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長期被殖民，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會下，成了「半唐番」。「半唐番」雖然已經變成了香港新的「認同」和新的「本土」，然而，這種半唐番的思考缺乏創新和創造的能量。我們應該重新想像「另一個香港是可能的」，以想像作為創造的新能量。 ____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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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唐番，似乎就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至港產電影，下至西多士、菠蘿包，不東不西。而如文化人陳冠中所寫，半唐番，加上美學二字之後，便由拿來主義變成了我們的新「認同」或新「本土」。這無疑是香港的魅力，特別是中國和西方還只有隔岸遠觀無法細揣的時候。但隨著全球化，香港的中國特色讓步給北京、上海，西方特色讓步給倫敦、巴黎、紐約。香港依舊是半唐番，我們依然以其為榮。但我想指出這個「半唐番美學」也暴露了香港一個缺憾，就是缺乏創造(invent)的能力，而這也是香港面對中國大城市崛起的隱憂。

半唐番是一個過程，而不只是一個結果。半唐番就是當兩種文化相遇時的處理辦法，香港電影吸收了好萊塢電影，加上功夫便殺出了一條血路，把多士(toast)當成油炸鬼（油條）到滾油裏燙一燙，便也成了香港特色。香港的半唐番發展到九十年代後期便幾乎停滯不前，因為香港的半唐番已成為了周邊地區的模仿對象。同時日本文化開始普及，去年回香港發現許多商場都選擇播放日文歌曲，而且用日文當標語，日本雜誌更空運至港，和香港雜誌一起陳列在便利店裏。

我們要留意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既然半唐番化是香港具有的獨特能力，為何香港面對西潮能發展出半唐番，對於日本文化卻發展不了另一種半唐番？這呼應前文提及的全球化隱憂，而也是我提出需要批判半唐番美學的原因。

香港作為方法？

有學者和文化評論人提出香港作為方法，考證香港成功的原因，並指出香港得天獨厚，融合西方，以至可以開出一門新的學問。有論者更以「本體」／「本體論」(ontology)為切入點 (這個詞被譯為本體性，但似乎不太恰切)，但這個字在哲學上的理解十分複雜，甚至是十分麻煩，很多人用但很少人解釋，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爾，幾乎每個傑出的哲學家都有自己的本體論。而最早指出本體論的是阿里士多德，本體論研究的是being qua being，或者是英文的「to be」。

法國哲學家、漢學家Francois Jullien（朱利安）指出中西文化的分別在於對「本體論」的理解。To be可以有兩種意思，第一是「是」(is/are)，第二是「成為」(to be somebody)。西方的本體論針對的是第一個問題，所以可以由神學、宇宙論、心理學開展出科學精神和存在哲學，而中國的本體論只針對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也即做人的哲學，或如李澤厚所言，中國的歷史本體論說穿了是吃飯的哲學。當然這忽略了中國哲學史上的複雜性，即儒家和其他學派的互動，但無可否認這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

歐洲大陸在十九世紀末期回到本體存在的哲學，以抗衡科學理性。分析哲學(analytic)則在英、美大放異彩，存在哲學被斥為神秘學說，英國依然可以發展出高度的科學精神。香港在英國百年統治下，中國文化的內涵在消退，但英國所帶來的遠不是歐洲哲學和科學所依靠的本體論，而只是像資深媒體人王慧麟所指出的殖民管治方法而已，如他研究的本土法律史，香港是有法律，但並沒有法律精神。

僅憑以上兩段就想解決中西哲學之異，以及香港文化的結構性缺憾的問題，幾乎是妄想。但我想粗略勾勒出的是，香港過去幾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文化的確不能否認，而我們也確可以以其為榮。但問題是我們不能不察覺到它的缺憾，也即是說這種半唐番文化的能量能否創造出新的可能性？而我們又回到香港和日本文化相交時為何無法發展出另一種新的半唐番文化？

以前和劉細良（編按：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工作，細良經常批評香港沒有創意，不懂類型學(Typology)。所謂類型學就是以同一方程式開展出不同的形式，例如日本漫畫以一條主角經努力奮鬥成才的主線，可以放在網球、籃球、足球、釣魚、下棋等等主題上。而類型學的成功就是，在同一物質上產生差異化。這也是文化工業的美學，我們可見到的是上世紀被商品的標準化，到今天商品的差異化。而差異化的動力就是創新。

我們有必要分開創造和創新，invention其實正確譯法為發明，但我嫌發明傾向於科技化，創造一詞也不太合適，因為創造字面上忽略了傳統性，而傳統性在這個論述裏相當重要。創造需要的是巨大的文化能量去產生突變，這個突變並不是和傳統脫離，相反傳統正是這個突變的能量。或者我們可以簡化說創造是文化上的，而創新則主要是經濟上的考慮，如剛才提出的日本漫畫例子，我們可以直觀地就將其和創造分開。所以有趣的是香港提倡的創新科技、創意工業，根本上離不開經濟上的考慮。而我想再次指出的是，這正是「半唐番」後面的文化底蘊。

但今天我想劉細良當日所批評的創新並不是最根本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有創造的能量。有讀者或會問難道香港的「半唐番」、「自由市場」不是一種invention嗎？如前述我們將半唐番想像成文化相碰的過程，我們不難理解這種文化的產生是基於即時的反應(immediate response)而不是反射式的反應(reflexive response)，西方元素並不是經消化後才體現為本土化的一部分，而是如陳冠中所言的刻奇（kitsch，編按：又作媚俗）。而「自由市場」所開出來的經濟局面，根本和香港自身的文化沒有關係，而只是一個反對國內傾向社會主義的英國官員郭伯偉（一九六一至七一年香港的財政司），在殖民地做的實驗而已。其獨特性是時空的，而不是文化的。

香港的文化實體是什麼

在和西方文化接觸時，因為兩者之間巨大的差異，我們還有可能去發展出這種「刻奇」的雜種文化。但當我們面對的是東洋文化時，我們根本沒有甚麼空間去創新，所以我們只有變成消費者，而無法生產出另類的「半唐番」，而面對中國內地城市的崛起，我們可以自我安慰的只是香港的司法系統。然而今天還眷戀「半唐番美學」或「香港溫布頓」，而不反思我們的文化實體，是不是有點虛妄？

我想強調上述對「本體性」、「半唐番美學」的批評和世代論完全沒有關係，而我也想指出世代論，起碼某些對世代論的解讀，也即將時代(period)政治化，不能生產出甚麼有用的東西。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自身文化的問題，而不是一個內部分化的問題。

在文化內蘊無法催生新的創造力時，我們似乎很無能為力，文化底蘊這東西不是靠一年半載便能解決。但我們或可以轉向另一個方向，就是想像。

想像，是香港的另一個大問題，因為我們習慣的半唐番思考幾乎全部都是即時的、經濟的。而即時的、經濟的想像，幾乎全都是被計算在內的，所以當藝術、文化、學術研究等都被計算在內時，我們幾乎無法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只能死胡同裏打轉。我會說我們不妨想像「另一個香港是可能的」(Another Hong Kong is possible)，這另一個香港表現在文化、藝術、語言等等。

但如果你嫌這個想法太社會主義的話，不妨好像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或者福柯）一樣「另類思考」(think otherwise)。只有放開這個「半唐番美學」的框架，以想像作為創造的新能量，才能開拓更多元化的空間。■

＊許煜，倫敦大學Goldsmiths College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二零零三年香港大學計算機工程畢業，曾從事資訊科技，後投身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