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图为其自存的《延安归来》  

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黄炎培夫人姚维钧  

《南方周末》□黄方毅

上个世纪有两部同为夫妻合作、关于延安的影响深远的著作。一部是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其妻海伦合作的《西行漫记》(出版时只署斯诺之名),首次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领袖们；另一部是1945年由先父黄炎培口述、先母姚维钧执笔的《延安归来》,向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提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前者轰动世界,鼓舞成千上万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后者到今天仍不时为人提起,被称为“窑洞对”、“黄炎培周期率”或“黄炎培周期率难题”。

　　1945年7月,黄炎培与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出发时,先母姚维钧携我的两位姐姐前去机场送行),与陪都纸醉金迷的乌烟瘴气相反,黄炎培目睹了革命根据地的一派欣欣向荣。从延安归来后,他十分兴奋。友朋纷纷来探问延安的情况,先父应答不暇,遂闭门谢客,口述延安经历,由先母执笔整理,一连数日,合作完成《延安归来》。“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53岁的毛泽东相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341字的精彩问答,出于黄炎培、毛泽东之口,见于姚维钧之笔。

　　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镇。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无论做饭还是看护妹妹,手中老是捧着书。她原名薇娟,入了学校后,取《诗经·小雅》中的“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之句,改名“维钧”。自江苏省立淞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毕业后,在当地从教。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不肯做亡国奴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只身跋涉,辗转香港、广州,到达贵阳,先在贵阳女师求学,后考入上海迁黔的大夏大学。

　　1940年黄炎培原配夫人去世,登门说媒者众,但均被婉拒。次年底,黄炎培来贵阳大夏大学讲演,与姚维钧邂逅,开始通信。“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姚维钧以《沁园春》表达自己的心境。黄炎培则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自己的认真态度。百封书信往来,多首诗词唱和,两人终于遥订终身。

　　1941年7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奔赴重庆,不久两人举行婚礼,杨卫玉为介绍人,沈钧儒等参加。黄炎培在婚礼上散发婚事经过告亲友书,文中有赫赫8个字:“佳人易得,同志难求。”黄炎培在重庆,又是国民参政会,又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是民盟、民建,公事繁忙,每每晚归,姚维钧常在他们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目等候。有诗云:“观音岩上久徘徊,贩者纷纷饱橐回。过尽千车人不见,一镫远送屐声来。”黄炎培答诗:“观音岩上市声稀,夜夜夫人迎我归。过尽千车人不见,一天风露湿君衣。”婚后,姚维钧在重庆巴蜀中学执教。抗战胜利后,黄炎培奔走国共和谈,全家重返上海。和谈失败后,黄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伪国大,与国民党全面决裂,迎来了他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姚维钧一直陪伴他,共度政治上受高压、经济上靠卖字为生的生活。1948年姚维钧的40岁生日之际,黄炎培感激地写下贺诗:“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1949年初,因被国民党列为暗杀对象,黄炎培遂偕姚维钧及我的大姐当当潜离上海。为掩护父母离去,留在常熟路我家宅中的大姨妈姚荇绚、姐姐丁丁和我成了匪特包围下的人质,受严密监控。

　　黄炎培一行辗转香港、天津等地,于1949年3月25日上午抵达北平,下午便风尘仆仆赶到西郊机场迎接来自西柏坡的毛泽东等中共诸领袖,姚维钧随行。次日晚,应毛邀请,两人来到毛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一进门,毛伸过手来称:“姚维钧女士!”两人对毛的记忆力表示惊讶,毛说:你的名字好记,“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

　　解放后,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文件信件纷至沓来。姚遂放弃教师工作,担任政务院秘书,协助黄工作。在黄的办公室里,摆着姚的办公桌,姚维钧在这里处理来往信件与公函。每天仅人民来信少则十封八封,多则几十上百。都由黄口述大意,姚回复作答。大至大政方针,小至失业的人找工作,专业不对口的调工作,两人都尽力相助。以至黄姚死后多年,仍有当初的写信者寄信到我家,继续求助。1950年代,姚维钧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在业余爱好上姚与黄甚为相投,都不擅长歌、舞、牌、麻,只好书、文、诗、字。黄炎

　　培一生出版的四

　　部诗集里,《天长

　　集》、《红桑》两部

　　由姚维钧作序。

　　有一次姚因病住

　　院数日,婚后很

　　少与姚分离的黄

　　写下相思的诗

　　篇,送到病床前,姚读后热泪盈

　　眶,写下充满情

　　意的长信。

　　1962年是两

　　人结婚20周年,黄炎培已是85

　　岁高龄,但不忘

　　这“知己同居二十年”的日子,与姚共同写下四首诗,装入以旧翻新的信封,分送给每个儿女(我留存至今)。黄炎培还把自己毕生最满意的书法作品,1927年流亡到大连时所抄写的《杜诗尤》,题上“赠我爱维”赠姚。两人又把相恋至婚前的一百多封书信及之后的诗篇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工作之余,两人在家中铺上纸墨,边书写边赏评,共同玩味。有时也在院中葡萄架下谈诗赋词。

　　母亲为人贤惠,待人宽厚,善解人意,书房里挂着黄炎培前妻的大照片,母亲叫我们去行礼。黄炎培有时发脾气,对友人部下过于严厉,逢此,母亲总是出来宽慰一番。然而在父亲严格管教我们子女时,母亲却从不来“护犊子”。母亲育有我们姐弟四人,她对父亲前妻所生的子女也是关爱的。两人结婚时,黄炎培对前妻所生子女说:“天下母亲只能有一个,你们也不必叫你们的继母为‘母亲’,你们的继母是教师,以后就叫‘姚先生’吧!”然经姚照管过的尚年少的三位兄姐,仍发自内心地称姚为“妈”。她力主将被国民党杀害的我二兄黄竞武之子黄孟强、黄孟复(现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兄弟接来,抚养成人。

　　至1965年底黄炎培去世,两人共度了24个春秋。这既是黄炎培一生事业的顶峰,也是他最艰辛的岁月。期间经历了延安归来,特务抄家,到拒绝参加伪国大之后的卖字生涯,脱身虎穴北上北平到建国后参政从政。

　　解放后,姚维钧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辅助黄的工作,形成了“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另一方面,又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愈来愈“左”的政治压力。“要找黄,先找姚”的工作模式,使姚维钧处于她并不熟悉,但又不得不直面的位置上。1949年以后,黄炎培为良心所驱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的传统习惯不改。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最初尚能听进去,然忠言逆耳,难以为继。“反右”来临,我的五位兄姐被打成右派。黄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黄炎培最亲密助手的姚维钧,处境之难可想而知。她感到力不从心,头发几乎全白了。

　　或许是知道老友的心境,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邓颖超来了,周与黄在客厅里长谈,邓与姚则手拉手在里屋比肩而坐,低声细语。这是我记忆中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凭着良知与执著,凭着党和朋友的关怀,凭着对丈夫的理解、认同与钦佩,姚维钧一直支撑着,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支持黄,追随黄,陪伴黄,虽然为此有荣亦有辱,有福亦有祸,但她无怨亦无悔。

　　1966年“文革”开始,她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受拳脚棍棒、人格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以一死做最后的抗争,结束了不到59岁的生命,穿着她那件带有二十余处补丁的棉袄,追随已先她而去的黄炎培去了。

　　打倒“四人帮”后,有关方面为母亲平反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邓颖超打来电话,送来挽联。老友们都赶来了,在哀乐声中缅怀姚维钧一生的功绩之际,他们可曾想到过她执笔的“黄炎培周期率难题”?窑洞中的那段对话,可谓不幸而言中!

　　母亲以生命的代价,证实了求解这一难题之艰难。然而即便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母亲在生命结束之际,仍然在留给我们姐弟和黄孟复兄弟的遗嘱中写道:“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你们要跟着共产党……”与那个时代被害致死的多数人一样,母亲在告别人世之际仍无怨无悔,也无改其早年的政治抉择。在颠倒与迷乱的现实面前,她用一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用奉献生命来唱和其早年的一腔热血!

　　所幸的是,那个罪恶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大步迈上改革开放的新进程。母亲执笔的这段对话,在新时期不仅常为薄一波等共产党元老提起,也不时为新一代执政的共产党人引用。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是,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并将继续用自己崭新的足迹,一往无前地求索美好的明天,求索这个“黄炎培周期率难题”。

　　母亲百年诞辰之际,我想起40年前母亲撒手西去当夜,风吼雪哮,如天怒地怨,在我家阳台前,母亲天天在写字桌前与之隔窗相望的一棵半米粗的老杨树竟骤然腰折,扑倒在地,随母而去。或许忠魂有灵,或许生物有应,感天动地罢!其间,冥冥中总有一声音:维钧维钧,“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也!更名维钧的姚维钧一生,恐正是应了“维钧”两字!

　　六十又三之我,无忘亡母在天之灵,作文以祭母云:母姚维钧,1909年生于上海浦东南汇。母父姚旭明,安徽黟县商贾,多有善举,服务乡里。母自幼聪慧,发奋读书,志存高远,更名薇娟为维钧。抗战只身赴黔,读毕大学,1942年结缘吾父黄炎培,传书百封,唱和诗词,婚后育有二女二子。母长于文字,曾作序父诗《天长集》,并执笔父之名作《延安归来》,记录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对话,传颂天下至今。母忠厚贤慧,将被害之吾兄遗孤黄孟复兄弟和病故之吾舅遗女收至膝下抚养。建国后,母任吾父之秘书、全国政协委员,辅佐吾父之事业。极左猖獗时,民众遭殃,父为民请命,犯颜直谏而招忌遭压,吾三兄两姐被打成右派,母忍辱负重,艰于护夫,心力交瘁,几近崩溃。母为人正派,待人宽厚,体恤父之友人属下,口碑甚佳。“文革”后友人纷纷为母奔走伸冤平反。当时除吾等七孩儿外,父母尚需供养吾外祖母,补贴姑母舅母,经济不甚宽裕,母节衣缩食,克己甚严,且严教吾等年少便洗衣清扫自理生活。“文革”期间,母代夫受过,遭殴斗,然回家不言。1968年初,母抱吾痛泣嘱托,又抱吾姨泣叙童年。1月19日礼拜六晚,吾离家归校,见母端坐锅灶前,为次日将回家之子女做饭,殊料竟为永诀。当夜,母以颤抖之手,提笔书遗嘱云:“孟强、孟复、当当、丁丁、方方、冈冈:孩子们,我病得很苦……”廿日晨,姨见母着廿余补丁棉袄,倒书桌旁,手边为安眠药片,奄奄将息,即抬上救护车,却胎漏母亡。吾等回家伏母大哭,二姐丁年与叶佩戎为母更衣,吾与黄孟复守灵通宵。是夜,风吼雪倾,如天怒地怨,晨见母书桌前窗外与母天天隔窗相望之半米粗杨树,竟已折断在地,随母而去矣!

　　■小词典

黄炎培

　　黄炎培(1878-1965),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职业教育的首创者。1878年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内史第。黄炎培25岁便开始了办学生涯,其中最著名为浦东中学,当时有“北南开,南浦东”之称。蒋介石曾慕名送蒋经国、蒋纬国到浦东中学求学。1917年黄炎培借鉴美国、日本的办法,开创我国的职业教育。黄炎培虽执江南教育界之牛耳,但早年不肯出来做官,1921年和1922年两度拒绝出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投身教育的同时,他还积极从事经济事业,1920年修建了上海至川沙的上川铁路,为开发浦东之先驱。1937年抗战爆发,黄炎培结识了共产党人,为国共两党共同推举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其间,他创建了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的两个(民盟、民建)并任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两度动员下出任政务院副总理。1965年逝世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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