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先生称深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种说法令人不悦，但确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按照锐圆先生的评判标准，非但深圳没有，全国也少有那种呆在院校、媒体、文联和作协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纯研究型知识分子。在知识与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今天，指望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躲进小楼成一统”既不现实，也非国人之福。

　　由此可以得出我的评判：深圳有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此题无关宏旨，也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如果真要对深圳的社会发展有所裨益的话，我们不如讨论另外一个观点：深圳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作为特区，深圳的地理和政策优势正在消失。作为一个欲对深圳发展有所助益的知识分子，首先得有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以及足够开阔的学术视野、持续更新的知识架构、不甘人后的研究理念。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精英，是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别人可以落伍，你不能落伍，否则就成了天大的笑话。你必须得锐敏地看到各种纷杂的社会现象后面的本质规律，并且预料到它们发展的轨迹。面对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你是否能准确拿捏到它的脉搏呢？与其他国内大城市相比，深圳因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遭遇的情况也更复杂，“试错”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才需要深圳的知识分子承担起“潜望镜”的重任———你能探索多远，城市就能走多远。

　　深圳的知识分子必须敢说话。在某种意义上，我倾向于知识分子游离于体制之外，对权力保持超然的姿势，如此方能凸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当然，深圳的知识分子扮演的不是反对派，也不是美国媒体那种“扒粪者”角色，他们跟我们一样是深圳的有机建设力量。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进程，检讨公共政策中的错漏，拷问政治良心，敲打执政水平，提升道德底线。也许你会说，既然普通市民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讨论政府的公共政策甚至参与制定法律，何必苛求于知识分子呢？这显然不是一个概念。普通市民讨论公共政策源于公民权利的归位，而对知识分子的这种要求则是出于一种义务。而且，就同一事件而言，两者剖析问题的能力和质量也有很大的差距。

　　再者，知识分子得有一种“爱深圳”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所有品质里可贵的一种。最严厉的抨击当源于最深沉的爱，否则就难免陷于“偏颇”的渊薮不可自拔。爱深圳，就是爱你脚下的土地，爱这里的人民。你要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明白他们的酸甜苦辣，愿意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超过90%的深圳人都是来自于外地的建设者。我认为，正是因为对深圳的“爱”才将他们的命运与深圳紧紧联系在一起，凝聚成一种积极向上、永不言败的“深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