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言：深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以“商”立市的大陆城市。深圳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大陆中国人，深圳人就是中国传统商人、近代商人在大陆几近绝迹之后的第一代新式商人，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批现代商人。这群来历复杂的深圳商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发展是如此之速、影响是如此之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因特虎深商俱乐部真情告白

1、洋务遗脉、深商肇始——招商系企业

1979年，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蛇口开埠建港，上承百年招商之传统，下开一代深商之先河，堪称深商之肇始。招商系的企业始终延续着近代洋务运动的精神和血脉，代表着体制内精英主导的中国近现代商业力量。官办企业的所有弊端在招商系企业中都存在，但是在所有官办企业中，招商系企业是体制病最轻的，是最具有变革精神并且最懂得市场规律的。招商系企业的高赢利能力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拥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在政府特许的、甚少竞争的垄断领域，赚点钱，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针对自身体制的除旧布新。一百三十多年来，招商局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她总能在时代需要变革的时候率先变革，这不是因为人们总将变革的希望寄予招商局，而是因为招商局系统总有亲商、敬商的体制内精英，不惜牺牲自己的体制内利益，前仆后继，烛照商业文明。

 创立于1872年的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亦为中国目前历史最悠久的企业。招商局的历史，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化进程而展开。她创立于民族为难之际，承载着一代仁人志士“求富图强”的梦想，在古老的东方地平线上坚强地擎起希望的桅杆。她怀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的理想，以无远不屈的气概，将中国商轮的旗帜远挂西洋。她敢为天下先，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诸多的第一，拉开了一个经济时代的大幕。她老而弥坚，时隔一个世纪后，再立一场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大浪潮头。

招商局开创时，在资本筹集方面，率先采用了股份制形式，开创性地向民间发行股票，使招商局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设局招募商股”，这是“招商局”名字的由来，也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清政府为支持招商局的创立，曾借拨巨额官款，并折成官股，招商局因此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并对其日后的管理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局前，李鸿章就申明招商局为官督商办，开创后，招商局主要管理人员由政府委任，清政府通过对人事权的控制来控制招商局。招商局董事、近代思想家郑官应对招商局官督商办管理体制曾进行过猛烈抨击，并提出过许多革新主张。但是招商局的官商宿命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1950年，招商局的大部分海外船队被合并到台湾中国油轮公司，另一部分船队则在香港升起了五星红旗，但是拒绝改并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继续保留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名。

香港招商局蛰伏港岛近30年，历经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保留并延续了近代中国的商业血脉。在香港现代商业机制与精神的化育之下，终于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抓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再度谱写中国商业文明的新篇章。

1979年，蛇口工业区破土动工，蛇口建港；1980年，香港明华船务公司成立；1982年，赤湾港建港；1986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收购香港友联银行；1987年，成立招商银行，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企业投资创办的股份制银行；1988年，成立平安保险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企业发起创办的股份制保险公司；1989年，与中远合建蛇口集装箱专用码头；12月28日，蛇口工业区安达运输股份公司“深安达”上市，这是深圳第四家、蛇口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1992年，海虹集团（招商局）在香港上市，开中资公司在港上市之先例；12月23日，上海招商局大厦奠基，这是浦东开发以来批租的第一块土地；2001年，增持国通证券股份，改名为招商证券，并与荷兰国际集团组建中国第一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招商基金；2002年，招商银行在沪上市，筹资高达107亿元；同年，出售所持平安保险13.544%的股权；2003年，与美国信诺合组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2004年，收购深圳南油76%的股权；2005年，旅游业务划拨给香港中旅。至2005年底，招商局拥有总资产逾790亿港元，管理总资产逾7400亿港元。

1979年，招商局在蛇口码头工程建设中率先实行超产奖励制度，胡耀邦总书记专门批示表示支持；1980年，蛇口工业区中瑞机械工程公司在全国最早实行工程招标；1981年，蛇口工业区在北京等城市公开招聘业务干部，首开全国招聘用人先例，对干部制度大胆改革，由委任制改为聘任制，在劳动用工上推行劳动合同制。与此相适应，蛇口工业区对工资制度也进行改革，打破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行“薪随岗定，岗动薪动”，并适当拉大工资分配差距。蛇口还率先改革住房分配制度，实行员工住宅商品化。邓小平认为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速度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圆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1984年，蛇口人喊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以彩车形式出现在国庆35周年庆典上。20世纪80年代，香港招商局开创的“蛇口模式”在计划体制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裂口，为大陆中国人迎来了现代商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再度打开，并且将永远不可能再关上。

引例：

香港招商局为何要开发蛇口？

1978年秋天，交通部长叶飞派袁庚到香港，调查招商局的经营问题。他面对正在起飞的香港经济，看着那一片繁荣景象，颇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之感。再回头看看招商局，缩在一座13层楼里，眼瞧着周围的楼群拔地而起，自己却无所作为，不禁感慨万干。1950年起义时，招商局有十几条船，包玉刚只有两条船，曾几何时，包玉刚成了赫赫有名的世界船王，他的多达2000万吨的船队雄视海洋，招商局却望尘莫及了。我们是天生要落后的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船王？不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怎样向后人交待！

抚今追昔，袁庚不胜感慨，觉得肩上压了一副沉甸甸的担子。

袁庚找来了梁鸿坤。梁鸿坤原是铁路系统的干部，文革前当过广州铁路局团委书记，著名的先进集体“广深二组”就是他抓的，文革初期“广深二组”受冲击，组长刘秋容被剪了头发，他也挨了批斗。1968年被贬到曲江梅村干校劳动，风里雨里干了四年，后来说要建“海上铁路”，派人出去买船，1973年3月把他派到了香港招商局。这是个不安分的人物，当个办公室主任，感到无所作为，终日手脚发痒，牢骚满腹。
　　“鸿坤同志，来香港五年了吧？”
　　“快五年半了。”
　　“有何感受？”
　　“别提了！人都快闷死了。”
　　“闷从何来？”
　　“我们是来干工作的，却被捆住手脚，能不闷吗！老气横秋，四平八稳，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干，增加固定资产也不准，总之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说这座楼吧，原是三层木楼，前任总经理把它改建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却因此在交通部挨了批斗，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把国家的钱扔在香港’。再说我们要买房给过往的船员住，请示报告，来往扯皮，等批下来房价也涨了，只能买几个单元。要说那是‘四人帮’时期，现在‘四人帮’垮台了，为什么还不给我们松绑？香港这地方，50年代恢复，60年代发展，70年代起飞，我们眼看着一个个财团发迹，一个个船王崛起，周围的大楼像树林一样长起来，自己却动弹不得，心里急得冒火呀！说什么不准把钱扔在香港，不准搞固定资产，请问香港是不是中国领土？将来要不要收回主权？到底谁爱国谁不爱国？！”
　　袁庚深深地感动了：“你看，招商局能不能搞成跨国公司，像日本的大商社那样？”
　　“完全可以。只要中央授权，在香港大有作为！”

经过详细调研，袁庚向交通部党组递交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请示于1978年10月9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10月12日得到批准。紧接着，袁庚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带着新的方针飞到香港。新方针主要有三个内容：
　　第一，定下了今后经营的“24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提出要冲破束缚，放手大干，争取时间，加快速度，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凡是投资少，收效快，盈利多，适应性强的企业就争取多办。
　　第二，招商局的利润从1979年起5年不上交，用以扩大业务。
　　第三，批准招商局有动用当地贷款500万美元的权限；批准从港澳派去海外进行业务活动的人员，不必再报经内地审批。
　　这就活了。招商局真如久旱逢甘雨，人心大振。
　　袁庚调兵遣将，一切围绕着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梁鸿坤被任命为发展部经理。
　　光搞航运，跨国公司组织不起来。必须有工业，首先是与航运有关的工业。油漆、钢丝绳、货厢、氧气、拆船、炼钢，都是当务之急。
　　搞工业要有地皮。在香港找地皮，已经错过了时机。如今中区地价之贵仅次于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要15000元港币，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也要500元以上。去澳门吗？何贤先生很热情，但那里港口水浅，投资太大，电力也不足。
　　还是要在内地想办法。袁庚找到广东省长刘田夫。广东也要开放，正在议论呢，一拍即合。“好嘛，在宝安找地方嘛。”
　　袁庚、梁鸿坤等人，驱车宝安边境，由东而西，踏遍山山水水。
　　先到大鹏湾。袁庚的故乡，久违了。水够深，浪很大，但公路不行，电更远。
　　直看到西部南头一带。蛇口！袁庚怦然心动了。1949年他率领两广纵队炮兵团长驱直进，解放了这片土地，戎马倥偬，未及细看，便奉调北上，脑海里只留下“荒凉”二字。不料30年后重返旧地，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依然荒凉的蛇口镇，青壮年大都偷渡到对面去了，只留下老弱妇孺；看到了海滩上横陈着浪潮送回来的偷渡者的尸体；注目远望，也看到了不过几千米的海那边，60年代发展起来的元朗的高楼大厦。他感到揪心的内疚，暗暗在心里喊道：“惭愧呵！我们30年来干了些什么！”
　　幸而蛇口是设厂的理想之地。这里有蛇口镇，渔码头可以靠船；港湾好，可以扩建码头，特别是赤湾，可建万吨码头；有西沥水库，用水不成问题；路虽不好，可通车，也不难改修；电也可通。有了这些条件，加上廉价的劳动力，这是任何香港财团不能和我们竞争的。
　　政治的、经济的、感情的因素，在袁庚心里汇成一个强大的声音：开发蛇口！他想的已经不仅是办几间工厂的问题了。
　　叶飞访欧归来，路过香港，听了袁庚关于在蛇口建工业区的汇报，很兴奋。“你们写成文件，经省报中央。”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上《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1月31日，李先念同志批示：“同意，就照此办理。”
　　但是，交通部属下的香港招商局去搞蛇口工业区，毕竟是一件新事物，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个别领导同志就有不同看法。什么工业区，还不是为广东省搞的，将来广东省一口吃掉，人财两空，看你们如何交待。不务正业！
　　那位领导同志到香港视察，袁庚请他到蛇口看看。不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吗？看看现场，也许能改变他的看法。
　　他勉强地登上交通船海燕2号，袁庚、梁鸿坤等人陪同。一路皱着眉头，无话可说。快到渔码头了，他忍不住了。
　　“小梁小梁，把船开回去。有什么看头！”
　　梁鸿坤很为难，不出声。
　　“给袁庚讲，把船开回去。”
　　“我不讲。”梁鸿坤豁出去了。
　　无奈上岸。边防军六团的干部在码头迎接。
　　“首长辛苦了。”首长表情冷漠。
　　解放军邀请首长合影留念。
　　“照什么像？找袁庚去照，我不照。”
　　袁庚摊开地图，请他看。不看。
　　“荒山一片，有什么看头，回去回去。”
　　当时春寒料峭，泼了冷水更冷了。带的午餐也没心思吃，只个把小时，就开船返回香港。
　　广东也有阻力。
　　当时没有口岸，刘田夫批准设临时口岸，边开发边邀请港商去看。为了吸引投资，扩大影响，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某厅一位科长说：
　　“辛苦打下的江山，给你们一个早上出卖了。”
　　省里同意不签证，他反对。
　　没有粮票，粮食局不给粮食。
　　为三大材料跑断腿。
　　公路差50米不通，交通厅一个处敲竹杠，不满足要求就是不修，官司打到总书记那里，总书记命令三天内通车，撤了他的副处长，路才通了。
　　1980年夏，谷牧到蛇口视察，梁鸿坤汇报，一口气讲了六个问题：口岸问题、电的问题、水的问题、粮的问题、货物进出口手续问题、合资独资企业的审批和材料进出口免税问题。“这些问题不开绿灯，搞不了。”
　　谷牧说：
　　“一定开绿灯。”
　　就这样，袁庚和他的同事们，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在短短几年之内，使蛇口工业区崛起于南海之滨。蛇口的成功，又大大振奋了香港招商局的人心，促进了招商局各项事业的发展，提高了招商局的声誉和地位。                                 

——选编自 李士非《招商集团》

2、离市场最近的“官商”——国企在深圳

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官本位”，使中国企业出现种种怪事、荒唐事。“董事长不懂事”，经营者不懂经济。以深圳国企为例——尽管深圳国企拥有全国国企第一的经济效益高、管理层知识结构高的双高特征，原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道出深圳国企老总一串令人忧虑的数字：52%对主要经济指标只知大概或根本不清楚；85%不了解香港同行前十名主要经济指标变化；47％不知道反倾销和倾销基本定义；49％对国际互联网一无所知……，面对“海外兵团”和“私营兵团”的平等竞争，国企经营者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弱点越发明显。

——科创业投资顾问公司副总裁 许青安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所有的国有企业都不是真正的企业。企业存在的本来使命就是以对客户的服务换取给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第一要务是取悦于有人事任免权利的党政官员，并且基本上找不到真正关心企业利润的最终投资者。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资源市场化方面的功能性贡献依然不可磨灭，深圳早期的国有企业对于深圳民间商业力量的催生作用尤其不可或缺。这主要表现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主要就是通过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重视来实现的，没有国有企业，企业的概念都无法生成，只有成立了国有企业，财政的钱才有可能成为企业的钱，现代企业制度才有起码的载体。在谁都不懂经济，谁都不懂市场的，谁都不懂商业的年代，国有企业成为众多社会精英试水市场、习得商业经验的安全通道、社会平台。今天很多从体制内转型出来的商业精英都曾经是国有企业的经营骨干。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没有任何民间商业资本，港资、外资所有经济活动都必须依赖国有企业这样的经济主体。那个时候，政府办企业是社会转型必经之路。早期的深圳正是以市场模式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国有企业，才搅活了中国计划经济的一塘死水。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饮誉全国的深圳国贸大厦，就是中央各部、委、办、局，全国各省、市、区集资兴建的，也是这些国家机构驻深圳企业的总部基地。国有企业在深圳试水市场经济，是成就深圳经济奇迹的奥秘之一。

深圳的国有企业体系庞杂，大而化之，可以分为中央各部委驻深圳企业、内地各省市驻深圳企业、深圳本土国有企业。他们以各自的优势呈现了深圳商业力量的精彩。

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成立于1980年4月26日，与深圳经济特区同年诞生。员工住在草棚里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他们于1983年建成的电子大厦，楼高20层，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座高楼，也是当时深圳的地标形象。围绕电子大厦，以及后来深圳中电的电子科技大厦、中电广场，逐渐兴起了华强北电子商圈，带动了深圳电子工商业的发展。有人这样形容：“如果说，华强北电子街是一条河，深圳中电，曾经是这条河的源头；如果说华强北商圈是一个舞台，深圳中电，曾经是这个舞台最早的导演；如果说深圳电子工商业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深圳中电，就是看着这棵树长大的园丁。”

1981年1月7日，深圳市批准航空部在深南中路福田路口征购建设用地十七万平方米，这就是后来的中航苑。在这片土地上成立的中航技深圳公司，是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的分支机构。它依托中国航空工业的雄厚技术实力和人才优势，以高科技工业制造为龙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积极开展资本运营，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拓创新和不懈努力，目前已发展成为集高科技工业制造、地产物业酒店、进出口贸易、百货零售和金融证券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深圳中航集团。集团拥有中航实业、深天马、飞亚达、深南光等四家境内外上市公司；拥有深南电路、江南信托、江南证券、中航地产、天虹商场、中航商贸、中航物业、格兰云天、上海宾馆等一批在行业和地方具有影响力的骨干企业。

如果人们对深圳中航集团印象还比较模糊的话，那么对于中航旗下的上海宾馆，则所有的深圳人都很亲切。上海宾馆位于深南中路。始建于1983年，于1985年正式开业。素有深圳城市“坐标”之称。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初期，其以东为市区，以西为郊区，见证了深圳城市发展进程。人们队她的评价是：“很多年了，一座一座的高楼，在她身边崛起，一条一条的大路，从她身边延伸。她曾是20年前深圳的地标，那时她站在市区与郊区之间，为出门的人指明城市的方向，为回家的人照亮手中的车票。如今城市早不是那么小的城市了，她，欣然地站在那里，默诵着地图，翻检着历史，守望着回忆。”

今天、电子大厦、上海宾馆所在的深圳华强北已经从昔日的工业园区蜕变成了一个超级商业圈。IT通讯、电子电器、钟表、服装百货、珠宝首饰……其中任意一种商品在深圳华强北几乎是不可能找不到的，它已经成为深圳的一张“名片”，而为华强北、华侨城这样的深圳商业奇迹奠定深厚基础的正是象中电、中航、中旅这样的“央企”和“内联”企业。

深圳本土国有企业如特发集团、深圳贸易进出口集团、深圳友谊集团、深圳免税公司、深圳物资总公司等，对于深圳经济的早期发展，都功不可没。深圳国有企业，因为离市场最近，因此市场化程度也最高，对现代企业制度的尝试也最早。1985年，深圳率先取消大部分专业主管局；1993年，深圳率先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1994年，深圳率先取消企业行政主管部门，“法人之间，人人平等”；深圳还率先建立资产经营公司，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探索企业产权的多元化之路；率先培育企业经理人市场，依靠中介组织激活国有企业。

今天，只要在充分竞争的领域，深圳的国有企业要么凤凰涅磐、鲤鱼跳龙门，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要么江河日下、大浪淘沙，渐渐被驱逐出经济舞台，只有极少数垄断行业的垄断企业，在行政权力的卵翼下苟且偷生。

引例：

中兴VS华为：最好的国有企业与最好的私人企业之间的距离

1985年，时为军工企业的陕西691厂借助深圳经济特区开放和地缘优势“外引内联”，与长城工业深圳分公司（后并入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和香港一家电子贸易公司合资创立了“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开启了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之门。1989年，公司董事会在全力支持自行研制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经营机制进行了大胆改革，由一家股东承包经营，实行总经理负责制，初步把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理顺了企业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调动了经营者和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同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程控交换机诞生并通过鉴定。企业随之发展壮大起来。

为了抢先抓住当时民族通讯产业发展的大好时机，总经理侯为贵和一部分技术骨干、管理人员采取个人集资的方式建立了民营科技企业———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简称中兴维先），选择场地全力投入2500门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的研发和生产。1993年3月，国有企业691厂和深圳广宇工业公司与“中兴维先”实施了第一次产权重组，共同投资组建“混合所有制”的“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两家国有企业控股51％，民营企业“中兴维先”占股份49％，由“中兴维先”承担经营责任，首创了“国有控股，授权（民营）经营”的模式。同年企业自主研制的2500门局用数字程控交换机开通运行，销售收入1．7亿元，打响了实现混合所有制后的第一炮。

1997年10月，公司进行第二次产权重组，即改制上市。上市后的中兴通讯国有股占36％、集体法人股占31％、社会公众股占33％。2001年中兴通讯增发完成后，公众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38％，进一步优化了股权结构，国有股仍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中兴通讯从投资主体多元化开始到二次产权重组，改制上市，形成了混合经济模式，实现了体制上的全面创新和事业上的全面发展。中兴通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形成了遍及发达国家和国内主要重点城市的技术开发体系，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并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成为我国通讯设备研制骨干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集团。

“中兴模式”曾受到深圳高层的极力推崇。时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现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曾亲自撰写《混合所有制：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调查》一文，发表于2001年第18期《求是》的杂志，但是，从草根中崛起的民营企业华为则几乎为政府高层所有意忽视。

中兴与华为几乎同时起步，今天同为中国通信设备领域的佼佼者，但是两者的发展路径、企业气质截然不同，今后的发展也会呈现诸多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兴与华为的差距就是中兴所代表的改制型国有企业与华为所代表的草根私人企业的实际差距。

3、曾为深圳师，或将被超越——深圳港资企业

在香港做牛仔裤起家以后，马介璋大部分投资集中在深圳，从潮州菜馆，到佳宁娜广场，再到华南工业原料城，带领企业成功转型的轨迹，可谓一步一层天，他说，“深圳是我投资内地的大本营”。

2001年，当大陆人，特别是上海人和深圳人开始对香港表露不满甚至不屑的时候，笔者在因特虎就发表过一篇帖子：《叨港人的福》。大概是说，今天的深圳人对香港之于深圳的好处不一定真的清楚，不但不清楚，反而还要说港人的怪话：港人北上消费，拉高了深圳的物价，衣食住行眼见的贵了；港人周末过关Q女、“包二奶”，挤兑了深圳男人的女人，拐带坏了深圳的女人；香港97之后经济一天不如一天，成天有人因为失业、失学、失养而跳楼、“烧炭”，“连累”深圳经济今不如昔，深不若沪……，总之，在时人看来，曾经为内地人所仰视的港人曾几何时变的是几近十恶不赦了。

深圳的经济是如何起步的？小平同志在深圳画了一个圈，中央在深圳建特区，但是不给钱，没有钱，要深圳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可以说四个特区起点是一样的，厦门的起点比深圳更高，但是，最后最成功的是深圳，深圳之所以成功是叨了港人的福！

当时，特区政府建房子、办工厂，一无资金、二无厂房、三无设备技术、四无商品市场、五无管理经验……，真正是“三无”、“五无”特区，一穷二白，有关负责人抓头挠耳，莫知计将安出。这时香港商人提醒深圳市领导：香港地价是深圳的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香港缺的就是深圳的土地，深圳人为什么要抱着金碗讨饭吃？一语点化深圳人，率先在全国有偿出租土地，出租费用一路上扬，出租土地所得成为深圳市政府丰盈的财源，也使深圳原住居民成为一夜暴富的土地主。（离开与香港的地缘关系，试想一想深圳的地和其他内地的地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有的如此值钱，有的却一钱不值？）

香港的多年生聚积累的财富象水银泄地一样流入内地的时候，内地人那什么来接纳、来交换呢？历经二十年社会主义改造、十年政治运动，折腾得腰带都没有裤子可系的社会主义主人们除了土地、就是廉价的苦力劳动，但是这种劳动力既无现代工厂的经验、又怀着对商业社会的刻骨仇恨，是换不回几个工缴费的。到是初出茅庐的农家少女还有几分姿色，多少让港人觉得内地还真有些稀缺资源。应该说港资企业中的农民工们在用强化劳动换回远比国有企业工人更多的回报之余，还有幸获得了接触现代工业的机会，而本来在工农严格分离的、等级森严的国家里，他们是注定与“工人”无缘的；花季少女在内心剧烈冲突之后，也似乎认识到与其像张贤亮小说中女儿那样“为了半块馒头把初夜权交给大队党支部书记”不如舍身赚回花花绿绿的国家紧缺的外币，既然金钱所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同时代的青年男人所无法给予甚至无法理解的，那这一代青年政治牺牲品就要甘于承受失去女人、失去爱情的机会。

聪明的内地人、深圳人在财富从香港经济高地向内地经济低洼流动的大潮中，抓住机会做贸易、做服务，从贩卖女人的三骨袜、四骨袜、内衣胸罩到推销男人的打火机、刮胡刀、香烟手表录音机，再自己开公司、办工厂，先富起来再说，买靓衫、住洋房、开私家车，财富的增殖是港人的资金与经验外溢的结果。应该说目前深圳的经济增长还没有超越这一阶段，充其量是在一个过渡阶段的过渡期。

但是来自香港财富外溢对深圳经济的推动已经放缓了，深港经济差距的日渐缩小减弱了长期以来深圳经济强劲增长的澎湃动力，香港经济自身处于痛苦的转型期，香港财富的持续外溢受到香港社会经济转型受害者的质疑与抵制，香港政治体制同时处于转型期加剧了社会的痛苦，使香港社会矛盾更形错综复杂。

现在香港的政治经济发展遭遇瓶颈。香港经济转向资讯业和服务业，但是深圳的资讯与服务市场对香港的开放度很低，就象当年有人痛骂深圳人把土地出租给香港人办工厂是卖国贼一样，现在也有人死守着内地资讯产业这块阵地不容变色，人为阻碍香港经济转型，从而也人为地放慢了深圳经济增长的步伐。

香港人的高端服务业无法进入内地，腹地狭窄，成长空间有限；香港的制造业转移到内地以后，利润丰富，所以被迫转型、升级的压力就小了，结果，香港人没能像台湾人那样，甚至没能像深圳人这样抓住高新技术产业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香港与内地的进一步开放问题不解决，深圳超越香港，还真不是没可能。

引例：

马介璋：投资深圳最早、最好的港商代表之一

　　马介璋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投资深圳的港商代表，还因此带动大批港人投资深圳及广东其他地市。

　　1949年，7岁的马介璋随父母从广东潮阳去到香港。全家人挤住在香港贫民区的一间小木屋，睡梦中曾从小阁楼上踩空摔下来，下巴至今还有伤痕。15岁初中毕业，马介璋到母亲打工的一家毛衣厂当学徒，为毛衣“抓毛”。第一天上班，什么都不懂的他，到母亲的工作间询问应该怎么做，被老板碰上，认为他贪玩无心工作，当即炒他“鱿鱼”。马介璋安慰母亲时是这样说的：“终有一天我要开比他大十倍的工厂！”

　　第二份工作是当牛仔裤裁缝的学徒。机敏的马介璋很快成了熟练工，白天在车间缝牛仔裤，晚上还做缝纫，一天工作18个小时，每个月能挣300多元。干了两年，除去交父母补家用的部分，自己也攒下1500元。一心要改变自己打工命运的他，迫不及待地开创自己的事业。他用这笔钱租下一间地铺，买了两台旧的制衣机，然后与大厂接洽收原料，先把牛仔布料外发给家庭主妇加工，再收回来自己做“上裤头”等工序。这样的家庭式加工一干就是三年，他从中赚取差价，做得十分顺利，铺位规模逐年扩大，竟盈利10多万元，雇工达到250人。

　　接着马介璋通过经纪人介绍直接为外商加工，减少中间环节，利润又大幅增长。于是他买地造房，建起l万平米的达成制衣工厂，步入香港制衣商的行列。后来他依托内地，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泰国与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都设有企业，组成以生产牛仔裤为主兼营布匹、拉链、纽扣等副料的香港达成集团。

马介璋的誓言没有落空，他的工厂比当初炒他的老板的工厂大了几十倍，还获得“牛仔裤大王”的美称。

　　改革开放后，马介璋敏感地预见到了深圳的商机。在别人犹豫观望的时候，马介璋率先行动，成为第一批投资深圳的港商。

上世纪80年代初，马介璋在深圳春风路金碧酒店开办的潮州菜酒楼的十分红火。吃饭时间，酒店前车水马龙，不但有本地人，更有全国各地的人。1988年，马介璋在深圳晶都酒店开办了全国第一家大型外资潮州菜酒楼佳宁娜。在深圳设店之后，佳宁娜相继在广州、温哥华、泰国、海南、昆明、成都、上海等地开设分店，遍布世界各地，成为第一家中餐跨国饮食集团。 “佳宁娜”在潮州话中是“老乡”的叫法。佳宁娜潮州菜的成功得益于其多方面的独到，而潮州商人对潮州菜的感情和推动，也是带动潮州菜遍布全球的重要动力。今天潮州菜以鲜美清淡的口味响誉全球华人世界，而第一个把潮州菜作成品牌推向全国的正是马介璋。马介璋创造了一个潮州菜的品牌，让遍布全球的潮州人成了潮州菜的推销员。

从1985年开始，马介障开始在深圳投资制造业，投资重心由香港转向深圳。1985年，他投资500万元设服装厂，第二年就增资到3000万元，继而他又参与了制鞋、旅馆、娱乐业等投资，在宝安县发展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工业村等。在他的带动下，大批港商跨过罗湖桥来到深圳“掘金”。

　　1991年，马介璋投资10亿多元建造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靠近深圳火车站。项目总建筑面积近14万平方米，整个大厦由四座塔楼组成，集商业、办公、住宅、休闲、娱乐于一身，在当时的罗湖建筑群中鹤立鸡群。有人认为火车站人流集中，但脏乱差，低档宾馆酒店或许可以生存，开发高档项目恐怕不合适宜。很多人不明白，在那么多可供挑选的好地段中，马介璋为什么独独看中这个地块。直到近年来，地铁开通，火车站广场和人民南路的改造，佳宁娜友谊广场的价值得到尽情释放，他们才初步领略到马介璋当年投资的胆识。

总投资26亿元的华南工业原料城，是马介璋在深圳投资的另一个大项目，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项目。

华南城的来源于几年前马介璋和香港企业巨子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梁满林的一次创意。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一带已经成为世界加工厂，狭窄的范围内聚集了十多万家制造企业，制造业的各种原料都奇货可居，需求量巨大。但这些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交易市场却分散在国内各个城市，企业采购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CEPA协议的签署，众多的跨国公司加速向珠三角一带转移生产基地，以寻求降低生产成本。一个综合各门类的超大型工业原料市场以及一个现代化的物流平台，已经成为珠三角要发展的必须要件。

    在港深两地发展多年的马介璋看到了这一商机，他与自己的好友、也是在国内投资香港企业巨头郑松兴、孙启烈、马伟武和梁满林等企业家一拍即合，决定共同投资26亿元在深圳打造一个最先进、最专业的国际化工业原料交易基地，整合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链。

    2002年8月，华南城项目正式产生，2003年11月破土动工，随后便创造了380天完成首期50万平方米建筑工程，28天建成一座招商中心，两个月建成一座展览馆，2004年12云首期开门纳客时，逾千商户蜂拥入城的奇迹。

经过700天巨变，如今的华南城已经真正成为深圳乃至全国第一个将纺织服装、皮革皮具、电子、印刷纸品包装、五金化工塑料五大制造业原料整合在一起交易、展示基地，其专业性和先进的服务已经为世界所瞩目，滚滚商机已经随着华南城的不断成熟源源而来。

　　CEPA之后，马介璋更是主张深、港融合，积极推动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他提出“纳深入港”的建议，并且引资28亿投向湖南益阳，锐气不减当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深圳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华南城董事局副主席许杨说，马介璋的成功就因为他是一个不断创新，不停思考，能时刻抓住商机的企业家。

4、新兴制造业的领军者——深圳台资企业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台商进行了一连串全球化行动，基本都以失败收场。以台湾鸿海集团为例，至今其最大的赢利点仍在内地，包括深圳、太原、北京、昆山、杭州等地建有五大生产基地，其2003年254亿台币的利润有192亿来自内地。

——《内地台企生态报告：九成大陆台商投资获成功》

80年代以“亚洲四小龙”身份崛起的台湾，比任何地区都更早地触摸到世界的脉搏，当人们还在大肆讨论台湾新竹模仿美国硅谷，是否会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国际笑话时，众多台湾企业早已进驻其间，开始了初始并不清晰的全球化产业整合之旅，直到进入新世纪前后，众多台湾代工企业的崛起，才让人们看清了台湾的定位。

在１９９７年之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最闪亮的主角是香港资本，改革开放的十几年时间，香港将其几乎所有的制造业都搬到了内地，其中广东占了六成以上。在１９９２年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台湾资本开始渗入内地，２０００年之后的两三年里，台湾资本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明星。

与80年代的港商大量投资于电子、钟表、印刷、服装、鞋帽、皮具、玩具、黄金珠宝、工艺礼品等传统制造业不同，90年代开始，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逐渐集中在附加值较高的新兴制造业，尤其是其最有竞争力的ＩＴ产业。

在２０００年之前，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以广东地区为主，其中深圳、东莞最为集中。台资进入广东的ＩＴ制造业，主要是台式电脑的整个产业链。而２０００年之后的进入上海、苏州的ＩＴ制造业，却主要是更高技术含量的笔记本制造业和ＩＣ产业，这些才是台湾ＩＴ制造业的精华所在。所以深圳的台资制造业技术含量要高于东莞，但是略低于上海、苏州。

按照因特虎研究员金心异的分析，前些年，影响台湾人舍弃闽、粤，北进上海、苏州的一大主因：台湾人的“上海崇拜”情结。台湾人是暴发户，暴发户的其中一个特点是对于贵族遗老遗少特别仰视而对平民少年特别俯视。上海是贵族文化，而广东是平民文化，因此，在台湾人的心目中，全中国只有一个城市——上海可以令他们仰视，所以他们特别崇拜上海，觉得在上海生活就象土财主进了城一样。这种心态是三四十年代上海旧梦对台湾文化留下的烙印。当然，也有上海服务业发达的原因。所以才有20万台湾人移居上海。他们要住在上海，又要赚钱，所以把厂设在离上海最近的苏州辖区——昆山市。

这样的分析诚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资本是逐利的。与其他外商投资大陆的路径相仿，台商的迁徙中，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才是无形的“指挥棒”。市场的饱和和土地、能源的制约让台商加快了在大陆寻找投资突破口的步伐。起先是从珠江三角洲迁徙到长江三角洲，接着，很多台商发现，与南方城市相比，北方经济区的优势正日益明显，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京津冀都市圈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

据台湾机电电子同业会公会发布的《2006年大陆地区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天津滨海开发区、北京亦庄开发区、济南和大连四个位于渤海湾地区的城市被给予了“极力推荐”的评级，而台商最早、最集中的珠三角重镇深圳、东莞的评分却一落千丈。同时，长三角陆路交通网络建设的二三线城市比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也显得更有吸引力。

当然，这种逐利而徙并不是拔地而起，不留根底。事实上，台商正在东莞酝酿建造亚洲最高的大楼——台商大厦，台湾最成功的全球化企业——鸿海精密全球基地的“黄埔军校”也设在深圳。

2001年，美国摩托罗拉还是中国内地创汇最高的三资企业，但是2002年就被一家来自深圳的富士康所取代，富士康的母公司，正是台湾最大的民营制造公司——鸿海精密。

根据中国商业部2002年公布的十大创汇企业中，富士康以海外贸易56亿美圆，创汇30亿美圆勇夺冠军，富士康的销售额占了整个深圳海关的十分之一。这家一年生产全球十分之一桌上电脑、三分之一PC零组件的科技公司，掌握了全球PC的命脉。IBM副总裁就曾经留下一句名言：“深圳到香港的公路如果塞车，全球PC就会缺货。”郭台铭自己也常向朋友自豪地介绍：“鸿海工厂就像是连接广州和深圳的广深高速公路，生产线种类既广，技术又深、速度又快。”这时的鸿海精密已经是华人制造业最大规模的全球化企业了。

1988年，鸿海成立14周年时，营业额不过2.5亿元。这一年鸿海的深圳厂开幕，鸿海正式进军内地。

　　当郭台铭决定在深圳建厂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将在深圳创造一个如此庞大的制造企业。

当年，郭台铭—口气在深圳龙华买了500亩厂房用地。那里曾经是—片农田，在深圳境内，还鲜有前去投资的台商，即使有，也是—些实力并不雄厚的小企业，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去投资，规模很大的公司去投资的还不多。那时的港台到内地发展的企业，绝大部分还停留在“三来一补”模式，依靠内地的廉价劳动力，土地、厂房以及各项政策优惠扩大业务。郭台铭却没有简单地走这样的路线，现在无法猜想郭当时是否想到了中国“世界制造工厂”这个概念，但他显然看到了中国内地不仅有廉价劳动力，更有优秀的一流技工。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创立开始，郭台铭便将富士康定位于鸿海的生产基地。

今天的深圳龙华。一平方公里内，富士康旗下十八家企业厂房依次并排。8万人的富士康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完整的社区，有深圳一流的足球场，有繁华的商业街，有深圳最大的网吧，有容纳数千人的餐厅。

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园区，在全球也不多见。

　　“要做就做世界级”，凭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鸿海的合作方都是世界一流企业，苹果(Apple)、康柏(Compaq)、戴尔(Dell)、IBM等计算机大厂；思科(Cisco)、诺基亚(Nokia)等通讯大厂，以及消费电子大厂SONY等，都是鸿海重要的战略客户。

　　今天，富士康集团总部在台湾，深圳富士康龙华信息科技工业园是富士康亚洲生产基地的龙头。此外，富士康还有昆山工业园和北京工业园，前者是全球最大的PC连接器生产基地，后者为富士康全球无线通讯事业总部。另外，已经投产的钱塘工业园是富士康无线通讯产品在华东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正在建设的太原科技园是无线通讯华北基地。深圳龙华工业园一定意义上是鸿海全球基地的“黄埔军校”。分布在欧洲的全球最大的PC系统组装厂——捷克富土康帕尔杜比莱制造中心，以及设立在苏格兰、捷克、匈牙利、芬兰的制造基地的员工，许多都要到龙华接受培训。

5、深商的国际血统——世界500强企业与深圳

早在一九八一年，百事公司就与中国政府签约在深圳兴建百事可乐装瓶厂，为中国的首批美国商业合作伙伴之一。次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罐百事可乐在深圳诞生。以此为开端，百事可乐在华投资累计已经五亿美元，著名跨国公司在深投资者上百家。

20世纪80、90年代，跨国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进入中国，何时进入，以什么方式进入。进入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在华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中国站稳脚，如何加强在中国的竞争优势。

2000年，全球跨国投资规模达到创记录的13880亿美元，此后逐年大幅度下降。与全球跨国投资下降的趋势不同，中国在2001年以来年引进外资的数量大幅度上升。众多跨国公司的行动形成了新一轮在华投资热。2001年至2005年，中国吸收外资数量分别达到469亿美元、527亿美元、535亿美元、606亿美元和603亿美元。

跨国公司通常是设立一个中国总部，由中国总部统一管理或协调在华各个企业或经营机构，各个企业和经营机构与中国总部整合为一个整体——企业集团。

投资深圳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深圳设立总部的不多，深圳主要是世界500强的制造基地、采购中心和服务中心。

苹果公司的ipod、摩托罗拉公司最薄的手机、索尼的笔记本电脑，是时尚一族最想拥有的，而这些产品都产自深圳的同一家工厂——富士康。idc统计表明，2005年全球生产台式电脑1.87亿台，而富士康在深圳龙华的工厂就生产了4000万台，占了五分之一以上。其中惠普、戴尔等电脑的主要品牌产品就出自富士康。

位于华强北的中电大厦，是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爱立信、西门子等国际手机巨头研发基地的聚集处，有十几家手机产业上下游国际大公司在这里办公。诺基亚、摩托罗拉、三星、飞利浦每年都各有上千万台手机在深圳制造。

传真机、打印机、复印机、数码相机等办公自动化产品似乎是日本企业一统天下，不过这些日本产品的60％以上都在深圳制造。理光、东芝、富士施乐、奥林巴斯、爱普生、佳能等产品的主要工厂都在深圳。因此，深圳成为全球最大办公自动化产品基地，产量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深圳发达的制造业引来全球的现代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金融产业紧随而至。27家跨国金融巨头在这里投资兴办金融分支机构、保险公司和办事处。深圳还成为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等零售公司在全球开店最多最密集的城市。同时，发达的制造业还吸引沃尔玛、麦当劳、肯德基、欧姆龙、松下、三洋、家乐福、飞利浦等跨国公司都在深圳设立了采购中心。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有近70家，多数也为世界500强企业所拥有。深圳制造业的国际化，也推动了以港口为主的现代物流的飞速发展，不但吸引了香港李嘉诚财团在深圳投资港口建设，而且马士基等世界主要港运船代公司纷纷在深圳设立办事机构，业务遍及世界各地。

　　深圳是中国的一个人才高地。曾在日本大公司做过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的深圳合众资源3a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承元说，从劳动力成本来讲，深圳比国内很多地方要高许多，并不是最具优势的，但深圳的人才素质无疑是国内最高的，这是世界500强企业最看重的。500强企业的人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每年到国内高校招聘，能够招收到那些学习成绩不错又富于创新精神的大学生。二是深圳当地广阔的人才市场为企业提供了人才来源。特别是这里的人才环境好，在深圳人才的使用和竞争公平，重能力重业绩，不讲关系和出身。深圳人的闯劲、拼劲和创新精神，全世界少有。

　　政府效率高。富士施乐董事长稻垣先生说，深圳的投资环境好，不但城市环境优美，基础设施配套齐全，而且政府廉洁，办事效率高。在深圳很少有人给企业找麻烦，500强企业都能享受“绿色通道”服务，遇到困难，找政府很快就能办好。比如，500强企业大多享受零检查待遇，出入深圳海关畅通无阻，让企业感受不到关口的存在。

　　物流快捷、成本低。深圳港口每天通往世界主要地区的集装箱船有好几班，货一到港就能装船运走，不但提高了物流效率，而且缩短了在港口堆放的时间，也减少了成本。加上深圳物流货运丰富，配货及时、充分，产业集中度高，再加上现代化的管理，使得港口运输成本比国际港口降低了30％左右。近3年来，理光对物流方面进行改善，一些外地的配套产品也在深圳港口直接拼货装船，每年物流运输降低的成本就接近7000万元。

　　产业配套齐全。富士康高管何友成说，电子信息产业、办公自动化产业集中度高，产业配套齐全，是相关产业的世界500强企业扎堆深圳的重要动力。富士康也就是凭着深圳这种极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涉足电脑、手机、家电、电子娱乐、汽车电子等7大领域，不但打造了完整的产业链，而且降低了成本，提升制造和物流速度，从而形成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在深圳成长为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巨头。深圳合众资源3a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承元也说，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照相机是非常精密的光机电一体化产品，大大小小的上千个零配件，90％能在深圳能实现1小时运输配套。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么强大的配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众多跨国公司不仅进行了深刻的战略和管理结构的调整，而且把强化公司责任的潮流延伸到中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最主要途径是管理好在华投资的企业。跨国公司在中国不仅力图经营成功，而且按照母公司在公司责任方面的承诺，致力于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第二个途径是管理好自己的供应商。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以及交货期。现在，跨国公司把公司责任延伸到供应商，强化供应商及其采购产品制造者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跨国公司不仅强化在华自身企业和供应商的公司责任，而且通过公司责任报告的方式把强化公司责任的实践公之于众，通过组织或参与各项活动推进公司责任，从而影响更多的中国当地企业。

引例：

《沃尔玛的鞭子》——2001年因特虎收录的一位名叫陈祺的深圳外企员工的帖子：

　　几个月前，由于个人原因，我离开了工作数载的全球零售业巨擘、财富500强的老二哥——沃尔玛。在辞职信中，我深深地感谢我的教练（Coach，即领导）与同事们对我的帮助、关爱与支持，令我拥有一段充满美好回忆和自我提升机会的职场生涯；我同时感谢公司将“诚实正直”这几个大字眷刻在我的来路上，继续照亮我的人生。

　　入门前的诚实教育

　　沃尔玛的初试考题只是一些英汉词语互译及几道简单的计算、分析、逻辑题。对于我们这些考大的“老油条”来说，简直易如反掌。一番运笔如飞之后，我在一个单词前卡住了：Integrity。有点印象，又不大确定。笔帽快被啃下来的时候，终于痛下决心把它当作Integrate的姊妹写上“结合”。错！此时的Integrity，是一个让我因译错而汗颜的中文叫作“诚实正直”的单词。

　　关于“诚实”，我们最早的教材大概就是“列宁摔碎花瓶”和“狼来了”一正一反两个故事了。进入沃尔玛工作以后，Integrity这个单词很快就具体了起来。

　　人事部组织的入职培训除考勤、福利等话题外还特邀公司防损部（Loss Prevention）来做关于“诚实正直”的讲解。虽然主讲的经理笑容可掬，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可那么多“血淋淋”的例子还是在新员工心里敲起了小鼓：公司成立才两年就已经有近百名员工因“诚实”问题被炒掉，其中个别人还被移交司法机关最终身陷囹圄。而且，作为预防商业犯罪的手段，公司甚至在办公室内安装了“电眼”（监视仪）。后来听说有一个新员工因为这节课给吓得立马辞工。

　　感受沃尔玛的诚实正直

　　新的工作充满了挑战。在人手一册的《员工手册》“追求卓越”一章上，公司开章明义地指出：“沃尔玛为拥有卓越的商业信誉而备感骄傲。作为公司的一员，您同样享有我们公司所享有的诚实和正直的信誉。希望您的个人品行能够与这种高标准保持一致。”这段话有几层含义：1．公司为员工提供了诚实正直的工作环境、企业文化与态度；2．公司诚实正直的传统要靠员工来维护。诚实正直的标准赋予大家绝非喊几句口号的责任感。

　　其间，不断有人因“诚实”问题而折翅：商场收银员故意不给熟人过机，收货部员工集体盗窃，办公室员工打电话炒股，采购部员工收受回扣，供应商行贿被终止合作……那个高级采购经理被逮捕的时候，许多共同工作几年的同事都伤心得流下眼泪。然而，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在沃尔玛看来，除了显而易见的盗窃公司财产等犯罪行为外，还有些“盗窃”行为是我们平常所不留意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种：一是盗窃公司时间。比如煲电话粥或是利用外出办事的时间溜回家休息；还有就是当供应商通过技术革新等手段降低生产成本之后，沃尔玛也要求该供应商本着诚实的原则相应地降低售价，最终使消费者受益。

　　“诚实正直”这四个字就像一条鞭子，始终高悬在我们头顶。在工作以外，大家也“惯性”地三省吾身，力求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诚实在商业社会，是个人的信誉、企业的生命，也是游戏的规则，打破这个规则，狼真的来了；而信守这个规则的，诚实是有报酬的！沃尔玛深谙此道。我为曾经在这样一个推崇诚实正直的公司服务过感到骄傲。

6、赌盘上的公众企业——深圳上市公司

从产权理论的资产所有者权益来看：最终控制权就是选择经营者的权力。

ＭＢＯ浪潮中，众多企业英雄纷纷落马，饮恨而归，甚至锒铛入狱。但同样是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万科的管理层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迥异于传统思路的新路径。

——《中国商业评论》

1983年7月，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公开招股，发行股票筹集1300万，该股票也因此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第一股”。11年后，也就是1994年，股票发行和交易实行无纸化，纸质股票才完成历史使命，退出证券市场。十几年前的标准股大致如A4纸般大小，票面上还有董事长的亲笔签名字样。标准股也有自己的防伪手段。像1987年5月10日发行的深发展100股标准股存世稀少，采用了水印、荧光和钱码等手段。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前，深圳有5只股票在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挂牌交易，它们是：深发展、深万科、深金田、深安达、深原野。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深圳“老五股”。深圳“老五股”的纸质股票如今已经被收藏者当作珍品。

然而，老股票也许值得珍藏，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却常常难以令人恭维。

    熊彼特说过：“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王国里的国王。”而国有企业上市并没有给企业家带来自由和尊严。

    中国上市公司根本就是“企业家缺位”，经营者只是“国家的干部”；实际上我们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平均经营能力并不会比总人口的平均能力高多少，我国国企亏损面达40％以上，除了其他因素外，经营者的选择不当是最大的问题。没有经营者选择机制的建立，没有经营者的进出机制、淘汰机制，经营者仍然由权力指派，那么股份制就毫无意义。

国企上市的盛宴反映了中国股市是为国企效劳的本质，而不是真正的资本市场。真正的资本市场如纳斯达克、纽约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通常有许多传奇式的个人创业故事、个人或团队创新精神，这些活生生的财富故事，通过媒体的放大效应激发整个社会的创新激情和创业文化。如前年的盛大网络上市，去年的分众传媒、百度以及无锡尚德的上市，每个公司的背后都有一个或者多个个人化的真实创业故事，陈天桥、江南春、李彦宏、施正荣，还有百度的另外6位亿万富翁和100多位千万美元富翁，还有当年搜狐的张朝阳、携程的沈南鹏、新希望的刘永好，等等。这些人不仅年轻，而且就像我们中间的任何普通人一样，不一定有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的成功也不一定靠特殊关系。看到他们的故事，我们每个年轻人甚至年长者都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像他那样创业”的反应，创业文化和创新精神在美国就是这样来的。这些私人起家的企业，不只是一些成功的非人格化的公司法人，而且是代表中国未来的真实个人。　(《新财富》)

如果说，早年间，中国股市的探索者还具有建设中国资本市场的理想，还希望通过股份制改造在国有企业中真正推行现代企业制度，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股市就彻底沦为圈钱游戏。在权力坐庄的这桩博彩游戏中，没有任何赢家。投资者的钱打了水漂；企业圈来的钱被迅速消耗掉，重新陷入资金窘境；作好作歹的政府机构既赔了信誉，也负上连带责任；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民众信心被彻底捣毁了。

不仅如此，由于监管机构失职，股市还毁掉了不少民营企业家。

国内的证券市场长期监管不足，“人治”掩盖甚至替代“法治”。每当出现违规，听到更多的是“警告、谴责、禁止入市”这类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那些违法企业、企业家的放纵。如此的恶性循环，使企业和企业家们放松了警惕，于是梦想着以较低的成本换回巨大的利益回报，结果掉入泥沼，不能自拔。黄宏生的“落马”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例子。

据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介绍，从2000年到2005年，沪市有477人被公开谴责，其中仅2004年一年，沪市就有10位上市公司高管携款而逃。还有，同样是挪用上市公司资金，香港与内地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发生在内地，一般只要退出款项就可以高枕无忧，即使无力偿还亦可以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或美其名曰“以股抵债”。三九集团曾挪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有关责任人照样平稳退休；电广传媒的大股东资金无法收回后，就有人创出一个新概念“以股抵债”。如此恶劣的股市环境，日复一日地蔓延，在内地却长期得不到治理。黄宏生身处这一环境中，放松了警惕，耳濡目染下，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钱还不以为有罪。就像《荀子·劝学》所提到的“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是同样一个道理。然而香港联交所不是国家证监会，黄宏生受到了严惩。黄宏生“落马”的悲剧具有社会普遍性，他只是其牺牲品中的一个代表，是千万个违规企业家当中的一个缩影。

只有极少数上市公司如万科，经过跌跌撞撞，成为真正的公众企业，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尊敬。

引例：

万科是如何修成正果的？

　　从1984年在深圳创立到2004年，万科走过了整整20年。从万科股份公司2004年度的财务报表显示，万科的销售收入从最初的5800万元到2004年的76.67亿元，增长了132倍，净利润从500万元到2004年的8.78亿元，增长了175.6倍。

　　万科也是中国最早的上市公司之一，自1991年至2004年，万科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25%，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31%；在1995年以前上市的311家公司中，能够在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两项综合排名上保持持续上升的只有3家，万科就是其中之一；同期上市的企业，像万科这样能够持续13年保证赢利增长的已是绝无仅有。始于2004年4月的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提高了房地产业的准入门槛，加大了金融调控力度，并通过税收等调控手段，对房地产业加以规范。这些多层面的调控方式，对中小房地产企业来说，尤其是那些资金有限、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土地的企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而对万科这样本身就走在市场前沿规范化运行的全国领先的大型品牌住宅开发商来说，反而更有利于突显其竞争能力和战略眼光。研究万科2004年度的财务报表，我们可以发现，万科的各项重要经营指标，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反而得到更明显的增长，如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这种成绩的取得，让国内众多房地产企业将万科列为“榜样”或“标杆”。

　　万科究竟赢在何处？

　　1988年，万科成功地进行了股份改造，这次改制无疑是万科发展历程中若干重大关键性决策中的第一个。万科的此次股份改造，意在追求公司的透明度和有效的治理结构。在当时政策环境还不规范的情况下，万科在企业经营的最深层次——价值观和人性层面上下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赌注，即把企业的前途押在中国社会的变化必将进入正轨这一点上，当今天中国走向成熟，万科因先行一步脱颖而出。

　　万科不仅较早地进行了股份改造及上市，而且在上市之初，就把至今还困扰中国股市的“一股独大”的问题解决了。1991年万科上市，在资本市场公开筹集资金，通过定向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的方法，从资本市场筹集资金41.30亿元，分散了企业的股权，改善了公司的资本结构，从而达到了稀释大股东股权及减轻其对企业控制力度的目的，彻底地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万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发生在1994年的“君万之争”，是万科股权分散的重要体现。当时发展迅猛、资产规模在证券市场领先的君安证券，利用万科股权分散的特点，联合万科的前几大股东，采用表决权委托的方式，以万科主业不突出、经营透明度不高等理由，要求改组董事会。这一计划后来被以王石为首的万科管理层通过有理、有利、有节应变之法而化解，但从中可以看出这种股权结构的有利之处。

　　分散化股权促成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真正意义上的分离：当管理层与第一大股东意见不和时，第一大股东仍旧受到其他股东的制约，使得管理层拥有更多的监督与管理权，组织更加灵活，可以完全依照市场规律办事，从而成就了万科不断做“减法”，在战略上坚定以房地产为主业的方向。股权分散化降低了单一大股东对公司直接干预的可能性，避免了职业经理层看单一大股东脸色行事而进退维谷的局面，有利于保持公司职业经理层的稳定和公司持续发展。同时，过于分散的股权有时会对公司的长远战略形成干扰，但兼听不同股东的声音、股东间相互制衡对公司长远稳定则是件好事。因此，开放的股权、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和特征明显的主业，不仅吸引国内投资者，也吸引国外投资者。1991年起，万科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成功募集了发展资金，更吸引华润这样的大财团成为第一大股东，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认可，成为资本市场成功的典范。

　　正因为股东之间的制衡关系，对管理层的要求更高。如果管理层自身不规范，对企业发展战略不清晰，难免授人以柄。万科在寻求企业发展方向上，不得不强调自身运行的简单化、规范化，不断地做“减法”，直至2001年，万科把辛苦打造10年的名牌零售公司万佳百货全部出售，其产业调整才算完成，其后才真正专注于房地产业的发展。

　  万科治理结构是有优势的，股权的分散，降低了单一大股东对企业直接干预的可能性，使得股东、董事会、管理层的职责和权利界定得比较清楚，有利于公司职业经理层的稳定和公司的持续发展，因为面临更多的监督和压力，使职业经理层真正做到了对股东负责。职业经理人制度化，以及由传统的大小股东博弈后管理层执行转变为三者博弈的品形架构，使万科的公司治理透明、规范。

　　中国改革开放也不过20多年，在这较短的企业发展历程中，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目前还被创业者们牢牢地控制着，国有企业在资源垄断领域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控制地位，即使那些资源配置明显不足的地方国有企业，在转制成为民营企业的同时，控股权依然掌握在个人手中。而花旗集团、通用电气、沃尔玛、微软等美国超大型企业，股权却高度分散，最大的机构持股也不超过6%。研究世界企业500强，我们可以发现，股权分散是其显著特征。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大型企业里，像万科这样实施股权开放，促进企业高速扩张，从而走到行业最前列的企业，却并不多见。　　

7、深圳的底气、深商的精锐——深圳的私人创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么多年的风雨历程中，深圳能够成功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坦然面对一个又一个挑战，始终保持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么一大批生机勃勃、市场竞争能力强的民营企业，这是深圳的“底气”所在。

——深圳市市长 许宗衡

80年代，百万民工如潮水般涌入深圳，上演现代版“出埃及记”，本来毫无商业经验、与现代工商业几乎注定无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深圳找到了自己的商业“圣地”。他们胼手骶足，筚路蓝缕，在流水线上，在写字楼里，在建筑工地，在临街商铺……，接受现代商业文明的洗礼。随后，文人经商，官员“下海”，科技人员怀揣一纸研究成果，前来深圳淘金、创业。直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创业欲望最强、商业气氛最浓的现代商业都市。

截至2006年6月底，深圳市民营企业数量已达16.6万家，占全市企业数的72％，全市拥有个体工商户38.6万户，同比增长107.8％。深圳市民营经济运行分析报告预计2006年全年，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400亿元，占全市比重27.3％。近百家民科企业产值过亿，民营企业已成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深圳民营科技企业在数量、规模、质量等方面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发展速度比较快，成为深圳科技实力的一面旗帜，并且已经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成熟的良性发展时期，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深圳的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全市科技研发人员40％以上集中在民营企业，64％的民营科技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创造的产值占深圳民科企业总产值的88％。深圳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兴等，软件领域的金蝶、腾讯、金证等，生物工程领域的科兴、海王、赛百诺等，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邦凯等，医疗器械领域的安科、迈瑞等。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莫过于在充分利用外资和不断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的同时，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大批本土民营企业群体。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在市场化和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拼杀，具有极强的原始创新冲动和生存竞争能力，他们所构建的雁形企业梯队和良好的企业生态，形成了深圳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原动力，构成了深圳独特的、难以复制的宝贵财富。

深圳民营企业何以能成为深圳这座城市的底气之所在呢？因特虎论坛有一篇佚名帖《深圳二十年之成功秘密》，对这个问题有生动的诠释，试摘录之，以为本篇之尾声，下篇之先导——

这里不管你是七尺男儿，还是玲珑娇女；不管你来自城市还是乡村；不管你曾经是强者还是弱势；不管你过去是辉煌还是迷茫，所有的一切，你都不得不将之置于脑后，新的起点，新的希望，靠你的打拼，才能逐渐呈现。所有人都得“站直了，别爬下！”

我们为什么来深圳？为什么选择远离父母、妻儿？为什么选择一个人在这座城市中苦苦挣扎？这里没有我们熟悉的朋友，看不到家乡的山山水水，无法品尝父母、娇妻烹出的可口饭菜，这里一切都是陌生，这里一切都靠自己打拼，辛酸苦辣、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人情冷暖，一切的一切都得我们自己默默忍受、独自承担。有泪，可以流；擦干，继续走！苦不苦？自然苦！累不累？当然累！然而为什么我们还是义无返顾来这里？为什么还要再坚持？为什么？为什么？！为了追逐我们心中的梦想，为了实现我们人生的辉煌！

从第一代移民的开拓到21世纪初的海归、高科技人才的进取，每个人都来到这块神奇的土地寻找自己心中的梦想。

袁庚来了，他想筹建蛇口工业区，他是深圳的拓荒牛，他要亲手播种一块试验田。袁庚行动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在全国引起轰动，由此也让人们有了深圳速度的概念。蛇口启动了，袁庚拉来了更多的寻梦者，他说“我是个冒险家，为了蛇口的改革，我从全国各地罗致了一批小冒险家。”蛇口成功了，袁庚圆了心中的梦。

王石在广州坐不住了，为了心中的梦想，1983年他从广州辞去公职来到深圳，虽然那年33岁，但是王石决心已定。来深圳一切从零开始，货场搬运、鸡料推销、司机、出纳，这些小人物做的工作王石做得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火车站的货场，王石领着临时召集的民工卸玉米包，75公斤一包重量的麻袋他同样在扛。卖饲料，做地产，组建万科，付出总会有回报，“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当年王石就是如此激励自己一步步靠近心中的梦想，如今万科成功了，王石的梦想也实现了。

深圳沸腾的局面，让任正非感到心动，他比王石晚了两三年来到深圳，但同样也是八十年代到深圳的，当时任四十多岁，任正非到深圳的头两年是在南油打工，之后开始创业，华为由此开始启动。任正非开始追逐自己的华为之梦，虽然当年由于 “十分幼稚，选择了通讯产品”，但是在任正非以“偏执狂”的执着推动下，华为在通讯行业中取得了龙头地位，而任正非的华为之梦也成为现实。

深圳是改革的实验田，是创业者的梦工厂，许多人之所以愿意放弃内地安逸的生活环境，之所以愿意从首都来到深圳，就是为了做点事情，为了“干大事”，海王集团总裁张思民正是如此。张思民1988年11月，他怀揣美丽的梦想，携妻离开了首都北京，离开了刚刚营造好的小家，那年他26岁。

来深圳之前，张思民的路可以算得上是一帆风顺。1979年，张思民高中仅读了一年，16岁便考进哈尔滨工业大学这座被誉为工程师摇篮的名牌学府，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连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1983年8月，他毕业分配到北京航天部207所从事军品的开发和研究。1986年5月，他调到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部。他的环境和工作条件让人羡慕不已。如果要寻求安逸，“中信”和刚刚营造的小家庭已经当然地诠释了寻常百姓式的“幸福”概念。然而张思民背靠大树不乘凉，他要走进阳光，他说“要太阳注视我”！ “要想干大事，还是要办自己的公司”， “到深圳去，那里改革的大潮正猛，是大展宏图之地”。1989年5月，26岁的张思民郑重地向中信投资部递了辞呈，同年7月8日，属于他自己的深圳工贸公司（海王集团前身）在蛇口石云村住宅楼里的3间普通民房里宣告成立。他以个人仅有的3000元积蓄作了投入，开始迈出了商海生涯的第一步，开始启动海王之梦。

当时张的工厂就设在深圳南山区一个偏僻的荒山上，全部的员工都住在山下一个招待所里。 “那时条件确实很艰苦，每天都得干十七、八个小时，累得连站着都能睡着。吃的就更惨了，公司没有食堂，只好大家轮流做饭，做饭都图省事，常常是一大桶面条合上油盐酱醋就是一顿。当时大家都是20来岁的小伙子，正是饭量大的时候，面条这东西水份大，饱也是虚饱，常常是刚吃过不久肚子又咕咕乱叫。饿得不行，有人就把加工剩下来的牡蛎，从壳上抠些残留的肉生着吃，结果拉肚子的人接连不断。”

关注所做之事而不愿在烦琐的人际关系对人的是非议论中浪费时间，成为一些移民创业者的动因。“金蝶软件”的创办人徐少春就是这样。1990年，徐少春与女友一起南下深圳，开始了希望之旅。1991年，一直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敬而远之的徐少春砸碎自己的铁饭碗时，8年的工龄换来的是360元的养老保险补偿金，随即他向岳父借了5000元买了一台286来编程序，开始创业，他给自己输入的创业“程序”是：只能进，不能退，坚持就是胜利。1993年，徐少春先生与美籍华人赵西燕女士合资成立金蝶软件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成功发布金蝶财务软件。如今的金蝶在十年多的打拼中在软件领域早已地位显赫，徐少春也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希望之旅。

九十年代，小平同志南巡之后，特区深圳的创业更是风起云涌。这之中，更诞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知名企业家。朱保国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例。1992年10月，朱保国来深圳办厂。朱保国与徐少春同龄，到深圳时朱保国29岁，与徐不同的是朱同几位志同道合者来深圳之时携有2000万元启动资金，然而即便如此，朱保国同样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考验。他所带来的1000万元修建厂房，1000万元用于购买设备、作流动资金。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银根紧缩。企业又一次面临资金困境，两个多月过去了，员工们的工资仍无着落，人心开始涣散。朱保国四处奔走，筹措资金，甚至以厂房和设备作抵押，以高息向私人借贷。一天的晚餐时候，员工们正在饭厅，嘀嘀咕咕地发牢骚。朱保国召集全体员工，给员工们讲了40分钟的话。他说了自己的梦想，说了公司的发展前景，说了目前的困境，说了同舟共济，说了一哄而散。最后他说：“在目前这种暂时的困难面前，何去何从，大家来决定，要散，我卖厂房，卖设备一分钱工资都不少地发给大家；然后我们大家承认失败；要留，我们只发生活费，勒紧裤带，坚持走出困境，我保证不仅不少一分钱，并且利息照发。”所有的员工都震撼了，大家默默地接过生活费，重新投入到工作中，企业又一次渡过危机。如今的太太药液算得功成名就，而朱保国的创业之梦也业已成真。

当朱保国92年来深圳之时，比亚迪的缔造者王传福教授还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王1990年从该院硕士毕业后，在该院301室工作，按部就班的历任副主任、主任、高级工程师，还曾带出过一批研究生。据说，王当时的主要兴趣是研究宝石，他甚至还出过了一本宝石方面的专著。在学院内工作了5年，王传福忽然发现作为自己研究领域之一的电池面临机会。当时要花2－3万元才能买到一部大哥大，而欲买者趋之若鹜。王意识到手提电话的发展对充电电池的需求会与日俱增。在他这个教授看来，技术不是什么问题，只要能够上规模，就能做出大事业。1995年2月，他在深圳注册了比亚迪实业。据熟悉比亚迪初创情况的有关人士透露，王传福当时一无所有，领着20个人就在深圳莲塘的旧车间起家，创业的250万元钱是表哥借给他的。但王从一开始就知道从哪里入手抓住机会。目前比亚迪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次充电电池生产商之一。

追逐梦想与学历无关，特区的八九十年代，对于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没有受过教育者来说同样充满创业的机会。所谓车走车道，马行马路。这里的代表恐怕非邱文钦莫属了。在深圳说起邱的名字，知道的或许不多，然而提到都都文具，则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的，尤其对于白领来说。是的，邱文钦正是中国最大的文具连锁王国－－都都文具的创办人，他是一个文盲，可他却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选准一条创业之路，利用别人的智慧为自己赚钱，文盲照样也能成为亿万富翁！照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1988年，刚刚兴起的打工潮几乎席卷了中国所有的内地城市，许多热血青年纷纷离乡去陌生的城市实现自己的梦想。邱文钦和哥哥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1988年年底，快19岁的邱文钦同哥哥在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好不容易借到了240元钱，坐上了开往深圳的汽车。兄弟俩先是在工地做杂工，后来凭来深圳前学到的手艺做木工活，再到俩人单独出来揽一些装修活，他们做得认真而辛苦。1991年冬天，机遇终于光顾了诚实肯干的邱文钦。这一年，邱文钦一个在深圳市东园路开名片印刷店的老乡因生意不景气，欲将名片店转让出去，转承费只要三四千元。经过一番市场调查，邱文钦大胆地将这个名片店接手承包了下来，和店子一起接过来的还有原来店里的２名员工。虽然名片生意并不如意，然而邱文钦发现到文具行业的潜在商机。1991年正是深圳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各种各样的公司、写字楼一家接一家地开。文化办公用品的需求量很大，文具市场前景广阔。1992年初，他将手中仅有7000元钱全部拿出来，用来批发一些新潮、适用的文具用品。此时，制作名片已退至副业，卖文具一跃成了主业。不到1个月，邱文钦所进的文具被销售一空，赚的钱也是以前的好几倍，邱文钦暗暗庆幸自己选准了路子。于是，他开始周而复始地进货、销货，慢慢地熟悉了文具这个行业，店里的货也越进越齐全了。到了第4个月，手中已有了2万多元存款的邱文钦为了扩大经营规模，他又将名片店隔壁的一间10多个平方米的发廊转租了下来，自己装修一新后，成了一间文化用品专卖店。如今的都都在文具行业已为龙首，而邱文钦不仅实现了个人梦想而且为更多底层的打工者树立了一个创业成功的榜样。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互联网的热潮从大洋彼岸传到中国，随着纳斯达克指数的节节攀升，随着雅虎、亚马逊等网络股飞速上涨，由此一场围绕网络的创业热潮在深圳掀起轩然大波。虽然随着网络泡沫的消退，一些网络公司销声匿迹，但是在这之中仍然涌现了一些知名的创业新秀。与早期创业者不同的是他们更年轻，具有更先进的信息技术知识。这其中以腾讯的马化腾为代表。

1984年，13岁的马化腾随父母从海南来到深圳。1993年从深圳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润迅公司，开始做软件工程师，专注于寻呼软件的开发，并一直做到开发部主管的位置上，这段经历使马化腾明确了开发软件的意义就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1994年进入股市使其完成了一次飞跃，为独立创业打下了基础。那时马化腾最精彩的一单是将10万元炒到70万元。“从1998年开始，我就考虑独立创业，却一直没想清楚要做什么，但创业的想法并没有起伏，我知道自己对着迷的事情完全有能力做好。我感觉可以在寻呼与网络两大资源中找到空间。” 1998年11月，27岁的马化腾创办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1999年2月，腾讯自主开发了基于Internet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腾讯即时通信（Tencent Instant Messenger，简称腾讯QQ）。经过三年时间的发展，到2002年，腾讯QQ的用户群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注册用户群，注册用户为1亿6000万，活跃用户5000万。腾讯QQ成为中国最大的即时通信服务网络。相比八十年代的创业者，马化腾就容易了许多，这或许也是深圳创业的新迹象吧。

邓国顺可以说是海归创业的代表。在1999年的春节聚会上，远在新加坡的邓国顺和成晓华想起了自己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想起了一段时间来困饶自己的一个难题。由于工作的需要，邓国顺经常需要将自己笔记本电脑的数据备份到台式机上，或者需要和别的电脑交换数据量比较大的文件和程序。当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用压缩软件将文件压缩或者分割，然后用软盘进行切换，但新加坡属于热带海洋气候，天气很潮湿，因此软盘很容易坏，而且容量小的问题很难克服。而移动硬盘又太大，而且使用寿命也不长。加上邓国顺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是外置软驱，常常在使用一半时需要用软盘，再关掉电脑插上软驱，并且走到哪里都要把笨重的软驱带上，非常麻烦。邓国顺从解决自己的难题为出发点，想到了做一款世人从未见过的移动存储器，一种更小巧，更稳定，容量更大的盘，邓国顺给他想了个名字，叫优盘。春节过后，邓国顺和成晓华回到深圳，在罗湖水产大厦租了一套96平米的二房一厅的套间，厅做会议室，大的一间房间做经理室，另一间做开发室和卧室，就是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下，朗科开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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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还有成千上万的王石、任正非、张思民、朱保国、王传福、邱文钦……他们挣扎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过得可能很苦，可能很累，然而他们从未放弃追逐梦想，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他日的辉煌，他们卧薪尝胆、他们披荆斩棘、他们奋勇前进。在这个移民城市中，他们是希望，他们是动力，他们是这个城市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