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深商既是利益集团，也是意见集团，体现社会现代化过程。深商概念的提出，表明深圳商人正在从自发的行为群体向自觉自强的意识群体升级。 深商不是深圳企业家、媒体、学者所能创造的，必须依赖于全社会的营造。整个社会都是创造者，否则，深商不会成为有影响的概念。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会长巫开立用多个“特殊”来概括”深商”的特点：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来自全国各地一批特殊的精英，依托特殊市场和特殊政策，为经济做出特殊贡献的一群人。他认为，“深商”的显著特点在于他们那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模式。做事之前以市场需求为主，依靠市场来检验结果，未来的发展计划也是建立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航：“深商”最善于把西方商道和商术与中国具体商情相结合，“深商基本由外来人组成，并且在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拥有很强的实力。这是深商区别于浙商、晋商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把“深商”概括为中国新经济浪潮的排头兵。他说，深圳的企业有强烈的自主创新精神。深圳的企业，在制度创新、社会氛围、政府关系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此外，由于毗邻香港等特殊的地缘关系，深商也是中国最开放、国际化程度最高、与国际接轨最好的群体。温元凯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截至2005年，共有947个富翁登上国内的财富排行榜。其中，如果按照区域来划分，深圳商人在全国富豪排行榜的上榜总数，已经排在前10位。作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商业群体，“深商”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翻风起浪的商帮，成为中国经济的一支活跃力量。

金威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旭全认为，“深商”不能像温州商人那样“同声同气”，有很大部分原因是人文问题。“温州商人能够抱团，是因为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根源。反之，这是深圳商人所缺乏的。”但他认为，等到下一代深商成长起来的时候，深商有可能超过浙商。

著名管理咨询专家、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博导杨思卓：“深商”这个话题从起初的街头，到饭桌，再到课桌的讨论，直到媒体的关注和参与，意味着有了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件好事。说到这个问题，就要从商帮谈起，当社会进步的时候，就会有商帮。秦汉时期，农耕经济比较发达，重农轻商比较严重；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徽商；到了明代又崛起了晋商；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港商、台商，以及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商帮，一个是粤商，广东一带，再一个就是江浙一带的商帮，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传统上的商帮，大多以区域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带有帮会的某些特点。 那么深商，它的涵义应当是这样，就是以深圳企业和深圳商人为代表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通过挖掘这种现象背后的精神要素、政策要素，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商，就是深圳企业、深圳商人的缩影，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伴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产生的。和传统的商帮不同，深商在对外扩张中，往往是靠自己打天下，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联系，归纳起来，深商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创新，徽商、晋商之所以后来没落了，就是它不能与时俱进，深商代表了一种新的商业精神，创新的内核不是管理方面的创新，是具有科技创新的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包容，深圳主流商业思想是包容，包容各种各样的人，包容各种各样的企业，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二十几年来“乡谊”还没有形成，所以它有很强的包容性，兼收并蓄，不排斥、不拒绝外界的东西。第三个是凝聚，如果说前两个特点“创新”和“包容”有余的话，那么深商在“凝聚”上尚有不足。深商的缺点归结为：心太散，眼太短，根太浅，气太躁。总的来说，总结深商精神，对于发展创新经济，推动循环经济，实现深圳的二次腾飞，应当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深圳中原总经理李耀智：深圳的商人可能是全中国最独特的一群商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在深圳这片土地上开展着自己的事业。深圳这座城市发展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深圳商人的心态。

深圳市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王理宗：深圳的企业家身上的特质太明显了，与浙商等其他地域商人不同的是，他们对政治的敏感性强，他们敢创敢干，他们素质较高，且具有国际视野。无论他们的市场在哪里，他们都是以深圳商人的背景出去打拼的，他们身上留下了这个城市抹不掉的痕迹。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资深编辑金敏华：不管你承不承认，深圳商人已经越来越多地现身在中国商林。不管你理不理会，深圳商帮崛起已成一个既成事实。现在更多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使其成为一个成熟的、优秀的、能承载百年中国商业理想和责任的商帮。让深圳商人拧在一块的不是别的，而是身份的认同。

深圳民间地产评论人士半求：在深圳这个务实超前、务虚落后的城市，深圳商人早就浮出水面，这一点不容置疑。但仅用全国的眼光来看深圳商人，眼光太过狭隘。实际上深圳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特别是空港的发展，又是全球制造业中心。深圳商人不仅要用全国更应用全球的眼光来看待。

《华为真相》作者程东升：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中兴通讯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或国有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们以20年时间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适度领先，而是因为它们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任正非、侯为贵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从产品营销到技术营销再到文化营销，两人做得有条不紊。任正非、侯为贵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对智力价值的承认，都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之先河。

深圳市金斯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林瑞基：“深圳是一个务实的城市，务虚太少，但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务虚，没有思想指向的商业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认为，深商概念的打造有助于深圳商人“北伐”。

深圳跨国电子采购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大扬：深商提出的理论意义巨大，至少是进行了一场深远的企业教育，这种教育是深远而且必须的。对于深圳的商人和商业来说，这样的启蒙和教育来得越多越好。目前，不少深圳商人还远没有深圳商帮的意识，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资源是一种财富，而资源的组合会带来更大的财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将深圳商人拧成商帮，一个组织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政府的社会的包括深圳商人自己的力量参与。

深圳市中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刘小兵：深商要在全国发展并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就必须抱成团，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单打独斗走出去是不利的。为什么要找深圳的企业一起去抱团，而不和别的地方的一起抱成团呢？首先是因为我对深圳的企业了解，在许多理念上有相同点。

深圳万向泰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江华：深圳这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化都市，一直关注着高新技术的创新与使用，行业管理部门对高新技术使用的大胆而严谨、求真而务实、积极但负责的扎实的工作作风，使无数成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创新型企业更加热爱这座城市，更愿意为它的发展去真诚地奉献智慧。

深圳东进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贺建楠：因为很多人来深圳时都是一穷二白，既没资金又没背景，所以创新便成为深圳企业及企业家们与生俱来的特质，“深圳商人就是要干出点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深圳市科技和信息局副局长陆健：作为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崛起的商业群体，深商精神的内涵就是开拓创新、团结拼搏、合作进取。从1992年开始，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每年都在以40％以上的速度成长，从业人员也从最初的2万骤增至百万人，如此迅猛发展的关键就是“创新”二字。目前，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荟萃、创新投资活跃，不仅成为深圳改革开放以来的又一个亮点，更受到全世界关注。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总裁徐少春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几年前，一位年轻人前往金蝶应聘，徐问其应聘初衷，这位年轻人沉默不语，只是拿出自己以前设计的软件资料。徐觉得很有趣，将其聘用，岂料在上班时间几乎见不着这位新入职者的踪影。于是就找他谈话，希望他遵守规章制度，可这位年轻人依然我行我素。过了一阵子，年轻人将一个软件产品放到徐少春面前说，“你看看该给我多少奖金，这肯定是公司的创新产品。”于是，基于windows版本的财务软件诞生了，这成为金蝶此后一系列创新产品的前奏。“我给了他6万元奖金，并允许他不遵守上下班时间。”徐少春说，这些年来，他培养出了60多位百万富翁。

成都市商务局副局长李皓：我对深圳企业感受最深的就是速度，深圳企业办起事来目标明确，绝对不拖泥带水，干脆利落，速度惊人。从深圳来的企业高层们对市场反应非常敏锐，做事果断，很有气势和魄力，而且作风明朗，办事规范，很务实。大部分的人同时也很低调，不愿张扬个人。这些可能就是‘深商’给人的集体印象。

成都市副市长何华章：近年来，深圳企业加速进军全国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经济现象。深企的扩张，既是资金的“辐射”，更是人才、技术、管理和经营理念的“辐射”，标志着深圳企业、深圳经济和深圳城市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比如中国房地产业的巨头深圳万科集团，他们进入成都比较早，发展态势也一直很稳健。从2000年至今，万科敢于“吃螃蟹”，开本地房地产企业先河，先后投资近40亿元，在城东、城北、城西等地成功开发了一批中高档住宅，可谓名震蓉城。现在在成都，深圳万科和董事长王石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万科的带动下，成都的房地产开发整体水平得到了提升，连境外的投资商也被吸引来了。万科、茂业、金威等例子充分说明，深圳的企业到全国各地布局，既满足了自身发展的需要，也带旺了一系列上下游产业发展，有力推动了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深圳人务实、高效、肯干，注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太平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严介和：深商不但先天不足，而深圳良好的外部环境又使得深商的后天历练也不够。我最近考察了包括深圳在内的广东17个城市，感觉到深圳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真好，令人羡慕。无论是在政策法规这些硬环境，还是投资条件这样的软环境，深圳的民营企业家都应感觉幸福。我认为上海和长三角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远不如深圳。由于深圳最初的商机非常多，当初闯深圳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先天的含金量不高，而由于深圳的投资环境一直很好，深圳企业家后天的历练也不够。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应该做到：亦儒亦商的文化品格、卓越的心理素质、中国特色的伦理观念、360度方位交朋友和追求自我完善。深圳的老板们普遍会干不会说，能干不能说，我认为他们缺乏亦儒亦商的文化品格。企业家是一个城市的重要代表，深圳应该打造一批符合深圳形象气质的企业家群体。

北京同道新文出版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臧去鹏：一大批深圳本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和企业家们的创业精神和经营智慧成为国内企业书系创作源泉。近年以来，国内出版界相继推出以华为为题材的《华为真相》、《华为经营理念》、《走出混沌》、《炼狱》，以万科为题材的《王石是怎样炼成的》、《万科的观点》，以创维为题材的《博弈危机—创维16年实战案例剖析》，以中兴为题材的《中兴通讯》，以富士康为题材的《虎与狐》等一批图书，在出版界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深圳企业书系，摆上中国城市乡镇书店、书摊的最显眼的位置，并纷纷列入畅销书的排行榜。出版界的深圳企业现象，不仅是一种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向，也是深圳文化崛起的一个信号。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市场经济在这里的试验吸引成千上万的探索者涌向这片热土；思想的解放和观念更新，带来市场经济的新潮理念和环境，使得深圳成为最具活力的创业城市，众多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深圳成为港资、外资的桥头堡，让深圳企业较早把市场触角探向世界的同时，吸收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和理念；创业和竞争的胆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营养，伴随着城市日新月异的扩张和财富神话般地积累以及忘我的拼搏和探索，让企业迅速强大，品牌远播。（徐明天：《深商成为企业经典案例》）

著名策划人王志纲：中国的地缘文化造成了不同的商人作风。从全国范围而言，大致是北方商人张扬，南方商人内敛。南方商人多指广东人。广东文化是重富不重贵，只要富了就意味着贵。所谓“英雄不问出处”，不论你是杀猪出身，还是卖鱼出身，只要挖到第一桶金，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成了大老板，自然就会贵。如当选人大代表，商会领袖等。官场对你青睐，社会也会对你礼遇有加。广东民间的富豪不少，但多沉在水下，活得挺滋润，没有必要张扬。广东有些方言很传神，如“口水多过茶”，说明大家看不起张扬的人；他们更喜欢“扮猪食老虎”，表达了对那些不事张扬的人的褒扬。广东人的这种处世方式，既不担风险，又可从富到贵，何必出风头呢，着实是“有肉藏在碗底里”。而北方，如山东，则是典型的重贵不重富。前些年，当时民营企业还受歧视，山东就有不少民营企业家携带万贯家产，投靠政府。这些企业家虽然贡献了部分财产的所有权，却换来了对一乡一地的绝对控制权，支配和指挥权。以富换贵，这反映出当地文化里强烈的被尊重的需要。而浙江商人则普遍浮夸比较利害，从这一点来讲，广东商人的实力及财产观与浙江商人和北方的商人都有很大不同。(《赢周刊》)

深圳特区报业集团王荣：古有晋商徽商辉煌，今有现代新商帮正在悄然崛起。说起现代新商帮的“门派”，挂在人们嘴边的往往是粤商、浙商等一系列新兴崛起的商人群体，鲜见“深商”的影子。有人甚至认为，深圳目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群落。即使有人偶尔说到“深商”，往往也被人大而划入粤商之列，小而打入“珠三角商帮”之中。这本也无甚大错，但是，如果跳出传统地域和血缘文化的狭小视角，我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今中国经济的一支新生力量，“深圳商帮”已经“小荷才露尖尖角”，“深商”正渐渐浮出水面了。深圳虽然地处广东，但如果硬要划分的话，深商还是完全可以单独列出来的。他既同于粤商，又异于粤商。他和粤商共同植根于改革开放的沃土中，熏染于岭南文化的大缸里，里里外外自然侵染了不少粤商的色彩，比如，粤商的求实性、趋利性、求和性、创新性、灵敏性，喜饮“头啖汤”，市场开拓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等等。但是，深商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他的特殊“出生背景”，特殊的“生长环境”，特殊“人口结构”，乃至由此衍生出来的特殊的“城市性格”和精神特质等等。因此，他和粤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深圳是个移民城市，应该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就像一锅“百味靓汤”，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它融合了京、沪、粤、浙、川、闽等天下精英和各路商人。虽然深圳目前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群落，但从“百味靓汤”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其他各路商帮都是它的“原材料”和“调味品”。我推崇晋商“学而优则贾”的重商文化，我也欣赏徽商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的儒商风度，我还艳羡浙商的“草根”精神，但我更赞赏粤商的海洋意识、国际眼光……因此，我认为，深商应该融汇各地商人的精神文化性格特征，去掉古今各地商人失败衰落的“汤渣”，慢慢把各路商业文化融为一体，最终“煲”出一味非同寻常、独树一帜的深商文化精神。在商帮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是否该有长久不衰的共同秘笈？我们应该去探索……但是，“不管是曾经辉煌过而现在已消失的商帮，还是目前风头正健却不知未来走向何方的商帮，最终都将流入到中华大地的土壤之中，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 （王荣：《“煲”出深圳商帮精神》） 

《深圳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黄东和：为什么要提出“深商”概念？因为“深商”的崛起是有目共睹、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26年来，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大都市，其产业之先进、其企业之活跃、其商人之纯粹、其创业氛围之厚重浓郁，已引起中外广泛关注。深圳商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投身现代商业的中国大陆的商人族群，其数量是如此之众、发展是如此之快、影响是如此之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其二，深圳的企业、企业家走出深圳，就有了“深商”身份认同的需要。另外，要走出深圳、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深商需要在一个响亮的旗号下组织起来，抱团打天下。“深商”这样的金字招牌正是为深圳企业、企业家量身定制的，其巨大的商业价值迟早会被精明的深圳商人们所发现。但是真正要形成深商商邦还有很多路要走。一是要筹建真正民间的能代表深商利益的商会、行业协会，商会是深商形成的骨架；二是要挖掘共同商业人文内涵，共同的商业理想和理念才是深商的灵魂。深圳商会刚刚与政府脱钩，尚处在断乳期，商会的民间化要经过艰苦的过程，一个自我寻找、自我发现的过程，这时期，要做到真正是民间的、商人的商会，从而建立新型的政企关系。黄东和认为，具有参照意义的是上海商人和威尼斯商人形成的两个大的商人群体。在中国传统文明与近代西方工商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上海商人作为民族工商力量的代表，演绎了激荡的百年史。上海商人曾经遭遇的难题，深商很可能同样要面对，上海商人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实在值得深商汲取。“深商”的另一个参照系是中世纪的威尼斯商人。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天文探测、科学探险、一次又一次的技术革命、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法治社会的建立，凡此种种，几乎现代文明的一切成就，都与威尼斯商人们的成就息息相关。例如，近现代社会的平等、博爱的法律关系与威尼斯商人平等、互利的商业契约关系、城邦自治经验有深厚的渊源；近代以来的科学研究、科学发现、科学精神与威尼斯商人追求生产工艺的改进、商业领域的开拓和创新有深厚的渊源；人本主义的审美观、价值观就与威尼斯商人尊重消费者的需求、追求世俗的快乐和幸福有深厚的渊源。“深商不与他人相比则罢，如果要比较，就应该与这样的商人来比。” （王敏：《共同商业理念促“深商”崛起》）

深圳商报评论员苗凡卒看深商概念：生得出来还要养得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徽商、晋商等商帮。深商能不能真正成气候，也不妨先看看那些传统商帮风行一时的历史成因。历史上任何一个商帮的崛起，大都脱不了这样的背景：一个地方的商业传统形成后，商人们开始走出去，到外地做生意。当这些外来商人在一个地方站稳了脚根，建立了声誉，形成了规模，当地人会根据他们从哪儿来的，把他们叫作“某商”。此后，同乡再来这些地方经商，会自觉加入“某商”的组织。一方面，他可以利用“某商”辛苦获得的无形资产，尽快建立自己的商业信用；同时，又能得到这些商帮在各地建立的商会、会馆的实际支持。所以，大家都乐意把这个概念做大。明清以降，中国大大小小的商帮不计其数，其中最有影响的，当然是徽商和晋商。此外，规模较大的，还有陕西、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几大商帮。我们以徽商为例，看看商帮存在的意义。首先，商帮的形成，能够让徽商在经营活动中，统一行动，展开竞争，直至建立商业垄断；其次，从内部管理来看，徽商可以依靠宗法制度，较好地控制同乡同族的伙计；第三，商帮通常会在外埠建立宗族、同乡、商会三股势力合一的会馆，势力较大的会馆不仅有馆舍，还有专用仓库和码头；第四，徽商还从可持续发展考虑，捐巨资回乡发展教育，以至于小小徽州府，仅清代就出了四个状元，为官商合流创造了条件。“某商”的概念，对商人来说，它不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商业支持系统。所以，深商概念要想得到深圳商人的认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总结，而是这个称号对大家的事业发展有没有帮助，有怎样的帮助。对于现代商帮来说，照搬明清时期的商业支持系统已无必要。拿昔日商帮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为例，那个年代，企业建立信用的过程十分漫长，商帮的声誉，就成了商帮成员开疆拓土的金字招牌。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这种地域性的信任早就失去了意义，各类征信系统和发达的信息传播渠道，让人们对企业和个人的判断早就个别化了。再说以会馆为核心的服务体系，现在，围绕企业展开的各类服务已经专业化，深圳的商人到外地投资，根本不需要“投亲靠友”，寻求帮助。可以说，昔日商帮赖以存在的基础多数已荡然无存。要让深商这个概念落到实处，就要研究一个这样的问题，它能为深圳商人提供哪些不可替代的支持和服务？现在，以地域为纽带的商会组织十分常见。比如说，在香港，就有美国商会、澳大利亚商会，他们主要承担了商会成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此外，以地域为纽带的投资联合体也很常见，像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以及一些温州巨商组成的财团，都属于这类组织。可是，有这样的组织，有这样的服务，就一定要有一个“某商”的概念吗，似乎理由也并不充分。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问题没有想清楚，就匆忙推出一个看起来很美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生出来，也是个没人抱的孩子。

深圳商报评论员钱飞鸣数深商人物：有领军者缺大部队 。讨论深商，不得不说到浙商。对比改革开放催生的新浙商，停留在概念层面的深商有着诸多的不足。浙商的力量在于民间资本。当炒房团、炒煤团这些明显不带褒意的称呼送给浙江民间资本时，我们几乎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自“九五”以来，浙商在国内总投资已经超过7000亿元。浙江悄悄成为其他地区的资本蓄水池，是中国最大的“内资输出省”，在外省投资创业的浙江商人多达390万人次。回过头来说深商。“深资北上”曾是十几年前轰动一时的新闻，但是时至今日，深圳企业虽然拥有数量不少的明星，但是群体效应并未显现。和浙商相比，深商是看得见领军人物，却看不到大部队。如果说浙商是平民创业，那么深商的精英味道就更浓一些。改革开放后涌现的第一代新浙商多属于“三无”（即无资本、无技术、无市场）创业，这注定了浙商是纯粹的“市场动物”。过去总说“哪里有市场，哪里有浙商”，但眼下却变成了“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这种天性遇到了合适的气候，做大做强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草根阶层的创业具有普遍意义，相同的背景也使得浙商们更容易产生文化认同感。深商的创业更多属于技术创业、知识创业。浙商的成功是商品经济的典范，深商要做的是知识经济的标本。事实上，深圳的成功范例大多和专利技术、风险投资有关，企业家的目标是成为行业的领军人物，从而实现“赢家通吃”。这种创业模式更注重独立性，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对于民间思想家热衷的深商概念，在深圳企业家中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回应。众多的商会使得浙商能够找到利益代言人。其实，无论是浙商还是深商，本质上都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扎根于民间的浙商更重视商会的作用，即使是被媒体一再声讨的炒煤团，也有着“煤矿投资者联合会”这样的机构作为代言人。在市场博弈中，个体商人联合起来组成商会无可厚非，这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经营成本，而且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反观深圳，民间商会的力量并不强大。在深圳有浙江的温州商会，但在温州，能够找到深圳商会吗？没有具体的深圳商会，又怎能衬托出“深圳商帮”呢？深圳企业走出国门者不在少数，但是“深商”的概念却是肯定没有走出国门。“商帮”是个需要经过历史检验的词。晋商、徽商等商帮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对比先行一步的浙商，深商仍在起步中。眼下，超越地缘的深商提出了概念，接着要做的就是形成文化认同，挖掘共同特征。

深圳商报评论员林若飞评深商现状：文化认同感有待加强。中国商界，历来便有论英雄、排座次的传统。在近年公布的多份财富排名榜上，深圳商人的群像越来越清晰。无论是财富积累，还是业界影响，深圳商人都正在实现群体性的崛起。于是有专家学者宣称，继港商、台商、浙商之后，中国出现了又一个带有地域性色彩的“商业族群”——“深商”。从深圳品牌在内地落地开花、创造出闻名业界的“深圳模式”，到以华为技术、中兴通讯为代表的深圳高科技企业在海外攻城略地，这些事例显示出气势磅礴的“深圳力量”。深圳商人的商业版图，已经突破深圳的地域局限，拓展到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得改革开放之先而异军突起的深商，正把自己迅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比较一下各种商业群体，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商帮的产生和形成至少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形成一定的商业规模和商业模式，其二是出现知名的商业人物和商业品牌，其三是形成有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在这当中，独具特色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尤其重要。自宋、元尤其是明、清以来，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等，在中国商界活跃了几百年，有的至今兴盛不止，这无不得益于他们在经商运筹过程中，孕育和塑造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商业文化和商业精神。不难发现，尽管深圳商人已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的一个商业族群，但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统一文化认同感和精神感召力的商业群体。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商业群体，深商目前还稍显“心太散、根太浅、气太躁”。这是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的特性所决定的。在中国几乎找不出第二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在同一城市屋檐下，在同一商业舞台上，活跃着如此之多、不同背景、来自于不同区域的商业群体：港商、台商、粤商、潮商、浙商、闽商、晋商、徽商、鲁商……都在深圳的商业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台下的看客都可以从台上的演员中寻觅到自己熟悉的乡音，感受到自己故乡商帮的魅力。而这些来自于不同区域、蕴含不同潜质的商人，要在深圳这座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里形成具有统一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的商业群体，显然还需要商业文化的培育，需要精神层面的熏陶，同时需要彼此之间的融合，需要一定时间的积淀。

深圳商报评论员傅盛宁思深商精神：特质未明但口碑在外 。深商概念的提出有好几年了，最卖力推广这个概念的是创办于深圳的因特虎俱乐部，其为深圳发展鼓与呼的赤子之心令人感动。然而，从深商概念问世开始，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深商究竟存在不存在？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深商的涵义？深商的精神是什么？能称之为“某商”，这种根据地域划分的商业势力形成或存在应基于如下理由：第一是相互之间具有血缘或族亲关系；第二是在某种异质文化或陌生环境中彼此依赖；第三是具有某种组织形式，同时对外体现出较一致的商业精神和遵守基本相同的商业规则。历史上的徽商、晋商之所以成为一种商业势力，与社会动荡、信用缺乏等息息相关。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异质文化中或陌生环境中，“商帮”仍然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在法国、西班牙等许多城市存在的温州商会。这些商会除了自我保护功能外，还有资金拆借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的眼下，商帮存在的必要性比晋商、徽商活跃的时代大大降低。即使大家比较公认的浙商，也没有当年晋商那样的影响力。与主要从草根阶层崛起、较多依赖族亲关系的浙商相比，深圳商人多为移民出身，血缘关系的凝聚力远较传统商帮淡薄。此外，现代商业社会的公平原则已经确立，“北伐”也好，“西进”也好，深圳企业不必因面对陌生的环境而产生过分恐惧，因此抱团者并不多，我们看到的倒是有不少“大唱对台戏”的同行冤家。“某商”称谓，往往是历史性结论。现在提出“深商”这个称呼，确实有些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不能认定“深商”概念是空穴来风。尽管没有有形的组织，但是深圳企业和深圳企业家在中国经济中的特点是异常鲜明的。从产品上而言，“深圳制造”眼下已被公认为精品。无论是工业中的飞亚达表、康佳彩电，还是房地产市场的万科品牌和旅游业的华侨城主题公园，深圳最有竞争力的产品都是走精品化路线；其次，从企业文化而言，深圳企业无疑在现代化方面比同行们要先行一步，比如华为、平安、招行这些企业，创新性、个性化是他们最基本的特征。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深圳企业挑战的大多是国际强手。再者，深圳的企业家有着鲜明的个性。华为当家人任正非，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进而通过严格管理将之变成每个员工的压力、动力；万科董事长王石则比较洒脱，在冒险活动中展示的个人魅力，已经成为企业品牌价值的一部分。事实上，外地企业家对深圳企业确实高看一眼，普遍评价深圳企业管理先进、运作规范、富于创新精神。这是由衷之言，也是整体性的评价。或许在旁人的眼里，“深商”已经成形。

因特虎会员鹏博论深商：

深商，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

著名华商李嘉诚曾经感慨：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文化中，“重仕轻商”是一个并不值得推崇的思想传统。细品其言其思，顿悟李氏一语击中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于治国强族的其中一个“命门”。中国的历史文化，“重农轻商、重仕轻商”的价值取向根深蒂固，素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浩瀚的古籍典记中，几乎没有一本是记载或者弘扬中国商业文化的书籍。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剧情中，中国商人扮演着并不光鲜的角色，比妓女和卖艺的好不了多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弱势群体”。蔑视商人，轻视商业，视“商道于治国为无益”的思想传统，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种传统作用于民族发展的最宏观体现就是：愚昧的统治者实施“海禁”政策，放弃了海洋，放弃了海上贸易，拒绝对外交往和通商，直至虚弱而笨重的国门被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沉沉轰开才觉恍然大悟，偌大的中央之国几乎沦为了殖民地。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商道实乃大道。无商不立国，无商不强国！

中国商帮的宿命与“深商现象”

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商人“夹着尾巴做人”、“富不与官争”的生存法则。中国商帮，这个“弱势群体”就这样“偷偷摸摸”地在历史的变迁中消磨了千百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商人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随便一个罪名都可以把一个从事正常商业活动的生意人打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中国商帮残存的余脉，再一次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被挤压得奄奄一息。1978年推行的改革开放，宣告中国开始了从闭关锁国向彻底融入世界大家庭的重大转变，亦宣告了中国社会从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海洋商业文明的巨大转型。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无疑是这一重大历史转变的最佳视点，也是被压抑了千百年的中国商业文明发起“绝地大反击”的桥头堡，事实证明，这一沉寂已久的力量一旦得以释放，其迸发出来的能量之大，影响之深远，足以惊天动地，改写春秋。25年来，在这块没有任何历史沉淀和历史包袱的弹丸之地上，在这座中国最开放、最新锐的大陆城市里，中国商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勇气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划时代豪言，参与缔造了一个世界罕见的城市发展奇迹，重塑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精神与风骨。理直气壮的谈钱，赚钱，花钱；毫不掩饰地追求财富、创造财富、消费财富，并充分体味着富足人生所带来的得意和风光，在这片改革的热土上，迅速成长起来的商业新宠儿享受着中国商人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传统中国商帮的宿命似乎一夜之间因“深商”的出现而彻底改观。也许有人会评论这是典型的“拜金主义”，但“拜金主义”有什么不好？且看当今世界哪个强国不‘拜金’？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拜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只有‘拜金’，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大源动力。‘拜金’本身并没有对与错，她只是一种对财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能否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关键就在于你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规范追求财富、消费财富、分享财富的正确、合理的机制。深商，就如一个特立独行的斗士，在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土地上，燃点起熊熊的现代商业火焰，并伴随着改革的春风，将这些现代商业火种遍洒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让现代商业文明的礼花，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璀璨的绽放。当深商为中国现代商业文明开启了一个“好局”之后，“深商现象”自然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

深商，掀起你的盖头来

“深商是什么、深商凭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中国商业文化领域探究的课题。这是一个并不建基于由任何宗族、任何血缘和任何乡土概念联结的商业群体，她内在联结的核心因子是：这个群体的事业缘起于深圳，成长于深圳，并以深圳的独特移民文化和商业精神作为其不断发展的重要载体及相互间的情感纽带。一个城市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这个城市的社会文化，包括商业文化。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孕育了一个海纳百川、包容博达的社会文化，而她独特的城市气质也为在这片土地上成长的商业力量，赋予了富于冒验而又崇尚开放的商业精神。也许在中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城市象深圳这样，在同一城市屋檐下，在同一商业舞台上，活跃着如此之多的、不同背景的、来自于不同区域的商业群体。港商、台商、粤商、潮商、浙商、闽商、晋商、徽商、鲁商……都在深圳的商业舞台上扮演着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台下的看客们都可以从台上的演员中寻觅到自己熟悉的乡音，感受到自己故乡商帮的魅力。那舞台上一个个神情各异的脸谱，便构成了今天中国最独特、最年轻而又最富生命力的商帮——深商。 深商，她不同于中国历史或近代所形成的任何商帮，她没有任何的历史包袱和沉淀，却拥有自己独特的商业理想：重塑中国的商业精神与风骨。但深商又是这些传统商帮文化的一种延续、演进和优化，是中国商帮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既予盾又统一的内核注定了深商必然在中国商业舞台上将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注定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色，因为她是中国商业社会大变革洪流下顽强跋涉的探路者。著名台商、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曾经说过的一席话，或许就是透视深商文化的一个很好注脚，他说：“深圳移民城市的精神，使各种不同文化在这里得到融合，在深圳你不会因我是台湾人而感到奇怪。移民文化不会墨守成规，富士康在深圳发展就得益于这种宽容失败，鼓励成长的深圳文化。”

作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商业群体，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翻风起浪的商帮，今天深商的商业版图早已不仅仅局限于深圳，甚至中国。依附着独特的移民文化和商业精神成长起来的深商，正把自己迅速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释放着来自东方的特有商业魅力。当中国的经济力量在世界商业舞台上饰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之际，深商，是时候掀起你的盖头来，让世人好好端详你的芳容了！

深商的命运与民族新思维

今天，古老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宏大深遂的变局，这个变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对自身既有秩序和固有思维进行一次全面而有力的突围，就是对传统中华文化进行一次理性而彻底的反思和扬弃。我们不能什么都依赖老祖宗，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无益于民族进步和国家自强的思想桎梏和传统枷锁，对于前者，我们要好好继承，发扬光大；对于后者，我们则应该大胆说‘不’，坚决摒弃。只有理性的批判和继承，才是国人传承中华文明的正确态度。今天，我们能够齐聚在这里坐而论道，畅言深商的命运与前途，就是民族思想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物质资源总会枯竭，惟有精神与文化生生不息。25年来，深商由无到有，由有到初成气候，支撑其成长的最根本内在资源就是“重商”的深圳立市文化，只有依托着在这片以发达的商业文明推动社会全方位变革和进步的土地上所繁衍的商业精神，深商才能走到今天，才能不断地将一个现代新商帮的命运更好的演绎下去。但愿“重商”的深圳文化和特立独行的深商一样，可以为传统中华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和内涵，让“商帮”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支点，让“重商”的思维深深地溶入到中华文明的血脉中去，让我们的后代不仅仅能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领略到儒家文化和农耕文明的魅力，也可以汲收到优秀商业文明的精髓。我们寄望深商一路走好，是因为她是中国现代商帮的最佳“复合体”、代言人；我们寄望“重商”的文化火种可以在中华大地燎原，是因为她承载着这个民族步向辉煌未来的美好愿望。

如是者，吾等当为深商登高一呼，为重商的中国新思维登高一呼！

2005—9—22 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