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以商业精神为天地立心

——寻求商业社会中的新伦理与新秩序

两年的深圳研究给我强烈的感觉是：深圳的魅力乃在于深商！

深商兴盛则深圳兴盛，深商式微则深圳式微，深商可以憧憬则深圳可以憧憬，深商不可冀望则深圳不可冀望。

——作者手记

2004年9月25日，因特虎“三剑客”应邀到山东曲阜参加“孔子文化节”暨“世界思想家颠峰论坛”。

在曲阜，我们幸会了著名思想家黎鸣。

黎鸣是研究“三论”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信息论、控制论的启蒙者。他的书我们早年间就读过，所以这次见到黎鸣感到很亲切，谈的也就更加投机。

我不失时机地与他探讨了“熵”的问题，他显然同意，“熵”理论对生物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颠覆性的，所以这个理论虽然很重要，却不会在中国广泛讨论，只有少数精英分子，会在私下里研究熵的世界观，可惜的是，即使私下的研究也不得要领，变成了完全的悲观论。

我尝试地说出我自己的观点：“熵”理论与其导向世界悲观论，不如导向未来的“不确定论”，不确定不是不可知，而是有可能知的，只是任何进步、任何秩序都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比收益还要大的代价，这样就与绝对的僵化的机械进步理论分清了泾渭，也更符合世界发展的逻辑；同时，由于未来的或然性，未来的多种可能性，使得个体的尝试和努力有了价值和意义，个性自由也因此有了哲学依据。他显然理解了我的这番解说的现实意义，他一边翻看《十字路口的深圳》，一边念叨：深圳就在做多样性探讨。

他向我推荐了“三”的理论，他在其新著中认为，世界不是一元的，把世界归结为一种原子、一种粒子、一种物质，是错误的；世界也不是二元的，阴阳对立的世界观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黎先生认为，世界至少是三元的，只有三以上的元素才能使世界趋于稳定。比如，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二元论，这是不稳定的，孔子希望现实中，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世界的常态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于是，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两相争斗，构成了千年血泪史。而西方主张三权分立，每权都受两权制约，不能取得绝对优势，所以呈现相对稳定的态势。我以为，黎先生的三元论实际就是多元论，但是他的解说确实很有创意，能够为进一步的社会变革提供思想动力。

能够得到黎先生的思想启迪，曲阜之行已经很值得了，却又与闻胡晓伟先生的“义”论：以共同理念、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以血缘作为社会群体的联结点的社会组织哲学，较之孔子的“忠”、“孝”概念大有不同，对于深圳陌生人社会和市民社会的构建应该很有启发，正待洗耳恭听，却不见深入剖析，深以为憾。

参加思想论坛的嘉宾除了老外，就是在北京比较活跃的一些名家、“名嘴”，因特虎三人行更象是个特例。由于我们以观摩的姿态介入，显得比较超然。审视之余，我们在想，假如真的来个武林聚会式的思想论坛，深圳有无与一流思想家对话的能力？

深圳人太忙了，没有闲暇来梳理自己的思想，只要与北京来的这一班学者一比较，这一点就很清楚。北京学者的研究环境、基础训练，确实是深圳学界所不能比的。但是在讲辩之外，对于社会的理解、对于世界的理解，深圳人应该不是没有优势。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深圳人可以不为学问而学问，不必比学术论文、不必比讲辩能力、不必就最时髦的理论做最新的比评、不必争学术讲堂上表面的话语权、不必为课题经费而发违心之论、更不必潜意识中为了讨好而学问，因此深圳人可以更从容、更客观、更从自己的切身感受来领悟学问，因此有可能更接近学问的本原。

就在孔子故里，我们三人向本次思想论坛的灵魂人物李晓宁先生讨教：如何看待孔子？如何看待深圳？

李晓宁先生的孔子观，有几句话，我很认同。百家遭罢黜，儒家为何得独尊？因为儒家是讲克己复“礼”，礼就是人伦。礼就是秩序，而秩序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孔子未必高明过老子、庄子，但是老庄学说玄而又玄，高深莫测，无常名，无常道，因此也无经常的秩序，所以不能用来指导建立一个世俗社会的秩序。墨子主张“非攻”，但是在一个总是面临竞争的世界中，你不进攻别人，别人也会进攻你啊，所以墨子学说也不能占社会思想的主流。只有孔子学说，用简单明了的人伦关系为社会秩序搭起了框架，每个人都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能为万世师表。

然而，虽然人人讲礼，每个人对于礼的理解却是不同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复的是周礼。周礼放到两汉，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了，两汉经学一方面大尊孔子，另一方面大肆“修正”孔子的礼的具体涵义，君、父的地位在解析中被抬高，而臣、子的地位下降了。到了宋、明，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孔子学说的官方版本完全成了封建专制的帮凶，成了中国版的“君权神授”论。而在民间，一些有正义感的儒家子弟，也从孔子学说中寻找反专制的理由。譬如：君无道，臣子杀了他，不算“弑君”，没有罪错的。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皇帝不体恤百姓，老百姓就有造反的权利。这样一来，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一道奇观：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系统用孔子学说来禁锢百姓，以下层儒生为代表的老百姓用孔子学说来指导造反，改朝换代几千年，孔子学说的独尊地位却一直没有动摇。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之所以得以延续，按照黎鸣先生的说法就是只有一元、二元，没有三元，所以不行，要寻找三，在公、婆之外要找到第三个人，有了独立的第三人，公婆讲理才有个去处，有个评判。此中的妙处，值得细致体会。

近代以来，孔子学说的命运就更加有意思了。康、梁曾对孔子学说进行“新解”，袁大头曾经想奉孔教为国教，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倒孔家店，直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孔老二，间中出现过新儒家，近年的新儒家好象还很有了些市场，读经运动、孔子文化节就是市场运作的表现。

我私下认为，与其倡导新儒家，不如倡导新秩序、新伦理。

按照物理学理论，破比立要容易，持久的有活力的秩序最难建立。秦始皇大破六国，可是新帝国才几十年就灭亡了。可见，立，很不容易。两汉吸取秦的教训，不焚书了，把孔子抬出来，勤勤恳恳建立新秩序，这种秩序影响至今。隋朝末年，也在孔子的老家附近，瓦岗寨出了个混世魔王，反隋、抢东西，当山大王容易，要建立政权就很难，最后首领还得让给隋朝的罪臣李密来做，李密也解决不好秩序建设问题，江山就给了会经营的李唐。北宋末年，又在孔子的老家附近，出了一班梁山好汉，打家劫舍，很有本事，可是除了招安，别无出路，也是没有解决新秩序的问题。北宋皇帝昏庸，可是换了你宋江，可能更昏，对于国家治理可能更没有主意，所以招安算了。

老实讲，中国王朝更替几千年，都只是暂时缓解社会矛盾，并没有社会秩序的大创新。直到近世，中国人才考虑大创新的事情。洋务运动早先都是讲解决问题的，国家要强大，要发展经济，借鉴西方的实用技术，捞点实惠，但是前提条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技术可以为我所用，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所有权架构不能变，这就是所有洋务运动的实质。因为你没有所有权激励，所以西方的制度就没有生根的土壤，新技术只能学到皮毛，洋务运动注定是要失败的。

中山先生是第一个致力建立新秩序的实践家，他的五权宪法，就是大大不同于孔子伦理的新秩序。与孔子学说的君君臣臣、你好我好、你不好我不好的礼数不同，五权宪法主张限制君权，确保民权，这个秩序就很是焕然一新。

可是谁来维护五权宪法呢？五权宪法所要保障的民权的“民”，在哪里呢？没有！

中国有很多人口，这些人口用人权社会的标准来看有如牲口，他们但求有口饭吃，并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独立意志的自由，最多只能学竹林七贤，跑到荒芜人烟的地方呼酒卖醉，那就算是最自由，最有个性的了。真正有独立经济来源，能自己选择自己人生的人几乎没有，包括皇帝本人都不行，整个社会被无形的大网笼罩，窒息得有如集装箱里的活牲口。

有一个人，出来打破这种窒息。这个人是小平。他说服人们同意：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在经济上自立。他又在中国的南方划了一个圈：在圈内实行灵活一点的政策。灵活就是松动，就意味着有一定限度的自由。结果千百万向往经济独立、向往人身自由的人们汇聚到深圳这个地方，这是中国人稍微可以象人一样生活的一个小地方。

有了人，一切就有了可能。一切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十字路口的深圳》中有一部分，就是讲深圳有了从移民社会迈向市民社会的迹象，这种迹象就意味着新秩序。深圳人虽然在正式的学术殿堂里暂时还没有多少话语权，但是假以时日，随着深圳“人的社会”的生成与健全，深圳完全可以取得余秋雨先生所说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清算权。

孔子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大变革的年代，要寻找新的社会秩序、寻找商业社会的孔子，树立商业社会、市民社会的新伦理，深圳是个野趣横生的地方，研究深圳，研究深商，建树新秩序，这才是因特虎应该努力的方向。

因特虎是一个“一切与深圳有关”、以深圳研究为职志的网络平台。

我最先在因特虎论坛倡导深商概念时是在2002年初，当时因特虎研究深圳已近两年。

两年的深圳研究给我强烈的感觉是：深圳的魅力乃在于深商！深商兴盛则深圳兴盛，深商式微则深圳式微，深商可以憧憬则深圳可以憧憬，深商不可冀望则深圳不可冀望。用深圳市长许宗衡先生前不久的一番话来说就是：一大批生机勃勃、市场竞争能力强的民营企业是深圳的“底气”所在。

然而，人们对深圳的“底气”实在太不了解，报章杂志对于深圳企业或者是阿谀奉承的讨好，或者是人云亦云的批评，记者们不求甚解，学者们闭门造车，真正对深商寄予人文关怀的人可谓几稀。在深圳这座伟大的商业都市中，人文与商业各执一端。

为了亲近深商，2002年7月，我调动了自己的工作，从党政部门调到工商联（总商会），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跑遍了该商会所属的100多家会员的企业，平均每天调研一家以上企业。

2002年8月，依托所在商会建立了“深商在线”网站，正式向外界推出“深商”概念。2002年9月，“深商论坛”首次在科技大厦举行，与会者100多人，主要讨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2002年10月，由湘财证券协办的第二次“深商论坛”在投资大厦举行，与会者近500人，“古有晋商、徽商，今有港商、台商，我们正在发现深商”的说法由此传开。2003年，对深圳、中国的商会组织进行长期调研,以商会名义推出小册子：《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后来因为商会主要负责人变更，主要依托政府商会的“深商论坛”、“城市商人论坛”、“深商在线”网站、商会理论研究等很多好的开端因为政策的不连续、不配套未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深以为憾的同时坚定了我对商人组织必须民间化信念。

2003年9月，因特虎核心团队10余人聚会，用头脑风暴的方式探索因特虎的发展方向，智库模式和深商课题备受瞩目，因特虎因此决定独立创办因特虎深商俱乐部网站（www.interhoo.net），不和任何政府组织产生隶属关系。

2004年“两会”期间，为了推动深商抱团结伙，我在因特虎论坛发表了长达2万多字的关于大力发展深圳民间工商组织的建议：《深圳第二次腾飞，须借第三推动力》，引起很大反响。2004年5月，借承办社科学术沙龙之机，因特虎与华强北商家共同举办了主题为“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的讨论，因特虎核心团队、华强北商家代表、深圳市商会改革调研组成员30余人到会，不仅推动了华强北商会的建立，而且直接推动了深圳商会民间化改革。

几乎就在因特虎沙龙举行的同时，震撼全国的“银商之争”爆发，以华强北商家为中坚的深圳零售企业就银联刷卡手续费率问题集体叫板银行界。商会组织在利益团体博弈中的作用得到印证，深圳行业协会一举成名。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因特虎会员发表多篇评论，呼吁政府积极不干预，主张商业纠纷由商人自己谈判解决，引起学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

2004年8月，因特虎深圳报告《十字路口的深圳》付梓发行，报告不仅对深圳产业、行业作了大篇幅探讨，而且把深圳市民社会、重商文化作为重要课题加以研究，并因此得到深圳企业的大力支持。

2005年9月，暨上半年探讨深圳时政问题的“深圳圆桌会议”品牌活动之后，因特虎携手有关各方推出了专门讨论深圳工商话题的“深商锋会”，每年下半年举行。首次深商锋会于暴雨中在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会——观澜高尔夫球会会所俊豪殿举行，尽管原定演讲者有多位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组织也多有疏忽，与会者依然多达150余人，大大超过组织者100人的预期。这次锋会理论探讨的成分居多，关于深商的许多理念经媒体曝光、放大，深商精神连同深商崛起的事实开始为世人所关注。

受首次深商锋会影响，深圳商业联合会一经正式成立就携手深圳广电集团于2006年初推出首届“深商风云人物”评选活动，这次活动耗资糜费，旷日持久。

2006年10月12日，因特虎与南方都市报正式就合作举办“深商高峰会”、合作进行“深商100”评选活动等事宜签署法律文件。知识经济造就深商，深商是中国知识经济的领军者。南方都市报愿意在尊重知识、尊重知识产权方面率先垂范，成为首个被因特虎正式授权的深商活动的共同举办者。

随着媒体的介入，深商理念开始广泛传播。不仅中小企业关注深商，深商品牌企业也开始津津乐道深商话题；不仅民间组织热议深商，深圳政府有关部门也在酝酿出台相关措施，擦亮深商这块金字招牌。

作为深商概念的首倡者，欣慰之余，我当然也清醒地意识到：虽然大家都来讨论深商，但是人们对深商理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虽然大家都乐意加入深商大合唱，但是不少人只是想借用深商这个“概念”从中捞一把！

如何把深商事业做得更博大精深呢？

成立专门研究深商、研究工商学问的偏学术、跨行业的民间机构应该是时候了。

首先，6年来，因特虎集结了大量的深圳各行各业的知道分子，也已经在深圳研究、深商研究方面出了一些成果，以虎友为基本力量来发起深商研究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其次，因特虎近年来在传播深商概念、组织深商活动方面已经小有经验、广结善缘，不仅得到了深圳政界和学界的认可和支持，而且得到了深圳工商界的认可和支持，研究会的注册登记和启动资金不再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再次，经过约3年时间的沙盘推演，发起筹备人对深商研究会的宗旨、职能、组织形式、营运模式等已经比较清晰明了。

于是，我选择退出了深圳公务员队伍，转而到深圳青年杂志社任职，希望以更合适的条件和身份，发起成立深商研究会。

深商研究会，专注工商学问，旨在以深商为标本，为中华文明植入商业因子。从发起成立的那一天开始，深商研究会就把英国皇家学会作为自己的榜样。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是一家商人资助并独立管理的学术研究机构。它正式成立于1660年，旨在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未中断过的唯一科学学会。先后涌现出法拉第、牛顿、达尔文、卢瑟福、爱因斯坦、霍金等著名的科学家。皇家学会由英国民间发起，英王以冠名皇家学会为荣。

深商研究会也由民间来发起、运营。研究自助，社会资助，大不同于政府包办的旧式学术研究。与英国皇家学会的最大不同在于：皇家学会只研究自然科学，深商研究会只研究工商学问。

为什么要强调商业研究？因为“官”业研究中国最发达，“商”业研究中国最缺乏。

我丝毫不怀疑深圳民间的生命活力，丝毫不怀疑深圳工商界的开拓精神，但是今天的深圳还不能与昔日的威尼斯相提并论，就象今天的香港也不能与大不列颠王国中的“小伦敦”相提并论一样。历史上的威尼斯商城同样享有充分的商人自治权，而今天的深圳商人根本没有制定商业游戏规则的权力。深商经验无法形成为法律，是以缺乏硬约束,难以传诸久远。岭南上千年的商业经验竟因法制、人文不彰之弊，不能充分传承，可谓前车之鉴。“一切与深圳有关”的深圳民间智库——因特虎力推深商俱乐部，以人文聚集深商，实在是想以人文积聚之功救法律政制之失。

法兰西院士佩雷菲特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精神创造经济奇迹”。他认为，经济奇迹和其他奇迹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精神信仰的产物。一种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精神，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比资本、劳动、技术、制度所有这些因素，都起着更为本质的作用。如果具备这种精神，在各种条件下都可以创造经济奇迹，否则，哪怕其他的要素都具备，也只能是一个欠发达的社会。

“物质资源终会枯竭，惟有文化生生不息”。深圳是一个地域狭小、腹地狭窄、人口稠密、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城市，让这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永葆青春的秘诀是20多年来形成的深圳精神、深圳文化。

因特虎、深商研究会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概括、提炼深圳精神、深商精神，并使之得以更加广泛地传播，更加久远地传承。基于这样的目的，《深商的精神》得以成书并付梓发行。与其说，这是一本独立撰写的著作，毋宁说，这是一本关于深商精神和人类商业文明的思想火花的集成。她是深商研究的起点而已。

由于牵涉资料浩繁，书中多处援引没有详细注明出处和渊源。很多观点也只是蜻蜓点水，缺乏紧密的逻辑联系。这是为了尽快成书、尽量把收集到的观点、瞬时爆发的灵感先记录下来，最后落得草率了。好歹先有个文本，供方家讨论，一切的错漏只有留待日后再去完善了。

老亨

2006-10-22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