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我对性的最初理解是从明朝末年的文学作品开始的。

如果难以寻找到《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二拍”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是个享乐的时代，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当时的社会气氛有点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爱德华·傅克斯在《欧洲风化史》中写道：“一切都浸透了淫佚，一切都表现肉欲，生活成了无休无止的行乐。消魂之后，不是叫人难受的觉醒，而是新的欢娱。”

商人是冯梦龙笔下的主角，对于那些深锁闺中的妇女来说，她们厌恶透了包法利夫人式的狭隘生活，四处游走的商人代表着生活中的新奇与可能性，他们穿着时尚、随身的包裹里有各种用来定情的丝绸、手饰等稀奇玩意，他们知道杭州、南京、苏州这些时尚之都里的风尚。因果循环报应仍在书中不断出现，但显然道德因素已不再那么重要，现世的享受让人心醉神迷。

商业化是明末中国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开国者朱元璋的建国理想是一种稳定、相互孤立的村庄，经济上自给自足，生态循环自生。在对高级官员的残酷的清洗之后，他制造了统治者与官僚阶层的紧张感的基调，然后他要求他的臣民在50里以内的地方活动，他是如此地恐惧社会流动性，一个变化的世界对他来说意味着不安。长期战乱所带来的对秩序渴望，对暴力的恐惧，大片因人口锐减而荒芜的田园所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儒家伦理所提供的社会稳定器……一直到16世纪前，似乎一切都符合漫长的王朝更替的传统，中国历史在血腥的出轨之后，回复正常，但缺乏结构上的变化，思想上的更新。

明末的市民社会的兴起，看起来并非特殊，长期的和平、稳定、人口增长，总是带来商业上的兴盛。在明王朝三百年平稳的发展之后，到1600年作用，人口数量已经激增到1.5亿。人口的压力带来了资源的紧张，也促进了人们对于贸易的需要，人们需要借助这些“互通有无”的手段，来带动物质上积累与分配，扩大的市场深化了分工，提高了效率。商业化把相距遥远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连接起来。就像历史学家王斌写道的：“新的商人组织创造了扩大交换的方法，不仅把中国主要城市彼此联结，而且把主要城市同市镇网络以及市镇周遭农村也都联结一体。”

白银是这个商业体系乃至社会运转的核心。中国仍需要漫长的时间了解，白银不仅仅是那些他们已经接受的玉米、香料、胡椒这些陌生事物中的一种，它是支付工具，它已成为日渐扩展的中国市场流通的血液，在货币与信贷的基础上，他们可能建立起现代经济。

布罗代尔称一些国家“处于童年时期”，因为它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在日本，大米是货币，在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则是从中国进口的铜钱，西藏则是珊瑚等……除去宋朝产生了影响力不够大的纸币之外，铜钱一直是中国经济主要支付手段，盐、大米、丝绸都曾是它短暂的竞争对手。但铜币的币值过低，对于一个日益庞大的经济体，难以承担足够的责任。

西班牙人在墨西哥与秘鲁开采的白银，解救了中国银矿开采的不足。地理大发现正造就了历史上第一真正意义上全球贸易网络。1570年代，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新基地，美洲白银开始流入中国。中国人蜂拥而来，一位见证者说：“中国人不惜下地狱寻找新的商品，以便换取他们渴求的里亚尔，他们甚至用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说，plata sa sangre，‘白银是血’”。日本的银矿则是另一个重要来源，活跃在东南沿海的海盗与此有关。

白银是所有消费和生产的润滑剂，它用来交税、交易，家庭主妇则用它来日常开销，在中国的传教士说，中国的儿童都会估计银锭的重量与成色……在一个以道德为主要评判的社会体系内，白银既造就了冯梦龙笔下的繁荣的城市文化、时尚工业，造就了批发商、经纪人、中间人、零售商、代理人、店铺老板的新型经济人，也给道德主义者和普通人带来精神上的不安，对金钱的崇拜无所不在，人口倍增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使得人们彼此计算、诉讼不断、享乐但是奸诈。市场嘈杂经常让文人的理想世界难以平静，金钱正在支配一切。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之外，人们急需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一些人试图在两个新旧不同的世界中架设桥梁，一位叫黄儒明的儒生在16世纪晚期发明了一种道德账本，人们在可以通过它记录下自己的善行与恶行，可以计算出自己在德行。只有很少的人才意识，白银本身并非荣耀或是罪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有价值。

这也正是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部迷人的著作《纵乐的困惑--明代商业文化》的主题。1368年开始，1644年结束的明王朝，被富有诗意地划分为“冬、春、夏、秋”四个部分。建国时的田园理想到了晚期让位于对致富的实践与称颂，那个期待与世隔绝、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将决定背离大洋的帝国，不自觉地卷入了全球网络，白银像葡萄牙的传教士一样，乘坐着颠簸的帆船，穿越无边的洋面，几经辗转来到中国，而中国人也开始了向外拓展的旅程，在东南亚甚至非洲，中国人开始进入那个完全的陌生的世界……

明王朝为何灭亡？除去每一个朝代衰落的正常原因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白银产量的不可忽略的影响。17世纪的全球贸易体系笼罩在一片危机之中，此刻中国已是美洲白银的主要吸纳者，一些人估计表明，美洲大陆的贵金属的一半最终流到中国，马尼拉与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转站。1630年代时，白银的流通被截断了，1639年冬天，大约有两万名在马尼拉的中国商人被西班牙人与本地人屠杀。白银的进口量戏剧性地减少，立刻给明朝带来巨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1630年一贯铜钱换一盎司白银，到了1640年时，已变成一贯铜钱换半盎司白银，但农民必须以白银交税，但他们在市场上出售产品所赚取的则是铜钱。对于正在扩张期的长江下游的手工业，尤其是丝稠业，全球贸易萎缩所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它们陷入了萧条。

在1630、1640年代前后，人们眼中看到的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灾难频繁造访、朝廷的腐败无能、暴乱的四处出现，但谁也不会清楚，他们的难以捉摸的噩运，也与一股他们看不到的力量紧紧相关——如今墨西哥的银矿的产量也与杭州的丝绸业有关了。

以白银为代表的金钱力量无孔不入，但让人悲叹，一些人也将之视为道德沦丧的重要标志，它或许也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但在卜正民的著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商业网络正在为动荡的社会搭建起一个新的安全网，明末那些士人阶层很大程度正是依靠这个网络，躲避过了战乱，而相对安然地来到一个新王朝。正是依靠这个传统的、未受冲击的精英阶层，毫无统治经验的满族人才如此迅速地建立起一个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