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一棵树的结构看中国经济

　　人民大学张志伟教授提出：中国哲学究竟有没有能力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哲学就没有出路。本文便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一组最具中国特色的符号组合——“本干支末”，建立一个经济解释模式，来实践这种可能性。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一模式针对目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提出一些看法，并为此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及珠三角一体化化问题作出政策建议。

　　本干支末，换成现代语言就是根、茎、枝、叶，一个“树”的模型。在这棵“树”里，我把人力资本比喻为“根“，公共资本比喻为“茎”，实物资本比喻为“枝”，货币资本比喻为“叶”（如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发展规律竟然与树木的生长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经济的盛衰有周期，树木的生长也有周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侧重不同领域；树也是不同季节侧重不同部位的生长。经济发展的失衡，体现为四大组成部分即上述四大资本之间的失衡；树的生长失衡，则体现在根茎枝叶四部分之间的失衡——如枝叶过少导致光能吸收不足而“营养不良”，枝叶过于繁密则可能“头重脚轻”，或者有的树枝叶过繁不利于结果——如柑桔需要“剪枝”。树木的生长总会遭遇冬天，经济的发展也常难避 “寒冬”；树木的叶子有时会“缩水”，货币里的财富有时也会“缩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发现各种“主义”与“本干支末”模型的对应性，如计划经济下的公有制是主张削弱枝叶——私有资本与金融货币资本，将“营养”集中到植物的“茎”部——一如马铃薯或仙人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即我们俗称的右派经济学者主张营养集中在枝——私人财产一头，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凯恩斯主义是两者的折衷，主张茎（公共资本）和枝（私有资本）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在经济危机期间启用公共资本以“政府干预”的形式纠正“市场失灵”。新福利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相比则是换了一个平衡点——舍弃凯恩斯从枝（私有物质资本）与茎（公共资本）之间取平衡的方式，转而寻求根（人力资本）与茎（公共资本）之间的平衡，所以新福利主义或新“第三条道路”突出的是“人力资本”。我活用中国哲学中的“本干支末”符号组合，提出“文化本位社会”论，则是以一棵整体的“树”来综合以上几派观点，在几派的斗争中，文化本位社会理论承继中国文化“和”字真经，充当的是一个“劝和佬”角色，通过“树”的系统建构，可以对各派主张进行扬弃择其合理部分，再融汇为一个整体，如我本人在公共福利上与右派反福利观点相对立，但在自由市场上又与之立场一致；在公共福利上偏“左”，但在土地、国企垄断、住房等领域又偏“右”；尽管我主张政府增加对劳工的文化教育福利，但在职业福利如新劳动法或最低工资等问题上又偏右。我在左右两派眼中的这种“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而是“树”的模型让我拥有了更为整全的视野。

　　自然界“树”的系统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似性是如此之多，以致于树木之于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模型或比喻，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从树木的过冬方式获得启发，得到渡过此轮经济“冬天”的诀窍。

　　叶在树木系统内，既因“光合作用”而产生驱动整个树系统运行的动能，又可能通过“蒸腾作用”而导致水分与营养流失，所以树木过冬的方式就是逢秋冬则将叶子内的水分营养向根茎转移，然后叶子掉落或缩水。货币在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也与叶子相似，既有驱动经济发展的动能，也可能使财富从中“缩水”。我们不难注意到即使是乔木，也有常绿乔木和落叶乔木之别，为了过冬，有的树不得已让叶子全掉落；但另外一些树却进化出某种机制，可以“四季常青”。常绿乔木成功的奥秘主要在于其叶子结构，一是减少了蒸发面积，二是叶的表皮增厚，有的还产生一种油性物质、形成保护膜，使水分更不易流失。由于在前面的序列中，树的“叶”这一结构对应的是经济的金融货币体系，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解决经济危机，改革货币体系可能是重要手段。于是，我们至少可以从树木过冬的智慧中找到经济过冬的两种手段，一是如多数“乔木”一样，发挥茎（政府）的导向功能，让营养和水分向根茎（公共福利和人力资本）转移；二是如常绿乔木一样，充分发挥“叶”——金融货币体系的功能，如信贷消费。我认为信贷消费是西方国家在福利政策出现“滞胀”问题后解决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本次美国引发的危机，不过是这一手段用得太泛滥，过极失当而已。一些学者可能夸大了美国的危机，美国这棵树因为根茎扎实，虽然货币体系即“叶”出了问题，但个人判断不太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从欧美覆车之辙到中国救命通道

　　有些学者面对此次经济危机，动不动就说西方某主义某主义抬头，认为中国应该搬用西方的某种策略来解决中国经济危机。显然，说马克思主义抬头的，其意是说私有企业不好，要加强国企的垄断地位；说凯恩斯主义抬头的是企图增加政府干预，通过政府大规模生产性投资拉动经济，显然这些都很容易迎合权贵阶层支持。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需要警惕的，无论凯恩斯或者马克思的经济学，都不是解决本次危机的对症良药。恰恰相反，我们要以一逆向思维来看待，沿着欧美的“覆车之辙”，却极有可能走入中国的“救命通道”，欧洲与美国的覆车之辙我认为分别就是福利与信贷消费。

　　实际上，本次经济危机大致可以视为中西两极的失衡，一方是信贷消费过度，一方是信贷消费严重不足；一方是福利水平太高和福利结构不当（太复杂需专题讨论），一方是根本未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解决危机的关键就在于，双方都从两个极端向中间拔正。福利太高的削减福利以激励“劳动积极性”，信贷过度的控制信贷风险；反之，没有福利的中国一要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二要大举进行金融改革、打破金融垄断、，大规模发展中小型借贷企业、促进信贷消费。所以说西方倒下去的地方就是中国站起来的基石，在福利与信贷两个领域，中西应该采取与美国大致相反的度冬模式。珠三角在这方面应该及时采取行动，走在全国前面。我的建议之一是立即着手建立统一的珠三角社会保障体系，以方便劳工在全区内自由流动。之二是大规模推动民间借贷发展，让深圳等地的地下钱庄合法化，应该鼓励私营银行发展，不要被美国的所谓“前车之鉴”吓倒，恰恰相反，有了美国覆车的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信贷风险，安全系数提高了。成熟的金融体系将成为珠三角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张维迎主张向全民分发外汇储备，这不现实，我的主张是拿来搞信贷，让穷人或中小企业增加投资或消费。但要以信贷消费驱动内需让穷人都来消费，关键是要充分利用土地的金融价值。珠三角各市还有大量的土地，应该充分释放土地的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说，以自由流转、私有化或永佃制为目标的土地改革将是本次中国经济能否顺利过冬的最大关键，因为它将决定以信贷扩大内需策略能否最大程度地奏效。现在出口紧缩、以后还会更加困难，扩大内需已经成为共识里的共识。但是贫富分化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也是共识的共识，通过信贷消费盘活外汇，并让富余者把钱借给不足者投资或消费则是最好的办法。但穷人尤其广大的农村居民凭什么作为担保去贷款或向富有的亲戚朋友借款呢？土地改革对于本轮经济危机的意义就在这里，它可成为农民最大的金融抵押品。显然，无论是支持或反对土地私有化者都没有足够重视土地作为金融抵押品对于解决当前经济危机的重要作用。一些学者担心土地私有化导致失地农民引发社会危机。其实多数农民是不会轻易出售土地的，但作为金融抵押品使用则会非常普遍，这将极其有利于增加民间投资和消费。即使一些农民卖了地成为失地农民，他也可能还有很多其它选择，最后沦落为困难户的归根结底是少数，仍可通过社保予以救济。

　　再回到第一条，福利问题。凯恩斯主义者要加强政府投资，蒙代尔建议中国大发消费券，抑或新福利主义著重以医疗教育促人力资本积累，还有右派经济学者则主张政府什么也不要做的。每一派都有“大师”背景，各类建议令人眼花缭乱，甚至还有主张大印钞票按人发钱的。“树”模型或者文化本位社会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帮助我们在各派主张中作出正确选择？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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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的启示是，无论常绿乔木还是落叶乔木，当冬天来时，其营养水分的整体流动趋势一定是按照叶—枝—茎—根的方向流动、最终大量积蓄在根部的。这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危机的启示就是，政府和市场应该进行如下分工，市场负责将财富从货币（叶）向私有物质资本（枝）流动，政府负责通过公共福利政策，使政府掌握的财富从茎（公共资本）向根（人力资本）下流。这种分工是新福利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结合，“树”模型不支持凯恩斯主义大规模发展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原因是该类投资将导致资本向上流动角逐货币或物质资本。树木过冬的启示不倾向这样的选择，尽管树体之内无论哪个季节营养水分都是上下双向流动的，但总体趋势是春夏朝上荣其枝叶、秋冬下行以壮其根。多数人认为新福利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改进、因而有新旧第三条道路之称，如果从树模型来观察，两者是完全逆向的，前者主张公共资本向下流入人力资本（根），后者主张生产性投资流入物质资本（枝）。在生产性投资领域，民营企业可以比政府做得更好，所以政府应集中更多精力在人力资本方面。要扶持生产性投资，好的办法是最大限度向民营企业开放金融、土地、住房、医疗、教育、公交、能源等市场。绝不能因此次经济危机就误以为凯恩斯要复活了，只有信任市场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在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下，通过福利和市场的双重作用，资本沿着树模型充分下流到底，再通过人力资本的转化作用，很快就会反过来积蓄起向上的动能，只要政府作出正确选择，“春天”并不远。

　　至于蒙代尔主张发消费券，也必须区分其指向哪一类消费，因为政府以公共财政刺激消费，必须最大限度地考虑外部性，只有那些拥有更多正的外部性的消费行为，才是政府较适宜的扶持对象。树的模型提供的启示则是，如果以度冬为目的而发消费券，应须尽量遵守前面提到的“下行”原则，即应使资本总体偏向人力资本即向“根”部流动，显然发消费券针对教育或文化消费较好。否则，如果消费券导致资本总体上流，则可能向市场释放错误信号，对企业产生误导，某些产品本来应该减产的反过来增产，就有可能加深危机。珠三角地区应该考虑自己出一份，向中央财政要一份，为广大农民工及其子女提供人均数千元的教育券或培训券，大规模推进农民工培训，鼓励工厂让工人轮流参加培训，此举将极大缓解失业压力，也将为“冬天”过后的产业复苏作好人力资源蓄备。珠三角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沿，在如何培训农民工、培训哪些内容方面，显然拥有市场优势。

　　三：珠三角应选择多元的一体化之路

　　目前珠三角一体化的主要成绩是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方面，但即便是这一块，也必须辅之以公交系统、出租车系统、能源改革以及治安一体化，才能放大其效应。其中出租车改革非常重要，将决定你建的路是活的还是死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出差，出租车的使用几率很高，如果政府能大幅降低出租车业的门槛，加上能源改革令油价与国际接轨、降低出租车用油成本、使珠三角平均起步价降到五元以下，可能令珠三角的出租车辆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数倍。还应抑制地方保护主义，让的士司机可以在全区内自由载客，再辅之以一体化的治安、构建良好社会秩序，将使人们可以放心出行。这样很多人将放弃购车而选择打的，交通拥塞局面将大为改观，并为该区域的商务活动提供最大便利，有力促进全区商业繁荣。同时放开竞争后的出租车行业将解决大量就业，本人曾于０４年与高辉清博士探讨过，只要政策得当，中国出租车行业短期可以增加几百万个就业机会，长期提供就业岗位以千万计。
　　住房与户口改革。泰山不让寸土故能成其大，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为珠三角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冬天来时，却只能凄然反乡。然而，在这凄凉的返乡路上，不知多少“内需“也已随之流逝。在深圳关外，到处有五六万元二房一厅带装修的售房广告，如果能辅之以信贷支持，相信多数农民工都买得起。遗憾的是，这种房子却叫“农民房”。深圳７０％以上人口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因为是“暂住”，所以买的家具也是最简陋的，电器炊具多数是买的“假冒伪劣产品”。然而，如果我们换一种发展模式，户口不构成农民工的阻碍，五六万元买的房子也有房产证。整个珠三角，会激发多少内需呢？你不会再买二百元的电视，而会买几千元的液晶，人皆有爱美之心，会装修，会舍得买档次高一点的家具，单房子里头、户均消费就增加几万块，试想，珠三角那么多的农民工，几千上万亿规模的“内需”也就自然产生了。允许农民房自由交易，建房者建的房不是用来出租而是销售，农民房也自会越建漂亮，整个城市也会变得更美。一旦珠三角的住房开发把农民工也考虑进去后，以农民建的小产权房为主的低端住房市场优先启动，价格将不断走高，等到这些房子卖得差不多了，商品房市场也自会被带动起来。整个房地产业就自然会迅速触底反弹，再次成为珠三角经济的支柱。所以户口与小产权房问题给了珠三角一个很好的机会，就看各市政府能不能抓得住。为了促成这一改革，一个办法是改变ＧＤＰ政绩考核方式，放弃人均ＧＤＰ概念，把总量作为唯一标准，以深圳为例，如果人均ＧＤＰ是考核官员的首要标准的话，结果一定会导致更严的户口管制，反之如果以总量为首要政绩标准，则将千万农民工纳入城市就合乎官员利益，十年以后再谈人均ＧＤＰ不迟。

　　四：以文化产业与教育产业提振内需

　　最后再谈教育与文化产业改革。本次经济危机，举国哀叹内需振不起来，很少人意识到文化教育和内需有着莫大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内需与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

　　在文化本位社会理论中，除了树模型会倾向于支持新第三条道路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以外，另一个模型“香槟消费塔”也会强有力地支持政府大规模扩大公共福利尤其是教育文化福利促进人力资本增长。如图：

　　五年前，社科院唐钧先生在读了《文化本位的福利国家初探》一文后，对文章很多观点表示赞赏，但唯独不解为什么福利国家要“文化本位”。实际上这是一个激励机制问题，结合上面的图我们很容易理解。假设我们对一个人提供了第一层杯子的福利，满足了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但这个人非常节欲，他完全没有下面三层杯子的需要，中国的很多农民就是这样，那么很显然，给了他一定的福利他就满足了，他可能不再有动力去工作或投资，此时“大锅饭”现象就发生了。反之，如果一个人四层杯子的需要都被激发了，那么给他一份福利的作用就是提供了起始条件，使他健康成长并拥有去追求下面三层杯子幸福的能力或所谓人力资本。所以我总结出一个命题：福利国家是否有效率，主要取决于人的需求结构。国民精神文化需求越旺盛，福利制度带来的效率越高，反之越低。并认为中国不适宜提供过高的物质性福利，而应该尽量多提供文化教育福利，以激发人们更多的精神文化欲求，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更强劲的发展动力。中国经济之所以苦于内需不足，很大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失败，未能充分激发全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穷人很容易满足老婆孩子热炕头，多数富人也仅满足于第三层杯子即享受性物质生活消费。
造成中国国民精神文化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完全沦落为功利主义的教育。教育的唯一目的只是训练某种技能，以便将来谋生。

　　在教育方面，我们必须超越功利主义的局限性，教育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培养人才，而应该是包含“人才”目标又高于“人才”定位的“人性”目标。我们的教育主要是发展了人的工具理性，而没有激发人的价值理性，这种教育模式严重压抑了需求，如果中国能进行系统的教育制度改革，致力于培养公民价值理性，令全民普遍拥有较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话，那么我们从上面的香槟塔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的“内需”将有多大，经济增长空间有多大。中国大陆六十年来未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教育只重工具理性不重价值理性是根本原因，如果求知只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的话，是不可能强烈的科学探索精神的。悲哀的是我们很多的大学学者甚至连起码的学术真诚都不具备。

　　因此，我建议珠三角在基础教育方面率先推行以培养公民精神文化需求、即以拓展内需、养成健康人性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制度，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每个孩子将被告知，你不是为了将来成为什么人才而接受教育，而是因为你的精神的“胃”需要吸收食物，你作为“人”的人性之“欲”需要满足。儒家创立的古典文化本位社会其教育理念是以“修身养性”为本的，也是以“人性”为目的，但其所“修”所“养”主要以伦理为中心。现代的文化本位社会，应该重返以修身养性和人性为目的的教育，但所修所养，则包含远较儒家伦理丰富得多的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文化本位的教育改革，主张让孩子们在至少年满十六岁以后才开始考虑以职业为目标的“人才”教育。这样的教育改革可以总结为一句话：基础教育以培养“人性”为目标，职业教育以培养“人才”为目标。

　　如果国民的精神文化需要普遍激发，则自然会导致文化产业占ＧＤＰ比例大幅上升，目前仅４％左右，我个人认为，文化本位社会初步成型，应该是文化产业占ＧＤＰ３０％以上，成熟的文化本位社会，文化产业占ＧＤＰ比例应在４０％以上，彼时，整个社会就会象这个“香槟塔”，上轻下重，既拥有最大的经济增长空间，又拥有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当前的世界，无论欧美，多数公民的需要是在第三层——享受性物质生活需要这一层。所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文化产业达到ＧＤＰ的３０％，中国能否后发而先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本位社会呢？不过，如果文化产业严重的政府垄断不去除，各种许可证制度不以缔、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教育、学术、言论、出版、发行、新闻缺少足够自由度的话，中国文化产业占ＧＤＰ１５％的目标也遥遥无期。珠三角地区能否在这方面率先展改革呢？

　　本文为中国及珠三角经济过冬提供如下完整的策略链条，以土地改革催生金融抵押品盘活巨额外汇储备发展信贷消费，以信贷消费催动住房、教育培训产业之繁荣、以出租车改革启动投资性汽车消费（金融危机下纯消费目的买汽车将减少，以投资目的买车的需求只要政府放开竞争就会激发），并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以教育改革与文化福利催生国民精神文化需要提振内需。以垄断的解除促文化产业振兴。以上改革，需要中央政府与珠三角密切配合，如能实施，中国经济全面振兴无疑。

　　从古典文化本位社会到现代文化本位社会，从伦理导向的“修身养性”到精神需求导向的“修身养性”，中国文化复兴的机会已经到来。世界看中国，中国看珠三角，唯愿珠三角，中国经济的龙头，能够拥有这样的超前眼光，率先开启一条通向文化本位社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