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邓小平说，深圳的主要经验是“敢闯”。而能够体现深圳敢闯精神的有著名“两槌”：在物质文明建设上有一九八七年土地拍卖（使用权）第一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有一九九三年文稿拍卖第一槌。“两槌”敲开了中国经济市场化和精神产品市场化的大门，可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开山之作，或者姊妹篇。前者为人熟知，后者鲜为人知。现在，当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最新锐的经济力量，正成为全国各城市的重点发展战略时，我们应当溯源寻本。今天，晶报向读者揭示有“精神产品进入市场第一槌”之称的“九三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的往事和一些内情。

 

正文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高潮来临之际，邓小平对深圳经验的总结令人深思。他说，深圳的主要经验就是“敢闯”、何谓“敢闯”？作为中央给予试验权的特区来说，“敢闯”就是敢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也就是敢为天下先。深圳最能体现敢闯精神的有两个‘第一槌’：一是人人皆知的土地拍卖（使用权）第一槌，敲开了中国大步迈向经济市场化道路的大门；二是鲜为人知的文稿拍卖第一槌，开了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先河。

  文稿拍卖“鲜为人知”，主要是说这“第一槌”敲得十分艰难，主办者们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接受过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是在有关部门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敲响这一槌的。人们都听见了槌声，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稿拍卖是深圳人搞的，但不知道背后曾经历过多少波折。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文稿拍卖第一槌敲对了。现在披露其中一些曲折的过程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将激励新一代深圳人解放思想，敢闯敢干，在特区的旗帜上书写新的“第一”、“首次”。

  深圳市委支持文稿竞价

  “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竞价”活动的主办者是《深圳青年》杂志社，1993年7月份该刊的卷首语曾激荡过无数人的心。在《要为文人造个海》为题的文章中，主办者呼吁“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出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经济腰杆，流通起来。”曾担任文稿竞价活动的总监督、原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说，在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宣言刊发前，主办者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深圳首次文稿拍卖，一定要追溯到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小平来到深圳时，邓小平办公室下了“三不”（不接见、不讲话和不报道）的禁令，但深圳市委还是大胆地通过《深圳特区报》刊发的“猴年八评”，把南方讲话的要点传播出去了。接下来，《深圳特区报》又发表了时任该报副总编辑陈锡添采写的著名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把小平视察南方讲话比较完整地传播出去。

  有了小平讲话的精神，深圳人的闯劲就更大了。1993年初，《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京生向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杨广慧提出，要筹划首届全国文稿拍卖活动。杨广慧听了觉得非常好，就让他们写一个报告。

  王京生1988年从团中央调来深圳创办《深圳青年》。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内文化人的生存状况比较窘迫，著名的歌曲《十五的月亮》的词作者傅庚辰，才得16元钱的稿费，因此在文化界有“十五月亮十六元”的戏言。王京生感到深圳的探索多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探索还相当薄弱，看能不能给文人和文化作品进入市场创造一个平台？

  1993年3月份，《深圳青年》以杂志社的名义向深圳市团委、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其中说：在全国一片“下海潮”的冲击下，一大批“文化精英”们也被搅得坐立不安。弃笔从商，极不情愿；继续爬格子，甚至连一个打字小姐的收入都赶不上。贫穷、困惑、无奈，已成为当今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生活写照。文化市场的发育，急需注射一针强有力的“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文稿竞拍，把竞争机制引进文化市场，让文化作品成为最有价值也最具大众化的消费品，使中国文人的创造价值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得到升值。

  市领导对这个报告都有批示。当时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批示“是一项有意义的实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的批示是“组织好，策划好，可一试”；市委副书记林祖基批示“这也是一项改革，此事有助于将文艺作品推向市场”。杨广慧也批了字，大概是“此举很有意义，实际上是率先开辟了文稿市场，既发展了市场体系，又使‘文人们’大受鼓舞。”为了把这个活动搞好，市委决定由杨广慧担任首次文稿竞价组委会的总监督，王京生任组委会主任。

  打出文化市场化宣言

  在发布公告前，深圳市委宣传部向上级有关部门口头请示汇报过，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但北京有关部门闻知此事，却下了禁令：不准搞。杨广慧说：“我们想这个活动符合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小平说要大胆地试，错了改了就好。我们就决定先试再说。”

  得到市委的支持，《深圳青年》杂志社开始投石问路，派人到北京去看看作家怎么反应，结果众多作家都很感兴趣。文坛泰斗冰心老人愿意担任组委会总顾问，艾青、王蒙、张洁、丛维熙、刘心武、李国文、张抗抗、权延赤、莫言、梁晓声、霍达、陈荒煤、冯牧、雷达等著名诗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深圳的这个创造叫好。紧接着，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名作家沙叶新、叶永烈、苏童及宁夏的张贤亮、天津的冯骥才等，也都认为深圳的创意非常好。5月25日，组委会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文稿竞价的规则、程序、时间等向海内外公布，引起强烈反响。

  1993年的7月份的那一期《深圳青年》上，刊登了王京生、邓康延等执笔的卷首语《为文人造个海》，实际上是首次文稿竞价活动的章程序言，其中提出：“攥住了经济的杠杆，就能提升起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攥住了知识产权的杠杆，就能提升起优秀文稿的地位和价值。”“优稿优酬，也许惊世骇俗，其实顺理成章。在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时代，我们不能让已有的金子湮没在砂砾之中。”

  卷首语写得充满激情：“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将声透五千年，响动三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这第一声槌响，让文人能够伏身潜心于格子，又能从格子上浩浩然站起来。”

  杨广慧认为，这是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篇宣言，铿锵有力，或者说是文化产业化的第一次实操尝试。

  遇到难题就创造性地解决

  文稿拍卖的创意雏形是由《深圳青年》杂志社编辑记者提议的，王京生立刻意识到其可能产生的历史性影响，决定文稿拍卖应由杂志社主办，并对活动章程和程序进行了精心的论证和周密的策划，遇到难题就创造性地解决。现任《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海鸿是当年文稿竞拍活动的操持者之一，当时是记者部主任，他回忆说，那时杂志社的职员们闯劲很足，一心要为文化建设闯出点名堂，闯出一片新气象。

  《深圳青年》杂志社在筹备过程中，首先在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各种手续，确保在程序上合法、完善。不过，那时还没有什么文化市场之说，要让中国的文化人们在短时间内冲破耻于言利的传统，是十分不容易的。另外，虽然作家们口头上都欢迎这个“首次”，但要真正拿出自己的作品到市场上公开竞价，担心作品卖不出去毁了名声。

  于是，组委会想出用投保的办法来保证作品一定能买。也就是说，即凡是获得进入竞拍资格的作品，都能保底，成交低于预期价格、甚至比现行的稿酬标准还低，那么这个保险将对不足的部分予以补足。组委会找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商订好进入竞价序列的各类文稿保证能够让作者获得保底价：小说每千字100元，纪实文学每千字150元，散文、随笔、杂文每千字500元，电视文学脚本每集5000元。在竞价时，作品拍卖价低于这个保底价时，不足部分由太平洋保险予以补足；若拍卖价高出上述底价，那么高出部分则由保险公司和作者以对半的比例共享。就说这个保底价吧，比正在执行的稿酬标准已高出一大截，当时的稿酬基本价格是千字30元左右。

为应对文稿竞价中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组委会还聘请了律师顾问团。后来果然有官司，顾城和谢烨合作的《英儿》参加了竞价，但出现著作权争议，最后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解决。

  企业竟然成了文稿主要买家

  文稿竞价的新闻发布后，全国各地的作品开始寄往深圳。第一个正式报名竞价的是北京作者彭子强，他的作品是30万字的一部纪实文学；第一个亲自来组委会送稿的人是深圳的 “龙之传人”，是已故的两代人合作的《文人读史札记》手稿6本，用蝇头小楷书写而成；第一个报名竞价的海外作者是香港的阿视，他寄来了散文集《秦川人》。

  后来给组委会来电来函报名竞价的各行各业人士，已近800人。年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仅10多岁。其中专业作家很多，丛维熙、冯骥才、叶永烈、权延赤、贾鲁生、刘心武、莫言、张贤亮、张抗抗、池莉、方芳、马原、顾工、顾城、杨利民、刘晓庆等文化名人均有意参加竞价。丛维熙的纪实文学《背纤行》、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江青传》、顾工的纪实文学《年轻时我热爱》、顾城的《英儿》、马原的20集电视史诗片《中国文学梦》等影响较大。

  文稿竞价的卖方被动员起来后，6月份开始请审读委员会的评论家们如雷达、白烨等，到深圳审稿。但是，谁会成为买主呢？文稿拍卖不出怎么交代？组委会对“买主”的排序一是国内外出版机构及报刊社，二是企业，三是个人。但出版社似乎观望的很多，于是组委会更看好深圳的企业，决定先主动去找一些钟情文化的企业家，说服他们投资文化，并决定在正式的竞价会召开前，先交易几部作品作为示范。他们找到的第一个企业家是时任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钦。

  9月间，文稿竞价完成了首次交易。李远钦决定用8.8万元的总价格购买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别人》（1万多字）、王东华的社会学著作《新大学人》（约40万字），远远超出作者自标的价格。组委会以前总担心没人买怎么办，现在看来是企业家是真正的买主，出版机构倒不怎么热衷。

  首宗交易成功，而且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迅速地报道了这条消息。冰心老人得知后，当晚托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深圳商报》在头版位置以“五千年文化史添精彩一笔”为题报道这件事后，还配发了《“造海”三题》的评论，鼓励企业与文化 “联姻”，为尽快建立完善文化市场注入强大的经济活力。

  几天后，购得《新大学人》著作使用权的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与深圳海天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出版此书的协议。在深圳竹园宾馆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文稿竞价活动顾问王强华到场祝贺。王强华说，深圳此举开全国之先河，他对此很有兴趣，并透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考虑开放书籍选题市场。杨广慧参加了签字仪式，在讲话中鼓励企业参与文稿竞价，希望更多的企业在参与文稿竞价中名利双收。

  “六作家退出”风波

  这一切都似乎顺理成章，遇到问题设法解决就好。但事情要真是这样，那就太顺利了，也就不叫改革和突破了。首次交易成功的消息发布后，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也引出强烈的争议。

  9月底，上海的一家文学报刊登《漫天要价，轻率‘叫卖》的报道，说深圳举行的首次文稿拍卖起了风波，引起文坛内外的疑虑。从维熙等6位作家发布声明，不任文稿竞价的“监事”。

  6位作家发布声明退出，也有观念上的原因。有的作家开始质疑，“文稿竞价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交易？”有的作家惊叹“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等等。

  6位作家中途退场是组委会不愿看到的事，但文稿竞价不能停止。组委会向6位作家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尊重他们“退出”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仍将文稿竞价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情况。

  也在这时候，霍达到深圳，进行文稿提前交易。她的剧本被深圳市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买走，出价100万。杨广慧回忆说，“京生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没要求参加签字仪式，我想他是不想让我卷入另一场可能的风波，因为 ‘六作家退出’风波已闹得沸沸扬扬。”但杨广慧还是去了，“我想我到场就能表明市委对文稿竞价活动的支持立场没有变。文稿虽然属于精神产品范畴，与意识形态有关联，但它仍具有商品属性，我国的法律似乎还没有哪条规定说精神产品不能标价和买卖啊。”

  10月间，组委会在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经过审读委员会的筛选，30部候选作品达到竞价标准，组委会决定挑选20部文稿竞拍。离响槌之日越近，工作越要严谨，防止漏洞，市委宣传部抽掉了干部参与组委会的具体工作，在市委市府和组委会之间做好沟通的桥梁。

  “在‘六作家退出’风波之前，我们都是兴致勃勃地不断完善和落实竞拍各项要务，后来才知道从竞拍活动开始起，市领导和杂志社领导就在承受巨大压力。而‘六作家退出’风波在全国引起关注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压力。”王海鸿说，“但我们坚信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值得坚持到底。后来我总在想，为什么首次文稿竞拍发生在深圳而不是北京、上海呢？因为深圳没有作家无形的座次排序概念。而在内地，计划经济体制下本来已形成一套体制内的座次排序。我们深圳没这个束缚，当文稿拍卖要把所有有名或无名的作家们放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时，座次排序颠覆了，门户之界模糊了，因此必然有人会质疑或反对。现在想来，文稿竞拍不仅让文人们的智力劳动得到市场认可，更打破了过去的一元秩序，形成多元文化格局，进而引领出文化人的宽容和社会对文化形态多元化的宽容。

  文稿竞拍第一槌在深圳响起

  “六作家退出”风波之后，有关部门再次要求叫停文稿拍卖活动。深圳市领导和《深圳青年》杂志社负责人一起赴京向有关部门汇报、解释，文稿竞价活动才得以艰难进行。组委会在技术上做了调整，地点从原定的深圳会堂改在容纳人数较少的深圳图书馆演讲厅，对海外媒体也可适度限制。当时参与拍卖活动的杂志社记者回忆，海内外一百多名记者云集深圳，但拍卖场地的改动，使得有一半记者入不了场，场外气氛异常活跃。“他们有些不满，但我们不能说出难言之隐，能够做的只有把本刊记者和工作人员的位置让出来。我诚心希望那些未进场的同行们理解，在一些真相可以讲出的现在”。

  为了让首次文稿竞拍更加稳健，在开槌前几小时，组委会进一步调整竞拍篇目，将20部调整为11部。顾城的《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歌唱》，原来是作为特别竞价篇目推荐的，但顾城杀妻自缢后，舆论对他的残忍作了批判，所以取消。

  在1993年10月28日下午2点40分，首次优秀文稿竞价会正式开始。组委会主任王京生代表主办单位发言，他说这是一次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我们的确要为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做出尝试。

  中国首次文稿竞价终于拉开了大幕。长篇小说《世纪恋情》起价3.2万元，以8万元首先成交；张抗抗随笔《恐惧的平衡》，2000字，以1.6万元成交；魏明伦的杂文集《巴山鬼话》，被全场惟一的个人以8万元购得；电影明星刘晓庆的选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以17万元被一家美容企业买走（成交一个月后，这个选题再度以108万元被别人买走）；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初》，被深圳证券公司投资研究会以26万元购得；争夺最激烈的当数10号作品《深圳传奇》，由北京作家倪振良采写的讲深圳特区15年创业史的长篇纪实文学，起叫价为4.5万元，数次叫价后被深圳天虹商场以88万元的“天价”竞得，在文稿竞价中名列榜首。

  尚在写作中的《深圳传奇》，是一部体现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集体策划的《中国经济特区开发区纪实丛书》中的一部，以众多高层领导人及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揭开深圳崛起之谜。在这部文稿写作之前，深圳已出了一本《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长篇报告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者倪振良竞拍时自标价为千字300元，只要有人出到7.8万元即可成交，但拍卖的结果是，他得到整整高出11倍的回报。

  这说明好作品是能卖出高价的，也说明深圳的文稿竞拍是符合唱响主旋律这一宣传原则的。竞拍会结束后，作者倪振良加大写作力度，将原定的26万字容量扩展到50万字。《深圳传奇》出版前，江泽民同志在百忙中反复审阅了有关章节，亲自修改；杨尚昆同志题写了书名，谷牧同志为该书题词。1994年底，在时任深圳海天出版社社长许宗衡等的多方努力下，快速出版了《深圳传奇》，之后获得该年度中国国家图书奖。

  我们现在回过头思考，就会发现深圳举行的首次文稿竞价是中国文化产业化之源，知识升值了，文化人和精神产品升值了，可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了。在经济杠杆作用下，我们看到了更多优秀的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我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了。深圳把文化立市作为发展战略，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文化产业展会——文博会落地深圳，以及深圳成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设计之都”，其实都与文稿竞价这个创意和试验有关联，因此我们不能低估了首次文稿竞价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