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网络民意，秀一下态度就可以了
建设与时偕行的民意机制，需要良苦用心，须投真金白银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复汪洋、黄华华、刘玉浦、许宗衡
因特虎 老亨
2008，说到网络民意，一度令我语结
旧历腊月廿四（南方习俗中的小年），汪洋、黄华华给网友拜年信发出的当天，媒体追命一样地询问因特虎的反应。彼时间，我已经大致浏览过“汪、黄信”的内容，也大致浏览了一下网友的回复，心中当然是有些波澜的。可是媒体一追问，心里立刻有些堵，太象是应邀参与一场拜年秀了，人家“汪、黄信”字斟句酌，滴水不漏，偶们连思索一下下的机会都没有立即就要加入唱和，太高估网民的应对水平了。于是答：汪、黄二帅也太客气了，去年拜年，今又拜年，作为一个老网民，我感谢了。
感谢是真诚的。迄今为止，对网络时代的理解与诠释，还没有哪位中国高级官员能够比汪洋先生更坦诚、更到位。2008年4月17日广州珠岛宾馆的“汪网会”，令所有与会网友心悦诚服，这一点，网友们事先没有预计到，省委、省府的办事官员事先也未必有把握，是汪先生的魅力征服了全体网友。
然而，2008年，并非真正能令中国网民心安理得的一年。抗击天灾，支持奥运，抵御金融海啸，网民付出了真诚，网络的价值得以体现。但是，表面的荣光背后，网民对社会捐助的语言暴力、对国际事务的民粹情绪，则令人联想到十年“文革”、联想到晚清的“义和团”。中国的网民太年轻了，中国对互联网的利用太急功近利了。人们对时下的网络民意也太说不清了。所以，大年三十，刘玉浦、许宗衡给网友的拜年信发表后的第二天，媒体又来征求我的反馈意见的时候，我依然无言以对。我希望好好过年，过完年，我承诺先征求虎友意见，然后认真回应一次。
网络互动，需要比“拜年信”、“汪网会”更好的形式创新
去年的“汪网会”，注定被写入历史。就是在这次历史性盛会中，俺没有发言机会。没有秩序，没有主题，一如网络原生态。第一年，第一次，无可厚非，继续这样开下去，就如同一年一度的老式茶话会了。
汪、黄、刘、许给网友的拜年信也是传统的、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刀笔吏的手法，更像是大众传播时代的社论，虽然也希望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到底缺乏网络互动的具体安排。话都说完了，说满了，说圆了，剩下给网民的只有连胜叫好、立即付诸行动的份儿了。这就不好玩儿了。慢慢就会变成自话自说、自圆其说的纯礼节性的仪式文本。
汪、黄、刘、许给网友的拜年信如果今后还要继续的话，我建议，一是拜年，二要增加征询网友意见与建议的内容。回顾既往，祈福新年，自是题中之意。展望未来，在哪些方面需要网友参与共勉，也应该有清晰的指引。这样网友就知道为政者在关心哪些方面的问题，希望网友在哪些方面呼应配合、贡献智慧。于是，回帖的方向、主题、侧重点也就明确了。古者求贤问计，尚且“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今者改革图新，还不能亮明心迹，公告取舍，欲求响应，安可得乎？
拜年信提出问题，供网友在新春佳节团聚寒暄时讨论；节后春暖花开，针对网友提出的问题、关心的问题、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拜年者应该有所回应。大众传播时代曾经创造出了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等信息发布形式，网络时代，可否由为政者出面，集中回答网友的问题呢？不需要网络直播，那样太作秀，也不公平。要政府首脑现场立决网友关心的问题，不符合政府议事程序，反而容易滋养乱拍胸脯、乱拍脑袋的坏毛病。由政府民意机构收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网友的问题（政府民意机构如果不愿意、不称职，可以委托民间民意机构代劳），发送政府相关部门讨论回应，全部回应由委、府办公厅综合整理，咨询相关方面意见，确定无虞后，以汪、黄、刘、许“答网友问”方式，条分缕析，集中发表。
如此有征询、有讨论、有质疑、有建议、有正式答复，善始善终，民间就不会把拜年信看作是纯礼节性文本，而是当作弥补传统议政方式之不足的网络民主的新形式。传统两会代表有严格资质限制，代议范围、代议能力严重不足，现在万千网友从方方面面参与议政，他们的关注与质询同样能得到执政者的认真答复，这不是全新的议政方式是什么？去年汪帅在汪网会上坦言连大多数网友都竭力回避的网络民主问题，令人耳目一新，今年，我觉得，得把网络民主的新形式找出来，“答网友问”就是我顺藤摸瓜想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算是对建设性提议的抛砖引玉。
技术细节：允许体制内高手披着网络“马甲”，承接政府课题
人们常说，智慧在民间，但为何民间有智慧？民间智慧从何而来？民间人士从何而来？以我的切身观察，中国真正优秀、训练有素的智慧人士主要还是在体制内，即使在广东、深圳这些开放较早，民间社会发育较快的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是。然而，网罗天下精英而不能用，把万千英才圈养成庸才，则正是当今体制之弊。无数智慧之士，目光炯炯地进入体制内，N年折腾之后，双目无华，庸俗不堪，令人痛惜不已。
由于我们的体制没有外在的竞争压力，体制内文化崇尚奉迎上意，轻视专业创意，专业意见往往不敌长官意志。再有见地的思想，经过集体文化的口诛笔伐，经过上峰领导的指示批示，往往变得面目全非。官方智囊机构在承接年度课题的时候，课题费本来就不高，经过层层“领导”，往往80%的经费被“补贴”、“津贴”吃喝完了，真正用于课题调研的经费常常不足20%，能够实打实落到主创人员手中的激励少之又少。专业精神备遭摧折，专业人士有时比一般勤务人员还要落魄，因为勤务人员还能给领导端茶倒水，有点实际价值，不象专业人士，时不时拿这观点那看法来烦扰领导，显得不够忠诚，难以驾驭。
大致由于上述原因，体制内高手往往抑郁不得志，又迫于生存需要，不能果断跳出体制外，于是他们披上“马甲”，来到网上，开始指点江山，释放剩余精力。我以因特虎8年版主阅历作证：真正的网络意见领袖通常都有体制内背景，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在体制内。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不能出席类似“汪网会”这样的活动，担心曝光自己的真实身份，影响到现实生存。
能不能作这样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政府课题向社会公开征集，允许社会各界人士以网名承接课题，中间通过类似因特虎这样的民间机构、独立第三方，来监制课题成果，周转课题资金。譬如，公共课题ABC面向社会征集研究者，体制内高手某某某不方便以真实身份承接课题，于是与因特虎联系，经因特虎鉴证，符合研究者资质并达成合约后，以因特虎网友“阿拉是条狗”名义，参与课题竞争，课题发放机关不管“阿拉是条狗”是猫还是狗，只要课题思路对，成果正，照样给付课题经费，一应经费全部公开透明，因特虎确保全部经费用于课题研究。至于独立第三方的服务费，另行单列。（我只能举因特虎的例子了，有点广告嫌疑，但是我只对因特虎的民间性和独立性有把握，其他不敢妄言）
披上“马甲”，你就是民间人士，披上“马甲”，你就能以民间身份承接政府课题，这样的制度设计，其真意是：通过制度创新，通过新的游戏规则，把社会现有智力资源全部激活。
设若这样的构想还有点意义，那么，我对2009年的“汪网会”（假如还有的话）的建议是：除了嘘寒问暖、例牌茶话，会议焦点应当集中于社会公共课题的选择。
我以为，简短的会议发言，不足以说清楚一个问题，但足以说明白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汪网会”不能立足于解决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而应该立意于官民合作遴选出真正值得关注的公共话题、公共课题。也就是说，选择议题，才是会议的目标和宗旨。一方面政府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各种课题罗列出来提前发送给与会人员；另一方面，与会人员也提前准备好自己认为重要的课题清单，到了会上，话题只须集中在具体课题的重要性与否上就可以了。官方智囊和民间智囊共同携手帮助各级首长分析什么是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话题、公共课题，这是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能够作为社会智力资源投放的指引。至于课题的深入探讨，媒体、网友、社会各界专业人士自会有各种跟进，不需要在“汪网会”上罗嗦。涉及到公开招标的课题，允许体制内人士披着网络“马甲”参乎就可以了。当然，课题费标准要随行就市，有足够的吸引力。如果还象去年那样，获奖网文只发个千儿八百元，那不是对民间思想的奖励，是对民间智慧的侮辱。（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甚至有可能误伤好人，比方说，去年可能本来没这个预算，有人提议多少给大家一点表示，最后我还在这里说这点心意的表示是侮辱，那就伤了好人，我之所以冒风险还这么说，是把大家当时心里的感觉公示一下，以免上面不知下情。现在有些政府官员不解民间疾苦，把企业家、社会人力资源呼来喝去，以为不需要成本。市场经济，政府、领导也需要学习做一个好客户，精明，但是知道什么叫对价，什么公平交易。这是题外话，呵呵）
言归正传，提一点关于2009年的“汪网会”的再具体一点的建议。就是在自选话题之外规定必选话题：《珠三角改革纲要》。不是探讨《纲要》的可行性，而是探讨如何确保《纲要》的执行不走样、更有效，把网友言论作为对《纲要》的监制力量、持续的民间鞭策力量。
重视虚拟的民意，更要重视实体的民意
去年汪帅对网络文化的深刻诠释令人印象深刻，值得深圳这样的没有传统文化形式根基的城市去消化、创新。我曾经不止一次对深圳的政府官员聊起过：
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是一个广场演说时代，彼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一不是广场演说的高手。中国是个敬惜字纸的国度，先秦诸贤都是靠一篇名世，传诸久远。近代上海因为赶上大众传播时代，上海人文就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时务报、黑白电影、留声机中涵蕴，至今，电影海报还是老上海的文化标本。香港是流行文化的受益者，大剂量的商业复制，造就了香港影视歌星。一种传播技术决定一个时代所传播的文化，这是麦克卢汉等传播学者已经研究和证实了的。深圳不可能回到说唱艺术时代，不可能回到印刷媒体时代，不可能回到单向的（通常总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时代。深圳扁平型的社会族群结构正好照应了扁平型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的生产、复制与传播，甚至不必借助传统的机械工业化的手段，一切都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海量存储与即时传递中，瞬间完成。比尔·盖茨在博鳌论坛上郑重提到：“世界是平的。”这是亚洲的机会，也是深圳的机会。我冥思苦想，深圳人文赖以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技术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技术。深圳不可能出苏格拉底，不可能出富兰克林，甚至不可能出20世纪FOX，不可能出盖博、白兰度、成龙、梅艳芳。但是深圳可以出华为、滕讯，可以出我为伊狂，可以出因特虎。我深以为，成就深圳，成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是别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技术。借助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激发无穷的创意和灵感，可以集成无数的思想与见解，可以遴选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深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意见和意见领袖。
我是一个互联网迷。
然而，我还是要说，意见集团总是基于利益集团，民间意见的依托应该是民间社会。民间组织、社会组织是否发育成熟，是中国民间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深圳是当代中国内地市民社会发育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社会改革方面应该走在最前面。我细看《纲要》，《纲要》把行政体制改革的点定在深圳，把社会改革的点定在珠海，为什么不是反过来呢？深圳政府本来比较小，管理的人口、经济规模却很大，行政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什么不放到体量较小的珠海去试验，降低风险呢？珠海的社会自组织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气候，而深圳行业自治、居民自治早已呼之欲出，为何不能因势而利导呢？
我由衷认为，要把培育、健全民间社会放在党政机关改革的前头。道理很简单，社会改革、政府改革也要依循经济改革的路径：先把体制外的东西开放出来、培育起来，等到渐次成熟了，体制内的人们也就找到了出路。如果不开放私人经济，国有企业再折腾，也不知道往何处改；待到私人经济星火燎原，很多国有企业就知道自己的弊端在哪里，努力的方向在哪里了。现在事业单位改革、党政机关改革，怎么改？单纯地减员？大部制分来合去？只要党的一元化领导还在，真正的内部制衡就难以建立。所以，不如少折腾，把民间机构、社会组织培育起来，让他们在社会管理实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拥有更高的地位，形成全新的游戏规则，到那时候，再难的社会改革也会水到渠成。
不说虚的，来点实的。下面我把一篇深圳社会组织应对金融海啸的建议附上，足以说明：1、民间化改革以后的社会组织亟待政府扶持；2、如果政府足够重视社会组织，给予必要的实际支持，政府得到的回报将是极为丰厚的。中国宋代时期的民间商业已经很发达，但是王安石旨在建立商业社会新秩序的改革失败了，结果中国退回到朱元璋式的小农社会。王安石失败的根源是什么？黄仁宇总结的比较客观：宋朝没有找到可以对商业社会进行数字化管理的技术手段和组织手段，结果只能让朱元璋来进行道德管治。当代中国的改革进行了30年，基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改革目标已经达到，接下来是进入可以数字化管理的全新商业社会，还是在传统的政治说教治理阶段止步不前。我认为停滞不前的风险很大，不寻求技术突破，一味的道德说教，已经在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吏治腐败、上行不能下效、下情不能上达，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官员道德问题，而是社会治理技术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目前搞错了。
由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强烈冲击了广东、深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关于企业受影响的情况一度盲人摸象，各种统计数据大相径庭，应对危机的决策更是无从找到依据。这是官员道德问题吗？肯定不是，而是经济统计、民意采集压根就没有形成有效机制。有鉴于此，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其实就是民间组织总会，叫社会组织总会的全国独此一家）向深圳当局递交了一份建议，希望发挥民间化改革后的深圳行业协会的作用，以便真正担负起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战略规划、行业公共服务等多项职责，引领所在行业危中觅机，抗击金融海啸。我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深以为然，值得向汪、黄、刘、许四位封疆大吏全力推荐，因为这正是回避王安石陷进的技术手段创新：
[深圳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后的财务窘境]
深圳市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后，理念、机制、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全面提升，部分行业协会成为全国协会的标兵，对推动深圳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更多的行业协会因为原有政府支持切断，新的筹资能力没有能够在短时期内培育出来，加之前一阶段高房价、高物价导致的运营成本过高，近来则因为金融海啸导致会员费收入减少等等，协会财务状况处于“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的窘迫境地。
1、行业协会收入普遍下滑。在高房价、高物价之后，协会用于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的支出显著增加；而经济危机导致会员企业效益下滑，会员费收入显著减少。收支两抵，协会财务状况普遍出现了赤字。在最需要行业协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严冬期，协会自身遭遇了经费短缺的严冬。（案例：略）
2、为了筹措经费，行业协会不惜变卖公信力。在协会经费不足以维持协会的正常运营的情形下，为了生存，部分协会开始频频向会员企业伸手，甚至不惜向出钱多的会员企业透支协会信用，造成协会公共资源和公信力流失。（案例：略）
3、以盈利为导向的工作取向可能导致行业协会丧失公共服务功能。由于经费不足，公益的公共服务少人问津，变相盈利的活动占用协会不少时间精力，行业协会工作重心产生偏移。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报告等急需的基础工作无法认真负责去做，向会员企业摊派展位等维持生计的事情则成了协会主要的日常工作。（案例：略）
4、薪酬水平低，福利待遇差，难以吸引高端人才，行业协会工作人员的弱势地位难以扭转。由于工资低、工作经费不足，高素质人才止步于行业协会之外，导致高质量的行业报告出不来，高水平的活动无从策划，高屋建瓴的行业战略研究更加无能为力。（案例：每年的行业报告质量偏低，专业水准不高，难以成为政府较好的决策依据，具体略）
5、政府与协会之间关系日渐疏离。由于政府只有对行业协会只有开会、要资料等等的日常的麻烦，没有对行业协会的实质性资助，协会对来自政府的指令渐渐冷漠。政府交代的任务大多敷衍以对，即使面对行政长官，也多是发牢骚、要资源，鲜有兴趣站在政府立场，谋划行业大计。
总之，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断奶期过后，政府没有找到适当的新路径来为行业协会输血，导致责任民间化，而权、利资源依然滞留在政府手中。经济危机 之际，相对内地很多没有民间化的行业协会能够迅速得到原来政府主管部门的周济而言，深圳行业协会几乎无从得到政府财力的正当支持。雪上加霜的财务窘境一览无余，亟待政府伸出援手，政府-协会关系亟待政府主动改善。
[政府购买服务，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最后一把火]
2008年9月24日，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深办【2008】66号文），并于10月份在全国率先成立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专职于深圳社会组织的服务与发展。这为深圳行业协会民间化以后的政府扶持开启了新思维、新路径。通过社会组织总会促进协会自治，同时，也通过社会组织总会建立协会与政府沟通的新管道，这是协会民间化改革的继续和深化，续领全国风骚。但是，发展和规范深圳社会组织工作的抓手和切入点依然模糊。社会组织总会运作以来，耗时三月，走访深圳各行业协会，广泛征求意见，最终达成共识：深圳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需要政府烧最后一把火：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帮助行业协会度过断奶期，并最终形成新型的政府-协会-市场关系。
1、行业协会日常开支的缺口到底有多大？深圳一般性行业协会基础性日常开支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房租、水电，按照三房两厅面积计算，月租金5000元；五名专职工作人员，平均月工资3000元/人，月人工15000元。合计房租水电人工支出24万元/年，加上最节约的交通、通讯办公经费10000元/年，合共统计，一个协会一年最低开支25万元。收入满打满算按照100个会员无折扣地上缴1000元会员费计，一年会费收入10万元，会长、副会长、理事捐献5万元，共计15万元。这是在协会能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有公信力、有凝聚力的情况下才能收齐的会费。即便如此，行业协会的日常基础性开支至少有10万元的缺口。维持性生存尚难保证，所谓行业统计、行业调研等政府决策急需的行业公共服务在协会看来不过是费心、费力、费钱的麻烦事，根本无从开展。
2、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行业协会，符合国际惯例。政府对协会的支持以购买服务方式来实现，既可保证政府与行业协会的相对独立性，又类似商业契约的对价有偿，政府与协会可以通过平等交换的方式获得各自所需，从而形成不同于民间化以前那种上下隶属关系的新型政府-协会关系。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系由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但是美国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各行业协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出了合理的应对措施。美国政府与各行业协会的合作呼应如此默契是有原因的：美国政府每年给予各工商行业协会40%左右的日常经费的拨款支持，作为回报，行业协会一方面承诺不参与政治运动，另一方面则承担行业统计、行业调研、行业报告的责任，定期、不定期向政府递交行业报告。美国行业协会的每个会员都有写报告的义务和习惯。所有行业数据、市场变化、应对建议都能在第一时间汇总到行业协会，再由行业协会整理后呈交政府和议会。所以美国政府和行业协会能够各取所需，相得益彰，把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结合得最好。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政府购买服务可分“普惠”和“特惠”两种方式进行，购买开支列入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如前所述，如果政府承担其中的40%，既不损害协会独立性，又可切实补贴到协会开支，协会的生存压力就将大大减轻，政府的亲和力则可将大大加强。所谓“普惠制”，就是给予所有正式注册、年审合格、达到购买服务标准的行业协会一定比量的购买金额。比如。目前深圳市共有600多个行业协会计，每个协会只要承担所在行业的统计、调研职责，定期向政府递交合格的行业报告，就可获得10万元政府资金（相当于行业协会每年日常基础性开支25万元的40%，与美国比例相若，符合国际惯例标准）。政府为此每年的专项开支不过6000万元左右。
对于重要行业的100家左右骨干行业协会，可以特惠方式支持。比如：要求行业协会每季度递交一份行业调查报告，每半年递交一份行业统计报告，数据要详细精确到所在行业的新增企业、关停并转企业具体情况，行业销售额、纳税额数量、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行业就业人数、素质、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行业动态分析与后期预测等等。紧急情况紧急报告，如金融海啸影响下的专题紧急报告等等也可包括在内。报告要有学术含量、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决策价值。每季度报告和每半年统计各补助5万元，合计30万元，100家骨干协会总共3000万元。
以上两项支出，加上附加费用总计1亿元左右，应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专款专用，每年综评调整一次，由于是扶持性政府采购，关键是方便、透明、通用，评价标准和手续要简明、实用，不需要针对具体的行业协会制定限制性条款。（2004年市财政局曾经有过动议，计划每年2000万元扶持深圳社会组织，但是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办法，至今没有落实）
4、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扶持和规范通过社会组织总会来统筹。一者便于协会无保留发表意见（总会也是非政府组织，协会在总会陈述意见可以更少忌讳）；二者便于政府更有效地沟通协会（政府不能与600多家协会一对一谈判，如果通过总会统一谈判，政府抽样检验，这样就能提高效率，以最快速度解决社会组织公共问题）。社会组织总会的经费可以按比例（如10%）提取服务费，总会组织专门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在市财政局、民政局、民管局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指导下，专责于扶持资金的划拨投放、调研成果的验收。在协会资金使用、调研培训、报告辅导、成果评议上做精做专。涉及社会组织全局的课题、个别行业的临时突发性问题，均可由社会组织总会出面调停。
目前，各行业协会人才储备不足，调研时间、调研经费无法保证，为会员、为行业服务的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每年的工作报告中的数据统计失真、行业分析建议肤浅，都是因为经费不足，监管不严造成的。由于政府没有经费支持，行业协会没有义务向政府递交合格报告，政府更无确实理由监管行业协会报告的质量。如果支持性质的购买资金到位，则协会就负有向政府递交合格报告的合约责任，政府责成社会组织总会监管报告质量也有了确切依据。政府与协会的责权利由此可以数字化管理。
5、政府向行业协会购买服务的正效应。
A、政府可先于外界获得完整的、及时更新的行业统计的第一手资料，行业调查的第一手资料，行业决策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行业批评和行业建议都可得到原始材料。
B、政府对行业意见的收集、整理将可以得到包括社会组织总会在内的专业支持，社会组织总会延请相关专业机构对行业报告把关、整合，行业意见由此可以提升为政府决策可以直接采用的相对专业的咨询意见。
C、政府意图的传达、贯彻将更加顺畅，行业协会对政府部门的疏离感将达大减少，政府的亲和力、号召力将因此加强。
D、因为得到政府资金支持，行业协会的基本生存问题将可以得到解决。由此可以有时间、精力以及一定经费去从事行业统计、行业调查等公共服务，到位的行业公共服务吸引更多的会员加入协会，会员增多后协会的公信力、影响力、资金筹措能力相应得到加强，行业协会发展因此进入良性循环，逐步过渡到没有政府扶持也能健康发展的新阶段，达到行业协会民间化改革的最初愿望。
E、创新深圳吸纳高端人才的新模式。行业协会要写出合格、优秀的行业报告，就会重视对优秀、高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协会不仅是行业公共研究的平台，而且还将是深圳高端人才的蓄水池、聚集地。深圳家具行业协会囊括全国所有家具专业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就是成功案例。以协会为平台，这是缺乏高校、缺乏科研机构的深圳最合适不过的人才引进模式。
F、在企业无力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政府机构又因为体制所限难以搞质量高效率地进行公共研究与公共服务的今天，转移部分财政支出，支持社会组织创造性开展社会公共服务，有可能打开中国深层次社会改革的通道，使得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再创新局。
总之，鼓励社会自治，行业自救，是应对经济危机，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趋势，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步入深水区后的社会创新的正确方向。在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彻底民间化以后，要建立全新的、以不损害其独立性为前提的方式，扶持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以便发挥其固有的社会管理职能，改善政府与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由于受金融海啸的影响，政府支持显得尤为急迫、尤其必要。综合计算，此方面财政支出不过1亿元/年，完全可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使得政府支持更加制度化、更加可以预期。与支出相对应的是：政府行政成本将可以进一步降低，与企业和协会的沟通效率将大大提高；政府得到的关于产业、行业、企业的统计数据将更加真实；从民间汲取的商业智慧、专业意见更是大大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理想将因此有了具体的落力点。【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20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