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能从优秀到卓越吗？一、城市高成本时代来临；二、深圳高消费时代如何到来；三、高改革成本时代来临；四、高房价骑虎难下；五、高度近视的学习潮；六、传媒声音的高度统一；七、中央“高度”关注的城市；

致新市长：深圳已成“高危”城市！

 

深圳能从优秀到卓越吗？

■王方

6月份以来，深圳在一片洋洋得意的“珠三角改革方案”、“向深圳学习”、“综改方案”、“四个中心”等诸多利好消息冲击下，因前市长“许宗衡案”的曝光而暂时变得窒息与迷茫。笔者把6月5日后一周的深圳定义为“六神无主”，毕竟，这是一件近三十年来深圳历史上首位在职最高级别的“出规”事件。

深圳出什么问题了？深圳会因此而发生“精神危机”吗？这不得不让人产生反思。尽管，新市长王荣的到任，给深圳带来了新的期待。但深圳也必须对自已的遗产进行梳理和总结，也必须对自身所处的位置及历史使命有清醒的认识之后,才可能审时度势，阔步前行。否则，“抛弃论”和“倒退论”会卷土重来。

正如，各大传媒所提出的疑问一样：深圳“行政权三分”改革路线会变吗？珠三角城市合作会有影响吗？深圳的创业板上市有变化吗？深港合作会有影响吗……这只是表面，隐藏在深圳深处的却是：将沿着什么样的路走下去？以前有什么样的错误，今后将如何改正？有什么样的“危”和“机”？城市为何而生，改革何而改？

在我们不断回顾深圳的历史时，发现深圳已进入“高危”期，接任的新市长，也必然要承受着比内地城市更大的压力与挑战，不说是前方布满地雷，也是陷井重重，不进则退。

《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柯林斯说：“优秀是卓越的大敌。这就是为什么鲜有优秀者实现卓越的主要原因。 我们没有卓越的学校，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优秀的学校。我们没有卓越的政府，大抵是因为我们有优秀让的政府。很少有人能过上美满的生活，基本原因是过上好生活很容易。绝大多数公司始终未能成为卓越的公司，全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公司一一而这正是它们的主要问题。”换言之，绝大多数城市始终未能成为卓越的城市，全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优秀的城市。深圳正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城市：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城市、高科技之城、图书馆之城、滨海之城、设计之都等，这其中的每一个都足以深圳感到优秀，但这些加在一起，却不一能代表着卓越，也不能代表着“幸福感”。因为，“安于现状”、“缺乏改革动力”、“浮躁”、“物质主义”等关键词仍每时每刻萦绕着深圳人的脑里。

的确，优秀已是深圳成为卓越的大敌。深圳是创业者的乐园，还是既得利益者的安乐窝？深圳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还是半成品？这正使很多人困惑。深圳也正在创新与钝化之间徘徊与挣扎，深圳已是“高处不胜寒”！

在此，笔者在此提醒新市长，警惕：深圳已成“高危”城市！警惕深圳被“优秀”所困。

首先是、城市高成本时代来临。

2005年，“四个难为继”正式成为官方用语,一度成为悬在深圳人的“心口之剑”，本来有居安思危之意，其实已渐渐演变成政府清理“城中村”、逼企业外迁、推动城市转型、甚至是寻租行为的“尚方宝剑”，各路人马尽皆利用之。毫无疑问，政府言称“四个难为继”，不管是有意或无意,无疑是宣布深圳已进入高成本时代。首当其冲，受其影响的就是房地产，2005年自爆发“油荒”后，8月份《南方都市报》顺势抛出“房荒论”，言之凿凿，接着深圳国土局开始解释，但人已“慌”了。自此，深圳楼市有了四年暴涨的历史，甚至一度引领全国。不可否认，房价暴涨有大环境因素，也在小环境因素。深圳当政者当自醒。之前，深圳官方曾向媒体透露：深圳土地面积相对较小，总面积为1953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只有760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年10平方公里的速度开发，土地“分母”与人口密度及经济产出“分子”之间将出现严重失衡，20年后，深圳将无地可用。这种可怕的境地，不知何时到来，也不时何时会停止？像噩梦一样萦绕在深圳人的心里．但这与邻近香港相比，深圳做得如何呢？

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曾对媒体分析认为：香港的陆地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但限于约80%的土地是山地，100多年来，香港就在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内搞发展。在香港，巴掌大的地块就可以创造很高的经济效益。 深圳是离香港最近的城市，也是内地土地利用集约程度较高的城市，但如果两相比较一下，深圳人均建设用地达100平方米以上，而香港只有30多平方米。按照地均GDP产值和建设用地面积算，深圳只达到香港10%的水平。

另外，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中也提到：深圳市可用土地面积大于香港。香港开发了100多年，到2003年末已开发的土地占可用土地的22％ 。深圳的GDP只有香港的1/6，近年来却出现土地紧张成片土地已经用完 。由于“缺乏生存空间”，某些人士提出了从邻区划入土地的要求。不过当时我对上述想法虽然深表怀疑 ，但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最优选择问题，而没有把它和我国整体的增长模式选择问题联系起来。

如今，特区撤关扩容被列为2009年深圳综合配套改革的攻坚重点。官方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深圳特区内可开发利用土地面积只剩下20余平方公里。这意味着扩容之后，深圳经济特区的面积将扩大5倍，接近香港面积(1103平方公里)的两倍。

深圳土地集约化之路未来该如何走？应该是重点考虑的了。但愿，这不是新圈地运动、新噩梦的开始。

其次，深圳高消费时代如何到来。

时下正是深圳响应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但我们对深圳消费依然不够乐观。因为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政府仍在加大固定资产投资，以保GDP，一季节只达6.5%，而消费增长预期仍不容乐观。据深圳统计局数字显示：2008年深圳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51.82亿元，增长17.6%,占GDP的比重是28.8％，而这一比重在全省是35.8％，全国是36.1％。2009年一季度深圳消费品零售总额619.67亿元，增长12.3%。

对这一现象，我们该如何看？尽管深圳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但提振内需不可能一日千里，罗马也不是一天能建成的。不仅如此，近日，全球著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的最新调查显示，由于欧美受到经济衰退冲击，亚洲货币保持强势等因素大幅推高了跨国企业员工常驻亚洲城市的生活费用指数。继日本东京、名古屋、横滨、神户四市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昂贵的城市，而深圳紧随其后。 ECA此次针对全球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比较了全球超过370个地点的国际委派工的一揽子消费货品及服务(合共125种)，包括日常消费的食物，比如粮油杂物、奶类产品、肉、鱼、新鲜水果、蔬菜，以及满足一般需要的饮品、烟草、衣服、电子货品、汽车、外出用餐等。毫无疑问，高成本必然导致消费难以提高。相比较内地城市，2005年的郑州消费占GDP的比重为42.8%,而武汉则高达50.4%。

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深圳的消费怎么啦？笔者认为，尽管深圳的人均GDP已突破1.3万美元,高居全国第一，但这是按200万户籍人口计算的，其它1600多万暂住人口的平均收入估计不算乐观。更有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供资料显示：自2002年以来，深圳市在岗职工工资水平增长率逐步下降，与深圳市主要经济指标的快速增长形成较大反差。目前，深圳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已低于广州和北京，退居全国第三。2005年以来，工资增长率更接近于零。实际上，2006年之前，深圳的工资近十年没有太大增长。由于生活成本及工作压力的增大，深圳的“退保潮”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面对这一局面，我们不得不说，城市的高成本，是由廉价劳动力所推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造成的，而他们却将被无情地抛弃。

“扩大内需”不仅对于全国，对于深圳来说任务更是艰巨，其背后正是收入分配如何改革？从城市化如何升级到都市化？如何让更多的暂住人口能更好的分享城市成就的前提下，让他们留下来，放心消费？这恐怕不仅仅是保经济、保增长问题，还是一个公平、正义，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其三、高改革成本时代来临。

改革曾经是这座城最伟大的标签，但似乎正仅仅变成了一个“历史符号”，或是“禁忌”。6年前，深圳全市大议“被谁抛弃”，6年前的行政三分制改革也遭遇阻碍，这些也正说明改革已进入高成本时代。特区遍地是黄金，也遍地是地雷，机会多，建违规，违纪可能性也大。

6年后的2009年，仅仅是《深圳综改方案》的建议“撤关”消息甫一发布，“小产权房转正”的新闻就立刻冲击着各大媒体版面，极为抢眼，这亦可谓是市场博弈的信号。据深圳市国土局所做的住宅调查显示，截止2007年，深圳有“城中村”农民房或其他私人自建房超过35万栋，总建筑面积约1.2亿平方米，占全市住房总量的49%。再加上最近3年的统建房，就更多了，所以在深圳集资建的小产权房数量可能要达到50万套以上，如果这批房能够上市转正的话，会对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会造成冲击，影响极为可观。这源于不久前，深圳市人大表决通过了《关于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的处理决定》。这一决定被不少人解读成，深圳的小产权房终于能在国内率先拿到准生证，一时抢建风又欲起。但在6月9日，国土资源部专题听取深圳市政府、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的有关汇报后认为，深圳市人大的《决定》针对的是国有土地上的违法建筑，与在农民集体土地上违规违法建设、向社会公众租售的"小产权房"有本质区别，并且再次强调坚决查处小产权房。

事实上，从城市发展的趋势上看，深圳“撤关”势在必行，小产权房问题也最不能忽视，这关乎利益分配、公平、公正及法律层面，更关系政治，需要智慧和勇气才能解决。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那么只能像“堰塞湖”一样积累着风险，违建、抢建不止，释放却难以找到出口。未来越利好“撤关”，政府的治理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其四、高房价骑虎难下。

当下，不少人在问，新市长来了，深圳房价如何走？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回答的问题。去年下半年，各地政府一片救市声中，苏州市出台了22条“暖市”政策,一时震憾楼市，而独深圳表态“不救”反而赢得了喝彩声。对此，笔者认为如果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救市”确实存在着道德风险，但这也要看形势，也要看方式。“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就连欧美就放在矜持开始“救市”，终结让市场自我调节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更何况仍在强调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经济体制，即强调“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联动。

对深圳来说，在房价暴涨的四年里，可以说太多强调市场，而疏于调控，这两点都导致房价无节上涨，甚至要直逼香港房价。但在全球金融海啸来临时，不“救市”，一是坚持市场经济的底线，让其自我调整，这对并无“寒冬”，仍可降价销售的开发商来说是明智选择，但这并不表明，在此期间，政府可以“无为”，仍去纵容市场的不正当竞争或欺骗购房者行为等；二是不“救市”，其实仍是延续深圳的“小政府”主义，实际上市场过大，有时也会失控的。香港９７年的金融风暴就是前车之鉴，当需要矫枉过正。当然，如果深圳趁当政府加大投资保经济、“国进民退”时，成为“大政府”则又会是一场悲剧。

有专家称，深圳房价暴涨说明深圳的实体经济在恶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本来是制造业的钱流向楼市。另外，我们看问题，不应该把深圳房价暴涨的原因归咎于房地产本身。因为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缺陷让楼市一度成为投机的提款机，也再次印证深圳这座城市的短视与浮躁。不仅如此，更有人煽风点火，不乏有人大代表说：高房价代表着城市的竞争力，高房价利于控制人口等，令人悲愤不已。事实上，2009年深圳登上内地城市竞争力第一名，并不是2008年摇摇欲坠的房地产业，而是一枝独秀的自主创新行业。笔者认为，振兴房地产，不如振兴城市化，振兴大深圳，最不应该涨的就是“房价”！深圳对待房地产业的态度，应该让其放小一万倍，而对深圳人的“幸福感”要放大一万倍！深圳连续几年，落选“宜居城市”，也最能说明：深圳最应该做的是让深圳“安居乐业”，营造好的“人居文化”，最不应做的是鼓励深圳人“炒房”与“投机”。

如今，深圳房价又开始“暴涨”，新政如何应之？

其五、高度近视的学习潮。

“许宗衡案”发后，香港《经济日报》 发表社评称“许宗衡案，港深合作得多于”，近似一个反讽：“正快步推进的港深合作,可能短期内因而减速,惟深圳若能变得廉洁和更高效率,长远对港深经济融合,对国家发展都更有利。”该报也籍此建议：
中央雷厉风行反贪腐,若深圳能藉许宗衡案件,大力提升官员廉洁,以至引进香港反贪经验与制度,在廉政上厉行改革,那深圳政事、民生自能得益,港深合作更可大减廉洁与贪腐的文化摩擦与矛盾,中长期而言只会令港深各层次的合作,更顺利进行,对双方的效益更大。其期望也非常殷切：对中国而言,深圳不单是经济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更是制度改革的先锋,若深圳在廉政上取得成绩,尤其在制度改革上取得成就,成为全国模范,让各地学习仿效,提升吏治,那更利中国和谐与长远发展.因此,中国政府如何处理许宗衡案,并藉此推进反贪腐,是深港合作、国家发展的一大契机。

深圳一直提倡向香港学习，为香港服务。结果是，精华没有学习多少，把炒楼、炒地皮，甚至产业空心化学了过来。事实上，学习不好，服务质量也不高。更有意思的是，2007年，深圳居然避近就远率团学习新加坡，随后，汪洋书记来广东后提升为“叫板新加坡”。

说实话，本人非常赞同深圳的学习热情，但我们多集中的深港经济的融合，城市的融合，但在精神层面却是“貌合神离”，难以在制度、法治、文化上短时间内接轨。换句话说，如许多人建议的让任志刚来任深圳金融发展局局长，让新加坡人来任市长，他们不一定能做出什么成绩，就看整个体制是否能够让人才发挥作用。

为此，我们能不能从另一方面说：深圳在某种程度了陷入到了一种“精神危机”？学习原代表着一种自觉的充电、求甚解、求变的精神行为，但如果变成一种功利性的、口号性的，而不是发乎于内的行为，味道就变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深圳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任何公共场馆设施、地铁、高楼大厦等都可以迅速成建成，但对精神文明成果却是无话可说，或是如数家珍。难得的是，深圳民间已形成了自觉的个体创新、学习、慈善、捐助、关受文化，但并没形成好的高度发达的商业、城市及社会文化、价值。曾经的“深圳精神”是为深圳“杀出一条血路”的成长提供了精神动力，而富起来了的深圳，优秀起来的深圳，又要往何处去？尽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深圳要于2030年建成全球先锋城市,但动力何在？是“敢为天下先”？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还是全国城市千篇一律的“创新”？

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的感慨，颇令人心酸：30年的蛇口，除了留下一句口号，一种精神和一片楼房，再一无所有。以学习的眼光看，招商局比较日本三菱公司。两家公司同一年诞生，都创办自130多年前，都是国有企业，并且都是航运企业，背景相同，都是产生自洋务运动。但现在招商局与三菱比就无地自容。三菱商社已是日本最大综合商社之一，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七位，另外还三菱汽车、三菱化工、三菱银行、三菱商事、三菱电机、三菱重工等公司列入世界500强。世界500强中有一个三菱系。招商局离世界500强还相当遥远；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的下属企业，创办自1979年，台湾新竹科技园创办自1980年，晚了一年。蛇口工业区有10多平方公里，新竹科技园面积7平方公里，比蛇口小。但30年以后，新竹科技园逐步形成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讯、光电、精密机械、生物技术等6大产业，成为台湾的高科技基地，联电、台积电、联发科、威盛等300多家高科技公司聚集在这里。比如，台积电一年纯利润就有300多亿元人民币。新竹科技园被称为全球最成功的三大科技园之一……

不可否认，当学习成了一种高度近视，我们只能学到表面，而不能学到内在的精神，甚至为变成“邯郸学步”了。

新深圳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为何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之四小龙能崛起，并走向卓越，是靠什么？深圳如何从“BIG”升级到“Great”，伟大的城市需要什么样的气质和精神？这尚需深圳人思考与探索。或许，在务实与创新中，在与世界的碰撞过程中能够收获到更多。

六、传媒声音的高度统一。

自2002年9月30日,由深圳特区报报业集团和深圳商报合并的深圳报业集团成立以来，深圳的传媒声音开始高度统一。众所周知，这样的合并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而是政府想让其做大做强的行政结果。事实证明，7年来，深圳报业集团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小了，人才也可能不是“人尽其才”，而是要相互“抢饭碗”了，再加上互联网的冲击下，日子只会越来越不好过。相比之下，广州、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的传媒业发展迅猛发展，尤以广州为盛，只一家南方传媒在短短几年间就发展了三大报系：南方周末系、南都报系、21报系，另外还有一家出版社，可谓是百花齐放。而深圳报业集团，除了创办几家网站、一家出版社等几家副业外，报纸数量却在减少，也没能正走出去，其竞争力和创新力也正在减少。很难想象，一座强调学习的城市，强调“走出去”的城市，居然连传媒也走不出去，居然在版面也没有专门象样介绍香港、新加坡政经、社会、文化的版面？可以说，深圳离国际化还有多远？也是传媒力量有多大！城市的软实力有多强！市民的眼光有多开阔！

是时侯该反省变革的时侯了，是该借国家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之机考虑分拆深圳报业集团的时侯了。如果不改革，怕是机会不多了。在“金融危机”与网络冲击下的美国报业的破产潮可谓是前鉴了！

不论如何，高度统一的传媒声音，也不利于舆论监督，不利用发行与传播，更不利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最终会演变成政府的官员的平面博客而已。与之相反的是，在深圳，网络媒体已崛起为主流媒体了，声音的多样化也让报业备感压力。

深圳很久没有看到“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样有力度的报道了。深圳也该解决全国人民的疑问：深圳不差钱，只差传媒、文化的时侯了。

七、中央“高度”关注的城市。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务院温总理曾三访深圳，足以证明中央对这座城市的重视。2008年7月20日温家宝考察深圳康佳公司,要求用创新来赢得尊严；2008年1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首站来到了深圳，他对深圳企业进行了肯定，并表示这是因为深圳产业升级抓得早，自主创新抓得早。因此应对金融危机就有了准备，也有了能力。这一点也成为深圳成为全国经济的“一点红”，深圳人也为之兴奋不已，甚至有些望乎所以。2009年4月19号到21号在广东考察工作,他到深圳企业考察时说：“创新不仅可以创造财富,增强竞争力,还可以赢得中国企业和中国人民的尊严”。

毫无疑问，企业自主创新,是温总理这三次考察中不变的关注焦点。尽管如此，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说的：克鲁格曼称高科技不能成为经济危机救世主，目前大部分的高科技企业价值已经被高估，期待每个企业都像微软一样那是不现实的。他也建议，“中国要价值链往上爬，从事更加高精尖端的制造业，才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

笔者认为，对于深圳而言，已有不少令全国其它羡慕的高科技自主创新企业，但仅有这些仍然是不够，而是需要调整整个产业结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巩固和发展企稳向好的形势,必须抓好七项工作，其中“进一步调整结构”名列第一,引人注目。6月20日香港《文汇报》对此刊文称“中央开研‘十二五’‘调整结构’成关键”。文章引用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的言论称，中央去年底实施的4万亿扩大内需政策，恐对长期的结构调整不利。四万亿引发的产能过剩风险早有分析，这篇报道的看点就在于，何以在中央认为“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抛出调结构的问题，并拿出“十二五”规划说事。专家日前指，“十二五”规划应重在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中长期失衡与矛盾问题“调整结构”或成为下个5年规划的关键。换言之，按照四万亿以来的政策路径，中国经济下一个的五年(2011-2015)所要面临的产能过剩压力，将较之这一个五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显然已未雨绸缪。从媒体披露的重点来看，国务院领导最近对保增长的问题所谈不多，对于调结构的关注却不少。这似乎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在目前国内经济回暖迹象增多的情况下，中央高层的关注点正在发生转变。

深圳应该抓住时机，积极出击，把“结构”的文章做好，应该清楚：当前的危机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尽有“金融危机”因素，但多半因产业结构，太过依赖外需，内需过弱、城市成本上升、居民收入缓慢及贫富距拉大等诸多原因所致。深圳应该更关注经济改革、结构与商业模式的改变，这归根到一个产品上，就是能否从量变到质变。钻石之所以能成为钻石，不仅是因为钻石的化学成份有99.98%是碳元素，而是其独特的形成条件：需要经受了无数次高温与冷冻的锤炼才能使木炭变为钻石。碳的分子结构比较松散，一层一层的。 而钻石的分子是密集地结合在一起的。

总而言之，深圳现在就是这样一座“危城”,如何才能不败？需要坚固的结构。深圳如何能从优秀走向卓越？深圳仍然要较好地发挥了“窗口”、“试验田”、“排头兵”和“示范区”的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宝贵新鲜经验。反之呢？十七大报告里说：改革的倒退或停滞是没有前途的，如果深圳需要“孺子牛”，也需要有真正的“危机”意识的改革精神为之扬鞭。新深圳需要超越自我，不仅是物质上的，整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人人可享有的“幸福感”。

还有其它之“危”，因时间与篇幅暂不在各位方家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望指正。

如果您看了这篇文章，还感觉不到深圳没有什么“危机”，那么说明这座城市已是很优秀了。(每周地产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