国是“暴发户”，但无可争议的是，美国文化以其强大的吸呐能力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张力，使其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新兴文化的竞争力所在。
但是也要看到，说深圳具有无可匹敌的文化竞争力，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深圳文化目前的实力，竞争力更多的是指深圳目前所拥有的多种文化资源优势，如果没有很好地加以利用和引导，深圳也可能是一座文化上平庸的城市。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构建“深圳学派”，的确是一种前瞻意识，也是一种忧患意识。但“深圳学派”该怎么走？它最终会不会融入到岭南文化中去？这又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三、岭南学派·文化飞地
深圳文化的发展前景不容小觑，人们既已形成共识。然而作为地处岭南的新兴城市，其文化发展走向自然也是深圳文化政府部门应该关心的问题。
岭南学派
与“深圳学派”对应的一个词还有“岭南学派”，这两者有什么关系？是一脉相承还是花开两朵？作为广东的一个城市，我们不能对“岭南学派”有所忽视。
岭南是“五岭之南”的简称（“五岭”，指位于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界上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瘐五岭的总称），因重重山脉的阻隔，岭南向来被称为蛮荒之地，其文化与中原文化也存在较大差异。但自从海通三百多年来，作为岭南重镇之广州，得风气之先，商贸业急速发展，到19世纪末，广州已经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故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富商大贾，各以其土地所宜相贸，得利不资”。（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卷一）虽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广州曾是南蛮之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迅猛发展给人予“暴发户”形象而倍受嘲笑。但人家好歹还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国家授予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张九龄、惠能六祖、屈大钧、陈白沙、湛若水、陈澧、李文田、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梁鼎芬、黄节、商承祚、容庚等岭南学术也曾大放异彩。
说到岭南文化，广州市社科联主席、研究员李权时对岭南文化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岭南文化是一个科学范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他对岭南文化的理解是肯定而且自信的。
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在近、现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岭南文化是个科学范畴，岭南文化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它同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一样，当属地域文化。它同我国的其他地域文化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体系。
在说到岭南学术时，他又指出：
对岭南文化持否定态度的同志，其一条重要依据，就是认为岭南没有什么学术名著、没有学术大师。认为岭南没有像孔子、屈原这样的大师，也没有像《论语》、《离骚》这样的名著。事实上，岭南学术自汉代以后门类广博，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其中主要有：杨孚、曾钊的《异物志》、葛洪炼丹术、陈元等人对儒家经典的注疏，王范的《交广春秋》、余靖的《海潮图序》、宋元的《广东会要》、《南海志》、《南雄州志》、《雷州志》、《潮州图经》、《广州图经》等史志，陈白沙的明儒心学，海瑞的政治思想，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范端昂的《粤中见闻》以及佛教的惠能禅学、道教、儒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著述，这些学术成就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科学、技术、哲学、经济、政治、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领域。近代以来，岭南学术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之活跃，在全国首屈一指，谢清高的《海录》、梁廷相的《粤海关志》、林则徐等人对近代西方世界的探索，招子庸的《粤讴》，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铨》、洪秀全、洪仁轩的政治社会思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建国方略，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资产阶级的新史学，等等。“五四”运动以后，岭南地区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涌现出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名家。毛泽东表彰的近代四大思想家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其中三大思想家就出现在岭南。认为岭南没有大师，没有名著而否定岭南文化的存在，是说不过去的。（李权时《岭南文化：富有活力的地域文化》广州日报，2003年9月29日）
2003年，广东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战略，作为华南门户的广州市自然雄心勃勃，欲独擎“岭南学派”之大旗，地处广州市内的学术重镇中山大学似堪此重任。中大校长黄达人在一次师生大会演说中非常自信地指出：“广东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与京、沪两地是可以分庭抗礼的，相比而言，在文化学术上却似乎没有了这种分庭抗礼的资本。学界有京派、海派之说，作为中国南方一所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使中山大学的学术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在学术风气和治学风格一打造一个在国内学术界独树一帜的岭南学派。”
既然广州在着力打造“岭南学派”，深圳意在构建的“深圳学派”又是怎样的？两者相融为一还是各具特色？深圳人似乎有自己的主张。
文化飞地
虽然，深圳地处广州和香港之间，照理应该与岭南文化一脉相承才是，但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其在文化上也更加体现出一种既不同于内地，又有别于本土文化的“移民文化”。是独立发展还是进行文化融合，不少人对此有争议。
有人认为深圳文化是北方文化的一块“飞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在深圳文化界颇具知名度的企业家王石就对此有过这样的描述：
“深圳很像美国的两个城市，一个是拉斯维加斯，一个是奥兰多，前者是赌城，在中部沙漠上建起来的，也没有历史，在美国说起来也是文化沙漠，后者是迪斯尼乐园的所在城市，情况和拉斯维加斯差不多”。王石接着说，“深圳也是这样，虽然历史很短，但也有自己的独特文化。我的认识是，深圳是一块北方飞地，飞地文化就是移民城市的独特文化，而深圳由于政治经济的纽带都直接与北京连接的特性，具备了强烈的北方文化特点。……深圳这个城市的价值就在于，正因为年轻，才有产生新文化活力的可能。” （王德源《万科王石：餐桌纵论深圳文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深圳文化是移民文化与广东文化的融合体，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深圳处于广东文化的包围圈内，广东化是必然趋势。深圳毗邻香港、东莞（广州）、惠州，与周边城市商贸、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深圳周边城市（包括深圳本土）以粤语文化、客家文化为代表，其根深缔固的文化基础，很长时间内是不可能被磨灭的。尤其是香港，对深圳影响特别大，20多年来，香港不但往深圳灌输了大量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引入了大量资金，还从文化宣传上（比如香港电视台）对深圳乃至整个珠三角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试想，一大批整天看着香港粤语电视台、看着广东电视珠江台、崇拜着香港明星的小朋友，还会认同自己是北方人吗？相信他们会很大声地说：我是广东深圳人，我在深圳出生和长大。不过，我的祖辈来自北方。（深圳商报：《“深圳：‘北方文化的飞地’？”讨论热烈》2003年12月26日）
笔者个人认为，说深圳是“飞地”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但未必是一个准确的说法。说其形象，因为它可以使人大脑中能迅速对深圳有一种直观印象；说其未必准确，因为它比“移民文化”的内涵要窄得多，尤其是“北方文化的飞地”使得这个“飞地”意义更加狭隘。首先，“北方”这个词是怎么定义的？按照国内普遍的看法，“北方”应该是指秦岭和淮河以北，但在深圳市的人口构成中两广、两湖、云贵川、江西、福建人却占了极大的比例，他们也是南方人，他们的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滇桂文化、闽南文化等）更不能说是“北方文化”。或言“北方”文化或许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多的是指官方上受北京的影响更多，但这样说未免显得牵强，因为深圳毕竟是由活生生的个体组成。个人倒觉得与“岭南文化”相对应更为恰切的词是“中原文化”。其次，深圳文化仅仅是“飞地”吗？难道没有丝毫本土文化（或是岭南文化）的成份？两者之间难道没有丝毫融合吗？俗话说“入乡随俗”，实际上，来深圳多年的移民或多或少已经受到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的影响，如重商、务实的处事态度以及饮食习惯（如广东的饭前喝汤）等等。
所以，在构建“深圳学派”时，我们一方面要明确重视深圳的移民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要设法将这种流动的移民文化固化或本土化，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在全国独树一帜的“深圳学派”的文化根基。用什么东西可以将这种流动的移民文化固化或本土化呢？这就需要政府设法为广大文人提供聚集之所，这种聚集之所，我们暂且称之为学术机构。
四、学术机构·高等院校
大凡一个地区要做到学人聚合，似乎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学术场所，二是学术氛围。前者是硬件，没有学术机构便没有文人治学的栖身之地；后者属软件，但非常重要，如果深圳永远停留在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层面，想营造浓郁的学术氛围是不可能的。
先说说深圳市目前的学术场所。
学术文化的崛起离不开哲学社科研究机构，但仔细算一下，深圳目前算得上学术机构的有哪些？深圳大学、深圳市委党校、市社科院、综合开发研究院、市文联。除深圳大学外，包括深圳市的政策研究室和体改办，清一色皆出政府一脉，不是说政府的学术机构就不能出学术成果，但这种学术成果必然是政府所御用的，如综合开发研究院、社科院、政研室、体改办等单位，其成立的目的就在于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充当“智囊”角色，而深圳市的行政级别决定了他们的研究大多只是在深圳范围内适用，不具有放之全国皆准的权威性。在文人聚集地方面，深圳大学的确显得太孤单。深圳的这种学术机构情况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相去甚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能产生学术大师吗？深圳人明显显得底气不足。
深圳之所以被视为“文化沙漠”，最缺的就是高校。说到高校，不说欧美等发达城市，即如国内，北京、上海自不待言，南京、西安、武汉、天津、广州、杭州等都拥有相当数量的高校，其中北京仅海淀一区就拥有堪比广东全省高校的数量，深圳与之相比实在不能等量齐观，深圳在这方面真可谓是望大学而兴叹。
说到大学，中国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实际上始于洋务运动之后，普遍认为以1898年京师大学堂为始，这与西欧相去甚远（当然，欧洲的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教育也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号称建校800年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也是在教权的严密控制之下，直到1871年颁布的《考试法》废除了全部宗教考试，只有要想获得神学学位者除外）。胡适于1936年9月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会，发现与贺者按历史先后排序，北京大学排419号，南开大学454号，后面仅还有10号。胡回国后深感国内大学教育之落后，宣称“欧洲今日之进化，实发源于其大学之独立，如文艺复兴、宗教革命、近代科学之发明、领袖人才之辈出，无一非大学所造就。”（耿云志《胡适年谱》）
关于哈佛大学，值得一提的是，1620年，首批美洲移民——102名英国清教徒乘着五月花号船，经数月的漂泊到达美洲。虽然这些人一直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但在美洲土地生活了16年后，一些受过剑桥教育的清教徒决定成立一所大学：剑桥学院。1639年为纪念学院的主要捐赠者之一哈佛而更名为哈佛学院。哈佛大学跟美国的崛起一样，最终发展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先有哈佛、后有美国”是每一个哈佛人最引以为豪的一句话。这不得不让人佩服那些当年还是颠簸流离的传教士，佩服他们在“仓廪未实、衣食未足”的情况下还有那种忧患意识和远见卓识。
深圳似乎经历着相似的东西，早期深圳的移民在特区成立数年之后，也即是1984年，办起了深圳大学，但深圳大学20年来的风雨历程似乎差强人意，并未象深圳经济特区的经济一样高速发展。或许是受环境的影响，也或许深圳大学太年轻了，一直以来，深圳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一流的校园、二流的师资、三流的学生”，在学术整体研究能力上似难与国内重点院校比肩。相信念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崎的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深圳大学校园美伦美奂，独独缺乏在某一领域能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此不仅为深大之憾，亦深圳之憾也。有论者在谈到深圳大学的发展前景时指出：“深圳大学应该是深圳的文化象征，是深圳的‘人才库’和‘智囊团’。有一座高水平高品味高质量的深圳大学，深圳文化才会有底气、有分量。……因此，深圳大学不应该画地为牢，把自己局限在深圳这个圈子里，正如深圳的文化视野不必局限于广东或岭南一样。深圳是属于全中国的，深圳大学也应该是属于全中国的”。（易中天《读城记》）当然，如果深圳大学如能砥励学风，假以时日，还是极有可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的。
面对目前这种现状，作为官方的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王京生在《从》一文中谈到“深圳学派”可能形成的因素时，就提到两者：政府投入的心情，文人的庇护之所。这句话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一是政府在学术机构上的投入，一是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王京生和余秋雨在谈到文化时又提出各自的观点，王认为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包括纵向和横向的流动；余则认为城市文化需要居民群体意识的培养。如果有一种东西兼能做上述两项工作，是什么呢？当然是高校！如有学术上有所建树的大师落户深圳，高校为最佳栖息之所；另外，高校整齐的学术群体、集中的学术师资，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生生不息的年轻学生，这些人对一个城市群体意识、对文化流动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方式都不能代替的。
大学，深圳需要更多的大学。
深圳市的政府部门似乎很早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但引进或新建一所大学也不是朝夕之间的事，而他们又想在短期内起效。于是便有了“大学园”的开发和建设，引进国内一些知名院校来深办学，即所谓的“虚拟大学园”。笔者个人对“大学园”的建设是持保留看法的，投入大、收效小，高昂的学费使“大学园”成为名牌院校在深圳圈钱最好的工具，而开设的研究生院也似乎成为在深部分需要人士进修的“夜校”，其招生规模也不具有全国效应。
如果说深圳市的政府部门能在形成“深圳学派”上做点什么，那就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在规划上留足发展高等教育的预存空间，致力于在不远的未来能拥有数量更多、更高层次的高等学校。个人以为目前深港河套地区与东部大鹏半岛是发展高等教育的理想场所，应予限制开发，留有足够的大学发展用地。
有了质量较高的学术机构，文人最关心的还要看当地的学术氛围，因为文人最渴求的不是身体的栖身之所，而是心灵的家园。一所气氛宽松的高校，正是文化人最佳的庇护场所。早在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就明确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从而开一代学术之盛，当时至为超前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北大校园里走出来的。学术无禁区，尤其是在大学，应该是没有不能进行学术探讨的，必须容许各种观点的碰撞，“争鸣”是学术最好的诤友。“五四”以来中国学术空前的繁荣，就是因为当时高校的宽松的学术氛围。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同任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四大导师”之一的史学大师的陈寅恪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兹录于此，可资深圳文化界人士一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
五、结语
掐指算来，1997年似乎可以作为深圳的文化的一个大概界限。97年香港的回归，深圳好象也达到了经济上的鼎盛时期。此前的深圳还处于一种移民（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他们也许只能算是深圳的“过民”）时代，以“打拼文化”为代表的草根文化是深圳文化的代表。1997年“深圳学派”概念提出及此后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论战，深圳文化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这些论战者以及“深圳学派”概念无可争议地使深圳的文化在实质上进了一层。在将来撰写的深圳文化史上，1997年确实可以看作是深圳文化的一个转折点。
文化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20多年过去了，首批闯荡深圳的创业者这时或许已经功成名就，对财富的追逐已非第一要务，随着年岁的积累，也该到了这一代人回顾和品味人生的时候了。
七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读《从》文，虽然文中可能有不少地方还值得商榷，但举其大要，个中观点在今天仍然经得起推敲，文章所引发的争鸣，足可使其成为深圳学术文化史上的开篇之作。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必须考虑深圳文化的未来，尽管他们所做的决定未必是最好的，但他们必须做出这样的举措。深圳官方目前正在致力于搭建“深圳学派”的平台，如能成功，这在深圳文化史上必能留下重彩的一笔，我们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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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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