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春天

 [《中国经营报》编者按]

开栏小语：1909年，整整一百年前，在改良派、革命派、执政者等各方势力的推动下，垂死的清王朝进行了最后的自救努力。但那场看上去轰轰烈烈的改革最终在各方的极度失望下被暴力革命所吞噬。100年前的改革为何归于失败？旅澳清史学者雪珥在为我们再现那一段历史的同时，也试图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1909年春天，中南海，一位年轻人正在为一个老大帝国画上最后的句号。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载沣，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生父、摄政王，世界上最大帝国的最后一任领导核心，时年26岁，正是“要让这世界为我激荡”的花样年华。

    1909年，宣统元年，万象更新，大清国本是有着令“世界为我激荡”的机会的。

    数月前，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双双离世，结束了被外间揣测纷纷、又令后世史家们聚讼不已的莫须有的帝后“路线斗争”。尤其是慈禧太后这位“铁娘子”的去世，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强人政治。大清国的子民们热泪滂沱，与其说是出于失去了领袖的悲痛，莫如说是对前途的迷茫和恐惧。

    曾经的巨人都已经凋零：翁同龢早在11年前的戊戌年就被彻底打倒，并在落寞中走完了人生；李鸿章则在8年前积劳成疾，死前留下了“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的凄凉自挽；硕果仅存的张之洞，早已被供养起来，并将在这一年的秋天离世。只有一个刚刚过了五旬大寿的袁世凯，尽管锋头无双，毕竟羽翼未丰，地位不稳。两宫的过世，对袁世凯绝非利好消息，一方面，康梁等在海外大肆渲染戊戌年老袁卖主，尽管并无证据，却也众口铄金；另一方面，他在这几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刀阔斧，勇于任事，得罪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显然有不少人很乐意看到他在政治上的倒台，甚至希望从肉体上将他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在这最高领导人“换届”的非常时期，袁世凯所能做的，就是夹紧尾巴，多磕头、少说话，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在过去几十年来导引这个帝国的所有大小灯塔，似乎都熄灭了。这时，只要谁能发出星火之光，就能划破迷茫的黑夜，成为新的方向。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后来在中国创办著名《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的汤姆斯.密勒(Thomas F. Millard)，在慈禧太后过世不久，就以敏锐的观察力，在《纽约时报》上撰写整版的长篇政论文《中国的新课题及其意味》（China’s new course and its meaning），认为两宫的去世“确实为一个新时代的启动打响了发令枪，开创了中华帝国这艘古老航船的另一条航线。”

    他对载沣赞誉有加，“醇亲王是个年轻人，他成长的时代正处于现代思想在东方世界取得立足点之际，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西方世界，其心智和视野并没有因为紫禁城的城墙而受到限制。因此，他可以做到中国其他统治者所没有做到的事情，即立足于现代观点，以透视的目光，从与其他世界强国的对比中来认识自己的国家。”
显然，载沣是可以成为这个舵手的：巨人离去，朝堂之上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势力，都失却了有分量的大腕，少了很多掣肘，正是鸟飞鱼跃的好时机。载沣再窝囊，此时也足以睥睨群雄，大有可为了。

    1909年，大清国的新一代领导核心，继承下来的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即令只抱定萧规曹随的宗旨，也必可有一番新气象。

    此时，改革已经前所未有地成为全民的共识，及主流话语体系的主旋律。此前几年，在慈禧太后的亲自设计下，改革就已经从经济、国防等“用”的层面，深入到了政治体制这一最微妙、最敏感和最根本的“体”的层面，进入了深水区。最艰难、最容易引起既得利益者反弹的，莫如干部体制改革（官制改革），也都在老太后的铁腕护航下，基本完成。

    二十世纪初期这场由慈禧太后继续亲自领导的改革，同上个世纪那场历时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无论从深度、广度上，都有着本质的不同。那场仅专注于经济和军事变革的洋务运动，被日本的铁甲舰队彻底粉碎，大清国从血泊和耻辱中明白了政治现代化才是关键所在。随后，在经历了“极右”（如急躁的戊戌变法）和“极左”（如盲动的义和团）的两次大折腾后，朝野上下都明白了：大清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崛起，就要防止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防“左”。到了1909年春天，即令最不合时宜的腐儒，也能将宪政当作最in的谈资，民间报刊则如雨后春笋，中国社会似乎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一个“少年中国”俨然诞生，颇似明治年间的日本。

    无论庙堂还是江湖、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再是“反改革”的保守势力，也不是“革命党”，而是改革者、或者说是自我标榜为改革者之间的争斗。舞台上的每个角色尽管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但主旋律却都是同一首歌。《纽约时报》上的长篇分析也认为，在这最高领导权过渡的非常时期，中国之所以出乎意料地保持了稳定，正是因为“所有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内部严重而混乱的意见分歧如果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则可能给外国人提供干涉中国内政的机会。所以，“人们加倍小心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

    在这样的共识下，这一年反而成为晚清历史上罕见平静的一年。两宫去世后，世界惊奇地看到了“中国在这如此紧要的历史关头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并且没有显示出任何要歇斯底里发作的倾向。中国政治家们在面对紧急事态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和能力”。

    这一年，尽管西方列强依然在使劲攫取利益，但收回路权、矿权的成功，成为民族主义的狂欢；尽管民族工业在国际商战中依然弱小，但中国人第一次真实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上海的股市操控了马来半岛的大量橡胶园；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们出于某种考量，将此时的改革彻底妖魔化，但宪政运动却在中华大地上前所未有地开展起来，当家作主的概念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

    剩下的唯一疑问是：以载沣为核心的大清国新领导班子，是选择与时俱进，扩大执政基础，推进政治进步，从而实现大清帝国的腾飞？还是畏首畏尾，从维护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从而葬送历史机遇，并最终唱响大清帝国的挽歌？1909年这个春天的故事，究竟又是如何被一步步演绎成了王朝的悲剧呢？

（已刊于《中国经营报》2009年2月9日/每周更新/欢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