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引言：深圳已经有了自己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许多闯深圳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来到深圳以后，似乎一夜之间人就变了，胆子变大了，力量变强了，人也变聪明了，因为在他们看来，闯荡深圳就是告别过去。过去的关系既靠不上，过去的包袱也不用背。于是，他们在心理上就先松了一口气。心理上轻松了，思想上自由了，现实上又是无人可靠，潜能自然而然也就调动起来显然，这个潜能是他自己调动的，这个包袱也是他自己放下的，因此是“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
当一个城市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为人文精神时，这个城市的前程远大也就是无庸置疑的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更可靠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深圳，一定会是大有作为的。
——易中天《读城记》
1、 深圳20余年，只是浮华一梦？
深圳是一个没有高尚理想和抱负的城市，一个仅靠着原始欲望来驱动的城市，一个贫穷的阔佬，一个没有城市精神的家园.
——laikp
2001年9月26日因特虎网友laikp发表了一篇题为《深圳的文化和文化的深圳》的帖子：
有一种说法：所谓深圳和深圳人，就是一堆钢筋水泥的丛林和一群居住在丛林中的乡巴佬。这里所说的乡巴佬，并非是指那些物质生活并不宽裕的普通百姓，更丝毫没有看低农民兄弟的意思，只不过沿用了一个约定成俗的说法而已，我想它所指的应该是那些主宰并引领着深圳主流文化的权贵们，还有那些活跃在深圳各个领域内，趾高气扬的所谓的社会精英们，他们是真正的乡巴佬，而体现这一概念的最大特征，就是他们在物质财富上的极度膨胀与精神世界的极度肤浅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就是这样的一群与现代人文思想有着巨大鸿沟的人，掌握并主导着深圳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使深圳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没有品位、层次低下；一个在灯红酒绿、霓虹灯闪烁掩盖下的“都市里的村庄”，充斥在这个“村庄”里的是一种源于无知的自以为是，一种没有内涵支持的傲慢和自大，以及小人乍富后的猥琐心态。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下，种种在深圳发生的、令人可笑而又可怜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实在是深圳的悲哀。我是80年代中期来深圳的，我目睹并亲历了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城市的主要过程，可以说，深圳能取得今天这样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成就，其中凝聚了早期建设者们的心血和汗水，那是一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当时的领导班子以宏大的胆略，以开放的思维和对待新事物的宽容态度，给这座年轻的城市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和无限的活力。然而，自90年代以来，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这座城市变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占据了这座城市的主要舞台，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既得利益者，就是因为思维方式上的极端现实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极端拜金主义，捞世界的心态导致了对权力及金钱的疯狂追逐和不择手段，对人文精神本质认知上的匮乏和急功近利的新移民本性，使他们崇尚并很快学会了种种毫无大智慧可言的权术机谋，以及种种小农经济式的商业伎俩，尽管这些令人不屑的小聪明注定了他们最终难成大气，但却足以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表者而拥有了权力和巨额财富，毫无疑问，这其中也包括了以损害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巨大灰色收入，也正是基于这种拥有，他们很快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如下的外在特征：生活消费上的极度奢糜，装腔作势的附庸风雅，同时又伴随着对文化和文化人的蔑视，这是一种兼具井底之蛙和阿Q心态的蔑视，也正是由于“主流”们的这些特质，以及他们完成了财富积累的客观事实，给众多的后来者发出了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错误信号，一夜暴富的深圳梦，使后来者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原来的做人准则，迫不及待的加入到追随者的行列，从而把整座城市的价值观带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种状况的形成，使得深圳的国民收入及经济规模和他在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地位极不相称，为什么腰缠万贯的深圳人，在到了北京、上海、甚至大连等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时，往往被人视为暴发户而侧目甚至不屑，其原因恐怕正在于此。然而，可怜的深圳大款们，却一如既往的陶醉在“有钱人”的快感中而不能自拔。作为一个老深圳人，我感到羞愧。
laikp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如果特指深圳所谓的“社会精英”的集体颓败，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如果由此断定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没有高尚理想和抱负的城市，一个仅靠着原始欲望来驱动的城市，一个贫穷的阔佬，一个没有城市精神的家园”，则未免过于悲观。
内地一些看似雍容华贵的文化礼仪其实也是徒有其表的，道貌岸然的外表下其实早已腐烂衰朽，谈何灵魂？谈何理想？
内地文化人那种精致、老到的人文技巧充其量也只能因此算是个能工巧匠，无论芭蕾腿、美声喉、书画笔、雕刻刀、华章俳句，还是外在的高墙深院、貌似的器宇轩昂，都只是人文的工具，如果事实上他们只是传统权力重压下人格低下的奴婢，人们就不能奢望他们以独立昂扬的姿态提供给我们真正“与时俱进”的精神享受，因此想要成为我们从内心里尊敬不已的人文大师，也就不可能。
深圳建筑学博士贺承军就曾经撰文指出：在僵化刻板的专制意识形态下，过着僵化刻板的生活的人们，才有可能建出那种风格划一的城市来。从人类历史来看，处于奴役与被奴役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可以建造堪称奇迹的城市。世界上现存的几大奇迹，以及已湮灭的玛雅古城、巴比伦空中花园以及中世纪城市，虽然无比壮丽，但无不是专制的结果。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美好的城市，但看不到崇高壮美的城市，这种遗憾，是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在审美方面的必然代价。所以，我们看深圳这座城市的演化，就不能带着追求整齐划一、崇高壮丽的动机，“风景如画”，也只能如风俗画，而不能如严肃的悲剧场景画。
贺博士说：“为了自由宁可没有优雅；可以有优雅，绝不求壮丽，这是我的人生观，也是作为市民的城市观、审美观。在八十年代，当蛇口风波发生的时候，我就暗自决定，即使深圳只有几座铁皮棚，我也要来深圳。”
在中国大陆，深圳由移民社会、陌生人社会开始，正在率先告别威权时代，进入到市民社会、商业社会，一个个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个体正在形成一个社会是扁平化的结构，而不是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关照这样一个社会，需要新的视野、新的视角、新的评估体系。用长安城和紫禁城的审美观来看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得出的结论当然是“混乱不堪”，同样，用上海滩钟塔式的建筑美学来看深圳光电闪烁的“深南大道”，得出的结论不外是“浅薄轻浮”。皇权的美与市民的美本来就不同，机器工业时代的美与电子信息时代的美也会大相径庭，这毫不奇怪。
人类文明如美国文论家拉布姆斯所说，已由“灯”型转到“镜”型。所谓“灯”型，即知识、理性是由先知者烛照、传谕、指导后觉者，真理有如黑暗中的烛台，以固有的光明照亮人们，而普罗大众在社会上生存，就必须积极向上，追随先知，接近真理，并且应该日日三省自身、虽九死犹未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现代化性加于人类普遍的心理压力。而“镜”型文明，即是人人在镜中观察自身之表象，不求所谓本质，没有先知者，无须启蒙者，消除了神秘性的本质，镜中现象是什么就是什么。
问题是：象蛇口那样的魅力，深圳还有吗？深圳是向“灯”型文明回归，还是向“镜”型文明迈进？深圳的前途是重归威权时代，还是走向人的解放？深圳20余年的左冲右突，最终也只是浮华一梦？
如果只看近年来体制内的深圳精英的表现，laikp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如果把目光投向民间、投向工商阶层，我们就会发现：深圳的新文化与新文明因子，正隐匿在当今主流舞台的聚光灯照射不到的地方，虽然星星点点，却也波光粼粼，即使不能时时烛照，却已常常令人感动。
2、重商文化与深商的竞争力
深圳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际遇中、在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工商文明的交汇处诞生的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商业城市。商业文明因子是深圳文化中最有生命活力的因子，重商而不重农、不重官，正是深圳这个城市不同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一大特点，也正是深圳这个城市总能柳暗花明、出奇制胜、魅力无穷、活力无限的根本原因。
——《十字路口的深圳》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倪鹏飞博士主持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指出，城市文化竞争力方面，深圳名列内地城市第一，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深圳的文化是“重商”文化。
有人疑惑：给人以“文化沙漠”印象的深圳，怎么会比北京、上海等文化大都更有文化竞争力？殊不知，就文化竞争力而言，文化的态度，即文化的价值取向比文化自身的积淀更重要！
一度在欧洲流行的罗马天主教认为财富是一种罪恶，近似中国所说的“为富不仁”。富与恶联系在一起，经济如何发展？如何有竞争力？但自宗教改革之后，另一些观点逐渐成为主流，例如富裕是上帝对人的恩赐，贫困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些观点促使人们争取财富，最终导致欧洲发生了很大变化。宗教改革没有增加基督教的内涵，只是改变了基督教的态度。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有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官本位，主流文化尤其如此。由于知识分子皓首穷经都是为了当官，社会智力资源没有用来研究现实问题，而是用以取悦君主、勾心斗角，被大大浪费了。这种尊官抑商的文化越是发达，其影响下的技术、商业就越是窒息。
深圳的文化虽然还不厚重，但是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重商倾向。如当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清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寥寥数语，就使车载斗量的空洞说教不堪一击。深圳鲜活的打工文学，使得那些用文学图解政治的文豪们露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师从张五常的深圳青年经济学者薛兆丰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向人们解释经济学道理并因此被称为“经济学保姆”，比起那些成天故弄玄虚写些自连己都看不懂的所谓学术论文以求评个更高职称的所谓讲师、教授来，谁更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如果谈狭义的文化，深圳与温州这类城市当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论重点大学数量比不上北京、上海，论知名作家人数比不上西安、武汉。但文化是鲜活的，文化不是大学、音乐厅、博物馆、教授、艺术家、文艺作品的简单堆积，文化是有生命、有性格、有禀赋的，基因不同，文化的表现力、生命力便有所不同。深圳这个在20多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小镇，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深圳拥有重商文化的基因。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关注到了文化的一个通常被人忽略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市民人文精神的状态和追求。这种藏在市民思想、观念、素质乃至潜意识中的东西，才是文化的本质，才是影响一个城市发展的根本因素。余秋雨先生有过关于“文化转型与竞争力”的评述。余先生综述西方文化学者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不取决于精英文化人物的众寡，也不取决于所谓文化精品的众寡，而取决于社会心态、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他列举了几条，如：
一是社会荣誉。一个国家如果把社会荣誉过多投注在地位和身份上，这个国家一定不发达；反之，如果投注在工作和行动上，则一定发达。联系我国实际来看，哪个地区过分讲究地位、身份、官场关系，经济就会差一些；而那些专注于工作和行动的地区，即使暂时不发达，三、五年后情况也会有大变化。
二是公众美德。对公众美德做理想状态提倡的国家或地区，一定与不发达相伴随。提倡每个人都做英雄、与坏人殊死搏斗、做社会中流砥柱，就会使人感觉非常遥远，常人难于做到，这就是对公众美德的理想状态提倡。相反，公众美德如果做寻常等级的提倡，社会就会比较发达。这些国家或地区不准备让民众都做英雄，只要求民众尽职、守法、准时、稳妥、礼貌、整洁等，这就是寻常等级的提倡。由于所有人都能遵守寻常的道德规范，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寻常意义的有序，便于发展渠道的疏通，不至于因表面的宏伟壮烈而掩饰虚假。这样，经济运作也会走向健康。
三是财富观念。一个国家将财富理解为已经拥有的东西，一定是不发达的；而把财富理解为一个不断开始的创造过程，一定是发达的。发达地区的财富观念中，年龄优势、技术优势、经验优势和策划优势等占有更大的比重，而不是过分看重一个人现在已经有多少存款以及家庭有多少遗产。那些虽然没有贵族背景却在若干跨国公司工作过的年轻人，可能今天还没有多少财富，但不久的将来会让人刮目相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是这样。
四是文化兴奋点。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往时代的国家，一定不发达；而将其安置在力所能及的未来，一定会发达。过分留恋过去、总是讲辉煌的以往朝代，这个地区一定是想掩饰现实的差距。相反，如果向前看，把文化兴奋点放置在力所能及的将来，其经济就会得到改善。
五是思维习惯。思维习惯总寄托于宏伟、空洞、激昂的社会，就不会太发达；反之，思维习惯倾向于具体、渐进、平静、讲实效，这个地区就容易发达。
六法律意识。一个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是疏远法律的。他们常常把社会看成是神圣化和妖魔化的两极，因此把法院看成是你死我活的险峻之地，只知刑法不知民法，这就是对法律的不亲近。而一个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法律则很亲近，法律已自觉成为人们的行为规则，哪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也愿意求助于法律来解决。这样，竞争才会有序，经济才会发展。
从这些细节的分析来看，深圳的社会心态、文化观念确实是重商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有竞争力的。当无愧于第一的排名。
3、蛇口风波：深圳“淘金者”的宣言
有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却蕴含着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意义……
——马立诚 《“蛇口风波”始末》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
马立诚的《“蛇口风波”始末》是这样记录这场争论的：
曲啸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另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了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做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
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火急从深圳密送中央领导。这份材料给整个座谈会下了从头至尾充满 “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定语。
对曲啸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并动辄向中央“写黑材料告状”，蛇口人怒不可遏。12天后，《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一文愤然反击。这篇通讯以尖锐的态势把“蛇口风波”提到了全国人民面前。
《人民日报》意识到这场“风波”有着重大的深入探讨价值，迅即派人采访各当事人，并以罕见的篇幅和力度推出记者调查《“蛇口风波”答问录》及39封读者来信。
美国的读者们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上读到了曲啸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的辩论，读到了彭清一问发言的青年叫什么名字，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新闻周刊》还刊登了该刊敏锐的女记者艾鼎德从“淘金者”的争论分析中国今后走向的文章。
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这场即兴的对话如一声思想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引起全国的震动和世界的关注。个别史家甚至把它赞誉为“第二次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蛇口五四运动”。
深圳前体改办官员徐景春认为，这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他在1988年8月26日撰写的《“蛇口风波”的启示》一文的评价，至今看来也依然没有过时：
像“淘金者”与“建设者”的问题，如果没有商品经济的意识，确实很难使两者统一起来。当年孔夫子一边收着学生交来的牛肉干，一边大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想要是没人供给他牛肉干，他恐怕也就不那么说了。长期以来，那些花纳税人钱、吃得大腹便便的正人君子们总是责怪劳动者：你们怎么总是唠叨钱呢？也就是这么回事。而古今中外的物质文明差不多都是由“淘金者”建设起来的。在今天，我可以说，没有淘金者，就没有商品经济。成天谈论“义”，谈不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来。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同样的生活实践，没有对商品经济的共识，就很难有共同的语言。
“蛇口风波”仅仅只是两种价值观念冲突的开端，而不是终结。随着改革的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风波将波及全国，此伏彼起。直到有一天，人们对这种风波不以为然了，那就说明商品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了。
4、政府改革、企业创新，这是深圳的根、深商的魂
深圳是靠改革创新起家的，创新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灵魂。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对深圳来说，是逼出来的路，也是华山一条路。
——深圳市委书记 李鸿忠
深圳官、民两界都认同的主流价值观莫过于改革创新了。
深圳似乎命中注定就该担负改革创新的使命。深圳的前身是宝安，宝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决定在这里正式设置县治，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这实在是一个吉利的名字，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
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诸多影响深远的改革都始于深圳：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招标、投标、招聘、择业、股票、期货、债券、产权……，拍卖和投资、供楼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鱿鱼和卖楼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国的改革，深圳的观念已成了全国的观念。
2005年3月25日，新任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在他的就职演说上就大打“改革牌”，以凝聚人心。他不无自豪地说：“深圳是靠改革创新起家，靠改革开放开埠立市的，没有改革创新，就没有深圳这个城市。深圳就是改革创新的产物，改革创新就是深圳的别名。”
李说，建立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同志要求深圳“杀出一条血路”，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路，所以才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深圳就是靠改革创新创出来、闯出来的。深圳就是吃“改革饭”长大，以改革创新来立业的。深圳最大的优势就是改革创新，而不是其他方面。改革创新是深圳最大的本钱。
李鸿忠指出，深圳最大的贡献和成就，不仅是25年来累计创造了2万亿的GDP，不仅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累计上交国家3663亿的税收，尽管这是很不一般的成就；深圳最大的贡献和成就，也不仅是25年来由一个边陲小镇，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创造了“一夜城”的世界城市发展奇迹，尽管这也是很不一般的成就；深圳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就是改革创新的贡献，是体制机制性的贡献，是发展模式的贡献。如果抽掉了改革创新的亮点，深圳就和一般的城市一样，没有特色和优势。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就没有了。
李鸿忠说，深圳的根，深圳的魂，就是改革创新。从历史方位看，深圳的定位就是改革创新。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下一步还是如此。特殊政策在深圳早期起步发展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仅有特殊政策，没有改革创新，不可能有今天的深圳。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初衷，是要深圳发挥开路先锋、窗口、试验田、示范区的作用，所有这些，无不以改革创新为灵魂。时至今日，中央对深圳的指示要求，其涵义、内核，仍然是改革创新。
在深圳民间，在深圳工商界，同样以改革创新自豪、自诩。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市场机制吸引了无数优秀人才落户深圳。他们身揣着不同的技能和梦想，朝气蓬勃地寻求着一个崭新的舞台。他们从头到脚都流淌着创新的血液。
惟其如此，深圳的企业家“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不是猛龙不过江。敢于抛弃家园、丢掉铁饭碗到深圳来闯荡的人，头脑里一般都有些不安分的因子。无怪乎有些企业家为了成就一个新科技项目，敢于将自己90%的本钱都押在上面。只有凭着敢于创新的志气、敢于同跨国公司叫板的血性，深圳企业才能在自主创新的艰难道路上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在深圳，有一大批全国都叫得响的高科技企业：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兴，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生物工程领域的科兴、海王，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医疗器械领域的安科、迈瑞……
在深圳，有一大批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叫得响的创新型企业家：华为的任正非、中兴的侯为贵、朗科的邓国顺、腾讯的马化滕、海王的张思民、赛百诺的彭朝晖、“电池大王”的王传福……
在深圳，除了一些已广为人知的大中型创新企业，还活跃着大规模高质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除了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之外，还能信手拈来一大批令国际同行都不容小觑的企业家。
在各行业各领域，深圳都能找出数一数二的“头”，他们用无限创造的精神开辟着任凭无限猜想的未来。
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具有移民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地域特征、民族特征以及它的政治特征。而政治特征是影响这个移民社会最大的因素之一。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26年前，当整个中国大陆仍然处在计划经济旧体制下的时候，深圳是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局部试验田，作为一个小心翼翼推开国门的窗口，来接纳百万移民的。这个移民社会的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的政治示范功能，从一开始就被中央政府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所确认。
而这座新兴移民城市的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了。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它在20多年间已经跻身于全国大中城市的前列；它的人口增长速度也是惊人的，从最初的几万人、几十万人，迅速膨胀到上1000万人，超过了香港的人口规模。易中天说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深圳的情况却不同。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根的族群。
没有根的牵挂，深圳人不用费心费力盘点守护老祖宗的家当。既然没有遗产继承，惟有创业，惟有创新。在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清规戒律，没有街坊邻里、亲朋好友对个人能力评价的思维定势束缚。这就使得成千上万优秀的甚至过去被认为不那么优秀的人在深圳成龙成凤。无根的牵挂还使深圳人更多关注结果而不对过程指手划脚,这就让创业过程多了许多想象的空间。深圳没有像样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但建立了国内一流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队伍；深圳远离技术源头，却通过联系国内各大城市的技术贸易渠道和科技成果快速产业化的机制，打造了高效率的技术创新体系；深圳工业基础薄弱，但它利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优势，引进了大批国内外有实力的企业，成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具竞争力的高科技制造基地之一。
5、知识经济就是人本经济
“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低谷就流向哪里。”
—— 1984年万科员工手册
有一个故事一直在招商银行广为流传。说的是有一回行长马蔚华在新年的时候到电脑部给大家拜年，发现除了各级高层领导出来迎接一下以外，其他技术人员几乎连头都不抬。牛！
在中国的银行业，各家银行的电脑部大都没有什么地位，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招商银行恰恰相反，电脑部的地位却是全行最高的，技术专家们的待遇也是其他岗位没法比的。据说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同时也是直接主管电脑部的行长，号称在招行就管两个脑——人脑（人事部）和电脑。由此可见电脑部在招行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电脑部的地位高，是因为电脑部的贡献大。电脑、互联网是新兴的招商银行后来居上的制胜法宝。招商银行抓牢个人客户的绝招就是率先推行“一卡通”，通过一张张小小的智能卡和遍地开花的ATM机，招商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吃遍天”的“一招鲜”就是以电脑技术为支撑的。而互联网“好像就是专门为招商银行设计的一样”，通过虚拟的方式，招商银行打开了一个全新天地。
在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脑和互联网为何物的时候，招商银行高层就曾经提出过两个“不惜”，一个是在技术投入上不惜任何代价，不管是在资金上还是在体制上；而另一个“不惜”则是在人才培养上。招行置办的第一个物业是电脑中心，第二个物业就是招行培训中心，这个四星级宾馆水平的培训中心是国内银行业最好也是最大的，而这种投资的气魄显然也体现了招行对培训的重视程度。
重视技术、重视人才，招商银行不是深商的特例。
象狼一样为了生存下去在市场上争夺利润的华为，对知识、对人才的投入却是出奇地慷慨。
华为从它成立之日起，看重的就是知识，而不是资本。在华为人看来，机会、人才、技术和产品是公司成长的主要牵动力。在这4种牵引力中，人才所掌握的知识处于最核心的地位，而资本则被搁置在牵引力之外。这是一种与传统资本理论完全相反的知本理念。
从知本理念出发，任正非确立了“人力资本不断增值优于财务价值增值”的发展原则：第一、靠知识创造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第二、每年坚持按10％的销售收入拨付研究经费，即，将华为每年起码50％的利润用作研究经费；第三、重视员工的培训工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第四、按照以知为本的要求去变革会计制度，建立知识资本汇总表，设立知识资本帐户，通过收益模型和成本模型，形成可计量的指标。
华为对知识劳动的报酬，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工资、奖金、福利来体现，二是通过股权形式来体现，一般员工都可以参加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 华为的任职评价体系特点是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作为一种投入来看待。公司的全部股份由现任员工持有，员工既是公司价值的创造者，又是公司的股东。其次，员工对股份的持有，除初期有实际资本投入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通过购买公司的配股获得。而获配额度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员工已作的贡献，同时也按照员工的知识结构及科技潜力加以调整。
深圳学者许明达教授据此总结了以知为本与以资为本的区别。在以资为本的企业中，利润的分配完全按照股份的比重来确定，企业发展了，各个股东的权益同比扩大。而以知为本的企业则不同，表现出4个特点：
一是最初的投资者其投资的份额在股份扩大的过程中不断摊薄，尽管总量在增大，但所占比重越来越小。
二是资本主动承认技术参与利润分配。资本原来的逻辑是：我为知识支付了成本，你的知识归资本所有。而华为则相反，它把知识产权转化为资本产权，也就是说，承认技术的创新长期属于技术创新者。这就引导和激励员工去进行知识投入，增加自己的知识资本。 在华为，我们看到了这种有趣的现象：资本的拥有者宁可出钱让员工提高开拓创新的能力。而个人的能力形成以后，资本又甘愿承认它的价值，把它视为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人才资本。资本的这种行为似乎有点傻，为他人做嫁衣裳。然而这正是最聪明的资本，从中实现了增值。
三是以知为本的企业已无法搞终身雇佣制，公司与员工的选择权是对等的。谁都可以对自己的去留作出选择。因此，企业经营者的重要职责就是及时正确地估价知识和技术的价值并给予相应的回报，否则就无法留住人才。
四是技术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也是变动的。人的智力总是要在相比较中显示自己的存在，为了客观评价这种比较中的存在，就要不断变动股权结构。作为一个民间企业，华为的发展经历了学士创业、硕士加盟、博士冲刺的不同阶段。这意味着技术创新的主体在变化。为此，华为通过对贡献、能力、职位、劳动态度和发展潜力的综合评价，确定每个员工的配股额，从而排除了资历参与分配的权利。老员工如果跟不上公司的发展步伐，即使过去贡献很大，其持股的比例就会降低。新员工如果带来了公司需要的知识和技能，显示出后劲，他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就会较快增加。
以知为本的企业不承认一切凝固化的既得利益，包括资本拥有者，他的既得利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惟有不懈的努力才能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这种体制有效地克服了一切惰性。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本质是尊重人本身。
在1984年万科刚成立的时候，万科的员工手册上就印着一句话：“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低谷就流向哪里。”培养尊重人的企业文化，把人当作第一要务，这就是万科努力营造的文化氛围。也正是这种对人的尊重，万科内部形成开放平等的企业环境。“企业视角、人文关怀”在一定意义上解释了这种氛围。同时，这也使得万科能够吸引，保留并培养一批批优秀职业经理人。
万科一直努力为每一位员工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以及在行业内有竞争力的收入。而万科简单的人际关系和理想主义企业文化，对优秀人才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万科提倡健康丰盛的人生，强调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公司从不干涉职员的工作外的生活，也不主张员工带病上班或在家人患重病时上班。
回顾万科20年的发展，令王石最感骄傲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万科守住了职业化的底线，无论碰上什么利益诱惑，万科都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那就是：对人永远尊重、追求公平回报和开放透明的体制。
从2002年到2004年，万科连续三年名列北京大学企业案例管理研究中心和《经济观察报》联合评选的“年度中国最受尊敬企业”，2005年有一个“首届中国企业公民行为评选”，万科在本土企业里面，排名是第一位。
6、解放人、释放人的想象力：想象力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无形资产
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这里看重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
——《深圳青年》杂志创办人 王京生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市场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公平与效率这样一种观念。短短20多年中，深圳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的发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铜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题。
很多人闯深圳的经历，听起来就像是“北京人在纽约”的故事。如果你有兴趣听他们诉说，那么，差不多每个人都能讲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来。这些少年气盛的天之骄子，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满怀青春梦想和改革激情，兴致勃勃地来到深圳，却惊异地发现他们面前并没有鲜花和红地毯。深圳没有包办代替，没有坐享其成，没有省心事可做，没有现成饭可吃。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操办，去打理，去投石问路，去东奔西走。在这里一切犹豫、抱怨和窃窃私语都无济于事，只能勇往直前，哪怕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许多人放弃了内地悠闲的工作，不错的职位，稳定的收入来到深圳，由于学历不高或专业不好，也许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甚至居无定所，频繁换岗，干过上十种工作，却依然不肯离开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城市。
许多人之所以要到深圳来，要的就是这份自由。
这份自由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是基本上没有的。在那种体制下，产品也好，人才也好，都是统购统销、统分统包。一个人，什么时候该上学，什么时候该工作，什么时候男婚女嫁，什么时候生儿育女，什么时候退休养老，都是计划好了的，而且是由上级、由他人计划的，自己用不着操什么心，也没有资格操心，只能按部就班地例行公事。当然，职业的选择，工作的变动，也完全身不由己。想干的工作干不了，不想干的却不得不去干，正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被随意和被动地拧在某个部件上。
这种体制也并非没有好处。对于个人而言，它的好处是省心，坏处则是不自由，而一个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和才能，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人才是必须流动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没有“流动”这个概念，而只有“调动”。调动和流动是不同的。调动是上级调，叫“奉调”；流动是自己流，叫“自流”。自流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叫“盲流”。自流已有“放任”之意，盲流就更是一个贬义词。它差不多也是“无业游民”、“闲杂人等”、“来历不明”甚至“不法分子”的同义语。尽管不少“盲流”其实是人才，他们的流动也并不盲目；也尽管那些最早跑出来闯天下的，多半富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而且吃苦耐劳，聪明能干。
深圳的改革为“盲流”平了反。事实上，深圳遍地是“盲流”。在深圳的1000多万人口中，没有几个是“奉调”而来的。即便是那些正式办了调动手续的人，也是他们自己要来的。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调动手续都没有办，便自说自话地砸了铁饭碗到深圳打工。深圳却一视同仁地接纳了他们。没有歧视，也没有刁难，只问你能干不能干，有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
于是那些有能耐也经得起折腾的人便觉得在这个城市真是如鱼得水，而那些无此能力的人则只好回去继续吃他们的大锅饭。因此，深圳的人口流动性比哪一座城市都大。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好处是增加了活力，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则是获得了自由。人们不再被捆绑在一个单位、一种职业上。因为单位对人才的选择和人才对单位的选择是双向的，也是对等的。单位可以选择员工，员工也可以选择单位；单位可以炒员工，员工也可以炒单位。只要合同解除，也就两清，谁也不欠谁的。
择业的自由也就是生存的自由，而生存的自由则无疑会带来身心的自由。尽管事实上深圳并非某些人理想中的“自由天堂”，但几乎每个闯深圳的人都在心理上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会有那么多人涌进深圳吧！（易中天《读城记》）
1984年8月，17岁安子独自一人从广东梅县扶大乡下跳出来闯深圳，寻找自己的文学之梦。当年的安子是一个初中未毕业的农村女孩，初到深圳她为生存而挣扎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然而她并没有被流水线的生活所压倒。在这繁华都市之中，她第一次发现知识的重要性，她开始找机会自学，从初中补起，在打工的前7年，她坚持自学了6年半，7年打工积蓄，几乎全用来交了学费。深大中文系大专班的学习使她开阔了视野，对文学有了理论上的认识。熟悉打工的艰辛，掌握文学表现方式，安子的文学之梦开始展翅，打工文学的中坚逐渐形成。
1992年7月11日胡晓梅只身闯深圳时身上仅有450元，7－12月，生活漂泊不定的她看不到希望。12月初在从西乡镇去深圳的中巴上，她偶然听到深圳电台的点歌节目，久埋心底的关于声音的梦想被触动，泪水凄然而下。12月12日胡晓梅打通深圳电台晚间节目《夜空不寂寞》的热线电话，向主持人倾诉来深圳的梦想、挫败、失落．．．．．．当晚便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鼓励她，随后她更收到不少来信并抱着一厚叠听众来信自荐上门找台长，主动请缨主持《夜空不寂寞》，并建议关注个体情感命运，关注移民心态，为以后节目风格尊定基调。胡晓梅开始实现自己的声音之梦。
1992年5月13日，57岁的蒋开儒怀揣2000元钱乘坐火车来到深圳。初来乍到，蒋开儒带的钱原本就不多，还不知道后面的情况怎么样，能否干得长？而深圳的消费水平比他原来生活的小城市高出许多，所以他不敢随便花钱。从他住的莲花二村，到他工作单位所在的东原路，那时坐公共汽车也只3角钱，蒋开儒都舍不得，每天早晨提前一个多小时走着去上班，下班又走着回家。一个月下来，车费是省了，鞋费却没省：愣把一双鞋底给走穿了。蒋开儒的歌词却演绎着《春天的故事》：“我感觉的转变由个人的角度转变为历史的感悟，我从这里走过的路由十三年前的一个田埂变成一个大公路。我来深圳前后十三年来，社会发展一瞬间，很多地方都没有变，有的五十年都没有改，而深圳一下子就变了，所以心里就充满了感动。”蒋开儒成功了，他“走向新时代”，找到了自己的梦想，同时也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春天的故事”。
1994年缪永也来到深圳，为了寻找一个暂新的生活环境，为了追寻她内心梦想，她来了。象所有的打工者一样，她经历了动荡、焦虑、贫困。她说“那时候不敢买衣服；连吃‘快乐一族’都觉得很高档；每当华灯初上，看到上步麦当劳里悠闲谈笑的人们，我感到羡慕、感慨、伤感，觉得走进麦当劳对我来说是件太遥远的事。”打工的体验、打工的生活，使缪永写出了《驶出欲望街》，以至最后给她带来极大声誉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缪永逐渐将梦想变为现实。
《深圳青年》杂志创办人王京生在杂志的卷首语中写到：深圳的最大优势就是她拥有一个移民社会丰富的、较少限制的想象力。想象力产生神话，更产生卓越的现实。深圳曾经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城市，因为这里包孕着无数力图开创新生活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男男女女的梦想与追求。因此这里首先生长出观念，再生长出高楼和速度。想象力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最大无形资产。
正是因为深圳能将千百万人的创业梦想孵化为创业型经济，正是因为深圳能让从故乡出走的各种人才把深圳当作自己梦想中的家园，正是因为深圳能够汇聚点点滴滴的民间智慧，提炼、打造、弘扬一种基于人性欲望、个性自由、富有商业智慧的簇新文化，正是因为深圳能够将所有深圳人的梦想作为深圳的理想、将所有深圳人的想象力凝聚为深圳的创造力，能够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深圳取得了令北京、上海、广州等老大城市不敢小觑的巨大成就。
7、年轻的移民族群：一切皆有可能
美国西部的加州斯坦福大学地区，企业文化空气相当自由，缺少东部地区的等级制观念和绅士派头，结果大批信息技术人士汇聚此地，创造出了一个IT产业基地——硅谷。而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地区由于传统观念和陈规旧俗束缚太多，最后在科研能力方面落后于西部的硅谷地区。
——经济学家 吴敬琏
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想到新兴的移民国家美国去看看。伦敦的贵夫人哈兰黛劝他不要去，说那个没有文化的地方有什么可看的，实在要看，就近去英格兰的布利思托，看看那些三四等下层百姓就够了，跟美国没有什么区别。
另一个例子是劳伦斯看不起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他乘船一到澳大利亚，就厌恶地说：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伦敦，却没有一处像伦敦。不过是5分钟内制造出来的假伦敦，像人造黄油是假黄油一样，毫无味道，它们根本没有伦敦的那份风华。
美国和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经过200多年的殖民开发和民族自我认同过程，才赢得了今天的地位，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对它们的看法。移民社会要得到其他社会的真正认可，需要有一个过程。这种认可还不是政治上的承认，例如英国当年承认美国，也不是经济实力上的承认，例如开展对等的经济贸易活动，而是文化上的承认。只有当移民社会在自己的文化上趋于成熟时，只有这些移民的后裔树立了自己的人文精神的时候，它才能够得到周围社会的真正认同。而文化的生长必须植根在移民社会的土壤里，而不能一味沿袭母体文化。趋于成熟的移民社会，它必须提供越来越广阔的人文空间，使文化能够拥有自我生长、自我进化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任何移民社会，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市，它最初关注的永远是经济生存，而不是文化生存。物质文明的诉求总是高于精神文明的诉求。谁都不必要为文化建设的相对滞后而感到不安和内疚。
深圳无疑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它只有二十来岁的“市龄”，它的市民平均年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漫步在深圳的街头和社区，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样，看到古老的城门，陈旧的店铺，逼窄的小巷，颓圮的墙垣，爬满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庙宇，无所事事的闲汉和步履悠闲的老人，而只有崭新的大道，高耸的楼房，川流不息的车辆和一张张年轻的脸。在这些年轻的脸上，你能读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向往，坚毅和执着，刚健和机灵，也可能读到疲惫和茫然，苦恼和艰辛，灰心和愤懑，但不会有老态龙钟。
深圳曾经是“一张白纸”，而那“最新最美的画图”也才刚刚画出来。这样一种年轻，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使深圳有一种特殊的魅力。深圳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发展中”有两个意思。一是与“发达一相对应，意思是说现在还不怎么样，但可以寄希望于未来，而且现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与“定型”相对应，意思是说它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谁也说不清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间就有了如此突飞猛进举世瞩目的发展，则它的将来，也更会有长足的进步，正所谓“前途未可量也”。
深圳要和其他城市竞争，必须也只能扬长避短。深圳的优势是什么？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的优势在于青春活力，而这种青春活力又正是由来自全国各地的高学历青年移民造成的。他们头上没有华盖，心里没有负担，脚下没有方域之限，眼前没有障目之叶，这才把深圳弄得生龙活虎生机勃勃。“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深圳位于珠江口东岸，位于“咸淡水”的交汇处。深圳与香港山水相连。我国与世界的交往，深圳处于最前沿，是接触点。两种社会制度、中西两种意识形态，很早就在这里进行全方位的广泛交汇。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习俗等等，都在这里冲突、交流、吸收、融汇、扬弃、出新。
黄开林说：深圳文化是“咸淡水”的交汇文化。交汇，正是深圳文化的实质所在。人们已讲过的“移民文化”、“打工文化”、“海派文化”、“青春文化”、“朝阳文化”等等，只是交汇文化大潮中的一簇浪花或一个元素。
深圳文化的根基，本来就是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由于率先承受和接纳了西方工商业文明的冲击和渗透，新思潮、新内容、新形式纷至沓来，原来的文化主干的成份迅速“异化”，呈现出一派纷纭繁茂的景观。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咸淡水”交汇文化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生成、发展态势，人们已看到这种由较为盲目到有选择、由初级逐步走向完善、并呈波浪状发展的过程。
深圳“咸淡水”交汇文化是开放吸纳的。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之初，这里的文化不发达，文化设施、项目、形式等方面适应不了特区建设的发展。经济的开放带动了文化的开放。在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同时，文化层面上先后的吸纳也越来越多。且不说观念层面，仅就一般人的生活而言，新潮时装、时髦发型、卡拉OK、歌舞厅、西式餐厅、咖啡屋、电子游戏机、西式婚礼、桌球、西式家具、高尔夫球、保龄球等等，均陆续涌人，如八面来风，迅速进入深圳人的日常生活。
深圳“咸淡水”交汇文化是活跃的、新潮的。这一带的渔民说，“咸淡”交汇处的鱼最肥，虾最多。经济特区的建设，吸引了全国千千万万的科技人员、干部和打工人员前来参与。这些占全市居民总数九成以上的“新移民”，带来丁各自原籍的文化习惯，但对原籍的文化又不满足。尽管他们接受外来新文化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却极少有反对和抗拒，更多的是愿意尝试和消化。当然，引进的新文化与他们原有的文化根底是相互冲突、碰撞的。这就给人们提供了选择、扬弃的机会和由此生成一种新质交汇文化的可能。
深圳“咸淡水”交汇文化是多元、多彩而混杂的。比如食文化。人们一方面对麦当劳趋之若鹜，一方面到家乡小吃、风味食肆的又络绎不绝。早上到粤式茶楼饮早茶，中午到西式快餐店就餐，晚上吃一顿麻辣川菜后，再到歌舞厅潇洒一番。深圳文化，亦雅亦俗，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超界混杂。
深圳“咸淡水”交汇文化是浮动不稳的。由于是交汇型文化，发展是不够成熟、不够协调、不够平衡的。当然也是不稳定的。这还是因为深圳缺乏深厚的积淀。
如果说深圳是春天的故事，那么，北京就是秋天的诗。香山红叶，秋夜胡同，巍峨城阙瑰丽楼台上的夕阳晚照，四合院老槐树下谈今论古细说前朝往事的大爷……，北京是充满诗意的，北京的秋天就更是诗意盎然。再看看深南大道上四季常开的鲜花，世界之窗和欢乐谷流光溢彩的表演，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和那些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年轻人……，四季常春的深圳确实是另外一番景象。
8、 识别深商的十大标志性特征
兴于诗，成于礼。
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短短26年，谈不上任何历史积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深商，性都未定，如何定量？所以，要真正概括出深商的明显特征是件难事，更是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好在我们从倡导深商概念的那一刻起就抱着边概括、边改进、边完善的愿望，不求永久结论，但求与时俱进，所以即使不成熟的意见我们也敢于发表出来。在本书接近尾声的时候，罗列以下关于识别深商的十大标志性特征，全当抛砖引玉，为日后讨论准备一个蓝本吧：
一、公司人。在自我介绍和商务交流中，使用的“第一人称”往往不是“我”，不是“我们”，更不是“我们单位”，而是“我们公司”。深圳1000多万人口，61万多家公司，公司已经取代村落、“单位”成为深圳的社会单元。“公司人”不同于“单位人”，不是简单的称谓不同，而是本质涵义不同。北京“单位”多，“单位人”与“单位”之间往往有垂直的、不对称的人身依附关系，“我”属于“单位”，但是“单位”并不属于“我”。深圳多“公司”，“公司人”与“公司”之间大多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各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身隶属关系。深圳人的公司大多是合伙制的，既然是合伙人共同拥有的公司，当然不能用“我”来代表公司，就是“我们”也不代表公司，我们是我们，公司是公司，公司是独立的法人，与“我们”是有区别的。所以，精确的深圳商人的第一人称是“我们公司”，重心是“公司”，“我们”是修饰语。从深圳商人的自我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朕即天下”、“我即公司”的混沌产权关系在深圳商人这里已经基本上被彻底厘清了。黄宏生等老一代“老板型”的深商因为这个关系处理的不好，吃了苦头，新一代深商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合伙，这方面大都“门儿清”。
二、创意主导公司。阿尔文·托夫勒继《未来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之后用25年的时间推出了他的“未来学”的第三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著作——《权力的转移》，剖析权力的真正源泉：暴力、财富、知识，他得出结论说，知识将彻底颠覆全球的权力格局。毫无疑问，他的结论符合美国硅谷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深圳的实际。投资银行家追逐手持商业计划书的创业者的情形并不是欧美独有的现象，深圳的高交会实质上就是让有创意的人站到舞台的聚光灯下，以便更好地受到投资者的追捧。科技企业是个突出的例子，事实上，以“创意为瑰宝”是深圳所有公司的生存法则。在深圳，人们很难聚会到一起，即使是同学、老乡、亲友，一年到头也聚不了几回，即便逢年过节、有人张罗，大家也都是东齐西不齐，很少有一忽悠大伙就齐刷刷聚到一起的。但是，凡是总有例外，要想把大家迅速召集到一起，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绝招，那就是电话里告诉对方：“我有个赚钱的好创意，要不要过来一起商量商量？”保准对方一叠声应承、一溜小跑过来见你。今天的公司完全围绕创意来组建和运营，创意用尽，大家作鸟兽散。决定一个公司能否长久存续、永续经营的唯一考量是：商业创意和商业模式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资金，人才、房地产乃至社会关系，都是为商业创意服务的。
三、年轻人做老板。既然是创意主导公司，而年轻人的创意又来得非常快，所以，更多年轻人而不是年长者成为公司老板就不是什么希奇古怪的事情了。农民种田的经验需要世代积累，传统手工艺需要师傅传授，这种世代相传的知识传承方式在今天看来已经遭遇挑战。今天的信息不是单一的上下垂直的线性传播，而是交叉、交互式的立体传播，年轻人未必一定比年长者后知后觉。成功不一定全靠经验，年长已经不一定是优势，年功也不是决定一个员工公司地位的唯一条件，论资排辈早已远离深商。在强调创新的创业中，年轻、脑子快、精力充沛、包袱少、知识结构新……，这些禀赋倒成了优势。李一男就因此在华为书写了一个传奇——23岁硕士毕业后到华为报到两天内升任工程师，两个星期后被破格聘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出任华为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两年后被提拔为华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27岁时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李一男对未来技术趋势的惊人的洞察力让华为内部员工也惊叹不已：“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华为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李一男现象”在深圳科技领域乃至整个深圳商界都普遍存在。如果你约见一家深圳公司的老总，来的却是一个“嘴上无毛”的毛头小子、年轻姑娘，你丝毫不用惊奇，因为深圳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
四、穿着休闲。西装革履，大腹便便，这种旧式商人的形象早已不适合深圳商人了。在深圳，穿西装、打领带、必恭必敬的是酒店的服务生。深圳的老板族大多穿着休闲，不仅是因为深圳地处亚热带，又是海滨，也不仅是因为深圳老板们普遍年轻、好运动，更重要的是，深商社会是扁平的社会结构，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结构，重人、重创意的深商社会中，出身和财富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衣饰、外表就更加不是彰显社会地位的标志了。深圳人给人的印象是，越有钱，越随意。舒适、自在成了着装标准。深圳商人中的最流行服饰除了高尔夫体恤衫以外，还有一种平时打开第一颗纽扣当休闲衬衣穿、关键时候可以扣上第一颗纽扣当正装的“小立领”衬衣，外配西装外套，不用系领带、领结，简洁、大方、不累赘、显气质。这种“无领、无袖”的“小立领”衬衣是深商独立、平等、自由精神的最佳体现， 如果善加设计，完全可以成为深商的标志性的经典服饰。
五、开口闭口科技、创新。创新始于不得已。在北京经商，可得关系之利；在上海经商，可得买办之利；深圳在中国行政金字塔上的地位甚至连广州都比不上，跟北京就更无法比了，深圳的前面有香港这个中西融合的大都会，贸易与代理的最丰厚的利润也是轮不到深圳的，深圳土地狭窄，资源贫瘠，做工厂的地盘都是紧巴巴的，哪里有正常的谋生出路？创造性和自尊心一样强的深圳移民没有其他选择，只有抓住科技创新这根救命稻草，在石头地上种“馍馍”，螺蛳壳里做道场。上帝是公平的，盐碱滩涂上的威尼斯什么都没有，结果商业文明之花因此盛开；孤悬海外的英伦三岛备受大陆国家凌辱，奋发图强，工业革命由此开始；资源匮乏的东瀛小国，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中脱胎换骨，凭着精工的制造技术，挤身西方列强；新加坡、香港，都是弹丸之地，但是并没有妨碍它们成为亚洲之都、东方之珠。深圳短短20多年中，多次面临休克性死亡的厄难，是“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的精神拯救了深圳人。拜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之赐，深商奇迹般地崛起，所以深圳商人把科技、创新挂在口边，是有由衷的理由的，就象北京人开口闭口讲关系、上海人开口闭口谈海外一样，衣食父母之所在，何可忽乎哉？
六、动不动就要做第一。广东人喜欢吃第一只螃蟹，这是出了名的，但是能不能把螃蟹吃得最好、吃的最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深圳人的“敢为天下先”，不仅是指敢吃第一只螃蟹，而且是指：一旦选择了吃螃蟹的行当，就要把吃螃蟹的业务做精、做专，做到行业第一，天下第一。就象万科做房地产一样，其专业化程度一骑绝尘，已经不是国内竞争对手所能望其项背的了。按照王石自己的说法，万科下个十年想学习和挑战的标杆企业是美国帕尔迪房屋公司。这种动不动就要做第一的想法不仅仅属于象华为、中集、比亚迪这样已经成功的大公司，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这种天下第一的梦想，当初任正非就是因此被人称为“任疯子”的。深商的这种要做就做最好、要做就做第一的想法，并不单是雄心与野心的表现，更不是好大喜功的特性使然，实在是深圳所处的市场环境中商业竞争十分激烈，高度专业化导致市场只认第一、不容第二。只要你稍有懈怠之心，市场就会将你淘汰。如此一来，你要是没有做第一的胆识根本就无法开始自己的事业。
七、E化生存。欣赏西安、北京皇城的庄严肃穆的人看不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欣赏上海外滩欧式建筑的经典厚重的人，可能也看不惯深南大道现代建筑光电闪烁的浅薄轻浮，生存环境、技术基础的不同，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审美态度。深商所处的时代是电子信息化时代，电子产业、信息产业、网络技术是深商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以田园牧歌的标准、以机械座钟和老爷汽车的标准来品评新兴的深圳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深商的生产方式已经全盘E化，不仅新兴的信息产业E飞冲天，其他所有的传统行业也都开始被E化。深圳老式个体户巢中立手工制作招牌很有本事，早年很赚钱，但是他没有跟上电子信息化潮流，最后被淘汰了。深圳的招商银行本来是偏居蛇口一隅的地方性小银行，凭着电脑化管理，发行“一卡通”，建设网络银行，一招鲜，吃遍天，成为中国本土最佳零售商业银行。今天深圳的服装、珠宝、印刷、家具、家居、安防、医疗、餐饮、娱乐等一切行业无不以电子技术为基础，深圳商人的交通、通讯、办公、交易行为无不与电子技术结缘。不理解电子信息技术的威力就无法真正感受到深商的商业能量。东京汴梁曾经是中国农业社会的商业中心，20世纪的上海曾经是中国近代贸易的大都会，当华强北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时，深圳作为中国电子信息化时代的商业中心地位其实已经奠定了。
八、阳光生活。抛弃内地拥有的一切，投奔深圳，下海做商人，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生方式的选择。在一个蝇营狗苟的氛围中生活，还是在一种自由竞争的氛围中生活，会深刻影响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王石的例子值得一举再举。1982年广交会期间，王石在接待客商的宴席上为了活跃气氛表现积极了一点，据说是抢了“领导”的风头，事后被顶头上司语重心长地“提醒”了一回。从此，王石夹着尾巴做人，只把10%的精力放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于业余爱好，以便适应当时的机关生活。在这种论资排辈的气氛中，王石的自我实现、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现欲受到了强烈的抑制。努力工作却受批评，吊儿郎当反被表扬，王石感到这是莫大的讽刺，于是萌生了离开机关的念头，并且终于在1983年来到深圳，开始自己的商业生涯。据说，自打来深圳的那一天起，王石就暗下决心：如果将来自己能掌管一家企业，一定要给年轻人提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不要象自己那样经历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要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均等，尊重个人隐私。后来王石坚持不行贿、不赚昧心钱、不搞暗箱作业，创立阳光型企业，倡导健康丰盛人生，成为深商价值观、深商生活态度的一面旗帜。王石并不是特立独行的特例、独行侠，他的观点和态度在深圳商界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象王传福这样依靠科技创新赚取阳光财富的广大深商，财富来源都十分正义，生活态度也十分健康。这群深商的涌现，标志着中国商人已经走出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楷模的旧式商人时代的阴影。新式商人们从此可以与阳光相伴，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不再受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的折磨。
九、兴趣主义。徽商优而仕，说明经商到底不是人生的终极旨趣；晋商虽不崇尚仕途，但是对于封建大“义”却决不敢稍有违背；深圳商人大多是不适于仕途、不安于仕途、不屑于仕途的人，仕途于我如浮云，无论经商成功与否，回到仕途上的几率近乎零。失去仕途意义的人生如何来体现其价值呢？自我实现，是西式的说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深圳商人的说法。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是专业修养，更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彰显。依兴趣、爱好呼朋引伴，交朋结友，陌生人社会中因此出现了新型的熟人圈子，这种新式熟人圈子大大不同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她不靠血缘、地缘关系绾解，而是依照共同理念来绾解，圈子成员共同缔结并共同信守自己的游戏规则，人生的乐趣由此得到相互的体认，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因此得到共同的彰显。“专长”取代“关系”成为个人成功的关键，“钻研”取代“钻营”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俱乐部”取代“宗族、单位”成为人们的生活舞台。个人爱好、个人专长、个人品质不仅是一个人的衣食父母，而且是个人融入新式社会的捷径和通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新式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所以，当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加入五花八门的高球俱乐部、登山俱乐部、沙漠治理俱乐部、绿色组织、义工组织等等兴趣社团的时候，一个令昔日晋商、徽商无法想象的深商时代已经来临了。
十、全球意识。上海人的西化是历史的遗绪，多少都带点矫揉造作的成分，在旁人看来，总有点“矫情”。深圳人的国际化却是实实在在的，实在到连深圳人自己都感觉不到。透过香港这根管道，深圳人的国际化更象是“港化”，润雨细无声，中西文化冲突的阵痛几乎被忽略了，中西文化融合的成就也几乎被忽略了。深圳所有的产业、行业无不与国际市场对接，深圳所有的企业管理无不打上国际化的烙印，深圳的社会管理、风俗时尚无不与国际潮流如影随形，但是，包括深圳人自己在内，都觉得深圳不“洋气”，不够上海“西化”。这种有其实、无其名的国际化对于醉迷形式、感性单纯的城市“小资”缺乏吸引力，但是不妨碍精明实干的深圳企业家形成真正的国际视野。就在城市“小资”们对花花绿绿的西方舶来品一惊一诧的时候，深圳的商品已经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与跨国巨头进行较量。华为的“土狼”团队成为征战海外的“雄狮”，中集、比亚迪的制造业开始问鼎世界行业冠军，英特尔把官司打到深圳小企业——东进公司的家门口的时候，郎科在美国当地把世界闪存巨头告上法庭。深圳的企业经营一开始就是国际化的，深圳商人进出国门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深商的全球意识强到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深商：“我们都全球化了，跨国经营，为什么要用深商这么狭小的概念来约束自己？”这就是深商的与众不同之处：不再象传统商帮或今天温州商人、潮州商人那样依靠内部的狭隘结盟来换取对外的商业利益，即使在深商内部，也必须遵循真正公平有效的国际商业惯例，这是深商的特征之所在，也是深商的远见之所在，深商的实力、自信、远大前景，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