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1日下午，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三次研讨会召开第三次会议，24位学者、教育与媒体工作者与会。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东平主讲，提供的论文是《中国教育的文化更新和体制改革》。会议由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徐景安主持。

    徐景安：

    今天下午来了许多民办学校校长，分为两个专题，一是讨论教育改革路径选择和怎么起步。二是讨论民办学校问题。

    前30年的改革某种意义上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是邓小平推动的、党中央推动的。然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当然也有很多困难和阻力。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国政府掌握的财力占GDP的比重高于美国，但是舍不得投教育，这就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放权，还权于学校、还权于社会。这都意味着什么？后30年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都是要政府做不愿做的，不做愿意做的，他们怎么有改革的动力？所以，中国的教育改革及其他领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民间来推动。似乎我们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要发出一种声音，通过媒体发出声音。我们不要忽视自己的力量，也不要轻视自己的作用。

    下面请东平教授谈一谈下一步改革的思路。   

    杨东平：

    学校的行政化和官场化绝对是不好的，这个可以确认。

    当前的大学，运行三种不同机制。一个是学术的、教育的，另外是官场的，还有商场的。学校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上海的一个老教育家说得好，他说学校要像学校，而不是像宾馆；校长们要像校长，而不是像老板。《南方周末》做过一个调查，你认为现在的大学校长更像什么？认为像学者的少，认为像官员的比较多，这就是教育的异化。

    教育的行政化是一个突出的弊病，我们的现实是“教育局办学”，而非“教育家办学”，有人说是教育部办大学，教育局办中小学。校长只管开会，学习文件精神、贯彻领导意图。这与真正的教育就非常远了。这涉及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教育行政改革。教育行政改革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构建一种新型的教育治理结构，以及新型的政校关系。学校不是政府的行政下属，是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独立的法人机构。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教育法》里面都有，只不过还没有成为现实。

    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首先是政府依法执教、依法办学。政府对学校的管理主要是政策、方针的制定，保障供给、提供转移支付、进行检查评价、贯彻教育方针、教育法等等，而不是对学校直接的、微观的管理。真正的教育，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是在自主办学的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办好学校，创造经验。温总理也很强调“教育家办学”，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主要就是因为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

   教育部的行政职能如何转变、如何确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周总理就批评过教育部成了高教部，教育部和高教部分分合合好几次。八十年代，成立了国家教育委员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真正解决。1985年，在整党时胡耀邦总书记对教育部有一个很强烈的批评，他批示说：教育部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几所直属院校的教育部。这个问题在今天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更为严重。九十年代末，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前，教育部直属院校36所。机构改革之后，大多数的部委院校下放给地方了，还有一部分高校转移给教育部，教育部的直属院校达到了71所，比原来增加了1倍。教育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部属高校。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在教育部是比较边缘的，至于像社区教育、家庭教育、终身教育，几乎不在教育部的视野里。

   教育部的职能转换有很多方面，除了下放学校、恢复学校的自主性；还要构建服务型政府，真正把行政职能从管制转为服务，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关键之一是减少行政审批。现在我们大事小事“跑部（步）前进”，而且现在国家比较有钱了，教育职能部门直接掌握的钱财很多。如教育部各司局都有大量的专项经费，比如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等等，经费巨大。对学校繁琐的微观干预就越来越多，“跑部前进”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外地的大学都在北京设立了驻京办事处。

   此外，包括信息公开、包括问责制、包括建立社会参与的机制。我们现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程度非常低，以至于很多教育部的决策到了下面，遭到抵制和嘲笑，如冬季长跑，京剧进校园的规定等。那么大的中国，不是因地制宜、让学校自主地去实现这些教育目标，而是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号令天下，这个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分门别类的体制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包括高等教育的、基础教育的、农村教育的、包括教育经费问题、教育财政，包括民办教育、职业教育，我们研究院开过一系列的讨论会，进行过一系列的专题讨论，也都形成过专项的建议，送给主管部门。

    我们今天下午要讨论的是怎么实现改革，它的策略和切入点，它的路径可能是什么样的。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改变“总体解决”这样的思维。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来一场自上而下、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的这么一个改革。但是，这种总体解决的决策是否能够到来，我们决定不了；另外，从经验角度讲，一个总体性的改革，也需要非常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支撑，否则也很难冒然产生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自上而下的整体改革固然是我们非常希望的，但是自下而上的继承和探索是非常有价值的。或者说这种自下而上的教育变革、创新活动越多，整体性的教育改革的基础条件就越成熟。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策略，实际上在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是相似的。有这么几个基本的策略，一个是允许试点。不管多么激烈的改革，只要从试点开始就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强调理性、建设性、操作性，一个理想、目标，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现实的行为，只有通过试点。这个试点既包括学校这样的基层单位，也可以包括一个地区，譬如说上海、深圳或者某一些省，给它比较大的自主权。这样的实验区，过去教育部也制定过，基本上都是徒有其名，没有真正放权。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很大，在不同的地区允许做不同的尝试是非常重要的选择。

    第二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就是“放开两头”。最好的和最弱的两端，都可以放开。最好的那头，比如像清华、北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比较有条件实行自治、自我管理，并通过好的学校的示范来扩大改革。最差的那头，如高职专科，也可放开。如当年在深圳建特区一样，搞坏了也不会影响大局。用放开两头的方法允许试点，启动改革，是一个有效的经验。

    第三是“增量改革”。从照顾现实国情出发，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在不损害既有利益格局基础上，通过增量部分的改革，调整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关于改革的路径，我们有过一些设想。第一，当然最希望的还是刚才讲的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将教育行政改革作为一个重要的路径，从教育部转变职能开始，通过机构调整、服务型政府建设，下放直属高校等，开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第二个可能的路径，是985高校的改革。从高校改革开始，有很大的示范性。国家对这些高校寄予很高的希望，他们的整体办学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比较强。八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改革也是从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开始的。

    第三个是高考制度改革。它具有承上启下，连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枢纽作用，对改变高等学校办学和中小学的引导作用很大，关注度特别高，是一个比较可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是对考试科目的调整，就是3+2、3+x等等。真正意义上的高考改革不仅意味着考试科目、考试内容的改革，尤其包括录取制度的改革。到底存不存在这么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这么一种模式，这个是需要讨论的。我们在6月13日要开一个专场的讨论会，公布我们制定的新的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

    第四是关于职业教育的改革，对此我们也进行过专门研究。大家意识到职业教育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比较弱的领域，但是它的社会需求非常大，国家非常重视，投入也很多。如果通过改革，使得职业教育能够比较好、比较快的发展起来，也可能为整个学校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开辟一个新的道路，通过职业教育这个系统的改革来带动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上述各种选择可以说只是纸上谈兵，现实的教育改革究竟如何启动？这并不是由我们说了算的，在这里只是跟大家一块来交流和探讨。

    谢谢大家！

      徐景安：

     我参与了30年的经济改革，想以此谈一下教育改革的启动问题？当初改革是怎么启动的？首先是基于对整个国民经济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还是认为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而邓小平承认了简单事实，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50年了。这是需要胆识与勇气的。

     对我国的教育形势怎么判断？我们也可以说形势大好，成就巨大、规模第一。而现实生活中学者、老师、学生、家长，绝大多数人对教育不满。现在到了一个临界点。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过去是60%以上，现在一流大学80%都找不到工作。这些毕业生无处可去，可能滞留学校，而新的大学生要进来，危机表面化了，尖锐化了。这是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教育危机，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危机。我国教育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我认为需要写一份对教育状况的评估报告，什么成绩很大、问题不少这样不痛不痒的报告起不了作用。判断我国教育的简单事实是生产的产品不合格、社会不适用，如果是企业早就破产了，还不反思改革吗？

   小平承认了简单事实以后，作出了简单判断。搞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经济是第一位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从农村承包开始，地让农民去种，企业让企业去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现在，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教育要让学校办，而不是政府办。正如政府不能管企业经营，政府也不能管学校事务。教育部能办好这么多大学吗？教育局能办好这么多中、小学吗？过去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全由政府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政府定。现在学校教什么课、用什么教材、谁有资格教、收多少学生、收费多少……无论公立、私立都由政府决定，这与计划经济管企业一模一样。教育改革就从放权起步！中国改革说到底都是回到常识，让学校办教育，学校是办学主体，这不过是常识。搞教育，居然不承认常识，怎么搞得好？可是，承认常识是需要决策者具有勇气、良知和责任的。

   教育怎么改革？我提出24字方针，即明确方向，制订规划，放权开放，建立机制，双轨探路，重在用人。

   明确方向。教育从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转为人文性、公共性、学术性。教育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应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不是政府的特权，不能由政府垄断。教育是心智、思维、智慧的开启与训练，需要自由与创造，不允许压制与管制。

   制订规划。根据改革方向与目标，确定实施的步骤。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决定，但都没有相应的实施规划，必然流于空谈。我至少参于了八项总体改革规划和年度改革规划的制订，教育改革如此庞杂，没有实施规划，无法有序地推进。

   放权开放。教育改革从向学校放权，向社会开放起步。学校是教育的主体，由校长治校、教师治教。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符合条件都可以办学。办学资金向世界开放，允许各类资金投入教育。现在，办企业都放开了，办教育为什么不能放开？

   建立机制。放权开放的前提是必须建立约束机制，办教育毕竟与办企业不同。办教育无法实行质量三包，学长、学生难以约束学校。这就必须由政府与社会承担监管责任，并发挥专家的作用。教材编写、教师资格、校长人选、职称学位都可由各类专家委员会来评审。学校决策由出资方与社会人士组成董事会承担。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监督。

    双轨探路。教育改革是一个大系统，不可能一揽子全面起动。保留老的一轨，用新的一轨探路，是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选择某类教育如民办教育、职业教育，选择某类地区、某类学校如贫困地区或富裕地区以及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试点，摸索经验，逐步推进。

    重在用人。一个不想改革的人会找千万条理由拒绝改革，一个想改革的人会千方百计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识的人去推动。选择有改革意识的老师去当校长，有改革意识的校长当教育局长，有改革意识的局长当教育厅长，有改革意识的厅长当教育部长，教育改革就能打开局面。

   欧阳蒙：

   我是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然后出国留学，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七八年以后回国做民办教育。回国5年了，做私立高中。考虑国家教育改革，要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入手。刚才徐老师说了以什么方向作为改革？我觉得最主要的方面，是从民族生存来考虑。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好象挺兴旺，其实是非常垄断的，已经有些地方走进死胡同了。未来二十年，我们现在的小学中学的学生，从世界范围看有什么竞争力？这是关系民族生存的大问题。

    第一，国家职业教育和本科教育衔接的问题。现在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跟本科、研究生教育是截然分开的。西方发达国家有职业教育，如果他想往高层走的话，可以把部分职业教育中的学分带到本科学习中去。还有高等职业院校的课程和普通高等院校通用课程的衔接和转换未解决。你上了大专，或者是高职，就没有什么发展了。这是人才培养的断层。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有三个层次，一批拔尖创新型人才，也就是211工程这样的大学做的；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两个层次的人才应在普通本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上培养，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资金投入不足。

    第二、教育的公平问题。国家垄断了教育资源，但是这个权利没有监督，贪污浪费，经费乱用，这是很大的问题。国家垄断教育资源与民族的需要不匹配、不公平。教育部的钱都投在北大、清华那样的学校，把薄弱的地方忽略了。其实，好的大学应该允许鼓励企业、社会来投资，国家把钱投到薄弱的地方。教育部最应该管的是基础教育，尤其是薄弱地区的基础教育，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教育公平程度。学历不应该由教育部门控制，不应该国家计划每年发多少学历。如果按照准入门槛办学，就应该给它发学历的权力。公办学校的很多大学生进了学校以后，就不好好学习了，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这是普通高等学校，包括一些精英学校，都出现的问题。拿到这个学历也找不到工作。

    第三，从基础教育和高等学校改革方向来看，高考没有放开，统得太死。应学美国的做法，就考三门课，中文、中国历史、数学，这三门基础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出题，其他科目放开，让学校自己去主考。一个科目一年可以考两次，学生自己选择。他考的成绩应该在两到三年内有效。高等教育不是选拔，而是选择。学校录取的时候，能够决定选什么样的学生，学生可以决定学什么专业。

  杨东平：

  你为什么认为英语可以不考呢？

  欧阳蒙：

  英语不是最基本的需求，应该由社会机构来进行水平考试，而不应该由国家来统考。作为中国人，最主要把中文、中国历史和数学这些学好就行了。英语，他有兴趣，他认为觉得有用，他可以去学。由社会考试来认可他的英语水平，他拿这个去求职。

   第四，民办教育问题，国家出台了一个很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是在国家的行政执行和地方落实方面没有到位。比如说，民办教育收费，国家应该拿出统一的政策，不应该由官员或发一个没有红头文件的口令来决定，这是不合法的。对一大批在民办教育界长期工作的，默默无闻地奉献的民办教师，他们应该享受同公办教师同样的退休待遇。如果不把民办教育这块考虑进去的话，国家中长期的教育规划很多地方是落伍的。跟其他国家的教育相比，像日本、美国这些国家，他们民办教育都占很大的比例，蓬勃发展的，质量也高。偏偏在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限制民办教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范体运：

    我是朝阳区北方私立中学。朝阳区原来有民办高中12所，现在还剩下3所。那时候我们提的口号是，为国家分忧、为社会排难、为家长解愁、为社会寻出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计划生育，学生少了。国家政策原来提的四个口号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我把它加四个字，积极鼓励少、大力支持少、正确引导多、依法管理多。收费限制、招生限制。我那个学校原来招生六个班、五个班，现在就两个班，不让你招。收费限制，12年前收费是一学期三千八，现在仍然是三千八。12年前招生可以有赞助费，现在不许收。像我们这个学校今年招两个班，一个班35人，一个学期70个人，我们每年交房租就80多万。

    蔡维钧：

    你们要招五个班怎么样呢？

    范体运：

    不允许。

    蔡维钧：

    政府不应该管学籍，学籍应该由学校管。

    杨东平：

我们一直关注民办教育，有一个现象我想请教一下大家。各地经常传来民办中小学大面积死亡的消息，从每年统计来看，民办教育学校的数量还是在持续增加。你们怎么解释？就像企业，有些企业办不好关闭了，但是又有一些新的企业诞生。

    徐景安：

    按道理讲，教育部门应该对公办和民办一视同仁，不能生源少了，就限制民办招生。政府投入公办，条件优越于民办，还不给平等招生的权利，用行政手段卡民办，这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教育部门没有这个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民办怎么求生存和发展，也值得研究。你的条件不如公立，但与公立办成一样，怎么有竞争力呢？当年改革向地方中小企业放权，当时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消费品生产、轻纺工业，中小企业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改革方向与结构调整一致。现在公立学校最大的问题是培养的学生不适用，既缺乏德，不懂做人；又缺乏才，没有能力。民办学校的方向是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在懂得做人、掌握技能方面拥有优势。   

    杨东平：

    教育部已经提出这个方向了，希望民办教育转向职业教育。

    徐景安：

    就是民办普通中学，也可以比官办的应试教育办得好。这就给民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有钱就可办学，或者不是仅仅为了赚钱而办学。没有大的志向，就不要办学。

    我认为，民办教育有三个方向：

    一是竞争类的，办普通中小学和高通高校，与官办竞争，我比你办得好。这就要请社会上的高人、能人来办，或向官办学校挖人才，这没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没有高远的志向不行。

    二是实用类的，办职业学校或培训学校，培养社会适用人才。资金可多可少，社会需要就行。这可能是民办的主体。

    三是挑战类的，与现行教育体系脱离，另办一套，比如传统国学，或者专门收问题学生，被现行教育体系淘汰的，家长管不了的。这需要一定的资金作后盾，更需要理想作支撑。

    资金不够、校长一般、教师平庸，又想以赚钱为目的，这样办民办，没有出路。

    李清振：

     现在的民办教育相当于经济改革的90年、91年。当时国家有很多国有纺纱厂，需要棉花作原材料，民营纺纱厂也需要棉花作原料，民营企业在新疆收购棉花，政府主管部门说这扰乱了市场秩序。现在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不在一个同一个起跑线上，学籍、管理费用要经过教育局。刚才张会长讲到了两个关键问题，07年年底，国家要抑制通货膨胀，冻结物价。然后有关教育主管部门给民办教育打招呼，窗口指导，民办教育的各项收费五年不变，冻结了。而这两年民办学校要给老师办理各项保险，加上其他教育成本上升，制约了民办教育的发展。

     民办教育的起点与公办教育相比，也不平等。公办教师享受公务员待遇，民办学校为国家分忧解难，而老师退休以后只能拿个社会保障。民办学校怎么能有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教学质量，更好的管理，事实上民办教育生存都很困难。

     我们昨天讨论，教育改革寄希望于民间、民办的这块能有所突破，但是现在民办教育面临的形式很严峻。

     徐景安：

     收费标准控制是各个地方政府的不同行为还是同一行为？

     李清振：

     民办教育促进法有明确规定，民办教育收费，由双方合约确定，要涨价只要经过公示备案，家长能接受就可以。

     欧阳蒙：

     北京市各区的发改委说上面有一个通知，并没有红头文件，每个学校必须执行。一开始办学的时候，叫政府定价。2001年放开，叫市场调节价。到2007年就收回了，叫政府指导价。

    李清振：

    07年物价指数上升，国家宏观调控要冻结物价。教育主管部门没有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下了这么个口令。这与民办教育促进法是相违背的。这个指示下去以后，就要遵照执行。现在的情况是有人下禁令，却没有人解禁。

    杨东平：

    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关于民办教育讨论的焦点是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盈利和非盈利两类。这是参照国外民办教育管理的规定。盈利性就可以按市场的方式像企业一样管理，非盈利的就是政府可以给你补贴，但是不得分红。我们原来没有对民办学校进行盈利和非盈利性的分类，只规定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但是可以回报。

    郑玉珍：

    学校章程里必须明确说明你是取得合理回报还是非盈利，这句话必须写上。我们一般都是选择非盈利的。每个学校的投资方不一样，有的是个人投资，有的是股份投资，像我们学校是集团公司投资的。

    杨东平：

    民办学校都希望有盈利，民办学校的校长并不是活雷锋，并不是完全出于公益没有任何经济需求来创办民办学校。中国教育远远没有到国外捐资助学的模式，基本上都是投资办学。这是一个前提，但是它不敢申请为盈利性，这个社会形象不好，会影响招生。但是申请为非盈利性，它的经济回报就彻底没有了。现在执行这个分类管理，民办学校面临一个生死抉择。这是最近我们讨论民办教育最核心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征求意见。

    郑玉珍：

    目前的民办教育，除了您刚才说的非盈利和盈利的分类之外，还有一个分类，就是按照它的性质分类。所有培训类的学校都是盈利性的。不选择盈利的是学历教育的学校。对于学历教育这样办学机构，从国家的角度怎么界定，你到底让它扩大，还是让它泛化？什么样的教育可以产业化，什么样的教育不能产业化，必须把价值取向的问题搞清楚。

    我从事民办教育十几年了，我参与过多所民办学校的筹建工作，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忠德学校。我今天来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这里来讨论的并不是一个民办教育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教育的发展问题。我想有这么几个观点，借这个机会与同仁们或者老专家来共同讨论一下。

    关于中国教育改革路径的选择首先要考虑的是教育目标。我认为教育目标还是应该回到教育是对人的培养，回到人本身。这就要梳理一下教育在这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我认为一方面是对人的自然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存在权力，人的自身发展规律，人的身心健康不重视。例如，现在初中和高中，90%多的学生是近视眼，不是胖就是瘦。孩子们整天就是学呀、学呀、学。孩子连健康都没有，咱们的教育在干什么？咱们的家长在干什么？咱们的教师在干什么？咱们的政府在干什么？所以如何让我们的教育回到促进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上面去，就是很重要的目标。

    另一方面就是：孩子们！你受教育了，你活着幸福不幸福？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孩子不幸福呢？现在的孩子跟我们一样想退休，现在的孩子觉得爸爸妈妈真好，甚至羡慕爷爷奶奶不上班。你说他缺钱吗？不缺钱。你说他没有人关心吗？几代人的眼光关注着他，几代人的感情和金钱都给了这个孩子，可是他还是说不幸福，甚至还想自杀，让孩子获得人生的幸福感也是教育很重要的目标。

    还有价值观教育的问题，品格教育的问题。咱们有德育课程，从小学为到大学都有政治课，最后咱们的孩子把最基本的东西诚信、尊重、感恩等这些品德都丢了。到底中国新文化提倡的价值观核心在哪？目前学校不讨论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以中考、高考的分数评价你这个学校的好坏。到底哪些学校在倡导并努力培养一些对学生终身有益的核心价值观呢？人大附中如何？四中如何？所以，我觉得非常可怕。

    当然目前课程也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孩子们该在十岁学的内容，等他到十岁时学一定就轻松学会了。可是现在一定让十岁的孩子学十五岁该学习的内容，课程的内容在不断加深，孩子的负担也不断加重。结果是孩子用很多精力学了很多书本知识，却在生活方面很无能，也很无奈，袜子不会洗，当个老婆不会当，当个丈夫不会当，为父为母不会做，自己生存都成问题。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逐步消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力的二元化。比如，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是共产党员，还是一个非共产党员，是一个少数民族，还是一个汉族，他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力应该同等，不应该二元化。同样比如说一个公民，他的孩子无论在公立学校还是在私立学校，他享受到的国家对他子女的义务教育的补贴他应该得到，这是他作为一个纳税公民的权力。而不应该孩子在私立学校，政府就可以不给他义务教育补贴。政府可以不把钱补给私立学校，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钱用合理的方式补给公民。再比如，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只要他按照国家标准拿到了从业资格证书，并且一直合格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不管他是公立学校教师，还是私立学校教师，就应该享有同等的养老等教师应有待遇。其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已经做了这样的规定，但像北京等一些地方政府迟迟不落实。

    关于办学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法的统领下，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办学形式可以不一样。公立学校主要解决教育均衡问题，一切资源都以这个为中心去配制，一切管理机制都以这个为中心去运行。私立学校主要解决社会个性化需要，所以应该给他招生自主权，办学自主权等，支持他办特色，支持社会上有钱阶层把钱花到教育上。

    关于中、高考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考试标准和考试方式。考试的标准可以统一，但是考试时间和形式可以多样，像刚才那位校长讲，高考在美国为什么能够做到怎么放都不乱呢？什么东西该统一，什么东西该放开，这个在国家教育中长期规划里面应该搞得非常明确。我个人认为高考我们就搞一个全国性基础课程的考试标准，比如三科也好、四科也好，你就把它固定下来。一个考生通过了这些考试，他就拿到了上大学的准入证，这个准入证可以准许它有两年的期限或是三年的期限，这个期限可以征求大家的意见来定。但是让学生上哪一所大学可以让高校和学生互动决定。一定要把报考权交给学生和家长，把招生自主权交给高校。

    总之，我今天参加这个论坛很有收获，杨教授，还有徐先生，我觉得你们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作为民办学校的校长，我一直倡导用文化做教育，倡导一所学校或教育本身应该倡导人类社会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要有社会责任感。教育这个行业太神圣了。如果你是老板，你就是想挣钱，那么你就不适合做教育。最后非常感谢杨教授和徐老师，谢谢你们提供今天这样的论坛。

    程淮：

   我是幸福泉儿童发展集团的创始人。主要从事婴幼儿发展研究与教育工作。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是目前国民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2007年，全国幼儿教育三年的毛入园率是44.6% ，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每年大概有2000 万青年人结婚，组成一千万个新家庭，每年至少有一千万个新生婴儿。由于“421”的主流家庭结构模式，即四个老人、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以及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早期教育目前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并且延伸到0～3岁，向着形成0～6岁一体化的早期教育体系迈进。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克尔教授在博鳌论坛发表演说时强调：“世界各国政府都应当调整教育的投入结构，加大对社会回报率最高的学前教育的投入”。研究表明：学龄前儿童1美元的教育投资回报率是大学毕业后职业教育的8倍。而由于儿童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使一些国家在生命、残疾和生产力的损失相当于5%以上的GDP。

    改革开放30周年以来，中国的民办学前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07年，全国民办幼儿园总数达到77616 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0.1% 。也就是说，已经占据了中国幼儿教育的半壁江山。

    目前，学前教育，特别是民办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认为第一，就是发展不平衡。比方在大城市，有些家长会说入园难、入园贵，每个月要交几千块钱。但是，在中小城市，特别在农村里，还有一个月可能就几十块钱、一百多块钱这样的幼儿园，甚至有非法的“黑”园。办园条件和水平参差不齐，发展很不平衡。

    第二，关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地位目前还不够清晰。有的说是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提出应以公办幼儿园为主，民办园只是作为一个补充。

    第三，政府投入不足。为什么会出现幼儿园难上，政府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

    第四，关于民办幼儿教育的政策法规有待进一步落实到位。比方讲关于民办幼儿园的收费问题。最近北京市组织调研，对收费究竟如何进行管理？如果限价，是否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对非学历教育收费备案制而不是审批制的规定？ 另外，怎样进行收费管理呢？在我看来很难统一定价。其实各个幼儿园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比如房租，有的幼儿园房租一年上百万，有的是教委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给民办幼儿园租用的，一年二三十万，有的是举办者自己有产权的用房，仅房租这一项都不一样，所以怎样进行统一的定价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对收费最主要的管理机制是市场调节，优胜劣汰。

    对于民办学前教育的发展，我提这么几点建议。应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办和公办共同发展的学前教育的办学体制。也就是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不说哪个为主、哪个为辅，应该是在这个阶段，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行共同发展这么一个办学体制。

    应该把民办学前教育作为现阶段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的增长点，来支持民办学前教育进行体制的创新。

    比方说，现在审批一所幼儿园，在硬件上就是按照一定的规模标准，如要6个班以上、有音体活动室等才符合一级一类的标准。如果千篇一律这样做的话，并不能满足家长对学前教育的多样化的需求。创办一些小型的幼儿园，甚至家庭式的幼儿园可能更适应学龄前的孩子、特别是0～3 岁孩子的发展。为什么非要搞一定规模，一定要收多少班，达到某个标准呢？应该有很好的准入机制，分门别类，以适合儿童的发展为准。尤其是小型的幼儿园，投入小，也是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好项目。也就是说，在办园体制上，应该创新。另外，要积极促进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依法以多种投入方式形成独立办的、合作办的、中外合作办的等多种形式，充分满足家长对学前教育的多元化的需求。

    要落实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同等待遇问题。比如各地都有跨地区的教师在当地做老师的，按照北京市目前的规定，只能是有北京户口的才能在北京评教师职称。一位教师在一个地区做了若干年教师以后，应该由所在幼儿园根据国家标准，在当地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职称评定，进行资格审查，政府对跨地区职称评定应当给予支持。此外，在编制、补贴、退休后的待遇等方面，给予与公办幼儿园的老师同等待遇的政策支持。

    另外，要加大对民办学前教育的奖励制度。定期对发展民办学前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比如民办幼儿园的老师、园长，也应纳入各级政府表彰的范围。像全国优秀教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等等，民办学前教育机构也应该有参评的权利。

   最后，我想应该促进民办学前教育自身的科学发展。今天在这里举办的是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我认为从幼儿教育阶段，就应该办真正有文化的教育。因为儿童是成长着的民族，成长的国家。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教育体制实质上形成的是一种应试文化。从小，甚至包括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学生是在一种应试的文化中长大的。这种应试文化，只能培养出考试机器，不能培养出大批创造新文明的创造性的人才！在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许多以加工制造为主业的企业纷纷倒闭，我们只是“中国制造”，而不是“中国创造”。1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飞机。国家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体系没有建立。所以我想，应该在幼儿教育阶段，就应对孩子的创造智慧进行培养。2～６岁是儿童创造力发展的敏感期。我们必须抓住人的发展与教育的核心问题。人类的一部历史就是创造史，而培养能够创造人类的新文明的一代新人，应该是教育最核心的价值。

    现在，许多家长，是怎么评价幼儿园的优劣呢？孩子一回家，首先问的是今天吃什么？再一个问：你今天学了什么儿歌，念了多少唐诗，认了多少字，算了几道算术题，念了多少英语单词？都是知识性的问题，这就是应试教育的缩影。很少有家长问孩子，你今天在幼儿园向小伙伴向老师提出什么有价值、有趣的问题没有？几乎没有！我们认为，仅就智力发展来讲，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或者培养孩子的创造智慧是最核心的教育目标。鼓励幼儿“提出有趣的、有价值的问题”，是教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比如在幸福泉幼儿园有一个培养幼儿创造力的课程叫“幼儿头脑风暴思想库”，开展“每周一问”活动，鼓励孩子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而且让孩子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或自己想象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然后进行讨论。

    孩子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轮船没有轮子，为什么叫轮船？”“飞机不像小鸟一样煽动翅膀，它为什么能够飞？”“蛇没有脚，为什么能够走路？”“人为什么不能像小树那样晒晒太阳就饱了，然后就长高了？”孩子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可以发明一种营养液，喝喝就管饱，晒晒太阳就长高。如果这样的话，整个农业就消失了！餐饮业就关门了！还有的孩子提出什么呢？煤矿工人在井下采煤瓦斯爆炸不是有生命危险吗？几年前有的孩子提出来，我们可以把地底下的煤直接变成煤气，工人叔叔就不用下井啦！还有，夏天的“空调病”怎么解决呀？孩子们提出，在摩天大楼的顶上，装一个向日葵似的跟着太阳走的机器，反射太阳的热能，这样房间不热了就不用开空调了，就不会得空调病了。这样一来，整个空调产业也就灭了。这都是一些颠覆性的设想！

    今年1 月16日《科技日报》报道，最新发现与创新：煤炭“地下气化技术”日产燃气15万方：采煤一不打井、二不剥离地表土，只往地底下插几根管子即可。这是新奥集团与中国矿业大学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进行无井式煤炭地下气化试验。2009年1月13日，由两院院士及国内著名煤炭专家参加的鉴定会认为，这项技术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我们6岁孩子的设想几乎完全一样！而我们孩子的设想几年前已经选进了正式出版的幼儿教科书 ！ 并早已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

    中新网09年2月28日报道，一项应对全球气候暖化问题、被称为“太阳盾”的崭新计划正由美国积极进行试验。科学家们建议：在太空部署数以万亿计的镜子，形成面积广达10万平方里的太空罩，把直接射向地球的阳光反射到别处，以降低地球的气温！这就等于给地球装上了“空调”----与我们6岁幼儿的设想乃有异曲同工之妙！

    ----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成人的想象！今天，如果我们的孩子能运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想成果”去解决问题；那么，明天当他们创业时，谁又能怀疑他们将超越今天的微软、IBM、Google等世界500强企业呢？!

    ----“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指日可待！要让幼儿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而不仅仅是童话世界中。要培养他们运用自己的眼睛，来真切地观察现实；运用自己的大脑，在想象中发挥创造性地改变这一现实的能力和强烈的行动意识。这样，他们才能秉承古老的智慧，吸纳现代的文明，成为崛起的新一代！

    要充分尊重孩子们的创造精神，开发他们的创造潜能，培养他们的创造智慧。我认为，应该倡导这种“以培养儿童的创造智慧并以幸福人生为价值取向”的核心的教育价值观。

    所以，我们这个专门从事婴幼儿发展与教育的机构也叫幸福泉，希望早期儿童发展是孩子一生幸福的源泉，也成为未来中华英才成长的摇篮。

    郑玉珍：

    关于孩子的创造性培养，我有两个建议：

    一个是要解放老师。其中一条就是教师资格准入制完善之后，别再搞全国上下统一的教师职称评定，我建议把教师职称评定的权力交给学校，政府部门只根据教育经费投入对指标数做宏观调控。至于这个老师是高级教师还是一级教师，由学校聘。

    再有，就是取消中小学生“三好学生”的评定，以及“三好学生”的入学挂钩。孩子们从小为了评“三好学生”，家长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评“三好学生”，而走后门，这很不正常。另外，现在的“三好学生”特殊政策太多，严重影响了教育最大意义的公平、公正。比如，公立学校小学升初中主要执行的是就近入学政策，但小学毕业的市区级“三好学生”就有一定范围择校权。中考、高考主要执行的是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但市级“三好学生”又可享受加分等等。  

    秦南极：

    我在美国国际医药大学量子生物医药研究院当院长，从事医药教育二十多年，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的中美教育比校的问题。我是扁鹊的第91代传人，我这次回来准备在中国办一个叫做扁鹊学院的免费国际大学。扁鹊是和孔子同时期的战国时代的名人，扁鹊所著的经还看得到，孔子的经是他后来的弟子做出来的。我接到通知看到是创建中国新文化，所以特意赶来。

    我们现在的大学，准确说不是自己的大学，应该说是被殖民的大学，没有一样大学里面教的课程是中华民族的，全是外来文化。

    我研究美国的教育方式，发现我们的教育方式是把学生固化在课本上，而美国教授跟学生说，你们在学习中、实验中，如果发现了和书上不同的现象可以产生定律或者是概念的话，你们可以重新创造。我们的教授不管是北大还是清华，都不是这样教学生的。

    民校与公校怎么竞争？民校就是创新，创新才能真正和公校竞争。我们的老师上个世纪先是学苏联，后是学日本，现在学美国。所有的知识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一点不相干，甚至把整个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明丢掉了，好象我们的文明没有意义。

   杨东平：

   本来义务教育阶段是非选择性、非淘汰性、非竞争性，是国民的基础教育，不是以选拔培养优秀学生为目标的，学校之间不应该有差距，不应该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义务教育有明确规定，不得举办或者变相举办重点学校，学校内部不能按学生成绩分班，体现的都是义务教育的基本宗旨。但是我们延续多年的是严格的选拔性、淘汰性的竞争教育。所以这个应该纠正。办法就是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取消学校之间极其大的差距，把差距稍微缩小一点，通过教师流动，把人大附中的初中部，把实验附小等等拆散，不允许它存在，才能恢复义务教育的正常阶段，使得中国的义务教育跟全世界每个国家的义务教育，跟台湾国家的义务教育相似。

   李冰：

   义务教育这块，是不是从理论上应该是免费的。

   郑玉珍：

   已经是免费的。

    李冰：

    上次在政法大学开会，教育部的官员说义务教育并不等于免费教育。

    杨东平：

    他这么说肯定是错的。

    邓琪：

    郑州有一个大才学校，主要以中国儒学文化教育为主，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像过去私塾一样，完全脱离了现行教育。这个学校已经一千多人了，现在进不来，除非有人退学，这个学校非常火。以国学为主，儒学为重点，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在山上种菜、种粮食，学生见人以后，儒雅、彬彬有礼，让我感觉非常震撼。武汉也有一个类似的学校，兄妹两个人办了一个叫大方教，跟这个大才教一样，完全以国学为主，也是招生没有问题。大才教的学生不要钱，一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要钱。

    杨东平：

    出资人是谁？

    邓琪：

    这个不是很清楚。它的学生将来走的是另外一个途径。高二的学生已经有人聘请他们去当老师，他们的学生就业没有问题。它有两套体系，一个是完全以国学为主，一个是以应试教育为主。

    杨东平：

    这非常生动地说明了民办教育的生存空间，很多公众对现在的应试教育很不满。

     李清振：

     刚才徐总就民办教育问题，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做一个补充，民办教育的发展，除了德的教育方面突破外，我在教学方法作了研究。用梁启超的说法，中国教育过于强调教知识点，不是教科学的方法。

民办教育要联合起来，要率先使用先进的教育方法，在德育和科学方法取得突破。刚才程淮教授提出在幼儿园要培养小孩子创造性思维，我很赞成。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

    程淮：

    2--6岁是幼儿创造力的敏感期。

     徐景安：

     有一个科学家专门讲到这个问题，小孩子特别有创造力，他有丰富的想象力，他没有任何经验的框框，他会想到成人想不出来的问题。有人专门到小学收集孩子的创造发明，很成功。

     李清振：

     创造性教育很重要。孩子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现在对创造力的理解有几个误区。我们把创造跟首创混为一谈。比如学生看到某个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设问，试图找到一种解决方案，这就是创造，尽管它不是首创。真正要创造，要懂方法。现在有多少大学生懂得创造的概念是什么？大多数人说不清。

    什么叫创造？简单讲，第一个提出新的概念就是创造；第二个，对现有概念的内涵、外延或前提条件作出修正；第三个，利用现有概念、数理工具，现有生产设备，得出新的结论。严格意义上讲，第三个创造可能还不能叫创造，只能叫创新，或叫技术应用。

    我们的高中教育、初中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不教基本概念是怎么来的，基本的方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考试院、考试中心不断把五花八门的知识弄在一起，让学生去解所谓的综合题。不知道源头，不知道未来，老在中间打转。

     程淮：

     原创性的思想，就是用别人没有用过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得出一个有价值的成果，这个包括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

     李清振：

     我理解程教授所说的创造，就是对人家已经发现的公式，你找到了新的办法来解释，那也是创造。我们把技术创新误解作创造，仅仅把过去已经发现的知识综合在一起，不能叫创造，只是在技术上有创新，这就是创造和创新的差异。创新是把现有的概念拼凑成复杂的体系，达到应用的功能。

    徐景安：

    中国不讲创造，也没有创新，大都是模仿，我们的教育就是这样的，就是教一辈子没有用的知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缺乏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创新的制度。这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根源。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好的一面，但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听话，听老师话，听大人话，听领导话，然后全社会与中央保持一致。这样的文化、这样的制度，怎么有创新能力？怎么有创新思维？胡锦涛提出创新国家，这个口号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教育、文化、制度全是扼杀创新。

    我取名创建立中国新文化，就不少人反对，说我虚骄、狂妄，连提都不能提，想都不能想，还创什么新？我国思想界的总体状况就是，要么搬西方，要么搬孔子，要么搬毛泽东。我这样说，不是反对借鉴、继承，而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但不是三个来源的照搬，而是再创造。流传至今的基督教、佛教、儒学，哪一个都经过了革新和发展。

   创建新文化最后要落实在我们的教育上，如果教育制度不改，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一方面死记硬背，要么把孩子弄傻，要么使孩子逆反。另一方面孩子大量受影视、网络的影响，崇尚不要约束的自由、可以损人的权利、不要底线的多元、否认绝对的相对、拒绝真理的虚无。中国还有未来吗？   

     李冰：

     今天下午发言的大多是来自一线的校长，他们身处一线，对不合理的教育制度感受很深，这也说明“中国教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来参加徐总的会，主要是因为徐总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徐总一直关注中国的改革，并把中国改革的前沿问题作为每次研讨的主题。但我感觉诸位老师的谈话过于纠缠细节，毛泽东曾说：纲举目张。也就是说，主要问题解决了，细节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基础。

     研讨会的目的，是对杨东平老师正在参与制订的教育改革规划多提建议。《规划》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不是实施细则，那就需要在大的方向性上提出建议，形成总纲式的东西。如果把这个大的原则性问题解决了，我相信各位校长的具体难处和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今天下午讨论会的主题是教育改革的切入点，也就是怎么开展？从中国的历史看，无论什么时期，所有改革都带有被迫的性质，也就是被逼出来的。那么，现在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时机吗？中国教育改革能够启动吗？答案是肯定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对几乎所有行业和所有的部门所采用的管理方式，都建立在工具性和实用性的思维模式之下。教育领域这种工具、实用的色彩更加明显。由于工具性和实用性的思维模式，教育也就成了单方向的思想灌输。然而，教育有其自身规律，违背规律必然失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培养红色接班人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争夺下一代，然而现实是嘴上狠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转身就嫁给资产阶级、移民帝国主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相当一部分高材生选择出国，有些年份甚至超过六、七成。有教育人士称，中国是在花大钱免费为国外培养人才。而中国为什么不能留住这些人才，才是更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二，由于大量扩招，相当多的学校陷入盲目扩张的浪潮之中，很多学校面临破产。第三，连续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目前教育的失败。鉴于以上种种，我非常赞成徐老师的观点，中国教育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教育是一个民族、国家未来的希望之所在。目前的中国教育制度显然不能担此重任。只有真正的把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制度性的问题解决后，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制度好坏的标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权利保护程度的大小。

    中国改革需要底层不断努力，最终得到上层的认可，一项改革就由此开始。上层只是在现实选择之后，顺应了民意。中国的教育改革也必须经过底层努力，来自基层的校长及教育工作者才是中国教育改革希望的基础。顾准说：“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认清形势，脚踏实地的努力，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希望，而坚定改革，才是中国教育希望的唯一正确路径。

    徐景安：

    经过三天的讨论，我的感觉对中国教育改革理出了一点头绪，很有收获。

    我认为可以做几件事：

    第一、要充分认识中国教育面临的危机，并通过多种渠道，新华社内参呀，媒体的报道呀，以及其它办法上达。

    第二、提出民间版的中国教育改革总体规划，来影响决策。我们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许多好的观点，希望媒体广泛宣传。国家制订教育规划征求民意，这是很好的切入点。

    第三、利用我们现有资源，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教育第一线上的校长、教师，无论公办、民办都可以探索改革。像杨东平这样的专家可以制订方案。我这个非教育人士也热心开会来讨论教育改革。媒体更可以出力，报道教育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反映教育改革的意见建议。

    总之，力所能及来推动关系我们未来与希望的教育改革。谢谢大家！

     附：会议名单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徐景安 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主席

蔡维钧 独立学者、副教授

秦南极 美国国际医药大学量子生物医药研究院院长

欧阳蒙 北京市礼文中学校长

郑玉珍 北京市忠德学校校长

范体运 北京市私立北方中学校长

李文侠 北京仁德中学校长

史德志 实验二小怡海分校校长

于 锐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北京拔萃双语学校校长

程淮   北京市幸福泉幼教集团总园长教授

张福岐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分会会长

白燕翔 北京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分会

王泽钊 北京海淀区新国语培训学校校长

李清振 北京本果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

邓旗   郑州泰中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

张联   心灵守望计划项目统筹

孙伟林《民主与科学》主编

高原  《中华书局》阳光调查市场部

赵婧  《中华书局》阳光调查市场部

冉阳  《现代教育报》记者

李冰  《东方财经》编辑记者

李国强《中国改革》杂志记者

茅卫东《中国教师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