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主持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指出，城市文化竞争力方面，深圳名列内地城市第一，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深圳的文化是“重商”文化。

　　深圳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际遇中、在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工商文明的交汇处诞生的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商业城市。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百万民工如潮水般涌入深圳，上演现代版“出埃及记”，本来毫无商业经验、与现代工商业几乎注定无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深圳找到了自己的商业“圣地”。他们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流水线上，在写字楼里，在建筑工地，在临街商铺……接受现代商业文明的洗礼。随后，文人经商，官员“下海”，科技人员怀揣一纸研究成果，前来深圳淘金、创业。直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创业欲望最强、商业气氛最浓的现代商业都市。深圳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大陆中国人，深圳人就是中国传统商人、近代商人在大陆几近绝迹之后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商人。商业文明因子是深圳文化中最有生命活力的因子，重商而不重农、不重官，正是深圳这个城市不同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深圳这个城市总能柳暗花明、出奇制胜、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根本原因。

　　有人疑惑：给人以“文化沙漠”印象的深圳，怎么会比北京、上海等文化大都更有文化竞争力？殊不知，就文化竞争力而言，文化的态度，即文化的价值取向比文化自身的积淀更重要！一度在欧洲流行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财富是一种罪恶，近似中国所说的“为富不仁”。富与恶联系在一起，经济如何发展？如何有竞争力？但自宗教改革之后，另一些观点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富裕是上帝对人的恩赐，贫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些观点促使人们争取财富，最终导致欧洲发生了很大变化。宗教改革没有增加基督教的内涵，只是改变了基督教的态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官本位，主流文化尤其如此。由于知识分子皓首穷经都是为了当官，社会智力资源没有用来研究现实问题，而是用以取悦君主、勾心斗角，被大大浪费了。回顾数千年来，中国官学之发达，令人瞠目结舌，而民生百工之学却几乎无人讲求。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的狄德罗”的宋应星五次进京会试不第，才认识到：“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农政全书》的作者徐光启因为受了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的影响，才有了研究天文历法的兴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近代以前是闻所未闻，如果不是因为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入侵，中国文化的殿堂里根本不可能有蔡伦、毕瞾等人的一席之地。这种尊官抑商的文化越是发达，其影响下的技术、商业就越是窒息。

　　深圳的文化虽然还不厚重，但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重商倾向。如当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寥寥数语，就使车载斗量的空洞说教不堪一击。深圳鲜活的打工文学，使得那些用文学图解教条的文豪们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师从张五常的深圳青年经济学者薛兆丰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向人们解释经济学道理，并因此被称为“经济学保姆”，比起那些成天故弄玄虚写些连自己都看不懂的所谓学术论文以求评个更高职称的所谓讲师、教授来，谁更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如果谈狭义文化积淀，深圳与温州这类城市当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论重点大学数量比不上北京、上海，论知名作家人数比不上西安、武汉。但文化是鲜活的，文化不是大学、音乐厅、博物馆、教授、艺术家、文艺作品的简单堆积，文化是有生命、有性格、有禀赋的，基因不同，文化的表现力、生命力便有所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不取决于精英文化人物的众寡，也不取决于所谓文化精品的众寡，而取决于社会心态、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深圳这个在20多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小镇，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拥有重商文化的基因。《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关注到了文化的一个通常被人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市民人文精神的状态和追求。这种藏在市民思想、观念、素质乃至潜意识中的东西，才是文化的本质，才是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因素。

　　当然，深圳的重商文化确实还不厚重，还处在原生状态，因此，笔者提出了“深商”概念，希望以“深商”这个概念为红线，分析、归纳、提炼深圳行业、企业、企业家的共同特点。这是深商们自我总结修炼、相互提高的需要，也是缔结共同理念、增强城市凝聚力的需要，还是深圳企业、企业家抱团结伙、打造统一品牌、对外进行整体形象宣传的需要。更重要的，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对深商事业与追求的社会关注。如果深圳有越来越多的知识菁英、人文大师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深圳的“重商文化”就不会仅仅局限于一种“态度”，而将是对中华文明一份新簇簇、沉甸甸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