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深圳和整个中国发展到了今天，再来记录一个小渔村变成一座大都市的种种传奇和悲喜，显然已不是令人激动和对国人思想行动有所裨益的事情。通过不断的讲述和思索，我们能否从深圳提取出某种“城市基因”，从而使这种基因贡献于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改革“基因组”大局？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基因或许能被概括为：以果敢和开放的气质，吸纳人类现代文明中已被证明是成功和普适的元素，并将其与自身现实碰撞，从而激发出拓展前行的活力。
市场经济的建立，是这种基因的第一波显现。如今，我们在这片建立了充分健康市场机制的土地上，见到这种基因在更深层次的第二次发力。在城市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深圳市政府已逐步建立起清晰的自我定位，那就是——有限政府。
让我们从相隔24年的两次考察说起吧。
要知道，在一座建市只有29年历史的城市中，这样的间隔并不算短。
市长率团访问新加坡，要学习的是怎样在“市场”这片陌生的土壤上搞经济建设。这个市长治下的这座城市，担负着为一个国家“杀出一条血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现“改革开放”的重任。
又是市长率团访问新加坡，要考察的，已变为如何建立起一个能从容管理现代城市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个市长治下的这座城市，被许多国人寄望于担负起我们这个国家行进到改革攻坚期和社会转型期之时，如何“破题”的大任。
前一位叫梁湘，1983年时的深圳市长。后一位叫许宗衡，2007年时的深圳市长。
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看他的样子，粗糙的衣裤，劣质的双肩背包，你会说“打工的”，或者在深圳逐渐推广开的一个更有人情味的称谓“来深建设者”。这个男人小心地把身份证塞进机器，按照提示办了一张借书证，然后开始选书。玻璃橱窗里有3排插满书的书架，不停地循环移动着。
他的妻子就在一旁，怀里抱着小孩，正和人交谈。
“来深圳多久了？”“3年。”
“在哪儿租的房？”“我们买了房子！”语气很是自豪。
“哟，真厉害，3年就能买房？”“他来8年了。”这个女人笑了，用下巴点点前面的男人。
“他做什么工作？”“自己做小买卖。”
说话间，这个男人已选好了书，用新办的借书证直接从机器里借出来。那是一本英文书。
2008年10月底的一个傍晚，深圳图书馆北门的自助图书馆服务机前，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和这台高度智能化的机器，给一旁的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今年末，在深圳的居民小区，你还能找到其他39台这样的“流动自助书亭”。未来则将有300台。而近800个公共图书馆（其中500多个达到国家一级图书馆标准），已经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图书馆之城”的美誉。
在图书馆，在音乐厅，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你能看到许多这样其貌不扬的面孔，其中许许多多的人不折不扣就是“打工的”。
在深圳各式各样不同的场合，你会嗅到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座城市要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里在国内最早将博物馆、美术馆、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这里的政府为市民文化生活服务这一职能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和极严肃的意义：实现市民的文化权利。
这里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会与来访者讨论“古希腊以降人类人文精神的核心”；会因欣赏古希腊刚健、智性的文化，从而明确提出要在深圳提倡一种力量型、智慧型、创新型的文化；会直言批评“城市价值如果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某群人或者抽象的国家为本，其实就是没本”，进而呼吁市民海选深圳的核心价值，比如“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比如“鼓励成功，宽容失败”。
深圳市中心书城里经常举办“深圳晚8点”的读书讨论，这位宣传部长期待这里能孕育“苏格拉底那样的辩论”。书城里还有间24小时书店，他对它的定位是，“哪怕这个城市全部沉入黑暗，这里的这盏灯也要亮着”。
深圳湾畔的红树林公园，向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敞开。周末午后，有聚会野餐的，有躺在草坪上独自阅读的。许多小姐妹在绿地上合影，也许正是刚从生产线上下来，尽管透着“土气”，却刻意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这里，处处洋溢着那种开放而平等的气息，甚至比南中国美妙的阳光还要诱人。
深圳音乐厅举办的“美丽星期天”交响音乐会，市民可以免费领票，每周都能欣赏到高水平的演出。这样的演出有市政府补贴，对此音乐厅总经理王雷认为：“政府的责任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但提供什么服务各地是不一样的。深圳的GDP列全国第四，财政收入超过广州，排第三，那它提供的服务当然该和发达国家的一流城市看齐。高雅艺术就属于这类具有前瞻性的公共服务，政府应该资助，这是它不缺位。同时它又不能越位，像这样专业的活动，当然应该交给我们专业人士来做。”
目前深圳的数个已在全国形成品牌的公共活动，无一例外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政府并不直接操办，而是充分动员市场机制下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活力。
每年11月是深圳的读书月，政府将活动交由深圳发行集团总承办，整个过程政府只提供80万元经费，却办得有声有色，辐射全国，被20多个省市所借鉴。
市民文化大讲堂被称为“让深圳市民享受了博士生的待遇”，每年100场，政府也进行“任务分解”，分别交给市社科联、市文联及各社会组织承办。有人评价，要是政府自己出面承办，钱花得多不说，也远远请不到这么多“名角”。
深圳还是国内最早推行“市场办展览”的城市之一。这里著名的“两会”中，文博会市场化运作已相当成熟，由深圳报业集团、广电集团、发行集团共同出资组建的文博会有限公司承办。高交会也正向市场化运作迈进，政府将逐步淡出，交由专业的会展公司运营。
“像这一类公共服务的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但政府都不直接出面。”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说，“这源自深圳‘小政府’的理念。”
花钱买服务的“有限政府”
从“马处长”变成“马主任”，这让马阳一度有些不适应。2006年深圳市成立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他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培训处副处长岗位调任中心主任。
“那会儿不想来，不是公务员了，工资变少了，处处需要创新，压力太大。”马阳坦承当时的真实心理。不仅如此，许多政府同事还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在做一件挺畸形的事情。”
在多数人观念中，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企业家的培训，政府都可以出钱，但培养工人不该是政府的事，哪怕是高级技工。马阳对此较上了劲：这是“身份的偏见”，对于现代工业而言，高技能人才和科学家一样，属于社会的“公共产品”，与普通劳动力不同。
他爱举一个例子。深圳手表名牌企业“飞亚达”，引进了瑞士最好的设备，一次拿自家生产出的某个手表零部件去瑞士参展，结果人家问，“你们为什么拿个半成品来？”回来检讨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能和设备相配的高级技师，精加工细节做不到位。
然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件高成本、高风险，几乎零利润甚至亏本的事，在这样的领域市场机制是失效的，恰恰需要政府伸出“看得见的手”。
那“马处长”也能办这事啊，为什么非要“马主任”来办？
这要从深圳市的事业单位改革说起。2005年深圳召开全市改革工作会议，成立专司改革工作的体制改革办公室，从此在政府内部，“改革办”的名号琅琅上口。
“事业单位改革就是为新时期改革探路的一次‘主动出击’。十六大、十七大都在提这个事情，但因为涉及改革深水区，各地迟迟没有动作。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继续等中央统一部署，还是响应中央精神先行一步？”改革办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像这座城市在以往很多抉择关头所表现出的那样，28年前开始根植在这里的“改革基因”，再次主导了人们的思考和行动。
2006年7月，深圳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启动，涉及全部市属事业单位518家，人员超过4万。
今年8月形成的一份改革“情况简报”是这样表述的：2005年深圳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已经进入了以发展公共服务业为重点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新阶段。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与相对不足的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已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的突出矛盾之一。而事业单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力量，不改革很难解决好这个矛盾。
这样的观念和措辞让人眼前一亮——这仿佛就是在回应学界和民间的诉求。2005年11月，学者杨鹏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引起巨大反响。杨鹏把主要矛盾明确定义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这份“情况简报”直言：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减轻财政负担、减少政府投入，而要着眼于妥善解决当前社会矛盾，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事业单位改革不以精简机构编制为重点，而是要实现政府职能归位，让政府“做正确的事”，凡不应由政府提供的服务均从现有事业单位剥离，交给社会去做。同时改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使政府能“正确地做事”，凡属可以政府采购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不影响该项服务稳定供给的前提下，均采取政府“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方式组织生产和供应。
对此，改革办一位官员解释说：“‘小政府’不是简单等于‘人少’，也不等于‘事少’，经济事务中管得少，但社会事务中管得要多，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有限政府’，不该管的不要管，该管的一定要管起来、管好。”
再次对比杨鹏的文章，依然能看出深圳市政府回应社会呼吁的逻辑。杨鹏称：“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通过撤销一批事业单位，将一部分事业单位纳入行政管理序列，另一些转为企业，移交国资委管理，深圳最终保留了339家事业单位，并进行整合重组。
为了打破事业单位的官本位意识，深圳市决定取消现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全面推行岗位等级制；对新成立的事业单位，则不再确定其主要负责人的行政级别待遇。
这样，马阳失去了“马处长”的头衔。但他很快将迎来一个新的头衔：“马理事”。改革的下一步，深圳市的事业单位将建立理事会决策、行政执行人负责的法人治理模式。高训中心是试点单位之一，目前已初步制订了理事会章程及相关制度。
届时，高训中心的理事会将有4个当然理事，分别代表市劳保局、发改局、贸工局和中心自身（马阳的理事头衔就来自这里），另外还有5个社会独立理事，分别是高技能人才代表、企业家代表、行业协会代表、培训机构代表和职业院校代表。理事任期一届3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理事会内部将建立决策失误追究制度。
深圳市政府上下已经意识到，这场改革的立足点不在于个别机构的调整，而是着眼于将传统事业向现代公共事业转型。改革涉及经济领域，如转企带来的市场格局变化，也涉及社会领域，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还涉及行政领域，如政府部门职能的调整。“所面临的局势实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已经步入改革的‘深水区’。”深圳市政府一位官员说。
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最大的成功，就在于市场经济得到了健康的发展。”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如是说。
在他看来，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国人视野早已打开，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直接和国际接轨，“通过深圳当‘二传手’的阶段逐渐过去了”。那么深圳的优势何在？乐正一言以蔽之：“说到底，还是在市场！”
2004年深圳发生了一场“刷卡手续费风波”，代表46家零售商家的深圳市零售业协会和代表17家银行的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相持不下，历经多次谈判而未果。此次银商之争过程中，深圳市政府持“非介入”态度，保持了中立和协调员的身份。
当时，市政府一位官员曾表示：“希望两个行业协会能通过理性的博弈和妥协，来化解这一矛盾。如果政府介入，就会打破这种尝试，回到政府什么都管的老路。市场是有一种内部平衡机制的，我们相信，随着行业协会的成长，他们会自动调节这种利益的最佳平衡点。如果政府介入，这种内在平衡就会被打破。”
“政府此次所保持的中立态度，是我们的谈判得以实现和不断继续下去的基础。”深圳零售业协会秘书长对媒体说。据他介绍，市政府自始至终保持着不干预的态度，在双方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也只是不断协调双方继续谈下去，并没有下行政指令，“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一道行政命令，就什么都给压下去了。”
深圳知名人士老亨评论道，政府介入商业谈判，效果可能立竿见影，但是由于利益折中不透明，会留下隐患。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权非常有限，“小政府”服务“大经济”，所以必须鼓励各种各样的企业组织独立地解决各自所属企业面临的问题。这样政府就能以最低的成本、最少的干预在成千上万的辖区企业中保持经常有效的联系和秩序。
许多观察深圳的人都意识到，这座城市的生命力和活力来自市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市场意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氛围，政府不要太积极作为，不要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参与，由政府牵头来做。政府也逐渐形成一种执政理念，更尊重市场选择，总是在后面观察市场。
“深圳政府不强势，算是中等偏弱吧，比香港要强势，比新加坡那样保姆式的要弱一些。”乐正比较道。
在内地很多地方，做一件事，政府的思维就是自己出面调配资源，强势推进。而在深圳，政府已经习惯先问自己：这件事难道需要政府来做吗？
政府首先会考虑，这件事市场能不能做，能做，那当然交给市场。做不了，那社会能不能做，包括社会组织、非营利机构等等。只有社会也做不了，而又必须做的，才由政府来做。比如公共品提供，主体完全可以是多元化的，企业也可以，社会组织也可以，而且它们会做得比政府更到位。
有观察人士把这样的理念追溯到始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市发改局的一位官员说得更直白：“政府可以做服务商，但不做生产商。”
深圳的一位老同志，2004年受邀参加市里第三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事后写成一篇亲历记，题为《行行重行行》。文中记述了他在审改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阻力，相关单位可谓软硬兼施。
然而改革的步伐终究还是迈出去了。文末他写道：在这个改革创新的城市，2006年又启动了第四次审批制度改革，以实现行政审批彻底、完整地规范化和法定化。“从第一次审批制度改革以来，深圳市政府一直在弱化自身权力、规范权力运行上奋然前行，只有亲身参与的人才真正知道其中改革之艰难与复杂。但毕竟在一步一步前进，朝着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的目标努力。”
正是一轮轮或主动或被动由市场经济所孕育的工商文明的熏陶，使这座城市日益获得一种有别于传统观念中中国城市的气质。
坐上的士，报出市民中心，司机轻车熟路。可要是说市政府，有的司机会疑惑片刻，然后反应过来，市政府不就在市民中心吗？到眼前一看，这竟然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市政府。楼前广场上，傍晚时分，来了不少休闲的市民，孩子们滑着轮滑呼啸而过，扔下串串笑声。
据市政府一位官员说，大楼最初的设计理念是可以让市民自由出入，参观办公、开会。“当然这还是不太现实，要考虑管理问题。”记者出示身份证登记后进入大楼，他一边迎上来握手，一边笑盈盈地介绍道。
经济繁荣时政府离企业越远越好
“人家企业发展得好好的，平时哪里需要你去‘疼’它？又是开会，又是评先进，又是硬带着人家去开拓市场，动不动教企业该做什么——根本用不着嘛，它自己不知道吗？”说起政府该如何履行管理职能，深圳一位局级官员快人快语道。
他有过这样的经历：政府有关部门经常组织召开所谓的“龙头企业”“优质企业”等等会议，第一次人家来董事长，第二次就是总经理，第三次成了副总，到后来干脆只派个部门经理。
所以他分管零售业时，3年基本不开会，同时着力厘清工商、税务、城管、质检、卫生……这一大堆复杂的网络，规定抽查只能由政府埋单，不准收费。他想做到，让相关部门的利益冲动越来越少，责任问题越来越多。
当政府做出种种此类自我约束的行为时，企业当然是能够感受到的。深圳商界有个说法：内地很多地方，一个企业家身边有10个官员；而在深圳，一个官员旁边有10个商人。
一个湖南商人在深圳办了一家体育用品厂，后来迁往家乡，结果一年后被迫又迁回了深圳。“老家那地方，人人觉得你欠我的人情，给你批地了，你欠我，给你什么了，你欠我。城管、消防、环保这些部门，不骚扰你企业是不可能的。别说这些，好意的骚扰你都受不了。政府里一圈人没事干，拐个弯就来你这儿了，喝个茶什么的。这样交际成本远远超过你搬回内地所能省下的钱。”
从民间的角度，企业家和文化人在深圳看到了财富伦理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尽管或许还处在萌芽阶段。多年来，这座城市的氛围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在这里，如果不是某个官员本人“有趣”，那他就很难进入商人的圈子，商人也并不太在意请官员吃饭这类事情，不会去刻意迎合官场的游戏规则，“报出你的行政身份马上获得某种待遇的情况，越来越少了。”深圳某商会一位秘书长说。
而从政府的角度，市领导曾在大会上明确表示：经济繁荣的时候，企业应该看不到政府，政府躲得越远越好；经济困难的时候，政府应该就在企业身边，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深圳市政府信奉的这一原则，在今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得到了体现。当加工订单大量减少，深圳市工业贸易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时候，市政府成立了“百人服务小组”，由市长许宗衡亲自带队，对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服务。
6月以来，通过调研形成的解决措施已陆续开始实施。那位局级官员递过来一份文件，说道：“包括这些最细节的问题，别看事情小，但企业是有感觉的。平时你不去折腾它，这个时候像这么去体贴它，人家会说，深圳是个好地方，别的地方哪怕条件比这里优惠，我也不会搬去。”
文件里是百人服务小组交通综合改善措施的任务分解表，针对13家企业反映的问题，一一提出改善措施，落实责任单位和协办单位，并规定了完成时限。问题五花八门，包括打通断头路、道路改造、完善路网解决拥堵、公交线路调整、新建停靠站、完善交叉路口信号灯和交通标志线、新建过街天桥等等。限定的解决时间，多数在今年年底以前，最晚的也只到明年12月。
香港就是那个“漂亮的同桌”
记者向老亨探询深圳的新地标。老亨不假思索地冒出一个陌生地名：“落马洲河套地区。”
见鬼！从我们谈话的地方往西，是华侨城、世界之窗；往东，是地王大厦、国贸大厦。就算不提这些陈年往事，不到两公里远的地方，便是崭新的市中心建筑群，市民中心、图书馆、音乐厅、中心书城。所有这些居然都不入老亨的法眼，偏偏说出个让外地人不知所云的所在。
一查：落马洲河套地区（连深圳河旧河道）占地约100公顷，北面毗邻深圳福田区，在深圳河治理工程竣工后，被划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范围，业权属深圳，管理权归香港，港深两地议定，共同开发。
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的专家李津逵的一番话大概能说明老亨的意思。他说，相比向新加坡学习，深圳对香港的学习当然更持续也更系统，包括官员赴港研修、挂职，也包括香港官员到深圳任顾问。“但还有一种方式，政府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那就是‘同窗共读’，双方绑在一起做同一件事，而不是单纯地我去考察你怎么做你的事。”
“有个漂亮的同桌，成绩又好，你自己学起来不就带劲吗？”李津逵笑道。他认为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最典型的同窗共读，改革开放的中国通过合资企业学到了公司管理，领会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但这只是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城市管理方面的同窗共读，条件则很难创造。
在经济这个班上，深圳曾经是好学生，很善于从香港这个同桌身上汲取优点。国贸大厦曾经是深圳的地标，这座当时中国第一高楼在建设中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直到今天，当年中标承建国贸大厦的中建三局还引以为豪。其实，招标这个“新玩意”就是和香港“共读”出来的。
1981年，香港一家公司与深圳房地产公司联合兴建20层的深圳国商大厦，施工由上级指令性安排给某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几次单方面提高造价，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不动工，时过半年不见动静。港商急了，提出要招标，说香港就是这么搞的。深圳听了很感兴趣，决定引入竞争机制，面向全国招标。这一举动引起轩然大波，但深圳顶住压力，招标成功。结果堪称奇迹：这栋当时深圳的最高建筑，工期缩短6个月，造价节省近千万元，质量达到优良。
现在到了城市规划和管理这个班上，几乎像是天赐良缘，深圳和香港一起坐到了落马洲河套地区这张课桌前。难怪老亨如此看重！
2007年12月，深圳市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联合公告，宣布深港两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世界级大都会，这标志着“深港合作进入一个新时代”。落马洲河套地区的共同开发随即提速，成立了“港深边界区发展联合专责小组”，负责加快推进开发研究工作。
今年6月以来，深圳市规划局和香港特区规划署联合行动，首次就同一议题让公众参与，分别在两地同时收集关于河套地区未来土地用途的市民意见。
全程参与这一活动的深圳规划人士范军承认，香港方面的操作水平确实超过己方。同样举办公众论坛，人家规则清晰平等，推进自如，自己这边却时不时出点纰漏。
说起双方关系，他笑着把李津逵的“同桌论”再前进一步，共同开发河套地区，“那就是一起养个孩子啊”！
无论怎么比喻深港之间的关系，它都是深圳发展规划中的重中之重。今年的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以深港合作为切入点，全面推进体制创新，全面学习借鉴香港融合西方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制度设计，包括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城市建设、政府运作、民主法治等。
20年前的声音回荡至今
蛇口，女娲补天像前，深圳一位文化人介绍对岸的南海酒店，说：“别看现在不怎么样了，当年那可是深圳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是啊，南海酒店，那里曾留下过这座城市当年的风云人物袁庚的一段著名演讲。1988年11月召开过一次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外经济学家、企业家参观蛇口，袁庚在南海酒店举行欢迎酒会，并作即席演讲。
袁庚说：“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这里）人民的创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国际自由竞争机制和经济规律、价值法则所规范的，而这种创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则有赖于各种体制的改革。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权和官本位，冻结了过去在内地的行政级别和工资级别。如果你问某个蛇口人现在是什么级别，是局长还是处长，那将引起哄堂大笑。
“我们还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权。当你作出有关人民利益的决策时，人民理所当然有权过问你。蛇口除了实行选举领导人之外，还实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给人民以罢免权，在这里已坚持6年了。这就是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中还包括舆论监督，不违反宪法的言论自由、各种群众性的压力团体等等。谁都明白，如果地球没有自己的轨道，没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阳上去而毁灭掉。
“我们提倡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产党和搞人身攻击的话，他都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有免除恐惧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所有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动、职业的双向选择，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充分发展自己的才华，受到社会的尊重，而不是违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个性。”
如今在深圳，有许多人认为袁庚20年前的话，仍旧有助于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