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持续10多年的经济增长，几乎克服了经济周期规律，一举扭转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速低于日本、德国的尴尬局面，重新确立了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地位。这种长期保持的经济高速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现象，正是人类社会梦寐以求的经济运行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新经济”——NEO（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即新经济组织），引起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与密切关注。

在宏观层面，人们将发生在美国的“新经济”现象归纳出不同于与往的五个特征：1、经济持续增长；2、失业率稳步下降；3、物价增幅保持在较低水平，通货膨胀压力得以消除；4、出口贸易增长势头强劲；5、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在微观上，低能耗，低污染，高收益，与技术创新相配备的金融体系以及知识、技术资源的投入一直保持边际产出递增，也是“新经济”的明显特征。最早宣传“新经济”思想的美国《商业周刊》在界定这一名词时有过这样的表述：“谈‘新经济’时，我们的意思是指这几年已经出现的两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经济的全球化，第二种趋势是信息技术革命。”比较熊彼特的“创新理论”，NEO中不断涌现的新的信息技术产品、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全球贸易乃至互联网时代总部经济的日渐成熟发展，几乎就是“创新理论”的实践翻版。当然，除“创新”以外，纯科技上的信息技术革命是NEO的重要推动力。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前提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WTO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以及发达的金融体系均是NEO的生成要素。

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2001年被高盛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称为“金砖四国（BRICs）”之一。然而，对低端产品出口的依赖性以及高能耗生产方式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隐患，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东部外向型城市经济遭受的打击更为明显，发展中西部的宏观经济战略也受到阻滞。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实践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除了强力推动国企改制及鼓励私营企业发展以繁荣市场竞争、建立证券融资平台以促进资本流通效率、加大开放力度促进对外贸易等有效措施之外，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及其带动下的其他产业的增长是这个伟大时代赐予中国改革开放的宝贵机遇。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与NEO的典型特征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要在当前困难的全球经济局面中乃至未来任何国际经济状态下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梳理已经取得的与NEO相关的成功经验并发掘推广，就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国内资源重新配置以及资源对外交流的过程。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开放市场所释放的得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生产力是难以估量的，因此，与ENO相关的市场要素所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的调适与改革就显得十分重要。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成绩得益于NEO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一锤定音于推进改革开放。在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结构中，“猫论”成为那一个时代突破僵化的市场机制、促进市场繁荣的重要指导思想，为逼近市场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市场机制、以促进市场繁荣作出了重要的实践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过程当中，民营企业高速发展，从80年代的小打小闹开始了规模化发展历程。数据显示，至2005年末，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中国企业总数量的60%，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群体，内资民营企业的投资总量也已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60%。应该说，中国经济的成就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企业有着国有企业欠缺的对于市场的灵敏嗅觉优势，它们如水银泻地一般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寻找着各种可能创造企业利润的方式，并带动着国有企业向市场行为方向靠拢。非公经济的发展为市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90年代开始，以互联网、无线通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撞进国门。这期间，不仅直接产生了数量庞大的互联网、无线通讯用户，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与无线通讯、互联网相关的硬、软件产品更是一支独秀，迅速成长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到2005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公布的《软件及IT服务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研究报告称，中国IT行业的产值已经占GDP的近10%。无线通讯、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更对传统商业模式形成重大影响。人们通过手机、互联网及时了解商业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宣传、销售产品。B2B（如阿里巴巴、慧聪）、B2C（如当当、卓越）、C2C（如淘宝、易趣）这些崭新的交易模式飞速成长，如阿里巴巴2007年交易量达到400亿元，仅次于传统连锁超市排名第一位的百联集团销售量。
IT产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于个人创意及民营企业创新。从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的搜狐、新浪、百度、腾讯等大型门户网站企业，到金碟、用友等软件开发企业，到华为这样的世界五百强信息技术产品供应商，它们均发端于个人知识创意，在市场的历练中成长为典型的低能耗、低污染、高收益型的NEO企业。信息时代为个人自由创意及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践空间，与此相配套的是，《公司法》的出台并不断修订，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建立，股票市场的建立，为个人及企业创意的市场化落实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及融资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坚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吸引了全球IT制造业转向中国。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中国自身对IT产品的强大市场转化能力，让全世界的设备制造商、终端制造商、技术研发机构将关注的焦点放到了中国地区。外经贸部《中国外资统计》（2002）显示，2001年外商与中国签订的26140个投资项目中，制造业投资项目19106个，占总数的73.9%；而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吸收外资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分析》报告中指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偏向指数最高，达到3.20，表明电子通讯设备制造行业的外商投资最为集中。在中国全社会投资总量中外商投资一直保持在15%以上水平、以维持中国经济增长率年达双位数的现实情况下，足见IT产业的全球发展及中国及时的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非常明显的是，IT产业的单位产出能耗比传统产业要低得多。IT产业的发展，将极大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深圳为例，这座2005年IT业工业产值达到5551.34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58%的IT产业体系相对国内其他城市最完备的城市，其单位产出能耗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单位产出能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无疑与信息技术革命为先导的NEO有着密切的关系。活跃的民营企业对于实践个人创意有着得天独厚的灵活优势；政府适时推出的法律及金融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成长空间；坚定的对外开放政策，让中国经济受益于信息时代IT产业的发展而保持高增长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在NEO

“GDP增速保8”，似乎成为官方与民间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来自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失业率判断以及复杂的政治因素叠加。在实证的角度，一般而言，一个没有特殊自然资源（如能源）优势或重大科技进步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内需来长期维持8%以上的GDP增速，还没有先例。要完成这一任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在提升内源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外贸易力度、尤其是扩大贸易顺差，将会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得已的痛苦选择。

金融海啸影响下，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对外贸易形势立刻严峻起来。从08年秋季广交会情况看，多数出口市场和产品成交额明显下降，其中欧盟、美国、日本传统市场成交额分别比上届下降16.6%、31.5%和23.9%；机电、轻工、纺织服装、食品成交额分别比上届下降12.4%、18.2%、34.4%和46.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08年11月份预计，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5%下降到2008年的3.7%和2009年的2.2%，2009年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全球贸易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7.2%下降到2008年的4.6%和2009年的2.1%，2009年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将出现负增长。外贸形势的恶化，无疑将严重影响到“GDP增速保8”任务的完成。

一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能源利用总量及能源利用效率、技术与管理创新及对外贸易。能源的利用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途径；而能源利用的效率不仅直接关系到既定能源总量下物质财富的创造量，更关系到能源消耗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破坏的程度——这将抬高经济运行后期成本，影响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科技进步能够直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便利产品，管理创新能够有效运用资源、在单位成本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两者均能极大的丰富物质生活。吸收外部投资及出口贸易是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追求贸易总量的增长以外，相当幅度的顺差增长是保持国民经济高增长的必须——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高增长要求下对高顺差要求的逻辑必然。

中国经济发展要完成既定任务，只有在不断开发新能源渠道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倚靠信息技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提高市场效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增强出口贸易能力方面作出艰苦努力。而这些，均与NEO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认为，只有NEO才可能让中国经济保持GDP增速达到既定目标。

NEO下的中国市场经济机制改革

在考察过美国“新经济”现象及其生成要素以及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NEO的相关性之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继续推动民（私）营企业的发展，鼓励个人创意及企业创新，大力发展低能耗高技术含量的信息产业及相关产业，逐步建立与完善与之配备的金融体系，继续增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向NEO迈进的必要途径。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利用先进科技及管理技术、市场机制以及海量的国际投资。然而，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后发劣势；更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的众多后发国家中日本、德国取得空前成功，而一些拉美国家却没有同样的幸运。人们反复思考其中的奥秘，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日本、德国在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建立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的同时，以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支撑着国民经济的持续良性发展。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07年专利报告》称，2004年按每百万人口的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排名，日本以2,876件高居榜首；2005年全球近560万件有效专利中，其中49%被来自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工业大国的申请人持有。应该说，自主创新能力是后发国家得以持续发展、跃进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条件。

信息产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信息科技的进步以及依托于信息技术革命下的创新就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动力。而在自主创新以及市场转化能力方面，民营企业有着显著的优势。如深圳华为公司早在2005年国内专利申请就达到1000多件，其中发明专利占85%以上。另据《瑞典日报》2009年1月27日报道，2008年联合国专利组织接受的16.4万项专利申请中，来自中国的华为公司在专利申请数量上居全球首位。因此，加大力度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鼓励民营企业发展，让更多的市场领域与分额让民营企业分享，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

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过程中，外商投资一直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15%以上，如深圳市08年外资企业增加值2260.21亿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的64.1%。而中国目前事实上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要完成“GDP增长保8”任务，就必然要保持外资投入的持续增长。引入外资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直接带动GDP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引进分享全球科技、管理进步成果，并以此方式在国内形成充分竞争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加大以高科技信息产业领域为主的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外资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例，是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

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充分论证了国际贸易对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金融海啸下，中国的外贸环境遇到严峻挑战，然而，来自08年广交会的信息是，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力强的外贸企业相对受影响较小，而那些产品缺乏竞争力、低附加值的企业则在苦苦挣扎，如技术含量较高的雪莱特节能灯具在美国市场08年增长了60%以上。另据深圳海关统计，2008年全市机电产品出口1383.7亿美元，增长11.5%，占同期全市出口总值的77%。其中，电器、电子产品出口766.3亿美元，增长15.8%，高新技术产品出口900.3亿美元，增长13.5%。这些事实说明，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产品有着强大的抵抗金融危机能力。因此，以有力的退税政策支持高科技产品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直接鼓励了以IT产业为主导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加快了GDP总量增速。

民营企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完善的金融体系的支撑。企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在市场条件下，资本的来源除了自有资金以外，有着银行贷款、上市、发债、接受风投等多种途径，而现有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中小板块欠缺的股市也拒绝了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上市融资。NEO下的以知识产权和创意为特征的创新型企业，更需要宽松的融资环境。因此，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一步开放银行业市场，规范股市、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板规模，鼓励与规范担保、风投、民间融资等，是推动NEO发展的必要措施

NEO下的产业具有低能耗、低污染、高收益特征，而一些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的其他产业，同样在创新思维的指引下形成低能耗高产出的产业能力。他们分布在城市地产综合开发、汽车制造以及文化等产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当中，有深圳的华侨城、比亚迪、雅昌等成为佼佼者。我们虽然不认同极端环保主义，但却必须正视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必然给经济后续发展带来灾难的事实。既然NEO能发育出低能耗、低污染、高收益的产业集群，则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杠杆支持显然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六百年前，今天所称的中国和印度地区的生产量占全球GDP的75%，“领航者亨利”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因追逐财富，他派遣的伽玛船长来到了印度，富庶而辽阔的东方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市场保障，此后的600年间西方强国一一崛起。然而，历史转到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来临，却为东方带来了机遇。曾任里根政府贸易谈判代表、现为华府知名智库“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 在他的东方之旅中惊叹于高科技及信息技术在东方的广泛应用，不仅折服于全数字控制的会议过程，更为在穿越山区隧道的高速铁路中用手机观看电视的乘客所震撼，克莱德在他的《全球经济新霸主——30亿人正在创造强权新势力》一书中写道：“台湾和韩国等亚洲经济体的快速成长……在二十一世纪新科技的采用和研发上领先群伦……在许多重要的能力上超越美国……中国和印度也找到了成功了秘诀，即将完成历史上重要的全球经济平衡之壮举。”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NEO，会不会成为中国重新领跑世界的机会？我们当然无法回避制度瓶颈问题，但在现有条件下，抓住历史赋予东方的机会，完善市场机制以着力于NEO建设，应当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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