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青年YOU杂志拟推老亨沙龙，遴选每月话题，邀约相关意见领袖发表评论，整合后发表。下面是7月号杂志的内容：汶川地震及其他

意见领袖：呙中校 贺承军 王绍培 杨琴

话题主持：老亨

地震是唯一新闻

就是5月12号，就在汶川地震的同一天，深圳媒体曾经报出一条爆炸性新闻：《路边摄像头疑被恶意操控 女子洗澡被直播》。说是前段时间，深圳罗湖雅园立交桥旁一个摄像头每天午夜零点后，就像幽灵一般转向旁边住宅楼，对住户进行扫描，拍摄浴室内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居民隐私。视频显示，摄像头扫描到有灯光的窗户，镜头就会停留、拉近，如果房中有女人则长时间放大镜头。路面摄像头俗称“电子眼”，这是深圳有关部门用来监控道路状况的摄像头，全市据说有20万个，实时视频信息“直播”，在深圳公开的政府部门信息网上清晰可见，普通网民点击即可随意观看。

4月28日凌晨3点半左右，深圳罗湖居民的男欢女爱被人发现在网上现场直播，“视频镜头里出现一个窗户，亮灯，没有窗帘，正对窗户的床上有两个东西在动。镜头很快拉近，两个人赤裸，在做爱……3点29分，男人从女人身上下来，闪到一边，女人也起身下床站起。长发、双乳、阴部……女人正面出境，身体的各个部位一览无余。男人开始穿衣，牛仔裤，花衬衣；女人则换上睡裙，两人坐在床沿。”视频镜头停留在此十多分钟。

这是一起比香港“艳照门”更值得媒体和社会公众关注的事件，深、港时事评论员呙中校称之为史上最震撼的“艳照门”。汶川8级强地震发生以后，人们被惨烈的地震灾害所震撼，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地震新闻吸引了所有人的视线。人的生命危在旦夕，隐私保护问题当然应该退居次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强大压力面前反而愈见团结、愈有韧性的民族。汶川地震后中国上下一致，海内外同心，即是一例证。

是的，5月12日起，我们都是四川人。总理在余震中奔波慰问，官兵们冒雨徒步赶往灾区，人们在废墟中不断发现幸存者，同时也发现人类的坚韧与人性的光辉——老师舍身保护学生，父母保护幼儿，还有母亲临终爱的留言……，大地震撕裂山川大地，却没有撕裂人心，相反，灾难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们的恻隐之心、怜悯之心、博爱之心。

怜悯、恻隐，这些年几乎被人们淡忘；博爱，也往往被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连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曲，也一度被禁止演唱。去年媒体报道深圳一家大型企业热心慈善、关心员工，有“怜悯之心”，不料企业高层震怒，因为在他们看来，“怜悯”是个贬义词。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怜悯之心，人皆有之。这次大地震激发了人性中的光辉，我们发现了善良，也发现了民族的潜能和希望。

“现在仅仅是政府、国民在抗击灾难、拯救灾民吗？不！灾难和灾民也在拯救政府和国民。”果如章诒和先生所言，那就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现在给王石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5·12”地震发生在四川，但是因此而饱受争议的人物却是深圳万科地产的董事长王石。他关于万科为四川地震“捐款200万是合适的”、公司组织员工捐款应该以10元为上限的言论遭到了网民炮轰。很少人去留意，王石几乎是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作出的表态，那时关于汶川地震的信息还很缺乏；也很少有人去分析，王石限制公司组织员工进行10元以上的捐款，但是并无限制员工自己通过各种渠道去作私人捐款；更少人留意到，王石是在自己的私人博客里发表意见，而他的私人博客已经比一些公众媒体的传播力更强大。

人们对王石的评论如潮水般涌来，但现在给王石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甚至不愿意现在讨论王石，就象我现在不愿意随便发表对地震的分析一样。这并不表明我对地震、对王石漠不关心。我一直在贪婪地搜集着关于地震、关于王石的好资讯、好观点。互联网是海量信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真正值得收藏的资讯和观点往往就象金子一样，总是混在沙子中间的，需要耐心去淘、去提炼。我以为短时间的海量信息非常容易产生信息变形，不容易达成对事物客观全面的认知，所以需要时间来发酵。但是，在5月26日，我还是被性急的建筑评论家、也是社会评论家的贺承军博士拉去搜房网做了一场评论秀。

贺博士自认是比较理性的人，他认为不必对王石和万科实行恶意推定。汶川地震，震出多少哀痛，多少悲伤，多少后悔，这是人类面临无法抗拒的灾难时，痛彻心肺的无助，每一个死去的生命，都联系着幸存者的精神血脉，而那些死者的亲人们，不知该如何抚平这撕心裂肺的情状。 悲情在积累，汇成一座座心理上的堰塞湖，哪怕一点点山体的裂变，都可能成为悲情堰塞湖的泄水口。王石，就不幸成了这么一个悲情池水口。因为他太敏感，首先走到悲情堰塞湖的堤坝上，而因为他到得太匆忙，以至于没有带上可以加固堤坝的沉重荷载，他甚至还出于习惯带上了登山镐，登山镐落在堤坝上，就不经意间挖出了一道泄水渠，王石被悲情之洪流裹挟而下，一个登山英雄，就这样被自己滑落的登山镐挖成的泄洪渠中汹涌洪流所淹灭。对于久惯登山的王石，这洪水是一场空前的考验。王石和万科的炼狱之旅，会成为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精神锤炼过程中重要的片断，若干年后，当人们冷静地回顾这一幕时，一定会不胜唏嘘。

真实情况肯定没有贺博士说的这样简洁明了。这些争议发生后，万科是否依然是中国优秀的企业，王石是否还是优秀的企业家，我想这需要时间证明。也许我们需要提防一个现象的发生，那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毕竟象万科这么好的企业在中国不多，万科的商业伦理迄今为止还是典范。有过错可以批可以骂，但是如果一棍子打死，那就显得过了。好人犯错不包庇，但是也要有个度，否则做好事的人，脊梁骨就要发冷了。宽容应该成为我们国民的品格，对穷人、对富人，都一样，如果要严格，首先是对自己。只有这样，这里的人们才是可爱的，这片土地才值得眷念。

有人说，王石震后几天就消瘦了5斤体重，但是我看他的博客还是照常更新。这个顽固的家伙，比我们想象的有韧性得多。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董事长先不说，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好博主，如果新浪不知道感谢他，那改天我撬他来我的网站开博客。

什么时候才是思考的时候？

老资格的深圳媒体意见领袖王绍培先生是一开始就对汶川地震作深入思考的人。他在震后第二天就写了一篇文章《花朵凋零最哀伤》，他说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是，孩子的生命更宝贵，如果可以的话，大人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换孩子的生命，因为他们是希望，是未来，而且他们什么都还没有来得经历就结束了。为什么学校会垮塌得这么多呢？这是我们要追问的问题。

接着他写了第二篇：《有何胜利可言，除非彻底反省》，他在网上看见资料说，对这次地震，其实是有说法的，虽然不是精确的预报，是模糊预报，模糊预报能不能成为我们防范灾难的依据？为什么这些信息没有被有关方面收集、整合、利用呢？如果不反省我们的所有这些机制，恐怕很难有什么最后的胜利。

第三篇文章《中国的道德土壤》则是因为被中国的民间所感动。绍培先生认为中国的道德土壤在民间。很多老百姓，他们舍生忘死，他们能够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他们还保有人的良知良能，没有被污染。文章表扬了人民的好总理，我们的温总理，他第一间去到了灾难现场，他是知道民间的，跟民间相通的，他是中国民间道德产生出来的好总理。

绍培先生是一开始就从反思的角度关注汶川地震的。据说起因是在年初雪灾的时候，凤凰卫视一个评论员老说现在不是反思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救灾。现在地震的时候，他也老说首先是救人。这当然也是对的。可是，雪灾之后，谁在反思呢？不知道。地震之后，是不是一定能够会有人反思呢？也不能肯定。而且，关键是，并非每一个人都到现场去救人了，很多人都不在现场，很多人，按照社会分工，他们的工作就是思考，为这个国家、为我们很多人思考。于是绍培先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他的思考绝不限于成文的这几篇文字。不过，除了向读者朋友推荐他的几篇文字，我一时还真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呈现他的思想（详细文章见本期话题的延伸阅读）。

 

叶志平为何令我泪流满面？

6月2日晚，百仕达地产邀请四川交响乐团来深圳义演赈灾，许多深圳人都去捧场。在深圳音乐厅，我的邻座是岗厦小学的杨琴校长。开演前大家聊天，话题当然还是离不开四川地震。只是一分钟不到，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说到了灾区桑枣中学的校长叶志平。叶校长面对危楼，化缘10年，象蚂蚁啃骨头，坚持不懈地做维修，坚持不懈地做疏散演练。地震发生后，学校师生训练有素、有条不紊地撤出教学楼，其情其景，令我想起电影中的“铁达尼号”。1分多钟的有序撤退，2000多师生的毫发无伤，这不是国人惯常的表现，这是近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期待的大国民景象！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受到猛烈冲击，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我想叶校长平时未必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他固执地四处要钱修楼，他板着脸要求学校师生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疏散，他太不玲珑了，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埋怨过他，甚至十分讨厌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带领桑枣中学抗住了8级强震。大灾如大考，考出丑陋，也考出伟大。丑陋与伟大，都会影响很多人。

岗厦小学的杨校长把四川地震中有关学校和老师的报道详细收集，她也收藏了去年《深圳青年》菁英版关于深圳中学的封面报道：“3000未成年人的公民实验”。我告诉她，前不久，我特意收集了全套的深圳小学语文课本，我想看看这些影响人们一生的文化基因中还有多少应景无用的东西，还有多少改进改良的余地。她非常认同关于国家培训、公民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提议。她补充说，桑枣中学在地震发生后，是学生主动喊出按照平时的演习撤离的话。孩子们才最容易形成好的习惯、好的教养。

 

延伸阅读——

花朵凋零最哀伤

王绍培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的新闻报道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多间校舍的倒塌，数以千计的学生被埋在瓦砾废墟之下。在电视上看见死亡学生的尸体被堆放在汽车上，不禁泪湿眼眶。我还注意到温家宝总理拿着一双学生的鞋子，神情极为悲痛。美国总统布什在他的慰问电里，也特别强调为那些死难的学生和孩子感到难过。

花朵凋零最哀伤。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就这样凋零，是人间最令人悲恸的事件。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想说，孩子的生命更加宝贵，如果成人的生命可以跟孩子交换，我相信绝大多数成人都会勇敢地牺牲自己。孩子是未来是希望，而他们又是那么弱小，理应受到最大最多的保护。

在这个时候问为什么学校的建筑那么不堪一击、率先垮塌，可能不合时宜。但这是很多人都注意到了的事实。在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学校建筑的情况下，要求所有学校都是最好的建筑、最能够抗震和抗自然灾害的建筑，也显得过于天真——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在很多国家，最美丽的建筑、最坚固的建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有人会说，发达国家有钱，当然可以做到。问题是有些比我们中国落后很多的国家，学校也漂亮得令人惊讶。其实理解这一点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很多穷人家也是把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美德。如果有一个人家，大人吃香的喝辣的，孩子却无钱读书，甚至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那这家大人一定会被千夫所指。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国内有些偏远地区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这表明合理的终归会成为现实的。但我们希望这样的合理转化为现实的速度快一些、再快一些。尽可能在中国所有有学校的地方都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地方，最美丽的建筑是政府办公大楼或者暴发户的大楼，政府办公大楼成为标志性的建筑，那么这个地方的主政者文化素养不可能太高，这个地方的文化不可能太有品位，这个地区的主政者的眼界基本没有跟国际接轨。

在这些心绪难平的日子里，我为灾区的难民祈祷。天佑吾民，但更要紧的是所有人尤其是那些管理人间事务的人都能够良心发现，把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做好。但愿灾区重建时，最先恢复的建筑是学校，将来最坚固的建筑是学校，值得人们引以为豪的建筑是学校，在这个祖国的花朵最为集中的地方，我们理应要像建筑圣殿一样，塑造我们对未来和永恒的想象。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中国人的道德土壤

王绍培

中国人的道德资源不在书本上，不在某些人的自吹自擂里，而在离土壤最近的地方生活、几乎像土壤一样沉默的民间。这次汶川地震，你不难发现这一点。

比如一位士兵，他的年轻的妻子和不满周岁的女儿也埋在废墟下，他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他的妻女在死亡线上挣扎。但他却在抢救他并不认识的人。因为这是他的职守。最后他能做的只是去安葬她们，树一块小小墓碑。

比如一位年轻美丽的女老师，地震的时候，她一次又一次冲进教室，去把那些孩子救出来，最后，房屋倒塌，她的生命也就此结束。她的这种勇敢，也许连她自己也想像不到吧。
又比如一位工人，被埋在瓦砾下面100多个小时，他用圆珠笔在左手腕上写下留给女儿的遗言是：我欠王老大3000元。记得过去矿井工人遇难，留在自己头盔上的遗言也是自己欠了别人多少钱。

还有一位孩子，被士兵们从瓦砾当中救出来时，已经被困了几十个小时了，那不是一个很大的孩子，但躺在担架上的他居然没有忘记行礼。

那位士兵诠释了什么叫“天职”，不是只有信奉新教的人才懂得天职的。那位女教师诠释了什么叫“舍生忘死”，那个时候并没有电视镜头对着她，那多半是一种母性的本能。那位工人诠释了什么叫“诚信”，清清白白，不欠账，死了也不含混过去。那位孩子诠释了什么叫“感恩”。

这些平凡卑微的人天生就是英雄，就是天使，只不过如果没有危难发生，也就显示不出来。千万不要说他们这样做是多年受了什么教育的结果，没有什么人有资格在道德上去教育他们，他们天生就是来教育别人的。他们证明了孟子的观察是对的，孟子说，仁义礼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铄。王阳明也是对的，王阳明认为人天生有良知良能，把它发挥出来就是了。
在离泥土较近的地方，这些人不知道权势的滋味，也没有受到名利的诱惑，更没有被形形色色的谎言污染，所以还能够保持纯朴的本色，良知良能还能保全。关键时刻看他们一动作，人间的种种丑陋就立刻现形了。

当然，不用说，事无绝对。比如温家宝总理，他确实是人民的好总理。当他捡起地下的书包和鞋子，告诉旁边的人，要为孩子的父母保留一点点遗物时，他就像一位慈悲的、细心的中学校长。而他是真正知道权力的滋味的人。要是中国的官员都能够像他，多些书卷气息，少些官僚味道，多些悲天悯人，少些霸道自私，那就好了。中国的民间到底广大，中国的道德土壤到底深厚，所以也能够孕育出一位这么好的总理。
2008年5月21日星期三

 

为什么中国少有灾难电影

王绍培

这次汶川地震，级别跟1976年唐山大地震基本相同，但因为发送在10公里深处，较之唐山地震浅1000米，加上又属于地震专家称之为的“薄皮逆冲”，所以格外强烈，震动半个亚洲，引发严重灾情。

国内娱乐界人士募捐赈灾的行动非常积极迅速，这也是一种公民意识的体现，身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灾难当头，自应挺身而出，拿出主人翁的魄力和行动来。

当然，包括娱乐人士在内的艺术家，与此同时还应该想到的是，应该用艺术的方式纪录这次地震大劫难，思考中国人的生存环境。作家海岩就回忆到他32年前参加唐山地震救援，为日后写作《死于青春》积累了素材和情绪。音乐人郭峰这次就在最短时间之内创作出概念音乐《地震来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们读到过一些文学作品，也看到过一些影视作品。但对于那次极为惨烈的灾难，表现得非常不够。总体来说，中国的艺术家对自然灾害的认识、人类面对灾难时的表现、突发的灾难对人类的严重冲击，认识不够，思考不多，远远不及国外的同行。

试想，一次冰海沉船，他们就一拍再拍，生怕人类在这类事情上过于健忘。他们甚至虚构一些可能发生、但又没有发生的灾难，全景式的表现人类当其时也，可能会将如何。

我们的邻居日本，也许因为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孤岛上，地震频仍，所以忧患意识格外强烈。他们拍摄出《日本沉没》这样的电影，不因为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就放弃这个题材。

我们的文化传统似乎更愿意记住愉快的事情，更喜欢看光明的前景，忧患意识、悲剧意识、苦难意识是大大淡化了。就像昆德拉揭示过的，在那些留下我们不愉快记忆的地方，我们总是会快速通过，不再提起。我们多多少少用一种自我麻痹的方式，让自己过得相对轻松。但灾难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发生。

据说，在这次地震当中，就有人因为惊慌失措而导致伤亡。如果我们有一部电影，反映地震灾难的电影，间接地传播一下应付地震的知识，这些人也不至于伤亡吧。但愿这次汶川地震之后，我们会有一些有良知的艺术家，拍摄一些灾难片，写一些灾难作品，一味娱乐的调子、一味挣钱的路数应该改变一下了。
2008年5月13日星期二

 

 

桑枣中学为何能抗8级强震？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

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16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本文系新华社记者朱玉、万一、刘红灿采写的报道，原题为《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