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引言：改革开放进行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广东、深圳一枝独秀的局面结束了。随着浦东的开发、大连的建设、重庆设立直辖市、北京申奥成功、一些新兴城市的崛起和很多老旧城市的复兴，中国的城市开始觉醒了。各个城市互不服气、互相攀比、互相掐架，从网络论坛的口水战到新闻媒体的有意炒作再到市政决策机构的沙盘推演，城市之间的竞争有如一场硝烟弥漫的战争。事实上已经有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21世纪的竞争实质上就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

然而，城市到底是什么？是逐城而居的市民们挑剔别人的阵地？还是封疆而牧的官僚们标榜政绩的领地？在我看来，“城市”二字的要害不在于“城”而在于“市”。偏离“市”的城市发展，必不能久远。现代城市文明相对于农业文明的优势就在于城市工商业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和商业交易无所不在，以至于每项社会产品都必须通过商业交易来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单个人独立完成最终产品的现象几乎不存在。分工很细，专业要求很高，市场交易频密，几乎人人都是二道贩子，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城市商业链中的一个环节……结果是形成了集约经营的、效率比农民单干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的规模经济。

广义上的“商业”才是城市的命脉。商业上的便利性，才是城市优越性的最基本的依据。

                                                               ——《我的深圳主义观》

 

1、城市化与现代化：现代城市的产业功能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如影随形的今天，对城市的理解力决定一个城市的发展远景和商业前景。

——2002年度因特虎深圳报告：《城市论争备忘录》

因特虎从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就立足从深远的意义上来理解城市。2002年，因特虎推出首份“深圳报告”：《城市论争备忘录》，其中，关于城市的种种论述迄今仍然值得引用——

早期的城市源于游牧部落和农业社会的“集市”。往往是一处交通方便、饮用水充足的所在，或者是部落与部落的交界处。先是有一些方便交易的简单设施，参与交易的人有“市”则聚、无“市”则散，城市的“市”道明了城市的早期含义。后来一些专门为方便集市交易提供服务的人和专门生产供交易的商品的工匠艺人在集市附近定居下来，“市”的规模不断扩大，交易与制造功能日益增强，筑城自卫就有了必要，“市”于是成了“城”。

集市交易和手工制造最初是附属并服务于部落经济和农业生产的，是后者的补充和延伸，后来渐次发展壮大，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由于工业革命及其以后一连串的技术革命，城市的交易系统变得十分发达，城市制造能力突飞猛进，城市生活环境也越来越方便和舒适。蒸汽机的发明使得火车、汽车、轮船取代了马车和纤绳，游牧部落的骑术连同马背上的族群一起淡出历史舞台；纺织机的运用淘汰了所有的家庭纺织业，描红刺绣的手艺仅仅流传在特色商品的生产厂家里；煤炭、石油、核能、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使欧洲城堡因为木材不足而冻死人的惨剧永远成为历史故事；电报、电话、电子传媒的发明和应用把庞大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类生存经验上下传承的次序改变了，年轻人可能比自己的长辈更懂得在城市中谋生的诀窍；新技术把垃圾都变成了可用之材，乡村不再是新材料的来源地；生物工程把农业也迁移到城市，即使在郊外的农场，那里的农业生产也是按照工业生产的模式来进行的；人气稀薄的乡村甚至不再是城市产品的主要市场，古色古香的乡下农舍可能是个不错的周末度假胜地，但再也不是我们世代聚居的家园。精心打造的城市及其近郊才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场所。

与上述西欧商业城市发展之路大异其趣的是，中国古代城市一直遏制城市的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以便确保各个城市始终处于封建君主和官僚机构的掌控之中。自秦汉始，豪强地主政权为了自己对土地、地租和农业人口的绝对控制权不至受到新兴工商业主的挑战，推行重农抑商、打击工商巨子的政策，只允许经营小商铺、家庭作坊，规模稍大的手工工场都收归官营，盐、铁等可能快速积聚财富的行业更是全部由官府专营。

由于城市的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因为人为遏制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作为政治中心而存在，城市文化服务于政治、城市经济也服从于政治，小城镇可能有集市作用，大城市完全是消费性的而不是生产性的。这类消费性城市的日益坐大和官营工场的低效率，大大推高了农村经济的经营成本。地主官僚机构的日趋臃肿和依赖各种地租生存的城市寄生人口的日益膨胀，终于使城市成为小农经济不堪重负的累赘，走投无路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以暴力的方式毁灭城市中庞大的官僚机构，用战争手段消灭剩余人口。新政权未必更好，但是肯定更小。

这里边就隐藏着千百年来中国王朝不断更替而社会形态却没有明显改进的历史秘密：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受到遏制的城市无法产生新兴的社会阶层，当然也无法衍生新的社会形态，城市始终作为农村经济的附庸而存在，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领导过农村；小农经济需要一个强势的城市政权，但是农民没有办法控制消费性城市机构与人口的恶性膨胀；城市扩张规模与乡村给养能力不足的矛盾最终只有依靠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来暂时缓解。

有人曾经运用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来研究过中国农民起义周期与人口增长周期的关系，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但是大的农民起义周期与官僚机构、城市人口的膨胀周期有惊人的一一对应关系。这表明中国的农民起义并非如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与城市消费人口、城市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膨胀速度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而城市消费人口、城市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膨胀速度比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还要快，这就是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论认为不应该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却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而当社会总人口与社会总资源矛盾激化论认为应该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却由于统治当局采取了改革措施削减城市支出减轻农民负担而缓解了农村危机，使得农民起义往后推迟了。

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遏制城市交易功能和制造功能的局面不能改变，中国的农村就没有出路。换句话说，发展中国城市、完善城市产业功能才是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最终得以彻底解决的根本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城市发展要与千百年来的旧思路彻底决裂，走另外一条全新的路。这条全新的路，近代上海曾经摸索过，深圳则在上个世纪末才开始尝试。

 

2、深圳成为一个伟大商业城市的天然条件

香港开埠以前，只是南中国一处寂寂无名的边陲之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人相继来到香港发展，其中包括一些时至今日仍活跃於本地的商行。当时，有人认为这蕞尔小岛前景黯淡，力主放弃。不过，对建立殖民地具有丰富经验的英国人，却对香港充满信心。

——香港旅游发展局

2005年，深圳开始制订第二个25年的规划——《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前25年太匆促了，深圳人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否能够长久承载自己的远大梦想，就一路狂奔，走到了今天。现在，深圳人有闲暇也有余力来思考和谋划这座城市的未来了。在向公众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因特虎多次参与讨论，关注的焦点逐渐集中在：深圳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伟大城市的先天条件？如何因应这些条件作出有利于、至少是无碍于深圳成为伟大城市的规划？

众所周知的是，近代工商文明首先是在珠三角落地的，但是近代中国工商业中心不是在广州，也不是在香港，而是在后起的长江出海口——上海。2001年，《北京青年报》记者汤正宇发表的那篇《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谁是中国未来“经济之都”？》的报道之所以能把雨打芭蕉的城市比较变成一场城市论争的狂风暴雨，就是因为文章直指“珠江虎”不敌“长江龙”，中国经济重心正在北移上海、北京。再联想到“九七”回归以后香港的颓势，深圳证券交易所停发新股后的彷徨，人们不禁要问：珠江三角洲是否天然不具备产生伟大商业城市的条件？深圳是否仅仅是特区政策背景下昙花一现的商业奇葩？深圳到底有无成为伟大商业城市的天赋条件？

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通畅、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而无便捷通畅的腹地，虽然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器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形同摆设，而象盐田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不仅是当地人的口福，而且是新型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的绝对优势；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绝无“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已经是昭然若揭的趋势。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在长期过度开发之后，地力尽耗，草木不长，水源枯竭，风沙肆虐，已渐渐不适合人居。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惟有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狭长地带，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有富裕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故今日之深圳，不同于昔日之香港、广州。怀万千新锐移民之梦想，挟现代工商文明之利器，拥亚热带山海地理之便、之利、之美，前有香港导师首开风气，后有岭南文化悦纳包容，深圳作为一个伟大商业城市的先天条件优越绝伦，后天条件也基本具备。前25年，深圳“一夜城”的商业奇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的；后25年，正当厉兵秣马，精进直击，岂可妄自菲薄，作茧自缚？

由此看来，《深圳2030城市发展策略》要求深圳以25年为期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做中国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的先行者、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的排头兵、深港交流和区域合作的推动者、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领跑者，绝非张狂的臆断。

 

3、袁庚的招商局和李嘉诚的和记黄埔，东、西斗法，如双龙戏珠，不仅打通了深圳的出海口，而且共同成就了深商的“海上霸权”

中国地理学会海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田汝耕在接受深圳媒体采访时曾说，港口兴城、港口兴国，是日、韩等国家工业化的成功道路。在日本和韩国，一个港口就带起一大片临港工业，形成一个大的制造中心和经济中心。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和赖户是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四大经济中心，韩国的汉城、神川和釜山成为国际性的制造基地，也是依托港口发展起来的。田汝耕说，我去日本参观，看到建在码头上的一个相当于中国一个鞍钢和两个攀枝花规模的大钢铁厂，一端是一艘20万吨的铁矿船和一艘万吨煤船，这些原料都是从国外海运来的；另一端也是用船装载着的经过冶炼处理的钢材，出口到世界各地。世界的廉价物资和日本的优质产品就这样通过码头生成并和世界联结起来。深圳东部港口水深16米，差不多是世界最深的港口；西部的蛇口、赤湾、妈湾港，处在珠江入海口，却不淤积。深圳港口水深条件可停靠8万吨的巨轮。深圳港航资源国内少有，发展临港工业条件优于上海。

 

由晚清洋务运动首领李鸿章创办并亲任董事长的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在与西方船商的竞争中曾立于不败之地，是近代以来硕果仅存的大型民族企业。招商局的第29任掌门人就是袁庚。袁庚主掌招商局以前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叶飞考察过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内的许多著名港口。1979年，由袁庚建议并由招商局投资的蛇口开发区把兴建蛇口港作为首项重要工程。

当时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深圳湾是一个潜水湾，水深不足3米，近岸是一片淤泥漫滩，退潮时，淤滩长达千米。在这样的烂泥滩上能否建深水港？即使深挖十几米，也很难保证不回淤。

袁庚等人极力争辩：珠江含沙量少，而且因为地球的自转，有东冲西淤的倾向，而蛇口港在珠江入海口东岸，因此，港池、泊位挖深后，不会造成严重的回淤——目前的淤泥漫滩，乃地球或珠江有史以来的历史总遗作。

为什么袁庚执意兴建蛇口港？事后他在一篇论述国际海运形势的文章中解释说：“人类史上第一次的航海实践证明地球是圆的。航运的发达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商品的流通，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而中国在郑和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再也没有类似郑和船队在海洋中乘风破浪参与世界贸易竞争……，航运的盛衰固然有其本身规律与条件，但有良好集散作业的港口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假如一百多年前，英国人占据香港岛屿，与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是同样的浅水海湾，只适合当时帆船进出口的话，我想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蛇口港最终获准于1979年7月兴建，不到一年即竣工。1981年11月20日，香港至蛇口的首班飞翔船抵达蛇口港。接着来自菲律宾、新加坡、挪威的货轮陆续抵达，深圳经济特区创业伊始80%的建设物资运输都由蛇口港承担。1983年，苏格兰出版的航海图上，为蛇口港留下了一席之地。显然，与国内的同行相比，国际航海界更为敏感地预感到了蛇口港的美好前景。

但是，蛇口港的条件确实不是深圳最好的。即使1991年，蛇口集装箱码头问世，水深达16米，可停靠10万吨级巨轮；即使继蛇口港之后，招商国际又兴建了赤湾港、妈湾港，港区海岸线总长11000米，集装箱通过能力达1080万标箱，泊位总数达到22个，整个西部港区也不敌深圳东部一个盐田港。除了港口较浅、淤泥较多以外，西部港口的海轮须经香港马湾水道，由于马湾水道狭窄，水流较急，近岸有明礁、暗礁、旋涡，航道经咸汤门时需90°急转弯，船舶操纵困难。香港政府为了保证通航安全，采用了强制引水限时通航及大型船舶不准夜航等一系列管制措施，使得航道通过能力受限，而香港方面的收费也加重了西部港区的成本负担。直到铜鼓航道开通以前，这些劣势将难以克服。

东部开发、建港，袁庚不是没考虑过。招商局来深圳搞工业区时，曾有三个选址方案：沙头角、蛇口、大鹏湾，袁庚首先考察自己的故乡大鹏湾，因为那里无路、缺水，基础条件实在太差，才不得不掉头西向。之所以放弃沙头角，也就是盐田港区，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当时梧桐山屏障不可逾越也是主要原因。

在深圳东部，大鹏湾是中国南海自然条件最好的深水港区。大自然赐给了深圳一笔天然财富，就是大鹏湾畔的盐田，九径口至正角咀约6公里的海岸线，水深16米左右，是一个能够建设停泊万吨巨轮码头的地方。这里不回淤，不结冰，前边有小山拱卫着，可以避风，真是建设大港的绝好地方。据说，当年在盐田的三洲田举行庚子首义的孙中山先生，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就曾谈到，要在盐田这个地方建设中国南方大港。

1985年，深圳市成立东鹏公司，专门负责建设盐田港。1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建成了从1000吨到5万吨的泊位和集装箱专用泊位，还建设了疏港铁路、疏港公路、梧桐山隧道，扩大了港口的腹地，装备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港口专用设备，但是资金投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港航界巨头李嘉诚曾有意参与蛇口开发，遭到袁庚婉拒之后，转而开始向深圳东部寻求商机。1992年7月31日，李致信深圳市政府表示愿意投资盐田港。1993年，东鹏与和记黄埔合资成立深圳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深圳方占30%，香港方占70%，合作50年。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盐田港成为李氏旗下大港。1997年，和黄集团参股梧桐山隧道管理，享有30年收费权，扼深圳东部交通之咽喉，完全取得了深圳东部港区的控制权。

这样一来，就深圳港区形势而言，如果说深圳的形状如同一只展开双翼的大鹏，则西翼港区为招商局集团所控制，航线集中于地中海、欧洲等地；东翼港区为李嘉诚和黄控股所控制，航线集中于美国西岸，这是目前航运界最热门也是利润最高的一条航线，加之盐田港区天赋条件更好，东翼港区渐趋强势。或许是为了均衡各方，以利于竞争，深圳乃将另一重要港口——位于珠江口的大铲湾给了香港九龙仓，规划中的深圳大铲湾港区总投资达150亿元，集装箱码头最终设计能力将达1000万标箱，接近深圳港现有的吞吐能力。

深圳港是从散杂货运输起步的，20多年来，深圳港码头建设累计投资260亿元，先后建成蛇口、赤湾、妈湾、东角头、福永、盐田、下洞、沙渔涌、和内河等9个港区，共建成500吨以上的泊位13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47个、集装箱专用泊位15个，设计综合吞吐能力7000多万吨。深圳港已形成了覆盖世界12大航区、各主要港口的国际班轮网络，国际航线数量、航班密度、集装箱吞吐量、操作效率等，均居全国前茅。深圳港在世界港口中的排名也频频更新。2003年，深圳港气势如虹，连超高雄、釜山，成为世界排名第四的集装箱大港，紧追上海，并大有超越上海港的势头。

曾经参与领导深圳港区建设的周溪舞在回忆深圳港区发展史时感叹：“我曾到欧洲参观过几个港口，去过德国汉堡港，坐船在港区转了一圈，但见海岸吊车林立，各国货轮密聚。我曾想过深圳也会成为一个港口城市，但我从未敢想，深圳港有一天集装箱的吞吐量会超过汉堡港。我还去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欧洲国际大港。现在，深圳港集装箱的吞吐量都超过了它们。”

向国际化、规范化、现代化的目标看齐，这是深圳港口迅速发展的重要成功经验。深圳港在短短20多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与其在全国率先引进外资参与港口的建设和经营的创新举措是密不可分的。目前，深圳市大型港口企业，如盐田国际、招商港务、赤湾港航、海星港口、蛇口集装箱、赤湾集装箱码头等，均为中外合资企业。深圳港口已呈现独资、合资、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并存、各种形式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各大港区的成功实践证明，中外合资建设经营码头，不仅能引进大量资金，而且能引进先进管理技术、经验和人才，使企业能够按国际惯例运作。譬如，以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为首的一批码头企业，积极推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运用国际先进港口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投巨资购置现代化装卸设施，建立先进的电脑化管理、操作系统。目前，各专业集装箱码头公司无论装卸效率还是经营管理手段，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事实上深圳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香港，深港间港航业的合作早已破冰，并在资金、建设、营运、人才、管理和科技信息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以深圳盐田国际、蛇口、赤湾三家专业集装箱码头为例，外资占66％，其中港资占绝大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深圳港是世界最大集装箱港口——香港港口的延伸。

 

4、十年磨一剑，深圳空港终于与深圳海港一道，两港齐飞，为深商崛起赢得了不输于香港和广州的“空中优势”

 

深圳机场的场址是一个“不懂航空”的工程师“在一张印有深圳地图的图板上，趴了整整一个星期”才选定的吗？这与其说是一桩“公案”，毋宁说是早年间深圳重大问题民主决策的一段佳话，深圳经济的“空中优势”就是普通市民和开明官员共同争取来的。

根据美国的帕森斯—洛克希德国际合作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圳机场的规划是：第一期工程按中型机场规模要求，可起降MD-82、B-737、三叉戟等客机；第二期加长跑道，达到当年香港启德机场的水平；第三期再加一条跑道，达到当年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水平。

坊间一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深圳机场的场址是一个“不懂航空”的工程师“在一张印有深圳地图的图板上，趴了整整一个星期”才选定的。一篇名为“深圳机场定址福永始末”的报道写到：18年前，一位与民航毫不沾边的人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最后深圳市政府改变了常务会议的决定，将深圳机场“搬”到了现址（福永）。这个人就是原深圳市城市规划局工程师——董日臣。

据董日臣说，当时选址的情况，他所在的规划局并不知情，他本人对机场选址也并无专门研究，但当深圳河口、西乡、沙井长堤三个备选方案方案公布后，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大事。他仔细研究了三个方案，觉得三个方案都不行。深圳河口方案离城市太近，长堤方案离城市太远，西乡方案“端净空”条件不好。于是董决心根据收集到的资料，自己提出一个方案。他在一张印有深圳地图的图板上，趴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在福永找到了一块长4公里、宽2公里的地方。

“这块地方场址开阔，净空良好。地处海滨，云雾很容易吹散，能见度要好些。西侧有宽阔的海面，既可供飞机紧急着陆时用，又可填海建第二跑道。还有，风向有利于飞机迎风起飞，地块与城市规划矛盾少，并可为将来城市向西发展留下空间，来往交通又很方便。”董日臣说，那时有广深公路（107国道）相通，现在的广深高速也在规划当中，对未来机场客流疏散很有利。

兴奋不已的董日臣很快将双跑道设计图以及“端净空”、“侧净空”等条件，一一画在图板上。完成这些工作后，他马上找了深圳市领导。但当时特区建设千头万绪，在争论较大、意见不统一时，机场选址暂告搁浅。谁知这一搁就是4年多。

1987年6月3日，已调任深圳市房改办负责人的董日臣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经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深圳机场选址白石洲。他急了，白石洲就在深圳大学旁边（当时深大已建成使用），这样深圳大学还办不办？机场怎么又“跑”回到城市里面来了，噪音问题怎么解决？为了人流进出特区的简便就把场址选在特区管理线以内，这与机场选址的基本原则相比，简直是“本末倒置” 。董日臣于是拿着报纸找到当时的规划局局长说：“这等于是让人家说深圳没人（才）！”情况反映到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那里。李灏决定，组织全国专家论证。结果，专家一致赞同福永方案。1988年，福永作为深圳机场的场址被正式确定。

对于这样一个流传，当年负责机场筹建的深圳有关领导周溪舞在最近撰写的回忆文章中称：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周回忆说，早年特区建设一日千里，但是深圳人坐飞机还要跑到广州或惠阳（平潭机场），很不方便。于是，深圳有了建机场的想法。1982年初，深圳将筹建机场的相关报告递交给国务院，但在深圳建机场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的问题，包括与空军、港英当局等一系列的关系，报告递交上去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批复。直到1984年，机场筹建办公室才得以成立并着手开展以选择场址为重点内容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咨询公司和筹建办对深圳及临近地区的社会经济现状、发展规划等进行了一系列综合调查，搜集了深圳地区的气象、地形、地质资料，分别对后海湾、黄田、长安、黄阁、内伶仃岛、同乐村等6个场址做了调查研究。经过初步筛选后，重点研究了后海湾和黄田场址，于1984年9月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5年3月，有关专家从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进行比较论证。由于后海湾场址位于深圳与香港新界之间，位置适中，货运方便，场址在特区管理线以内，多数人认为此地应作为第一方案优先考虑。同时，当时香港启德机场业务已经饱和且没有扩建条件，而香港新机场场址研究了十几年还未定下来。选址后海湾可以深港合建机场，共同使用。

不过通过广州民航局与香港民航部门沟通后，香港方面表示不赞成。筹建办放弃在后海湾的计划，决定选择黄田。这里不涉及和港英的地界问题，地域广阔、净空条件好、噪声影响也不大、供水供电都容易解决。1985年3月，经市政府讨论同意，把机场场址定在黄田。但此后有人对黄田场址提出质疑，主要认为黄田场址有两大缺点：一是位于特区外。按照当时对特区管理线的设想，管理线内外在人员进出、货物税收等方面是有很大差别的。二是黄田在海边。地表有很多淤泥，施工困难，建成后机场跑道容易变形，影响飞机起降安全。因此不赞成机场选址黄田，并提出后海湾、白石洲、羊台山等场址。很多人倾向于选在白石洲。

白石洲场址方案提出来以后引起很大反响。民航部门首先表示不赞成。专家们也都不赞成在白石洲建机场，有一位英国专家说，在白石洲建机场，等于把“野牛牵进瓷器店”。论证花了很长时间，迟迟定不下来。

1988年1月1日至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到深圳检查工作，他提出亲自去几个备选场址察看。于是由周溪舞陪同李鹏一起坐直升机去察看。直升飞机从南山区的中海直直升机场起飞，首先向羊台山方向飞去。当飞临羊台山上空时，看见下面阡陌纵横、村庄密集，电线、道路密如蛛网，有着丰富电力工作经验的李鹏说，建机场跟建电站一样，最怕的就是搬迁移民，耗时费力又费钱，后遗症又多。看完羊台山后，直升机又飞向白石洲方向，从机上望下去，这一带海岸线很美丽，城市建设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李鹏总理说，这里还是留给你们搞城市建设吧。他认为在这儿建别墅区比建机场更合适。然后又向西乡方向飞去，看了福永、黄田，直到珠江口才转回来。察看完毕，李鹏指示随行的丁关根在深圳主持会议，听取、论证各个方面的意见，并明确表示，深圳机场是由深圳筹资兴建的，机场场址最后还是由深圳市定。

市委书记、市长李灏曾问周溪舞，在黄田建机场，处理淤泥的技术、建成后跑道的质量、飞行安全等问题能不能解决。周回答说，根据水电部长江葛洲坝工程局在葛洲坝工程中的施工经验，把跑道底下的淤泥挖起来，然后填上花岗岩石头夯实就可以了。因此，跑道质量和飞行安全都有保证。李灏认为，既然这样，那就还是定在黄田吧。至此，深圳机场选址问题的论证画上了一个句号。

周溪舞在回忆录中还回击了关于深圳机场当初只是按照中等机场设计，缺乏长远规划，以至后来不得不多次扩建的批评。他特意提到，场址确定以后曾对机场可行性研究组织招标，结果在6个国家的13家公司中，美国的帕森斯—洛克希德国际合作公司中标。在对黄田场址附近多年的台风、地震、潮汐、地质地貌、四季风向变化等技术条件及机场客源、市场增长情况等经济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后，帕森斯—洛克希德公司于1986年6月完成了深圳机场可行性研究报告。

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深圳机场计划当年年底动工，用3年时间初步建成通航。具体实行“一次规划、分期建设、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建设方针，即一开始就把深圳机场作为一个大型机场进行规划。但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财力以及航空运输量的实际增长情况，分期进行建设。计划第一期工程按中型机场规模要求，可起降MD-82、B-737、三叉戟等客机；第二期加长跑道，达到当年香港启德机场的水平；第三期再加一条跑道，达到当年德国法兰克福机场的水平。

1988年5月，深圳市成立深圳机场建设领导小组暨深圳机场公司，12月28八日，举行了深圳机场奠基典礼。1991年12月，深圳机场通航。深圳机场自开航之日起。客货流量便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一个奇迹。如今，深圳机场已成为国内第四大空港。根据国际机场管理协会(ACI)公布的统计：2004年，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第81位，货运量排名第37位。

今天，在珠三角相距不到200公里范围内云集了五大机场，真正对深圳机场有冲击力的是新白云机场及香港机场。前者是民航总局确定的国内大型枢纽机场，是华南地区航空客运中心；后者有发达的国际航线和丰富的机场管理经验。深圳机场是国内惟一集空、海、陆三位一体并可采用过境运输方式的空港，深圳机场有做南中国客运门户机场和货运枢纽机场的比较优势。深圳机场历史投入总额仅40亿元，而香港新机场为600亿港元、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200亿元，投入产出比深圳机场是最好的。深圳机场的地理位置价值高于香港新机场。有专家称，如果天空完全开放，那么香港新机场连收回投资的可能性都没有。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香港机管局积极谋求深圳机场的股权，以便“香港主外、深圳主内”的航线分配得以继续，这与当年香港拒绝与深圳合作建设机场的的情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然，从吸收香港机场的管理经验来看，这种参与对深圳机场来说也不无好处。目前，深圳机场正积极争取国家开放货运第五航权，并以效益更好的货运中心抗衡白云机场“名惠而实不至”的客运中心。深圳市将海港、空港作为深圳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的“两港齐飞”战略不会动摇。

 

 

5、深中跨海大桥和龙华新客运站的建成，将奠定深圳的区位优势，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交通地理将从此改观

 

京广深、京九、沪杭福深3条辐射力极强的跨区域铁路干线都将在深圳总汇，再加上横跨深中大桥的沿海铁路、高速公路，深圳在中国的铁路交通网上将成为比广州更重要的铁路枢纽，深圳在中国高速公路交通网上的地位也将丝毫不逊于老牌的岭南中心城市——广州。

 

如今驾车飞驰在深南大道上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最初的深南大道仅有短短的2.1公里，更不会想到与绿树红花并生的大道，当年只有7米宽。

　　1979年，新成立的深圳市作出了以罗湖为中心向东西两方发展的决策。然而由于地理因素，罗湖以东的发展空间受到很大限制，发展重心理所当然落在罗湖以西的上步区(即现在的福田区)。

要想富，先修路。因为没钱，原计划从深圳修到南头关的深南路，压缩为蔡屋围至上海宾馆间长2.1公里、宽7米的柏油路，这便是“第一版”的深南大道。

特区成立之后，深圳开始进行城市规划，城区设计了3条主要道路，即现在的深南路、北环路、沿河路。当时人们对特区到底要建多大、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见解并不一致。　　当设计部门提出路面要修50米宽时，激起了巨大反弹，可谓石破天惊。因为在当时50米的路宽在其他大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修来是资源浪费嘛。”怀疑、非议之声不绝于耳。

但是主张深圳要“大规划、大建设、大发展”的“莽汉”梁湘在考察国外城市规划后力排众议，不但守住了50米，最终还更“大胆”地在总体规划里把深南路的宽度敲定在60米。他还作出了在全市主干道两旁留出30米绿化带、次干道留出15米绿化带的决定。按照他的意见，有关部门在规划深南路上海宾馆以西段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作将来建设轻轨之用。这些先见之明让后来的深圳受用无穷。

不过，在如今的深南大道东段有些地方的路宽只有50米。原因就是大家在争50米还是60米的时候，有一批建筑已经按50米宽的规划在路边建成了。

　  原深圳市国土局总规划师郁万钧回忆说，当年争论深南路到底要修多宽这个问题，其实争论的对象已不仅仅是一条归类于“三通一平”的大马路，更多隐含着的是当时大家对整个特区发展战略、方向等观念上的碰撞和思考。

　　1984年郁万钧刚到深圳时，感觉深南路真宽，车不多，显得空荡荡的。真是有点担心什么时候这条路才能热闹啊。

时间很快证明了一切，短短几年内，来深圳的作家已经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深南路了。难以想象今天的深南路如果宽度只有30米，我们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看着深南路，感受最深切的一点就是：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有一个具大智慧、大气魄、目光长远的决策者，该是何其有幸。

 

然而，与深圳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建设康庄大道的壮志豪情形成鲜明对照的事实是：深圳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偏远之地，是中心之外的边缘。

当初选择深圳建特区，一部分人支持她，是因为深圳离香港近，离资金、市场近，离现代文明近；另一部分人容忍她，就是因为深圳地处偏远，又是个小不点的地方，搞搞小试验也无大碍。彼时人们来深圳，就象投奔异国他乡，长途汽车，长途火车，多次辗转，一路颠簸，跟五月花号上的美洲移民何其相似乃尔。

应该说，早期深圳地理上的偏远对襁褓中的深圳商业文明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倘若不是这种山高皇帝远的地理条件，深圳改革开放所遭遇的阻力可能会更大，大到她不堪承受。联想到中世纪威尼斯城只能在海上险滩中立足、发展，方才得到欧洲大陆庄园主的容忍，深圳早期的情形与一千多年前的威尼斯又何其相似乃尔。

随着深圳奇迹般的崛起，深圳的影响力、辐射力不断增强，深圳的中心地位日益凸显，只有一条107国道、一条高速公路、一条广深铁路、人们进出深圳总要经过广州中转的落后陆路交通状况就不得不面临彻底的改变了。

然而，一直以来，广东省在做全省经济规划的时候，广州依然被视为珠江三角洲不可挑战的“中心”，深圳和珠海只是两个“基本点”，全然不顾香港在整个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全然不顾深圳经济对全国经济的影响与辐射。广东省的道路交通规划始终围绕广州这个“中心”来展开，很少设身处地的来考虑深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把平原地区几何中心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农业文明思维模式根深蒂固，根本不会认识到海洋在现代工商业文明中的重要性，根本意识不到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重心已经由内陆城市移至近海城市。

上海何以能取代北京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香港、深圳何以能取代广州成为珠三角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这样的问题，没有人去思考，不愿意去思考，怕有人去思考。

闷局一直维持到2003、2004年。在横跨珠江口海域的港珠澳大桥备选方案出台时，深圳民间和官方的压抑情绪终于集体爆发，深圳人强烈支持“双Y”方案，强烈要求未来的港珠澳大桥应该留有连接深圳的节点。其实，深圳并不缺乏联系香港的通道，深、港之间走已经在建的西部通道比走港珠澳大桥要便捷得多。深圳争的是连接珠江西岸的通道，深圳人希望借助港珠澳大桥“跨江击刘表”，打通向西辐射的路径。深圳人对港珠澳大桥的冀望，实际上是深圳人不甘于被局限于珠江东岸、希望改变深圳被广东省交通规划当局“边缘化”的情绪表示。所以，当港珠澳大桥最终以“单Y” 方案胜出，明确在深圳无节点之后，深圳人迅速抛出了替代方案：深中大桥方案。2006年“两会”期间，因特虎以民间智囊方式协助深圳致公党提出建议案：在深圳和中山之间兴建跨江公路、铁路双用大桥，不必绕道广州，直接沟通珠江两岸的经济联系。

事实上，在《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04—2030)》中，中山和深圳之间本来就有一条细细的虚线。深中跨海大桥早就是广东省中长期规划中沿海高速公路的重要连接线。深圳致公党的提案旨在再次引发对深中跨海大桥的关注，以尽力推动深中大桥在2007年之前立项。

有专家认为，深中跨海大桥和深圳龙华新客运站相辅相成，将奠定深圳在珠三角的区域优势地位，不仅深圳关内、关外的区隔将被打破，珠三角以广州为中心的交通地理面貌也将彻底改观。

选址龙华的新深圳客运站将既是深圳地铁3号线的接驳点，也是6条铁道干线、支线的交汇处，广深铁路及准高速、广深港客运专线、广深城际线、杭福深客运专线、平南、平盐铁路都将在深圳龙华汇集。京广深、京九、沪杭福深3条辐射力极强的跨区域铁路干线都将在深圳总汇，再加上横跨深中大桥的沿海铁路、高速公路，深圳在中国的铁路交通网上将成为比广州更重要的铁路枢纽，深圳在中国高速公路交通网上的地位也将丝毫不逊于老牌的岭南中心城市——广州。

 

 

6、“莽汉”梁湘的远见卓识，108位工程师设计的“带状开发、组团式发展”城市空间结构，使深圳拥有了令其他“单中心城市”望尘莫及的比较成本优势

 

深圳河以南，包括因特虎讨论已久的河套地区，现在主要由香港方面管治，这里大片田地和山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深圳河套地区就相当于当年上海未开发的浦东地区。只要深港合作到一定阶段，政治隔阂消弭，城市规划达成共识，这片土地将为深圳真正升级为世界级一流城市预留宝贵的空间。假以时日，深、港的结合部将不再是两地互相防范的关卡，而将代表深、港两个城市共同发展的新高度。在深港河套地区的水田里，将立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一个城市经济规模扩大的过程，往往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而没有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仅仅是城市总量的增长，就不可能实现高效率的经济结构转型。随着城市的急剧发展，城市空间的规划战略之于城市发展的深远意义日益受到人们重视。伦敦的道克兰、巴黎的拉德芳斯，都是在战后大发展时期建成的ＣＢＤ，它们虽然都靠在老城边上，但由于能够分解城市的核心功能，直接增加最短缺的中心区的供给，就把整个城市的优势保持住了。而东京、汉城是单中心的城市结构，核心功能没有展延空间，结果经济发展导致中心区地价急剧上升，以房地产为主的经济泡沫不断增加。尽管人们今天比昨天更有钱，却不得不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以至于“迁都”成了近年来东京、汉城的热门话题。

中国城市规划师赵燕菁就拿北京和上海作过对比：北京是典型的单中心城市，城市中心无法迁延，旧城改造成本高昂，导致中央商务区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扬，因此城市营商成本快速上升。相比之下，上海开发浦东新区，实际投资并不比北京旧城改造的投入高，但效果却相当于再造了一个上海，得到了两个城市，而北京则只得到了半个城市，因为北京的新城要扣除掉被拆掉的那个老城。北京的城市投资收益差不多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这就是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选择带来的不同的城市经济效益。

对比北京与上海，深圳卓越绝伦。虽然26年来深圳经济增长非常快，产业升级速度也非常快，城市面临的地价上升的压力也非常强大，但是深圳中心区位的房地产价格一直呈平稳增长态势，没有大起大落，包括从香港转移过来的房地产影子价格都被深圳不断吸收消化，没有掀起大的风浪。从80年代，到90年代，到今天，深圳核心商务区的商务成本几乎没有过大幅波动。此中奥秘何在？在于深圳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市空间策略。

深圳一开始就同其他城市不同，她从罗湖和蛇口东西两翼同时起步。深圳城市中心不是像常规城市那样集中在一个点，而是分散在一条线上，深南大道可以近似地看作一个线状的城市中心，这样，城市中心区位的供给就可以线性迁延，新的中心区位在空间上可以沿着深南大道连续展开。即使城市规模膨胀得很快，城市结构升级换代很快，也无需面对大量拆迁。

最初开发罗湖时，深圳市政府就从地处罗湖的老宝安县城搬到上步，因此，罗湖的相当一部分压力被转到上步。随着城市规模继续扩大，早先的中心区（罗湖－上步）地价进一步上升时，深圳市政府开始再一次迁移——从上步转到福田，新的中心区开始形成，中心区土地的供给进一步增加；同时，由于城市中心职能离散于狭长的带状区域，深南大道的压力增大，城市轨道交通开始建设，东西带型方向的交通效率提高，时间距离压缩，分散的中心区功能开始像一个中心区一样运行。这使得城市的中心功能进一步加强。

当初108位工程师为深圳设计的这种独特的发展方式有效地延缓了深圳土地价格的上升。深圳的土地价格不像其他城市那样以中心区为核心呈放射状下降，而是沿着深南大道两侧纵深下降，深南大道东西向沿线的土地价格则非常接近，这为投资者和现有产业提供了较大的城市经济剩余，城市新功能的出现，很少需要以大规模拆迁为代价。深圳来自土地的收益，多年来一直大于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土地收益的总和。这并非由于深圳卖地的规模比这些城市大，也不是因为卖地的价格更高，而主要是因为用于拆迁赔偿的部分少。

即使特区内深南大道沿线土地潜力全部释放，深圳在今后仍有南北两大空间可以承接城市核心功能的升级与转移，完全可以应对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

一、二线关以外，宝安中心城可以向西展延，成为西部中心区；龙华铁路枢纽地段可以成为北部中心区；龙岗新城区可以成为东部中心区，这种网状组团式城市发展模式将大大提升深圳城市空间价值，足以承载1000万左右的城市人口。

二、一线关以外，深圳河以南，包括因特虎讨论已久的河套地区，现在主要由香港方面管治，这里大片田地和山地，几乎处于未开发状态。深圳河套地区就相当于当年上海未开发的浦东地区，深圳湾区相当于未来深圳的上海外滩。只要深港合作到一定阶段，政治隔阂消弭，城市规划达成共识，这片土地将为深圳真正升级为世界级一流城市预留宝贵的空间。假以时日，深、港的结合部将不再是两地互相防范的关卡，而将代表深、港两个城市共同发展的新高度。在深港河套地区的水田里，将立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杆。

 

7、深圳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是如何奠定的？

世界上工业结构正在进行调整，但是人类的衣食住行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常规工业只会改进，不会完全被淘汰和消失。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推行福利主义，人们过分追求享受，活要干得少，钱要拿得多，传统常规工业明显缺乏竞争力，日渐衰落，正在纷纷流向东方。而东方则完全有可能通过发挥自己的优势，凭借以先进科技改造过的传统常规工业为舞台，上演一出“后来居上”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1986年5月6日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袁庚开发蛇口就是为了在蛇口搞工业，所以蛇口开发区名字就叫做蛇口工业区。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为主”的方针：“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

为什么要以工业为主？袁庚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形成产业基础的问题。我们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是生产实践。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也就是说没有商业、服务行业、旅游和我们现在所讲的信息工业社会。第三产业的基础是第一、第二产业。只有坚持搞好工业，我们才能逐步奠定社会的百年基业”。

美国长期雄居世界经济实力排行榜之首，首先在于它一直执全球制造业之牛耳。正如一美国专家所说：“美国要生活好，首先要制造好”。日、德等国则以二战后大量技术发明为契机，实施“制造业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战后经济复兴和发展的奇迹。号称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也是从振兴制造业开始崛起的。它们曾在70～80年代紧随日本之后而享誉传统制造业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袁庚打造蛇口工业区是借鉴发达地区成功经验，真心实意搞外向型工业，把制造业出作为未来经济繁荣的基石。这一点与后来的罗湖开发以城市建设、房地产、商业贸易为主的发展策略是不大一样的。　

蛇口的工业是典型的临港工业，蛇口港的建设为蛇口工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不是蛇口工业腾飞的全部奥秘。

蛇口离香港极近，蛇口与香港的经济落差却极大，在蛇口与香港之间有巨大的获利空间。雄心勃勃的蛇口人把握了利差机会，不仅赚了钱，完成了制造业的原始积累，还“偷盗”了现代工商文明的“天火”，打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潘朵拉”匣子，这才是蛇口经验的关键。

袁庚的招商局当初准备扩大船舶修造业务，增加中流作业的能量。前者需要增设浮船坞，后者，需要增加驳船仓库，兴建集装箱码头，两者都需求的都是场地。当时香港，尺土寸金。香港中环的地价，每平方英尺15000元港币，价格之昂贵，仅次于日本东京的银座，郊区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亦在500元港币以上。而与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土地价格几乎为零。李先念大笔一挥就给了袁庚整个南山半岛，而袁庚核算了一下开发成本，只敢取其中的2.14平方公里。这种精明的企业行为与后来梁湘的“大特区”理念确实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引发的后果也大为不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先按下不表。

但是有了地，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吸引来投资。要把土地差价变成实际利润，需要胆识，需要商业智慧。事实上，蛇口基础设施完全建好以后，船舶修造业已经暗淡；1982年撒彻尔夫人访问北京之后，香港对1997的希望直线下降，房地产市场也开始萎缩。但是，袁庚和招商局迅速作出反应，终止拆船计划，利用优良的港口设施和工业区配套设施建设出口导向的新型工业区。袁庚的外事工作经历和招商局的海外业务经验开始起作用。经过游说，蛇口陆续引进美国、日本、英国、瑞典、香港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外资。蛇口外商协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袁庚由衷地说：“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前来蛇口投资办厂。祝你们发财。你们赚钱，就是我们的胜利。”外商很快发现，蛇口工业区的领导理解国际商业而且可靠、负责、诚实。国际商业惯例在蛇口得到遵循，迷人的公寓和别墅向外国经理人开放，一个新的“五星级酒店”就建在蛇口码头附近，蛇口人甚至还专门拨出资金为这里的外国孩子修建了国际学校。袁庚说，蛇口，美得象夏威夷一样！袁庚要把蛇口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袁庚要用最好的环境来悦纳来自西方的真诚投资者。他说，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外来投资者实行优惠政策，共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袁庚的魅力成就了蛇口工业区。袁庚之后，人们对于西方商业文明如此真诚的向往即使在深圳也很少看到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期，人们才在上海再次找到一点类似当年蛇口的感觉。

在共同信守的商业规则之下，外来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与蛇口的土地、内地的人才找到了结合点，各具优势的资源禀赋结合在一起，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投资者赚钱了，蛇口人也赚钱了，“蛇口模式”成功了。

蛇口模式有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蛇口工业区是由招商局这样一个企业来开发并经营的。企业不仅要投资商业项目，还要投资道路、港口、水、电、通讯、学校、医院等一切本来应该由政府来投资的、没有直接商业回报的社会基础设施，这就把企业的资金血液分流了，人为地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成本。然而，即使是在成本如此高昂的情形之下，蛇口依然做到了有利可图，这就使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的开拓者心里有了底：只要做好土地开发，搞好城市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一定可以吸引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

于是，两万工程兵开进了深圳，他们大兴土木，不愁收不回投资。商业楼宇飞快地建好，又飞快的租售出去，资金快速回笼。上步等工业区的标准厂房供不应求，急于寻找廉价土地和廉价劳动力的香港商人蜂拥而来，带来资金、带来设备、带来技术、带来管理、带来深圳最早的制造业。土地开发者赚到了高额的地租，外来投资者赚到了巨额的商业回报，内地打工者赚到了远高于老家的工资奖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后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给每个参与者都带来了丰厚的回馈。

香港和其他地区的商业模式本身在深圳也得到模仿和复制。很多外资企业的打工者、管理者受到现代工商文明的洗礼之后，茅塞顿开，自己也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他们开始寻求机会，创造条件，经商办企业，这些人就是深圳本土最早的一批工商业者，或者说，他们是深圳最早的本土商人。深圳纺织服装、家具、钟表、玩具、珠宝首饰、皮革、印刷、自行车等传统制造行业大都是这个时候起步的。今天深圳这些行业在全国的竞争力都是名列前茅的，在国际上也占有很高比例的市场份额，而且深圳本土商人在这些行业中的竞争力也日见其强。

 

8、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为何能够异军突起？

我们一贯理所当然地认为，历史进程的飞跃是由于某一个人找到了更有效的方法。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有效方法实际上只是为了适应更为贫瘠、严酷、更加难于利用的能源环境而找到的不同出路而已。蒸汽机的发明和利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学校教员讲起工业革命时总是说：有一天一位叫詹姆斯·瓦特的年轻天才正在他的车库或什么地方敲敲打打，忽然发明了他称之为蒸汽机的那个小玩意儿。全世界很快就知道了这个发明，于是一眨眼工业时代就轰轰烈烈地到来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希洛就已经设计了一台蒸汽机。只是因为希腊人有的是奴隶，并不需要蒸汽机来干活，因此它只是成了宫廷玩具。

现代蒸汽机最初是用来开采煤矿的。森林大量毁坏、木材燃料告罄之后，煤成为欧洲人的替代能源。为了获得新的煤源，煤矿在地下被越挖越深，因此井下通风以及如何把煤块运出矿井就成了很大的问题。17世纪的煤矿还面临着另一个困难。当煤矿挖到一定深度时，就碰上了地下水，于是人们又必然考虑排水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一个技术来解决。于是蒸汽机就应运而生了。一个叫托马斯·萨弗里的人于1698年获得了第一台蒸汽水泵的专利权。

蒸汽水泵不过是直接产生于新的煤炭能源环境的一连串机械发明中的第一个。蒸汽水泵的发明刚刚解决了采煤问题，马上又出现了一个同样棘手的问题：如何将煤运送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市场上去。用马车在陆地上运送十分沉重的煤不甚方便。英国当时的大部分道路还没有铺上路面，煤车的重载会在泥地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一到雨天就成了泥沟，根本无法通行。同时由于耕地奇缺，不能生产足够的庄稼来同时养活人和马匹，于是喂养运输马匹的费用就变得日益昂贵。为此人们发明了蒸汽机车和火车路轨来解决运输危机。与蒸汽水泵一样，蒸汽机车是人们用来对付新的能源环境的技术措施。蒸汽水泵和蒸汽机车同时为接踵而至的工业时代奠定基础。

                                              ——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制造业面临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升级。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转型，微电子、计算机、通讯设备等新兴制造业迅速崛起并与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而成了承载经济增长的两大车轮。1993年，美国重新夺回制成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经济恢复强劲增长态势。而日本因为创新理念和创新机制等原因，连连错失产业升级机遇，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日本公司入选世界500强比例连年下降，就连多年雄居榜首的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业”在1996年也终于让位给了美国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

也正是在此时，韩国、中国台湾抓住机遇紧随发达国家之后成功完成了产业转型（中国台湾成了美国之外的全球最大IT制造业代工基地），新加坡虽稍有迟缓但仍在产业转型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香港在80～90年代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后，忽视了对制造业的重视、转型和提升及对新兴制造业的培育，过多依赖金融、贸易、旅游、房地产等服务性产业，错失了提升制造业的时机。如今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香港已从1998年的第2逐渐降至2001～2002年度的第17（在最自由经济体中仍排名第1），中国台湾却从第6升至第3。

香港的失误在深圳得到了补救。90年代初，厉有为、李子彬主政深圳期间，冒着极大压力，限制并外迁粗加工业，鼓励、扶持高附加值工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渐渐集群化。后来“高交会”取代“荔枝节”，深圳招商方式全面刷新，产业升级日新月异，直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发展的一极。

大专院校少、科研力量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常规优势并不具备的深圳，却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突飞猛进，一骑绝尘，此举令外人惶惑，大为不解。深圳人自己也说是“异军突起”，潜意识中还是把高新技术产业列为另类，视为异常。只有深入了解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过程之后，人们才会明白：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既是应对世界产业革命浪潮的英明之举，也是因应自身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90年代以来，以低地价、低工资、低税收吸引制造业转移深圳的模式遭遇瓶颈。特区内工业用地不足，人工工资上涨很快，税收优惠政策到期或者将面临取缔，高水耗、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低端制造业无法继续给投资者、经营者、企业员工和当地政府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只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大家都满意。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兴技术如一场及时雨，恰倒好处地满足了深圳制造业对高附加值的渴求。不仅新兴电子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服装、皮具、家具、珠宝等传统制造业也鸟枪换炮，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焕发了新的生机。

需求，才是技术创新之母。正如本节引言中列举的蒸汽机的例子，即便希腊人公元前3世纪就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由于没有产业需求，这项发明只是个摆设。中国古代就发明了火药，但也只是用来做成鞭炮，放放烟花，没有形成近代那样的军火工业。受《第三次浪潮》一书的影响和美国硅谷的启示，早在1985年3月，很重规划的梁湘就邀请中科院30多位专家和管理人员来深，专门研讨制订《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工业园规划》，目标是在特区建立高科技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推动中科院及国内其它部门的科研成果产业化。但是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在90年代以后有了产业需求之后才起步的，并不是因为规划早，所以起步就早。今天内地很多高新科技产业园区，设想得很好，可是因为产业分工与产业衔接跟不上，科技园区只能用来养鸽子。

商业机制是技术创新之父。以计算机芯片为例。 芯片，信息时代最重要的基础产品之一，如果把石油比作传统工业的“血液”的话，那么芯片则是信息时代IT产业的“心脏”和“大脑”。无论是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电视机、VCD机、洗衣机、移动电话、计算机等家用消费品，还是大到传统工业的各类数控机床和国防工业的导弹、卫星、火箭、军舰等都离不开这个小小的玩意儿。全世界芯片的市场2000年就达到近2000亿美元，并且每年还以37％的高速度增长。  就是在芯片这个核心领域，中国曾经拥有领先优势。早在1965年，我国的集成电路就开始起步，而此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还没有成立。由于体制等众多的原因，我国在这一领域“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与国外差距越来越大，从市场份额来看，国产芯片年销售额仅83亿元人民币，仅占全球份额的百分之一左右；从技术上来看，著名的英特尔公司已进入奔腾4时代，可我国最先进的水平仅仅停留在586。目前，芯片业几乎为美、日、欧所垄断，中国没有可以与英特尔、NEC、摩托罗拉、东芝、三星、飞利浦比肩的芯片企业。究其原因，就是60年代的中国没有相应的商业机制，没有技术产业化的起码条件。如果这些起码条件在当时的欧洲也不具备，那么，即使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也绝无可能广泛应用，更不可能导致欧洲的工业革命。

幸运的是，深圳的商业创新跟上了技术创新的步伐。1993年，深圳市福田区控股的高科技企业——飞通公司允许黄章勇以技术入股20%，开了个人以无形资产大比例入股国有企业的先例。国有企业技术科长背景的侯为贵通过多次产权改革，在中兴通讯中占有了重要比例的股权，中兴通讯成为深圳“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典范。成立于1988年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则是一家完全由员工持股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公司以高薪、内部股权和期权回馈知识创业团队，空前地调动了企业员工技术研发的积极性，并在国内外市场上取得极大成功，华为因此成为深圳民营高新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与此同时，银行业务的创新、证券市场的发育、风险投资的引进……，接踵而至，企业创新得到开明政府的配合与支持，来自香港等地的国际商业惯例在深圳也得到比较好的遵循，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深圳因此成为中国内地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温床。

高新技术产业本质上是创意产业，是释放人的潜力的产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认可。深圳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这里看重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有理想、有知识、有创业激情的年轻的新移民聚集在这个城市，平等相处，互守边界。深圳的城市精神与气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精神与气质，高度一致。在深圳这样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大氛围之下，“人”字被大写着，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企业有无限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这一点与官本位的、人身依附关系还不能剪除的北京不同，与嫌贫爱富、论“资”排辈、排斥外地人的上海也不相同。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强调政府规范与干预，大大不同于80年代以放权让利为特点的自由放任政策。打击“走私”、紧缩“银根”、“重振”国有企业、“规范”民营企业……，以外贸起家、以灵活见长、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广东、深圳经济备受打击。贸易热钱、地产热钱、股市热钱……，先后从深圳撤退，靠热钱维持的华丽排场落幕，因热钱而显赫的早期商人退出深圳商业舞台。黄沙淘尽始见金，艰难时日逼迫依然坚守深圳的创业者必须寻找到既符合政府规范又有丰厚盈利的新的商业模式。这时的北京人有靠近权力中心的便利，凭借与政府的关系就可以找到更不费力气的赚钱途径，所以北京商人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放在与政府关系的攀结上，他们对投资大、风险大、费心劳神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创新基本上没有兴趣。上海人则认准一个死理：全盘西化就没有错。所以上海商人什么东西只管引进，只管拿来。就象80年代的深圳人忙于在内地与香港的经济落差中赚钱一样，90年代的上海人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差中赢利，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还没有进入上海商人的视野。只有深圳新移民，带着淘金梦想来到深圳，除了满脑子IDEA和对财富的渴求，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一些知识分子型的深圳创业者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 但是对搞关系不擅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是自己单位的科研骨干、技术精英，就是因为不满“官本位”体制对技术人才的歧视、压制和排斥，才愤然南下深圳另谋发展的。基于知识分子人格，他们对于胡雪岩式的“红顶商人”其实是瞧不起的，从内心深处就对官商之间的蝇营苟苟极为反感。基于技术上的自信，他们又不服老外的气，认为外国人的技术并不比自己强，凭什么从中国赚走那么高额的利润？于是，他们憋足了一口气，砸锅卖铁地干起了高科技。很多后来很成功的深圳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条件之简陋令人咋舌。今天的人们在比较京、沪、深的高科技产业的时候，多惊叹于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之迅速、成功之辉煌，很少深究这些崛起于草莽之间、从不坠青云之志的深圳创业者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想来令人扼腕。

 

9、“文化沙漠”里生长着梵高的“向日葵”

2005年新年伊始，“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深圳做出了把文化产业列为深圳第四支柱产业的惊世之举。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产业成为这个城市的第四支柱产业，这到底是一场急功近利、头脑发热的文化“大跃进”，还是继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果断决策之后又一次英明睿智的产业抉择？是四面合围、别无出路的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还是以“文化”的名义打破僵局、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

深圳大芬油画村不久前登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这家美国历史最久的大型商业杂志、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财经杂志，在2006年第7期以“生产梵高”为主题，以“生产而不是创作油画，深圳大芬村的油画公司正在颠覆画家们的神经”为副题，以现场纪实的描写方式，向她的上亿读者介绍深圳的大芬油画村。

不愧是《福布斯》！这家杂志之所以被誉为“美国经济的晴雨表”，就是因为她总能以点金之笔为世界企业高层决策者指引投资方向。《福布斯》看得很清楚：深圳大芬村的画匠们是在“生产梵高”而不是“创作梵高”。

如果仅仅是“生产”，那么生产梵高还是生产电子表，又有什么不同呢？

《福布斯》的文章是这样写的：“李俊阳在有些狭窄的像民居一样的画室里，飞快地舞动着手中的画笔，两个小时下来，一幅梵高的名画《向日葵》诞生了。这位瘦小的中国女孩只有18岁，但一年来已经在深圳大芬村画了近千幅梵高的作品。在这个位于深圳布吉的村落里，李俊阳和上千名像她一样站在油画布前挥笔的人被叫做画工，或者更文雅一点地说是画师，他们画出来的油画通常被称为行画，‘创作’这个词在这里并不被挂在嘴边。‘我们是在生产油画。’李俊阳的师傅吴瑞周说。49岁的吴瑞周成立的集艺源油画公司是当地规模较大的油画公司之一，拥有58名画师，2005年的营业额近2000万元。”文章还写到：“到2005年底，大芬油画村有445家像集艺源这样从事油画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在这个拥挤的只有4平方公里的农民聚居村落里，蜿蜒的小街上全是各种书画销售门店。从梵高的《向日葵》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世界名画在这里可以大批量地手工生产。除了临摹名画，各种装饰性很强的风景画和人物画也很受欢迎。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整个大芬的油画销售额从2004年的1.4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05年的2亿元，数量超过600万张，出口比重达到90％，美国、欧洲和中东是其最主要的出口市场。”

这样的描述，适合于深圳任何一个出口加工区的场景，只需把油画换成其他出口产品。深圳的制造业生产许多象油画这样的中国人并不常用的东西，大芬村的油画是为美国和欧洲的家庭装饰市场生产的，深圳其他工艺礼品厂商生产的芭比娃娃和圣诞树也是销往欧美国家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深圳的行画取代韩国的行画占领欧美市场，是因为人工便宜；深圳的加工厂取代台湾和香港的加工厂，也是一样的道理。《福布斯》指出：“油画是手工艺术，除了画布、颜料等基本的固定支出之外，人力成本是其中最大的支出，通常占到总成本的2/3。大芬村画工的平均月薪1000多元，出产的油画的价格通常只有其它国家（比如韩国）的1/3甚至更低”。因此，人们都知道，在大芬村有世界上最便宜的油画，就象在深圳有世界上最便宜的电子元器件一样。那么，为什么油画生产被看作是深圳文化产业的典型在深圳的“文博会”上抢尽眼球，而服装、皮具、传统工艺礼品却被当作是传统制造业被排除在政府文化产业扶持的范围之外？

事实上，服装、皮具、工艺礼品，其他制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乃至房地产业，可能才是深圳文化产业真正萌生的土壤。源于上述产业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相对于大芬的行画生产而言，更需要创意、更需要文化创新、更具有本土文化含量。深圳的商业广告，尤其是房地产广告，投入之大、创意之新、设计之用心、制作之精良、经济收益与人文影响，皆不输于大芬油画。万科等房地产商发起的“新住宅” 运动，被媒体评价为源自深圳的21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相似之处，那就是：被誉为文艺复兴大师的早期人物大多是为新兴市民阶层服务的画家、建筑家，他们用精美的建筑把新兴的市民价值观具象化、物化，在时尚的市民新宅中，圣母玛利亚的神像被取了下来，美丽市民蒙娜丽莎的肖像挂了上去，文艺复兴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大芬的油画不是为了深圳的新住宅作装饰之用的，大芬的市场在欧美。如果说，源于深圳的新住宅运动也可以近似地比喻为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话，那么，这场文艺复兴的主角是深圳地产界的建筑设计师，大芬的油画商们还无缘与此沾边。

大芬的意义不在于此。大芬油画村的意义或许在于：以绘画技术为谋生手段，原本在深圳是行不通的，有了大芬村之后，即使是技术欠佳的画工也可以被纳入油画生产的工艺流程，不仅个人可以谋生，而且行画生产本身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与中国文人一样，中国的艺术家从来就是依附于权力的行政附庸。他们要么靠政府拨款和津贴为生，要么凭借艺术专长跑跑江湖，委屈与艰难，不足为外人道。早期来深圳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大多流落街头，找工作之难，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也很少专业对口，舞蹈家陪吃饭，歌唱家陪喝酒，文学家被呼来喝去当秘书，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至于学了美术但还不能称之为画家的新手，就只能在办公室打杂，或者去流水线倒班了。大芬的油画行业，给了数以万计的、有美术专长的年轻人以出路。他们在都市的村落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画着某种形状的线，涂着某种色彩的颜料。他们可能是孤独的，是单调的，单调与孤独一如当年的达·芬奇画蛋。他们比达·芬奇幸运的是，他们一边“画蛋”，一边可以用“画蛋”挣来的钱买回供自己糊口的鸡蛋。将来，有谁敢断言，在这成千上万只画蛋的手中，不会出现一双双画出新时代《蒙娜丽莎》的手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芬村画工的手，指引着中国文化人的路。在商业社会中，文化与文化人的作为不是取悦权贵，不是帮凶王化，不是仅仅为帝王谋，而是要成为现代商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现代文化之于现代商业，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价值杆杠作用。文化，虽然无形，但她不仅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价值，而且还能决定有形商品是否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一件圆领衫，如果没有人文内涵，这件普通的圆领衫就仅仅具有十几块钱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未必卖得出去，使用价值未必就能兑现；但是，如果这件圆领衫是件时尚的文化衫，其市场价格就会因此上升到几十块，而且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大量的销售。这就是文化与文化产业的一个真实写照，文化人从中可以看到自己在商业社会中的价值与出路。

在现代社会向物质满足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潜在的文化需求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财富富矿。美欧一些国家的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的30％左右，也就是说每消费10块钱里头就有3块钱是用于文化的。此中蕴涵的商业机会与潜力是无可估量的。2000年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总收入已达700亿美元以上，成为美国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业的第二大产业。一个剧目就是一个市场，一个可以获利数年、十年乃至几十年的产业。一部《西贡小姐》歌剧，全球收入超过13亿美元。一部《狮子王》动画，全球赚了7.4亿美元。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后，赚回了20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一本《读者文摘》杂志年营业收入就高达25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达到35万亿日元，超过了当年日本汽车工业产值。

今天的大芬，只挣回区区几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尚不足挂齿。但是，正是透过大芬的油画作坊，深圳人看到了中国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巨大落差、巨大利差，看到了深圳文化产业远大的商业前景。在直辖无望、扩地无望、粗犷的外延式增长无望的大背景下，深圳人决定把文化产业作为继高新技术产业之后的又一个战略产业来发展，希望在既定的土地面积上，以更少的物耗、能耗，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果说，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尚需要机器设备、生产厂房、货物储运，需要大量的物耗、能耗的话，相比之下，文化知识的产业化简直不需要水、不需要电、不需要标准化厂房，只需要脑子一转，万千财富就会滚滚而来。只要想想大芬村的一枝枝画笔是如何画出一张张美钞、小小的好莱坞是如何用几卷电影胶片掏空世人的腰包的，你就不得不承认：以文化产业来突破对深圳的土地限制、空间限制，真乃是神来之笔！

文化产业勃兴，是现代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趋势。从工业制造中衍生出工业设计，从商品推介中衍生出广告设计，从技术创新中衍生出尊重创意、尊重人的人本文化，从品牌营销中衍生出诚实、守信、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商业精神，从商业实践中衍生出商业惯例、商人性格、商业文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演变，逻辑清晰，毫不牵强。但是文化产业之路，看似平常，却最为崎岖。个人介入文化产业，无须跨越专利技术门槛，但是个人创意要风行天下，却需要在企业注册、行业监管、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体制等诸多方面首先取得突破，是对社会宽容度、对法制健全度、对城市文明程度的严肃考验。深圳能否取得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10、金融服务并不神秘，发展金融产业，关键是放，不是收。

1984年，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深圳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曾说起设计特区货币的图景的趣事：那时中国人民币的版面上，还没有用政治领袖做图案的先例，多是用工农兵群像、民族大团结的群像，或者是用中国的重大建设项目和风景名胜做图景。他说：“特区货币的票样用什么图景呢，当时提出用炎黄二帝的头像做图景，后来派人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查历史资料，找出来炎帝的头像，头发长长的、还有两个角，像野人似的，后来就选用了黄帝的头像。黄帝是全世界华人公认的始祖，用他的头像有利于团结广大侨胞和港澳台同胞；有利于对外经济的开展。”

——周溪舞《发行特区货币研究》

没有配套的金融服务，没有相应的资本市场，任何产业的做大做强都是一句空话。

经济特区初创之时，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汇率不能自由浮动，资金也不能自由进出，特区内港币、人民币打架，给外商投资、经营带来了很多不便。在这方面，中国的投资环境，不但比不上亚洲“四小龙”，甚至也比不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泰国。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金融混乱的问题，当时曾设想在深圳经济特区发行特区货币。

1981年5月，广东省在给中央的《关于我省试办特区的情况报告》中提出：“从长远着想，发行使用专用的特区货币，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理由是：世界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地区和国家，除提供优惠条件、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完善立法，在金融货币政策上大体是：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资金自由出入，允许外资银行大量进入。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特区，在深圳市委向他汇报工作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发行特区货币问题。邓小平回到北京后，于2月24日上午，找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他强调：“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不是收而是放。”随后他谈到了发行特区货币的问题：“特区要搞特区货币，因为人民币不能浮动。搞特区货币，外币就可以自由兑换，这样才能调动外商、华侨来投资的积极性。深圳不搞自己的货币，经济发展不起来。”

但是，把经济特区看成是纯粹的出口加工区的人们认为，外商最关心的是关税减免等优惠条件，不发行特区货币，不会成为大量引进外资的障碍。长于计划经济的人们，如陈云，也表示反对。就在特区货币已经印好准备发行时，他还坚持两条：一是发行权属于中央，二是封关后只能在特区流通。（《陈云年鉴》）

特区货币最终不了了之，深圳独立的货币体系最终没有建立起来。

与特区货币的无疾而终相仿佛，深圳资本市场也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角斗场，扭曲、变形，以至于惨不忍睹。

新中国的股票市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3年，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宣告诞生。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作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拉开了中国股票发行的序幕。1986年，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特区证券成立。1989年后，“姓资、姓社”问题纠缠着中国资本市场。

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1992年一路南巡，发表了针对股票市场的讲话。他指出：“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小平的讲话成为中国股票市场诞生初期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此后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股市走过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程，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脱困，带动了一批重点行业的发展，催生了一批国产名牌。股市还为民营企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新希望、东方集团、托普软件、复星实业、海星科技、海王生物、帝贤集团、天通股份等一大批民营或带有民营性质的企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

    中国股票市场是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推行股份制改造的产物，制度设计上一开始就具有“中国特色”：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被限定为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和外资股四类，其构成比例由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大体上前两者的比例占三分之二。国家股不得与社会公众股一样在证券交易所自由流动，法人股则只能在法人之间进行转让。国有股、国有法人股的控制权本应由投资者掌握，但是因没有出资人代表机构，国有股的不流通和法人股在法人之间的转让活动事实上由证监会控制。发行前国有净资产的折股价最高不得超过1.54元，社会流通股的溢价则不能低于国有股的发行价。这样，除了在上海证交所开张之初的“老八股”中尚有几只股票是全部流通的之外，以后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则都发行了不能在股市流通的股票，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目前中国股票市场上非流通股份占发行总股份的比重大体上在65％左右。

这种制度设计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第一，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原则，就是按照股市上的出资额来确定持股比例，遵守“同股同权同利”的原则。也就是说，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都应支付相同的价款；所有股票持有者都应享有与所持份额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中国股票市场却是由行政部门(而不是发起人)来决定股权的结构，这种做法不仅限制了股东自主决定出资比例的权利，而且将股东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区别对待，因而从股份公司设立之初就奠定了不平等的基础。第二，破坏了市场机制，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下降。在市场经济中，效率是资源配置的最高原则。所谓资源优化配置，就是指在同等风险下只能由收益最高者获得资源，或者在同等收益下只能由风险最小者获得资源。而股票的价格，则是判断上市公司经营优劣的最主要工具。但是在被割裂的中国股市中，股票价格与上市公司价值完全脱离。在恶性炒作下，劣质股票的价格会远远高于优质股票，由此导致资本配置效率大幅降低甚至出现“逆向流动”，这种“劣胜优汰”的市场机制只会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来越来越大的破坏。

在这种“圈钱模式”下发行的股票，可以说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具有投资价值，没有一个战略投资者能够从长期持有股票中获益。股票市场被计划之手彻底阉割了。

 

货币、银行、股票、基金、信托、保险，真的那么神秘莫测，一定要由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来亲自掌控吗？这不过是舍不得放弃计划权力和计划利益的无耻政客们的无知之谈。只要稍有金融常识，这套装神弄鬼的说词就骗不了任何人。

什么是银行？银行最早叫“板凳”，银行的英语名称是Bank，这个词来源于意大利语Banco（长凳）。11世纪时，欧洲商业日渐兴起，当时威尼斯和热那亚曾经是沟通欧亚的贸易要冲，四面八方的生意人云集，流通着各国货币，为了鉴别和兑换，出现了钱币商。由于条件简陋，办事处只有一条长凳，所以商人们称它Banco。早期的银行家被称为“坐长板凳的人”。英语转化为bank，意思为“存放钱的柜子”。也没有任何神秘之处。1580年意大利的威尼斯成立了世界最早的银行；1694年创办的英格兰银行是世界最早出现的股份制银行，标志着现代银行的建立。17、18世纪，现代银行体系纷纷在欧洲各国建立。这些银行都是商人的创造与发明，那家银行是由国王设立并控股的？

股份、保险，就更不神秘了。欧洲中世纪的海上贸易极不安全，恶劣天气、陌生航线、海盗、海难，随时会使贸易商人血本无归。于是，商人们“很快便发展了一种分散风险的商业技巧”，譬如：合股买船，通过与他人分享的方法来分散投资风险。海上“船主通常分成股份。在热那亚称为Partes 或Locanavis ，在威尼斯称为Carati或Stores。船只由一组人所拥有，而由另外一组人来经营”。这样，即使损失一条昂贵的海船，分摊到个人头上的损失也就不大了。这就是有限公司的起源，也是股份和股份制的起源。后来，有些与海运经营完全无关的人开始承担对海运保险的业务，只要商人投保一笔资金，当船只遇难时，则可领到相应的补偿，由此便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保险业务。这与今天投资办厂、投资高风险高回报的科技开发项目需要银行贷款、需要吸纳资金、需要发行股票、需要保险和再保险有什么不同呢？昔日欧洲商人能做的事情，今天为什么非要政府行政部门插手才可以做呢？

深圳的新式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和资本市场业务其实也都是深圳商人自求创新、自我突破才冲破计划经济的樊篱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银行——招商银行，起源于1984年4月成立的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1985年9月，企业结算中心变更为蛇口财务公司，开始接纳外部业务。1987年4月，招商银行正式成立，袁庚成为中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董事长。招商银行因市场而生，逐市场而变，不断推陈出新，受到私人企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业绩增长和核心竞争力傲视同业，尤其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的传统国有银行望尘莫及。继招商银行之后，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福建兴业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等各类商业银行相继浮出水面，搅活了中国银行业的一塘死水。

可以说是中国最好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起源于蛇口工业区内部的社会保险公司。蛇口工业区，以企业之力，包揽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待业保险和职工困难补助等，痛感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积弊之深，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1988年3月21日，平安保险公司成立，并在一开始就按照国际惯例运作，业务飞速发展。1992年，公司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业务拓展到全国。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渐次失效的情况下，中国平安沿着创建新型保障体系的路子，缔造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保险品牌。平安历年来连续被评为“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实在是有道理的。

在资本市场方面，1987年12月28日成立的深圳发展银行是1949年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各界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领先上海证券交易18天。深沪两地筹建交易所的时间几乎是平行的。深圳毗邻香港，深交所在国贸大厦筹建时完整借鉴了香港联交所的做法，痕迹十分明显。比如上市挂牌、交易规则等，甚至连使用的股票代码也与联交所一脉相承；而同期上交所的筹建又到深圳取经，照搬了深交所的规则。深、沪两个交易所开业之后展开了为期十几年的竞争。1995年3月，上交所的成交额开始大幅超过深交所，风头无两；而深交所则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使交易系统更加完善安全，同时为上市公司提供周到的优质服务，吸引了各地新公司选择深交所作为上市地。到了1996年8月，深交所的成交额开始全面超过上交所。1996年深交所以174.92%的傲人涨幅跻身于全球股市排行榜的冠军宝座——这种足以让上交所英雄气短的巅峰时期一直持续到1998年。直到中国证监会定下了“上海先上一家，深圳再上一家”的不成文规定，不再允许企业自主选择上市地点，上交所才因此缓过气来。可笑的“轮流坐庄制”没有阻遏深圳称雄中国资本市场的决心，但是把主板市场合并到竞争力并不优于深圳的上海的决定，几乎摧毁了深圳基本已经成型的资本市场体系。在行政压力之下，深圳壮士断臂，放弃对短期利益巨大、但长期结构性弊端深重的主板市场的争夺，破釜沉舟，转攻为高新技术产业服务的创业板。

今天，主板停滞，创业板遥遥无期，折中推出的中小企业板非驴非马，这不单单是深圳的损失，这是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共同损失。失去竞争，不受市场引导的资本市场迟早会崩溃。计划周全如前苏联的国家机构都轰然坍塌了，何况小小的官营资本市场？如果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灵，50年代后的政治、经济大一统不就很好吗？还用得着7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来挽狂澜于既倒吗？如果行政计划能解决问题，那还搞深圳特区干什么？就是上海也没有存在必要，有个北京就够了。所以最近这些年来，一些扯乱弹的东西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80年代本来已经解决好的问题又重新搞复杂化了。

这些扯麻纱的事情让那些吃饱喝足没事干的人去嚷嚷好了，深圳人大可心定气闲，不为所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不管如何曲折复杂，市场经济走向绝对不会偏离。只要沿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继续改革，继续开放，那么谁都无法抛弃深圳，除非深圳人自己放弃改革开放的抱负、自己放弃发展市场经济的理想、自己放弃以市场为本的原则，自己抛弃自己。

一个只为权力机关及其所属企业服务的金融系统，不过是政府财政部门的翻版。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这种金融系统的作用还不及浙江温州的民间抬会、地下钱庄。世界上没有一个经济体是制造业开放而金融业不开放的，是你赚钱、我圈钱的，是你创业、我打劫的。今天，中国民间中小企业融资如此艰难，金融环境如此恶劣，体制外企业不得不“违法”集资，国内企业不得不辗转到海外上市……，任何稍有商业常识的人都会觉察到，这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对于仰仗权力掠夺民间财富的金融机构来说是绝路，对于诚心诚意为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民间企业服务的新兴金融资本来说，是商机与出路。

 

11、“以客为尊”的居民服务理念

在深圳喝早茶，你不用担心消费太少而有什么不好意思，更别担心休市时间到了或座无虚席而催你买单，你尽可以像在自己家里吃早餐那样惬意和舒适。

深圳这个地方，服务态度与服务水准非常人性化，常常让你受宠若惊之余，还觉得一切都非常自然。

这就是真正的舒服。

                                               ——廖金泽《喜爱深圳的99个理由》

如果说，在中央集权严格控制的银行、证券等金融产业方面，深圳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前景尚不明朗，还需要政府进一步体认市场需求的话，那么，在基本上完全开放的居民服务领域，深圳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繁星灿烂，前程似锦。

蛇口开发之初，曾流行这样一句谚语：“蛇口的苍蝇，南头的蚊，又大又狠吓死人”。但是袁庚却得意地说：“世界上美的地方见得多了，还是觉得蛇口最美”，“蛇口，美得就象夏威夷一样！”所以，他下决心要把蛇口建设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蛇口的理想，也是后来深圳的理想。深圳先后获得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环境保护“全球500佳”、“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荣誉。全市建城区绿化覆盖率45.0％，人均公共绿地面积16.0平方米。水土动态流失面积低于50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面积170.3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覆盖率8.7%。全市公园136个，特区内公园41个。“翠林芳草连天碧，姹紫嫣红满城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深圳的气候四季如春。在这里没有寒冬腊月的感觉，独特的气候优势使得人们从四面八方奔向深圳，更使得已到深圳者对这座城市恋恋不舍。“家，是放‘心’的地方”。龟山别墅、四季花城、华侨城、梅陇镇、山林湖海、水榭花都、东海花园、黄埔雅苑……，这些后天人工打造的惬意人居，更是每每被深圳人引以为傲、被其他城市的人们羡慕和效仿。

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族群。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大行其道。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生活层面的东西，深圳人绝少禁忌。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所以，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就连近两年才在新疆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

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开放与兼容，能让所有消费者称心如意的服务业法宝也惟有一个：“以客为尊”的顾客中心主义。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你不能迎合深圳人的自我中心需要，你就无法赚到深圳人的钱。

曾经在湖南长沙很火暴的“红太阳演艺”，到深圳后遭遇了“滑铁卢”式的惨败，这是因为深圳不喜欢看别人表演，喜欢自己参与。你再幽默、再搞笑、再性感、歌唱得再好、舞跳的再好，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参与、互动、分享，对不起，我就拜拜。深圳流行的是卡拉OK、DISCO、欢乐谷、驴行野外、登山、航海，不是傻傻地坐在舞台底下看别人表演、被别人挑逗。

深圳人自己发明的经典娱乐方式是大家乐。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

深圳不认“大腕”。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平日里忙于自己的事业，很少有闲情逸致玩名人崇拜，他们对名人尊重但不谄媚，哪怕你声名再显赫，他们也只是看你一眼，多一句议论都不会有的。深圳人并不管你是大师还是混混，反正你有本事我不嫉妒，你有运气我不羡慕，你有成就我不在乎。有缘握手言欢，无缘抬腿走人，人际关系简单到了谁也不会太在意的地步。平等相处，没有特权，这些在其他城市可能难以想象的事情，在深圳却司空见惯。深圳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没有皇亲国戚，没有论资排辈，没有仗势欺人，所以对人一视同仁。哪怕你怀才不遇，哪怕你贫穷潦倒，哪怕你大名鼎鼎，哪怕你鸿运高照，只要你在深圳，别人就不会把你当回事。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你会觉得任何人都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再有名气的人物，到了深圳都可以打回原型。

为了伺候好这样一群我行我素的“刁民”，深圳的餐饮、酒店、购物、休闲、民居、旅游、医疗、教育等居民服务行业把“服务牌”打到了极致。祖籍台湾、出生上海、周游全国、极为挑剔的廖金泽，最后“抛弃”了上海，选择了深圳，他之所以这样选择，据说有许多理由，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脚”的两条理由：

一、深圳洗头：那个舒服那个爽。上海讲究吹风定型，深圳讲究洗头舒服；上海人进理发店是为了卖相好看，深圳人进发廊是为了享受轻松。两地对洗头的理解与做法完全不同。传统的洗头是理发过程中的一个清洁环节，匍匐在洗头盆前，只有难受，没有舒服。深圳的洗头有一整套严格的标准程序，时间、位置、力度、次数，每个细节准确到位，绝对专业和极其娴熟。收费普遍比上海便宜，但洗头时间却长达四十多分钟，而且一招一式特别讲究，那个舒服那个爽，像是抓挠到心弦上，痒痒酥酥麻麻的，舒服到心尖儿都颤，爽到指尖儿都酸。

二、深圳洗脚：满足成瘾。深圳最有特色的市民生活，从头到脚都有讲究。仰躺在宽大的沙发里，放松你的身子，将赤裸的双脚浸泡在滚烫的中药水里，一阵暖意顿时由足底缓缓升起，渐渐弥漫全身，直至浑身酥软，再无力气计较世事名利……，而论揉捏力度的把握，上海足浴店里扬州师傅的手上工夫肯定不如深圳这一行里的技师出色。在上海洗头、汰浴、扦脚的清一色是扬州师傅，但是如今做这一行，善解人意的还属四川江西湖南一带的女人。也许那些地方的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会恰到好处地拿捏客人的感受。而扬州人受传统影响较深，又只喜欢在离家乡较近的上海城里安守本分，手势是老派的，做法是传统的，循规蹈矩起来甚至比她的师傅还固执，所以你想让她轻易改变手的力道，某些部位多做些时间多用些力，某些地方手势要随机应变恰倒好处，她是断不会听你指挥的。这不像深圳的足浴技师，事先会小心翼翼地试探客人的反应，会根据客人的要求提供合适的做法，也会通过对客人察言观色来随时调整自己的手法及力度，这种本事几乎已经成为深圳足浴业内最起码的职业水准。在这种非常个性化的专业服务伺候下，你只有乖乖任其摆布并且好好受用的份儿，还能再奢望什么？

对一个城市的喜欢，有时候完全只是生活习惯上的某种依赖，从对这种依赖的态度与满足程度，可以清楚地看出不同地区相关业态背后商业理念的巨大分野。

 

12、深圳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深圳是中国工业革命的摇篮。深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功。深圳今天面对的转型问题，整个中国经济也将会遇到；深圳目前正在做着中国也必须做的事情。深圳出台的新的规划可能对全球都有影响。深圳应该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快地发展。深圳作为一个改革的先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深圳将再次给整个中国提供答案。

——迈克尔·舒曼：《深圳的诞生与再度辉煌》

新加坡政治领袖李光耀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没有深圳”。他的话一再被印证。

90年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这个亚洲最有活力的地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三角补课式的增长爆发的时候，珠三角显得相形见绌。2003年前后，舆论“扬长”、“抑珠”，在发起“上海造神运动”的同时，“妖魔化珠三角”也甚嚣尘上。因特虎资深会员金心异愤然写下长达60000字的雄文——《珠三角失掉竞争力了吗？》，为珠三角辩护。

香港真的不行了吗？深圳真的要被遗弃了吗？珠三角真的要衰落了吗？

我们不否认，至少在国际投资者看来，１９９８年之后的五年是上海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五年，或者说，１９９２年之后的十年是上海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十年。这个崛起过程的最大推动力是什么？其一，中央政府及民间对上海“中国经济龙头城市”形象的极力塑造；其二，台湾ＩＴ产业对上海的热捧，以及跨国公司对上海旧梦的依恋心态。

然而，上海并非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全面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唯一接轨口，事实上当时现成的就有一个香港。那么，在１９９２年以来的十年，是什么决定了中央政府主观上确定以上海为中国的龙头城市和经济发动机，而不是香港呢？是行政上的那条线！是人们思维上的那条线！１９９７年之前，那条线是边境线，１９９７年之后，那条线是边界线，在那条线的两侧，是不同的海关区。

虽然香港回归中国了，可是它还是独立的经济体，中国在统计所有的经济数据时，是不会把香港算在内的。朱老板说得很清楚，他从来没有把香港那个口袋里的钱当成自己口袋里的钱。

从行政区划来说这是对的，从关税区来说这是对的，从经济体来说这也是对的。可是，从经济一体化来说，从经济辐射力来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来说，把香港算出去是不对的。从前者推出后者是人们思维的误区。香港虽然不是中国关税区的一部分，但是它仍可以充当中国经济的龙头城市。

然而那条线左右了人们的思维，从中央政府到广东省政府，从知识界到民众。

 

为了维持上海“金融中心”的梦想，中央给了上海许多金融创新的特权，这至少包括：深交所停发新股而使上海获得垄断优势，黄金交易所不设在黄金制造业占了全国七成以上的深圳而设在上海，国家的外汇、国债交易中心都放在上海，金融期货，全国好几个城市都争这个东西而中央毫不犹豫地就决定给上海，银行业的几乎所有创新都只允许上海搞，许多创新是由深圳最先提出来的，也只让上海搞，逼不得已的话只好把深圳也算一个。

起吊机经济，房地产泡沫，金融业混乱，国企困难及其导致的就业压力，贫富急剧分化（上海普通市民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严重依赖外资拉动，民营产业事实上受到抑制，工商业运营成本迅速抬高造成的城市竞争力下降……，但是人们无视上海经济存在的严重泡沫，沉浸在上海未来的美好前景里面，盲目地相信上海地产的火爆可以再持续十到十五年，许多热钱大量地流入，许多“热人”也大量地流入，上海的繁荣让上海人产生了错觉。

直到2003年爆发周正毅案，上海的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周正毅案的要命之处有三：一是，身为房地产商，又犯的是金融大案，这直指“上海造神运动”两个最大的受益者：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上海造神运动”之所以叫做“上海造神运动”，正是因为其中有造的成分，有虚假的成分，可是这虚假却一直被欺瞒着——至少虚假之处分别是：房地产出现了极大的泡沫，金融业出现了极大的混乱——可是上海人还在继续鼓吹房地产的美好前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似乎可以借混乱而繁荣。二是，周正毅案直指上海也是中国政治生态的最关键之处，官僚、权力与民营资本相互勾结，“红顶”们由此展开中国特色的“私有化运动”——掠夺本为全民所有的国家财富，形成中国式的“裙带资本主义”。

诚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体中，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掌握了最主要的经济资源，举凡全国大多数城市，倘若中央不给政策，谁能发展起来？无论是北京、上海、深圳、重庆……，所谓的中国改革开放，也就是一个政策不断改革、中央集权不断放松的过程，整个中国这20年的经济发展，也不过是一个政策和制度变迁驱动的经济增长。深圳作为其中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上海作为新的对外开放门户，靠政策发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就拿最不靠政策发家的温州来说，难道不也享受到了中国经济政策放宽的好处？如果中央不容忍它的民营经济发展，有十个温州也早给掐死了！

但是，同样的靠中央政府开小灶，深圳与北京、上海又有所不同。中央政府给深圳开的小灶是：给你政策，而不是直接投资。许多人说，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大量的资金投向了深圳！这跟全国资源支援上海有什么不同？我说，是的，有很大不同！中央各大部委、全国各省投向深圳的资金，是逐利而来的，是一种投资行为，而且它们中的大多数也得到了利润回报，中央政府没有强制他们非来不可，也没有强制他们只往里扔钱而不能得到回报，基本没有无偿划拨！然而上海在计划经济年代对全国各省是一种剥削行为，压低煤炭、石油、铁矿石、农产品等第一产业产品的价格，来确保上海工业进行积累，同这种剪刀差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上海向中央上缴而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给中西部资源省区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开发浦东后，中央财政砸向上海的钱数以百亿计，这些钱是以中央财政无偿送给上海地方的，虽说获得的是国有资产的积累回报，但积累也是在上海的盘子里。北京也是这样，由于首都的缘故，从建国后到现在，中央财政输送给北京市的钱每年都是数以亿计！这样的雨露，深圳沾到了多少？

还有人说，财政投入，与税收优惠的效果不是一样的吗？这话没错，但毕竟还是不完全一样，税收优惠的前提是，你得先培育出这么多税源，然后才能享受到低税率的好处。话又说回来，连这点好处都不给，你靠什么搞特区啊？靠什么平白无故地中国就多了一个第二大工业城市？靠什么现在中央财政每年从深圳得到两三百亿的国税回报？更何况，从1992年邓公南巡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开发区的热潮，大部分地方的变相优惠政策，就已让深圳的特区政策相形见绌，深圳严格的税收征收体制已经使深圳的实际税率明显高于内地。然而深圳的大部分优势产业，其实却是从90年代才开始建立起来的！

深圳绝对不是一个害怕市场竞争的城市，中国本应该选择群雄并起、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路径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没有选择这样的路线。如果走了那条路，笔者绝对相信，深圳同样可以在那场乱战中胜出的。

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中，因应中国加入WTO的变局，中央最高决策层一直在“鼓励竞争”和“加强中央主导”两种思维中摇摆和争论，但是在操作中占上风的似乎是“加强政府干预”的一派，至少在区域竞争这一块是这样，至少在牵涉到上海时是这样。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日本人时时有危机感，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色列从来没有安全感，然而以色列成为一个经济和科技上的发达国家。近年来，香港和深圳开始有危机感，珠三角开始有危机感，这绝对是好事情。

事实上，进入2003年之后，珠三角的利好一直不断，小的利好包括深港24小时通关、珠港澳大桥有进入实际操作的迹象、广东省政府与国家建设部一起，启动珠三角第二次大的规划，最重大的利好则是“CEPA”。

CEPA解决了香港与内地的客货来往的两大障碍。

因为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小珠三角之间，过去在客货交往中，呈现出两种不平衡的局面：香港人可以自由的、十分方便的来到内地，可是内地人（包括广东人）却不能自由地、十分简便地进入香港；与此同时，内地的货物可以十分自由地、相对简便地进入香港，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零关税的自油港，而香港的货物却不能相对简便地进入大陆。香港最优势的金融及其它服务业也不能很方便地进入大陆。

CEPA正好解决了上述的两个问题。广东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赴港，而不是过去那样团进团出，这意味着整个广东成为香港的消费目标市场，珠三角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约三千多万人成为香港市场上的常客，这意味着香港将不再只是香港七百万居民的消费地，而是珠三角数千万人的消费地。香港地产商品自由进入内地，则可能会对香港的制造业优势进行支持，也是使香港强身健体的一个举措。香港的服务业可以更为方便地进入内地，虽说对珠三角而言可能实惠不多，因为在过去香港的服务业已经以灰色的各种手段进入珠三角，但现在合法化之后，在质量和规模方面肯定可以突飞猛进地提高，香港名正言顺地为整个珠三角提供服务，一则强化了香港的竞争力，稳固了香港在珠三角的龙头地位，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珠三角整合中的一国两制瓶颈，使得香港在珠三角的领导作用更容易发挥。

上海的周正毅案和香港的“CEPA”几乎在同时发作，这正是金心异判断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主要证据，前者打击了“上海造神运动”，后者打击了“妖魔化珠三角运动”。正如广东省社科院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长三角和珠三角已被打破了数年的平衡可能正在恢复之中。

2006年8月21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记者麦克·舒曼（ Michael Schuman）采写的报道：《深圳的诞生与再度辉煌》（The Birth and Rebirth of Shenzhen）。

报道的导语指出：深圳，这个带动中国荣景的城市，现在必须依靠创意，而非低劳力成本来保持其经济成长，当地政府希望用新的发展战略来为这个“世界工厂”的缩影寻找出路，让她再次­成为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先驱。

报道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奇迹已经走到极限。

过去25年来，位处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就一直是中国自由市场改革的先锋。从1980到2004年间，深圳经济在以每年28％的比率在增长。到2005年时，深圳的出口总额达到1,015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13％。如今，深圳是中国一些最重要的电子产商的总部，例如，电信仪器公司华­为和手机制造商中兴。（电子产品占深圳工业产量的60％。）深圳市经济和社会的一部分已经有实现工业化的鲜明标帜，深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几乎达到7,500美元，是全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不过，这个经济奇迹也有它的极限。因为，深圳开始发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使他们成功的那股全球化力量­同样也可以成为他们的败因。随着深圳繁华起来，劳工的薪水以及一系列其他支出也随之上升。根据中国政府统计，深圳的平均年薪自2000年起上涨了约40％，于去­年超过了4,000美元。这是其他中国许多大城市，例如重庆的2倍。多年来，依赖低成本的劳工行业一直是深圳经济的支柱，成本的增高意味着利润大幅缩水。

如今，深圳的制造商确实正面临着许多同样困扰着南韩和台湾底层厂商的问题：随着竞争白热化，利润幅度缩小，需要向更高端的技术产品转型，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链条。­深圳市为此正在为刚起步的创意性的公司排除一些障碍，来启动这类转型。深圳市正在启动“自主创新”和“循环经济”两个战略，希望它们成为深圳未­来发展的“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深圳还专门为自主创新战略定制了一部“改革创新法”，据说是开了全国乃至世界的法律先河。

随着中国经济在继续飞速前进，今年第二季度的成长率高达11.3％，中国许多地方会持续面临成本升­高、劳工短缺和激烈竞争的挑战。香港高盛集团的中国经济总分析师梁红（Hong Liang，音译）说，中国雇主“不能永远拥有廉价劳工，他们不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生产线。”很快，整个中国经济可能都会面临深圳现在必须面对的痛苦转型。深圳微­芯生物科技公司的鲁先平说，深圳正在“试图做这个国家需要做的事情。”这座辛勤、不断转变的城市可能会再次为中国找到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