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冷落谢幕

[本文已发2009年3月2日《中国经营报》，此为见报稿]

  1909年，宣统新朝，大批出身亲贵的年轻官员被提拔到了国家领导岗位。一位老人则被虔诚地供奉在改革的神龛上，充当着小一辈的护身符兼挡箭牌。
　　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前的洋务运动，侧重于经济和国防现代化；随后是思想、政治和社会的“躁动”，对民族危亡及出路的不同认知，酿成了戊戌年与庚子年尖锐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从1905年开始，朝野上下又基本达成了共识，开始进入深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1909年，托福于如刀岁月，曾经作为改革旗手的元老们，只剩下人称香帅的张之洞（字香涛），被当做吉祥物供奉起来，为各种各样的改革或折腾背书。
　　在大清国的政治股市中，张之洞是绝无仅有的坚挺蓝筹股，熊市、牛市通吃。与他那条持续走高的阳线相比，李鸿章则走出了一条阴阳不定的曲线，在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景气凋零，行情下探谷底，俨然垃圾股；八国联军进北京，李鸿章奉命“谈和”，在大清国的很多人看来，无非是ST的一次重组，无论成败，都可以毫不吝啬地作为垫脚石而“始乱终弃”。李鸿章的老对手翁同龢，则遭遇彻底崩盘，陡峭的阴线甚至击穿了底部，颗粒无收，不得善终。其他同一量级的大佬中，曾国藩则因为强烈的自虐（或自我保护意识），在行情未到顶峰的时候就强行自我平仓。唯一能勉强和张之洞相媲美的，只有一个左宗棠。
　　改革是一种艰难的利益调整，而作为改革的旗手之一，张之洞居然能做到左右逢源，在危机处处的官场中毫发无损，这固然是他个人卓越的运作能力。但是，这样一个灿烂光鲜得滑不溜手的“琉璃蛋”，对更需要锋芒和棱角、乃至牺牲的大清改革来说，未必就是福分。
　　张之洞本是北京城的“名记”，以撰写抨击显要的“内参”而闻名，成为清流派的“青牛角”（“青牛”是“清流”的谐音），当者披靡。张之洞就靠着这支“万人敌”的笔杆子，一篇文章一个脚印，成长为封疆大吏。张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因此，他的笔是长眼睛、有分寸的，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光绪五年，同治皇帝下葬，有些不长眼睛的笔杆子出来聒噪，提出了今后光绪的子嗣究竟是为光绪还是同治承嗣的大难题，令慈禧太后相当尴尬。在这大是大非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证明慈禧太后选择光绪是如何地英明。以张的眼光，自然明白哪条大腿最粗且值得紧紧拥抱。何况，慈禧太后于他，的确还有“知遇”之恩。1863年，张之洞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时本是二甲第一名，但慈禧太后御笔将他改为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那比状元和榜眼都更为风光，张之洞从此也只能誓死捍卫太后。
　　何况，秉公而言，对一个已经运行了五年的体制，任何的质疑都只能导致无谓的纷争，于大局有害无利。张以“青牛角”为慈禧太后站台压阵，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能在关键时候发出关键的声音，并且公私兼顾、浑然天成，这就是张之洞的政治智慧。
　　戊戌年间，张之洞曾经力挺康、梁等人，出钱出力出关系，但也敏锐地看到维新派的外强中干和急功近利。在变法主旋律响彻朝野时，张之洞逆市操盘，“不识事务”地抛出了著名的《劝学篇》，呼吁“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将维护三纲五常作为改革的首要目的，以此巧妙地将自己与康、梁切割开来。
　　在戊戌年持续的政治大地震中，《劝学篇》为张之洞搭建了一座风雨不侵的防震棚。先是光绪皇帝“详加披览”，认为“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传旨总理衙门排印300册，作为维新教科书，甚至要求各省督抚人手一册认真学习领会。而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其中甚至有张的门生杨锐。张之洞却“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劝学篇》继续成为官方力挺的畅销书，据说前后发行量高达200万册，仅版税一项，张香帅也大发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