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转此文，献给深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爸爸、妈妈以及他们可爱的宝贝们！

我反复说过，常青藤的教育强调讨论班的重要。在讨论班中，每个人平等地参与，进而把不同的生活经验、以及由这种经验所塑造的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都带进思想过程，最终保证大家能够通过多种视角审视一个问题。 

我过去还曾写过一篇文章，讲刚刚参与这种讨论班时所受的震撼。那是1994-95学年的事。当时妻子在耶鲁读博士，我刚刚来探亲，以家属的身份，旁听一堂和中国有关的课。记得那周的阅读是一篇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妓女的论文，几个美国学生被要求在课上作presentation，也就是小讲座。我虽然在中国住了三十三年、受了北大的教育、并且从事文化学术方面的工作已经有十年，但看这篇文章，还是非常新奇开眼，需要时间消化。据教授事先私下和我的交代，这些美国学生，年龄大多十八、九或二十出头，对中国非常隔膜，在地图上找不出长江、黄河，也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三、四十年代是个什么时代，就更摸不着头脑了。我刚刚出来，还深受中国教育的影响，觉得这种程度的学生，应该先上个什么现代中国史或中国概论之类基础课；否则没有基本的知识就来讨论这种专门的题目，难免会闹出笑话来。 

可是，等主讲的女孩子一开口，我就傻眼了。她首先问大家：“谁认识妓女？谁和妓女当过朋友？”大家面面相觑。于是她自报家门：“我从小就是和妓女一起长大的。我们住地那个区，是最破落的。我上的高中算我在内只有四个白人。我们家街坊邻居的许多妓女，从小就是我的朋友。她们想问题、看世界的方法，和一般人不一样。”于是，她就开始分析文章中那些上海妓女的自我认同和精神世界。比如，她们在上海卖淫时，可能是社会上最受鄙视的人；可是，她们回到苏北的家乡，又可能是“上流阶层”。她们在两个社区穿梭，但又两头不靠岸，最后形成了自己的社区，并在这种社区中寻找认同。由此她讨论了妓女精神面向的复杂性，以及这篇论文对这些复杂性分析不够的地方，听得我目瞪口呆，只是庆幸我这个比她大十几岁、在班里的唯一中国人没有被要求和她一起讲。否则一下子就被人家比下去了。  

这堂课生动地体现了讨论班的好处：知识当然重要，但分析问题的角度也许更重要。人类要互相理解，就必须知道如何从别人的经验和视角来看问题、学东西，并能把从各种角度看问题的结论加以综合。而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的训练几乎等于零，学生从小就被告知有一个绝对的大道理，而且翻来覆去地被灌输。结果中国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大多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看问题的习惯，不是盲从，就是自我中心，对社会的理解非常天真。比如几年前一个女大学生应聘，说好自己什么工作都可以干。但等雇主问她能不能扫地时，她勃然大怒，说对方侮辱她的人格、不尊重人才。她就是不能想想：企业要创业，就得招开创型人才，不能请一个坐享其成的“姑奶奶”在舒适的办公室里拿白领的工资。开创性人才，应该懂得创业艰难，扫地、拉车可能都要自己来。

“常青藤的原则”则挑战了这种僵化的教育，使孩子的思想更开放。不过，实行“常青藤原则”，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大人和老师如何从孩子的眼光中看世界；第二，孩子如何从大人的立场想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师生、家长和孩子之间就无法对话，“讨论班”也开不起来，最终还会产生代沟。许多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拒绝和父母交流思想，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先谈第一个问题。毕竟大人是教育者，在沟通上负有主要责任。只有他们能够先从孩子的眼中看世界，才能引导孩子从大人的眼中看世界。如果大人不顾及孩子看世界的视角，强行把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念灌输给孩子，孩子就可能完全拒绝这种价值观念。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政府有关部门联合举办“道德建设知识竞赛”。同时各地在紧锣密鼓地部署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以下就是“道德建设知识竞赛”的两道多项选择考题：

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　)，贫贱不能(　)，威武不能(　)”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

　　A淫、移、屈；B移、屈、淫；C屈、淫、移。

我们主张家庭(　)，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A和睦；B富裕；C人丁兴旺。

老实说，看了这样的考题，我惶惶不知所以然。你出门作生意，怕上当受骗，会拿出这两道题来检验生意伙伴的道德水准吗？一个厚道的农民，很可能把这两道题答错。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骗子，则很容易把两题都答对。因为答得出答不出，不是看你老实不老实，而是看你是否熟悉几个成语。二十多年前，一位澳大利亚的汉学家问我中国的语言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成语。在他看来，使用成语过多是思想懒惰、缺乏原创的标志。这一点，我后来在耶鲁学习英文写作时才渐渐懂得：写作要尽可能避免用cliché，即陈辞滥调。而中国人使用的成语实在太滥，甚至被用来当学问炫耀，其实大部分是这种陈辞滥调，其作用无非是把人的思维定式进一步凝固、僵化。 

再往深一层追踪，这些成语的一大部分都是通过从小通过背古诗掌握的。小小孩子不管看见什么，动不动就出来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久而久之，思想就完全萎缩掉了。我不妨把在下一章《华尔街怎么养孩子》中将讲述的事件先放在这里讨论。中央电视台几年前把中美高中生拉到一起录制了一个《对话》的节目。两国学生在能力和品德上显示了天壤之别。同是制定援助非州贫困儿童的计划，美国学生从教育、就业、食物、饮用水、艾滋病、避孕等实际问题入手，每一项做什么，准备怎么做，甚至具体到每一项的预算，而那些预算竟然准确到几角几分。整个计划拿来就可以进入实施阶段。中国学生则只会在那里茶马古道地背古诗，具体能操作的计划一点也没有。在价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别给出了智慧、权力、真理、金钱和美的选项，美国同学几乎惊人一致地选择了真理和智慧。而中国高中生除了有一个选择了“美”，没有一个选择真理和智慧，有的选择了财富，有的选择了权力。 

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一是说明中国学生低能，一是说明中国学生对真理和智慧麻木，一心追求权力、金钱、和外表。如果以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在美国生活了十三年的经验来说，中国社会比起美国来最大的一个差距，就是普遍道德水平的低下。这种低下，也体现在那些高中生的价值取向上。那么，为什么我们天天讲道德，甚至还不停地有上述那种“道德建设知识竞赛”，结果反而是社会道德的崩溃呢？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死记硬背的权威主义教育完全不从孩子们的视角看问题，而是把大人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孩子的脑子里――理解也要接受，不理解也要接受――最后扼杀了孩子的道德情操。 

让孩子们背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么几个字不难，但也没有意义。关键是要让他们懂这里面的道理。比如在下一章《华尔街如何养孩子》中，我讨论的一个重点可以说就是如何教育孩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不过，教育要从孩子的视角入手，以他们的生活为起点。比如我们的女儿在幼儿园中就开始学习道德，起点是“黄金戒律”，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然孔子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教育却不是从这里开始，更不是从生活中开始。 

为什么道德教育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开始呢？因为道德说到底是对他人的责任。理解这种对他人的责任的最好办法，是将心比心：当你自己不想被欺骗时，你就应该想想别人被欺骗时的感受。同时，这条戒律也最容易通过孩子的视角来掌握。在幼儿园里，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协调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当别的孩子推搡了你怎么办？当你和其他孩子都想要一个玩具怎么办？成人世界中的利益冲突，在孩子的小世界里也都能展示出来。于是，老师就会这样启发孩子：“亚当把你推倒了，你摔痛了。这样很不好。老师要批评他。但是，既然你不喜欢被别人推，你是否应该推别人呢？别的小朋友摔倒了是否也痛呢？”“你和安妮都想要这个娃娃。她一把给抢走了，你哭了。可是，如果你一把抢走了，她是否也会哭呢？”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大家最后讨论出了结果：根据“黄金戒律”，谁也不抢。玩娃娃的办法，第一是要有个先来后到，也就是建立程序的观念；第二是要学会分享、互益。孩子三、四岁，这些道理和技巧不仅学会了，而且内化于心。 

记得女儿七岁那年，妈妈带她开车出去买东西。车里的公共电台的广播正在募捐，播音员的语气几乎是质问性的：“我们公共电台没有广告，全靠捐款。你每天能听这么美的音乐，这么多深度新闻，全靠别人捐来的钱。你如果不捐，就好象享受别人花钱买来的服务。你心甘情愿掏钱为一毛不拔的人买服务吗？”这时坐在后座上的女儿突然问妈妈：“妈眯，我们捐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你不总对我讲‘黄金戒律’吗？你自己应该守呀！” 

这就是“常青藤原则”的结果：通过孩子的视角让他们掌握基本的做人原则，鼓励他们用这种原则挑战大人，而不是盲目地服从权威。这样培养的道德意识，和那些背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语录长大的孩子的道德意识，当然不能同日而语。 

死记硬背的教育不仅扼杀了孩子们的道德情操，对孩子的智能发展也非常有害。大约二十年前，一位美术教师曾经和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他班里的孩子画画，太阳全是大红的。可是，你真看莫奈、梵高的那些名画，哪个太阳的颜色这么简单？于是，他作了一件其他老师不作的事情：带孩子们在夕阳西下时登高写生，让他们对着真的太阳画，按自己眼睛看到的太阳画。结果，孩子们画出来的太阳五颜六色。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孩子们在红太阳的文化中长大，接受的是“太阳最红”的教育，在没有画之前，早被告知几千次：“太阳是红的”。一旦接受了这些，他们就丧失了自己的视角，丧失了基本的观察力，当然也丧失了艺术和思想的愿创性。 

最近我读了一位自己是母亲的育儿作家Barbara F. Meltz写的《设身处地：理解你的孩子是怎样看世界的》 (Put Yourself in Their Shoes: Understanding How Your Children See the World) 。其中开头一段就描述了一位母亲从孩子眼中看世界的英雄般的努力，很震撼人心： 

那是一个深冬的早晨，在一个犹太社区中心健身房外的走廊里，一个两岁左右的男孩突然大发脾气：他一下子趴到地下，又哭又叫，两脚乱踢、两手乱抓。当母亲的一句话也不说，放下手里的包袱，先蹲下来，再坐下，后来索性全身趴在地上，使她的头和儿子的头成了一个水平线，两个人的鼻子也碰到了一起。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家都小心地绕开他们，尽量不去注意他们；他们俩个趴在地下，也都旁若无人。最后，孩子脸上的愤怒慢慢消失、显露出平静，哭叫声变成了耳语，终于把哭红的小脸靠在地板上，他的妈妈也同样把自己的脸靠在地板上。他们又这样呆了两三分钟：孩子看着周围的腿、脚、陌生人看他的目光，母亲也跟着一起看。孩子看母亲，母亲就看孩子。最后孩子坐起来，母亲也坐起来。孩子站起来，母亲也站起来。母亲拿起丢下的包袱，向孩子伸出手来。孩子抓住了母亲的手。两人一起走过了长长的走廊，到了停车场。母亲打开车门，把孩子放在儿童座上扣好，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孩子的情绪已经变得非常安稳甜蜜。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当母亲的居然没有说一句话。在一旁一直跟踪观察他们的作者，简直要情不自禁地为这位母亲鼓掌！ 

在作者看来，这位母亲专心致志地、宗教般地趴在地上，就是要从自己孩子的眼睛中来看世界。当她真能够从孩子的眼中看世界时，俩人就有了沟通，孩子平静下来，大人的一句哄、一句训也不用。这是最有效的教育。 

在美国社会，你到处能看见这样的教育。家长、老师不以训斥、命令孩子或学生为能事，而是俯身倾听、设身处地。孩子们也被鼓励用自己的视角看问题，用自己的经验来解释世界。所以才会出现我开始讲的耶鲁本科生讨论班上的那一幕：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也许根本不知道上海在哪里，却能把一篇对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妓女的研究分析得淋漓尽致。这一课使我一生难忘。我现在在美国的大学教中国历史时，面对的是同样年轻、对中国“无知”的学生。不过我一直对他们说：“虽然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三年，而且是历史学博士，但是，我在教你们中国历史的过程中，期待着从你们那里学到东西。这并不是因为你们关于中国的知识比我多。而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你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另外一个和你一模一样的生命。你独特的生命、独特的经历，塑造了你独特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你也应该看到从别的视角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你应该教给我的东西。” 

不过，在家长、老师学习从孩子或学生的角度看问题时，孩子或学生也应该学会从家长、老师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否则，孩子就变得自我中心、觉得世界上只有他们的想法才重要。我们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 

让孩子理解大人，起点还是我所说的“黄金戒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关于这一点，不妨从女儿每天起床后的行为说起。 

女儿两岁左右时，几乎每天都比我们醒得都早。她醒来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床头把我们的眼镜找到，然后强行“安装”在我们脸上。这是典型的儿童眼中看到的世界：爸爸妈妈每天先把眼镜戴上，然后就起床了。她由此得出结论：只要她把眼镜在我们脸上“安装”好，我们就一定会起来。当然，有时候她醒来发现爸爸妈妈已经起来，人不在屋里，又开始对着妈妈哭：“你不能比我起得早！”要知道，当父母的围着孩子忙了一天，等她一睡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嘎然而止，父母大松一口气，开始干自己的许多白天干不了的事情。这样闹得精疲力尽，睡得晚，早晨自然需要多休息一会儿。所以，多年来我们试图作的，就是说服女儿醒来不要吵爸爸妈妈。 

我们一直信守一个原则：女儿要遵守作息时间，按时睡觉。不过，早晨我们从来不在她没有醒的时候叫醒她，以保证她的充分休息，哪怕为此耽误了上学。在她六岁左右时，我们就由此开导她：“你看，你睡不够时，爸爸妈妈从来不叫醒你。被叫醒的滋味很不好受呀。那么，你应该叫醒爸爸妈妈吗？”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能早醒一些呢？” 

“你看，爸爸一天到晚工作，睡得最晚；妈妈给你做饭，陪你玩，给你讲书，等你睡了，还要给你洗衣服、给全家洗碗、打扫卫生，忙到很晚才睡觉，当然起不来了。你不觉得应该让爸爸妈妈多睡会儿吗？” 

女儿就这样渐渐学会从爸爸妈妈的角度看问题。从六岁多开始，在我们还没有和她分床睡的时候，她早晨起来，常常自己静悄悄地走到屋子一角的小走廊，打开灯，自己阅读将近一个小时。当然，这一来是家里的书很多，她阅读能力又比较好，阅读的兴趣也很大，一来则是父母平时注意从她的角度看世界，尊重她的意志，同时也用“黄金戒律”教育她：当别人能从你的角度看问题时，你也应该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不仅使她成为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女儿，将来也会是一个能够和他人合作、对他人有责任感的好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