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引言：中国的农耕社会绵长持久。直到近代，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与汉、唐无异。黄河依然决堤，秦时修建的灌溉工程依然在用，孔子的农业社会伦理依然遵循。人们植谷种菜，纺纱织麻，田园牧歌一唱千年，四大发明，没有带来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变。四亿人口的重压让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危如累卵的时候，恰逢用工业技术武装起来的西方商业舰队乘风破浪而来，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农业文明终于走到了她的尽头。今天，人们回过头来解剖她的尸体，发现商业文明的因子在她的体内竟是如此的难以寻觅。

 

1、“商人”的来历

商，据说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部落始祖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领封于河南商丘。契的第十代孙王亥擅长放牧经商。王亥的第四代孙汤灭夏，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武王伐纣，天下为周，殷人残余心有未甘，他们乘机叛乱，被周公平定。作为对“顽民”的惩罚，殷人被剥夺了土地。没有土地怎么谋生？那就只好拣回老祖宗的行当——东奔西跑做买卖。做买卖是很辛苦的事情，比庶民种地还要辛苦，还要不稳定，贵族们是不屑去做这种事情的。只有作为贱民的殷人才被迫成为中国最早的、靠做买卖谋生的族群。做买卖的殷人自称是商人，所以“商人”就成了历代中国生意人、买卖人的代名词了。这样看来，“殷商”恐怕要算中国最古老的商人集团了。

2、秦汉之制：重农、重官、不重商

秦汉以前，商人尚多风流倜傥之士。到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在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高祖废了秦始皇的许多苛政，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

汉武帝时期，为了集中财力对匈奴作战，采取盐铁官营等行政手段调配经济资源，厚利归诸府库，范蠡的“积著之理”、管仲的“轻重”之论，逐渐被桑弘羊的“盐铁论”取代。中国商人的生存环境更加窘迫，中国商人群体从此更加式微，《史记》所描述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盛况从此不再。

3、大运河，大商机，徽商肇始

隋代开辟大运河，宋代长期南北对峙，为商业发展带来了机会。如徽商，中国明清时期最杰出的商帮，其崛起就始于南宋。徽州粮食产量少，但特产却很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却还方便，于是他们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需要的产品从外地输进来。长途贩运，形成了徽商的途程观念。途程是指地理、水陆交通路线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帮助徽商介入了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动脉的漕运生意。而漕运经验又帮助徽商取得了“盐纲”的经营权。漕运和盐业实在是富甲天下的徽商登峰造极的产业奥秘。

4、开中法，开边贸，晋商崛起

与徽商差不多同时代，在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和黄河中下游一带，相继出现晋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福建商、广东商、陕商、山东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其中，山西、陕西商人崛起的机缘是明代的“开中法”。所谓开中法，是明政府仿效宋朝的折中法，于洪武年间制定的“召商输粮而与之盐”的解决北边驻军军饷的政策。其具体方法是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政府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盐引，商人可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为了抗击漠北蒙古残余势力的不断骚扰，明王朝不得不在山西以北一带设置重兵防御。为了解决边军粮响，同时又不增加国家财政压力，明太祖还在北部地区实行屯田垦殖制度。屯田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军屯，一种是民屯，再就是商屯。所谓商屯就是招募商人到边境地区从事屯垦，将收获的粮食卖给军队。因此，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就蜂拥而至，从而奏响了明清晋商兴起的序曲。

5、徽商的“贾而好儒”与晋商的 “学而优则贾”

十大商帮中，以晋商和徽商最为著名。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晋商和徽商所以盛极而衰，是因为这两大商帮始终是作为封建王朝的附属物而存在的，从来就没有成为独立商业力量的真正可能。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里，“学而优则仕”的“儒风独茂”。但是徽州人穷，读不起书，做不了官，所以发奋经商，赚了钱，回过头来让子孙读书、做官。经商是徽州人的手段，不是目的。徽商积聚的巨额财富没有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追加，而是替“官本位”的新安理学买了单。

与徽商的“贾而好儒”不同，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是“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当地流传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民谚。晋商能够后来居上，成为“海内最富”，气度与实力都盖过江南富庶之地的徽商，实在与山西人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视为“陶朱事业”有莫大的关系。

6、“财神”的“义”与儒教的“义”

晋商有自己的信仰，关公就是山西商人发明的“财神”。徽商发源于朱子的故乡，晋商则发源于关公的故乡。对晋商而言他们赖以生存的宗教就是关帝崇拜，这种崇拜与新教和资本主义的相互作用类似，流布天下的晋商信用正是通过崇宁殿中袅袅的香烟而火尽薪传。可以说，如果没有关帝崇拜就不可能有晋商持久的繁荣。今日的闽粤港台与海外华人对关帝崇拜仍如此盛行与晋商的影响不无关系。

关公崇拜的核心价值观是“义”。对于这个“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正直商人理解为“重然诺、守信用”；绿林好汉可以理解为“江湖义气”；封建正统可以理解为“三纲五常”；儒门士子可以理解为“重义轻利”……，正是这个包罗万象的“义”，成就了晋商，也束缚了晋商，妨碍了晋商对商业利益的彻底追求，妨碍了晋商票号向现代银行业的自然演进，妨碍了晋商对外来商业文明的虚心学习。晋商好不容易在“官本位”问题上有所突破，却在“义利”问题上最终摆脱不了儒家传统的巢臼。

7、浙东学派的“义利观”

还是在号称“人文渊薮”的浙东，率先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义利观”。从南宋开始，在浙东地区，形成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务实，讲求事功，强调经世致用，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大异其趣。山东大儒吕祖谦客居浙江后，重力行，輕言說，流風所及，开講求實際功效的浙东学派之先河；永康人陈亮极力倡导“义利双行”的事功之说，在与朱熹的辩论中宣扬功利主义；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今温州）学派提出“以利和义”，用功利来衡量义理，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不以义抑利”，认为义理不可脱离功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把“利”排在“义”的前面。“利”字当头，彻底摆脱了传统儒学对民间商业的思想束缚，叶适因此被尊为温州“商圣”。从南宋的浙东学派，到明末王明阳的“新四民”论，到黄宗羲全面批判封建制度的“工商皆本”论，“新义利观”支撑着浙江商帮发展壮大。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人有如“沙漠玫瑰”，遇合适气候就迅即复苏盛开，影响遍及海内外，倘若不从历史文化基因的层面来分析，实在难以理解浙商顽强的生命力。

8、浙东士子的“弃书服贾”

在极端强调“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浙东却日渐发展成为极少数崇商敬贾的地区之一， 还有另外一层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我将其归结为浙东人的“耻辱心”。

浙东自古就是报仇雪耻之乡，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知耻而后勇，浙东因此历来多耿介侠义之士。在两宋与金辽的长期对峙中，皇权松弛，为积聚财力抗击金辽，一雪靖康之耻，封建王朝对民间工商业的防范与控制减弱，民族自尊心得以迅速转化为工商业的进取心，不仅在甬杭等鱼米之乡，而且在偏远贫瘠的永嘉地区，民间工商业都得以蓬勃发展。

清朝统一之初，浙江特别是浙东士人曾掀起激烈反抗，持续近20年之久。清廷恼羞成怒，通过屡兴文字狱、调控学额等手段，蓄意压抑浙江作为“人文渊薮”的传统地位。清初一些著名文字狱如“庄廷龙案”、“《南山集》案”、“查嗣庭案”都是缘此而发的。雍正还曾断然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六年。经此打击，大批饱读诗书的士子，自动或被动地断绝了传统的仕进“正途”，不得不另辟蹊径。有的读书人退而求其次，前往各地各级衙门，在地方官吏的幕府中充当幕僚，演绎成历史上著名的“绍兴师爷”；有些气节刚强的读书人则坚决不向异族统治者低头乃至合作，他们转而隐居民间，乃至干脆“弃书服贾”，奔走天下，逐什一之利，成为浙东商人的中坚。这些有气节、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型商人的出现使得后来浙江商帮的群体素质明显高出其他商帮一筹。上海开埠以后，在西洋商业力量的强烈刺激下，甬商（宁波商人）卧薪尝胆、灵活通变、不屈不挠地生存，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开始超越徽商、晋商而独占鳌头。宁波商人和来自广东的商人构成了当时沪商的主体，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力量的代表。

9、内陆商帮的衰微与海洋商帮的兴盛

十大商帮中，徽商、晋商、龙游商、洞庭商、江西商、陕商等六大商帮都是内陆商帮。内陆商帮在大陆农耕文明中的作用与地位一直有限，他们在传统封建体制内折冲牛斗，虽然多有斩获，但是终于难以突出重围，这一部令人扼腕的商帮悲喜剧已经写不出历史的新意（晋商与北方游牧民族打过交道，但是落后的游牧文明给不出历史的新创意）。“鲁商近官”，闯的是关东、华北，信的是儒家教义，虽地处沿海，精神气质上依然偏向内陆商帮。只有江浙商人、福建商人、广东商人表现出了较明显的海洋商帮的气质。浩瀚的海洋给了含蓄、内敛、温和、文静的农业文明新的血液、新的基因、新的广阔无垠的想象空间。

海洋类型的商帮以宁波、温州、泉州、汕头、广州等古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著名港口为依托，敢于冒险、开拓进取，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和明显的“海盗风格”。

宁波地处中国海岸线之中端，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又有天然良港，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口岸，“唐宋市舶，遥达海外”，元代“番货海错，俱聚于此”。明代厉行海禁，徽州人王直的海盗武装走私集团经营的宁波双屿岛却是全球性的贸易中心，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运到这里，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当时的双屿岛，仅葡萄牙人就有1200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世纪的上海”。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率军捣毁了双屿岛。对海上贸易执着的葡萄牙人，经蛇蟠岛向南转移到福建的浯屿港、月港，继续与王直集团合作。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贸易中心。此后，明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又将葡萄牙人赶到了广东珠江口。这时，都指挥使黄庆收受贿赂，允许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安顿下来，经商贸易，流风余韵从500年前延续至今。

“闽在海中”。有人称闽商是中国商帮中典型的“海盗帮”。闽商一向置身于海洋文化的惊涛骇浪之中，处变不惊，拼中求赢，一度成为中华文明在世界各地的使者，许多世界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之相关。目前已知最早的一部外文辞典，是爪哇传教士于1628年编纂的“中文（闽南语）——荷兰语——拉丁语”的三语辞典。15—17世纪南洋诸岛中“正宗”的中国语言是闽南语。17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中国老师是随闽人海外商船到欧洲的福建兴化人黄嘉略。英国人和荷兰人为了争夺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而爆发了1652年的第一次英荷之战；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印度的公司，因为与闽人的茶叶贸易的矛盾激化，最后演变成美国独立运动的导火线；英国人为平衡支付与闽商的茶叶贸易巨额逆差，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并运销中国，从而导致中英鸦片战争。闽商足迹遍及全世界，海外华商中闽商数量是最多的。今日台湾是闽商的主要基地，闽商、闽南语是台商、台湾话的基础。

潮、汕与闽南相近，民风亦相似。临近大海，饱受台风海难袭击，传统的农耕经济难以维持当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潮洲男儿打小出海谋生、经商做生意，这被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无可争辩，亦毋须教诲。早在16世纪初的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潮汕人便大批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由于他们最早以海贩海盗、亦盗亦商起家而被贬称为“潮汕海寇商人集团”。他们“北与闽南泉州海寇商人集团呼应，盘踞南澳，走私贸易，与明庭抗拒。” “舶艚船，则运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近代版的《潮汕商人名录》就收编了许栋为代表的海盗。1684年，清政府海禁终结，所有下海的船都要编号并在船头涂色区分：苏州黑色，浙江白色，福建绿色，潮州红色。潮商因此又得名“红头船”。 “红头船”以中泰米市为基础形成了近代汕（头）、香（港）、暹（泰国）国际贸易圈，并且处于西洋商人都无法撼动的垄断地位。今天泰国华人中90％以上是潮汕人，商人数以千万计。1949年后，挟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上海商人蜂拥入香港，潮商转而在塑胶、制衣、钟表、眼镜等制造业领域艰苦创业，并很快后来居上，重新从上海商人手中夺回了香港商埠的主导权，其中李嘉诚成为潮商神话的代表。今天，潮汕商人加上闽南商人的财富，几占世界华人财富半壁江山。而近年来蝉联中国大陆富人榜榜首的即是潮汕籍商人黄光裕。

10、滨海的平民商人与岭南的买办商人

与晋商、徽商等“儒商”、“官商”重书面契约的习惯相反，潮汕商人、闽南商人、温州商人都属于“平民商人”，他们“常常口头为约。” 口头契约轻形式、重实质，却是以外人难懂难学的潮汕话、闽南话、温州话来作为信用保障的。这些口语方言本身具有排他性，但是因为少受书面形式束缚，容易吸收外来文化。比如，潮汕话就是古汉语、马来语、英语的混合，是汉语活化石。潮汕文化的多元性体现在宗教崇拜上就是儒释道马祖关公“一锅煮”。这些特征都与 “敬字惜纸、思想一统”的中原正统文化大相径庭。

很多人都笼统地把广东商人归类为平民商人，但是粤商的另一支——广府商人——却是地地道道的买办商人。买办商人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西方近代商业文明对接的桥梁，他们的存在值得深究。

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千百年来市舶昌盛，中外商贾趋之若鹜。乾隆年间（1757年），国门紧锁，独留“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官设海外贸易“特区”，独享外贸垄断特权。一时间，“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洋货如山、樯舶奔辏。广州因此成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

起先，“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全部是朝廷钦派的“皇商”，但是，“皇商”们做生意乏善可陈：他们倒买倒卖，却常常亏掉本钱；他们广签合同，却常常延误交割；他们既没钱也没货，洋商一怒之下拒绝与其交易，转而与没有营业执照的民间商人做生意。最后，“皇商”们山穷水尽，退出广州商界。十三行的行商改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并领有政府颂发的“给贴”，在清政府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买办商人。鸦片战争前后，行商大多完成了由封建官商到买办商人的历史转变。《南京条约》允许洋人在五口通商，并且可以直接雇佣中国人为其效力，买办商人更多地成为洋商的代理人。

上海开埠后，西方商人纷至沓来，广东的买办商人与西方人同时赶往上海。四五十年代上海的中西贸易中的掮客、通事、买办有一半是广东人，甚至于达到2／3的惊人比重(汪敬虞《唐廷枢研究》)。1830年——1900年七十余年间，上海、香港、广州、天津、汉口、九江各商埠四家英国洋行的买办中，广东人占十分之九。近代广东人中著名的买办有：唐廷枢，一家三代都是买办，他的两个儿子和侄子唐绍仪，都是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学生；徐润，不仅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业和保险业的先驱，而且还是开平矿务局、轮船招商局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之一；郑观应，既是著名的买办，又是有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他热心时务，先后出版《易言》和《盛世危言》两书，不仅是“商战”的提倡者，而且还是最早介绍商会、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人，以及中国第一个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人。

11、买办商人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洗礼，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先行者

广州最先仿造外国轮船的，是十三行商人；上海最早的甘章船厂，是大英火轮公司的买办创办的；中国最早的缫丝工厂，是华侨商人陈启沅首开其端；最早与美、法等国商人商谈“机器织布之道”的是“湛深西学”的席长卿；上海第一家碾米厂的创办者，是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第一家面粉厂——裕泰恒的创办者，是协隆洋行买办陈可良；第一家玻璃厂——中国玻璃公司的创办者，是怡和买办唐茂枝；第一家造纸厂——上海机器造纸总局的主持人，是禅臣洋行买办曹子俊；最早的轧花厂和火柴厂——棉利和燮昌的创办者，是与洋行交往密切的商人丁玉墀和叶澄衷；天津第一家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和第一家硝皮厂——北洋织绒硝皮厂的主要创办人，是汇丰银行买办吴懋鼎；香港第一家华商糖厂——利远糖厂中，有徐润的投资；最早开办的银矿——承平银矿中，有唐廷枢和轮船买办李文耀的投资；安徽省内第一家铜矿——池州铜矿，则为买办杨德所首创；最早在上海设立船厂的广东籍买办郭甘章，在招商局成立之前六年（1866）就备置轮船一艘，航行华南口岸；中国境内最先出现的一条铁路——1876年英国怡和等洋行修建的吴淞铁路，就有广东十三行的后代“粤商伍氏，率先附股”；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荣康银号和第一家海外贸易公司——宏远公司的筹设，是由唐廷枢发起；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开平煤矿、中国电报局等官办洋务企业中，最初的资本，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自买办，并且多由经验丰富的买办商人主持经营。

在中西砥砺的初始阶段，双方互不知晓根底，买办商人居中通融，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仅是商业中介，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中介。“他是洋行的中国出面者，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合伙人，在另一些方面是用钱雇来的用人，在其他一些方面又是独立的掮客。”“他是一个商人内部的另一个商人，”是“一种商业组织里面的商业组织。”他时而是“洋行老板的化身，”时而是钱庄银号行商坐贾的伙伴。他身上有封建王朝所不敢惹的护符，他是半殖民地上特有的商人，他有着一般商人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正是凭借着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能“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12、东不成、西不就的近代民族工商业者

随着东西方文明的深度纠缠，小心翼翼的商业探险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利益争夺，买办商人生存空间变得日益紧窄。一方面，随着洋人越来越熟悉中土，西方商业公司管理日益严苛，买办商人的获利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重官抑商的近代洋务运动给民间商人带来新的歧视，官办企业非但无法阻止西方商业力量的长驱直入，而且釜底抽薪，以行政手段与民族工商业者抢夺资源。以买办商人为代表的近代民族工商业者，左不着边，右不靠岸，欲西不得，欲东亦不能，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处境十分尴尬。

广东商人向守中立，在处理官商关系方面从不轻易犯界。广州人有句俗话：“东山少爷，西关小姐”。东山是官宦人家的聚居地，而西关则是巨商大户的乐园。东为豪门，西为富户，两者往来谨慎。西关作为广州商人的大本营，从清末开始，他们对官府的态度，一直是若即若离，各具怀抱，一切以利益为转移，关系微妙之至。商人提防官府插手经济，官府也提防商人插手政治。

晚清后期，特殊的经济结构使广东买办商人在外国资本和封建专制的夹缝中挣扎图存，被动地选择了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近代化道路，开始了渐进式的改革。当清政府颁布《商会法》后，广东的商会即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加入商会的商户数和商会议事员数为全国第一。为了推动清政府预备立宪，广东商人于1907年组织起自己的政治性团体——粤商自治会，他们希望“立宪后政治有所刷新”，商人们能“拓财货，扩商权，进而参与新政”。粤商自治会出钱出力，热心协助清政府广东当局健全警察制度，以达“维持商务、保全治安”之目的，一垂“兴商富国之伟愿”。

从保路运动开始，广东商人对清廷改良自强的幻想破灭，转而在经济上支持革命的新政府。然而，辛亥革命后连年动乱，时人概括为“所谓护法五年之成绩，不过祸粤殃民四字而已”。注重实际利益的广东商人开始寄希望于广东省省长陈炯明整理粤政。陈曾宣布：“自兹以往，当奋力扫除秕政，以树立民治之基础”。他下令在全省禁赌、禁烟、废娼，全面开展市政建设，支持省、市议会参照欧美各国最新法例，制定《广东省自治根本法草案》等多种法律、法规并组织实施，把广东建成全国联省自治的模范省，深得商界民心。当时的商业报纸高度评价陈“锐意刷新政治，与民更始”。但是，中山先生决意北伐，欲以武力统一中国；陈被孙中山免去广东省省长后，终于酿成部分忠于陈炯明的粤军将领炮轰孙中山总统府的悲剧。

广东商人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是辛亥革命后的产物，纯属商人自卫组织。在十余年的社会动乱中，它始终恪守保卫商场的职责。尽管政权更迭不已，但官商间大致相安无事。商团购置武器，一向有例可循，只需经过政府的特别许可。但1924年8月，广东商团持由大元帅府军政部颁发的进口许可证从国外购进的武器，却被急于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又弹械两缺的孙中山扣压，商人不服，遂招致武力镇压。自此以降，粤人殷望多年的商人政府的理想彻底破灭。

上海商人历来长袖善舞，他们擅长在官场、洋场上八面玲珑，巧妙周旋，但是近代上海商人的命运也一样糟糕。

1920年上海成立了全国工商协会，虞洽卿任会长。这个协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工商界的利益而同军阀政府打交道、搞合法斗争。协会成立伊始，就向军阀政府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诸如改良税制、颁布一系列工商法规、改善交通、促进银行业的发展、加强职业技术教育等等。对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商人团体进行了持续的谴责，认为军阀统治“就法律而言，无合法政府；就实际而言，无统一政府”。

1927年，当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上海商人欣然接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他们幻想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府做他们的保护神，实现他们无法实现的政治经济目标。上海工商界为扶植蒋介石主动提供了1,000万元的巨款，结果使得初创的南京政府胃口大开，南京政府成立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中，向上海各界索要钱款达1亿多元，不愿意向政府捐款、认购公债的商人更遭到通缉、逮捕、查封财产。

巨大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除了装点门面，实质上政府的重大决策根本没有商人们的发言权。上海总商会由于争取政治自由过分积极，成为南京政府的眼中钉。1929年3月，一批打手袭击总商会，随后，一个新的比较驯服的上海市商会取代了总商会。新的商会沦为一般的经济事务性机构。

南京政府通过发国债的方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控制。在国家资本逐渐建立的过程中，经济统制政策还使有限的资金和原材料逐渐向国家资本、权贵资本倾斜。政府向民间资本承担了贷款的责任，但国家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条件却非常苛刻，中国民间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大大缩小。再后来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民间资本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直到50年代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私营工商业被消灭殆尽。

13、改革开放：中国近代以来梅开二度的重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近代国门被炮火轰开以来的梅开二度的重放。许多似曾相识的大场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只有经过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有些乍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细节，正在带来巨大的历史分野。

改革开放以前，“广交会”是新中国唯一对外贸易窗口。从1978年到1993年，整整15年，可以说是广东外贸独占的时期。这与历史上的“一口通商”似乎有着相似性。1993年扩大开放、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一个对外全面开放的时期到来了，这与历史上的“五口通商”、“门户开放”似乎又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加之近年来，长三角发展势头勇猛，风头盖过老牌开放区——珠三角。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经济重心是否会再度移到上海，珠三角将从此失去竞争力吗？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山东、苏南、浙江、闽南和珠三角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区域性商帮，谁将更能代表未来中国商业发展的方向？

有人认为，从1978年到1993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开放。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成了刚刚从闭关锁国转向开放的中国与全球，尤其是与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就像打排球，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这个叩球手，香港再将球叩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叩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同时也催肥了广东。而进入9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已经不必非得借助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了，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已经结束。由此带来一个最深刻的变化是，原来的打排球变成踢足球。就是谁有本事带球过人、跨越中场，谁都可以直接射门，而无须借助别人——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射向日本和韩国，东北则踢向俄罗斯。在这样的大开放格局下，五大现代商帮同台竞技，比的将是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14、“五大现代商帮”

“五大现代商帮”一般是指：以宁波、杭州、台州、温州等区域为代表的浙江商帮，以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区域为代表的珠三角商帮，以济南、青岛、威海、烟台等区域为代表的山东商帮，以苏州、无锡、常州等区域为代表的苏南商帮，以及以厦门、泉州、漳州等区域为代表的闽南商帮。现今意义上的“商帮”实际上只是一个大的商业族群的方便叫法，并不完全具备传统商帮“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涵义，因此，只要便于问题的讨论，商帮分类的细节大可不必深究。我们以为，到目前为止，真正有比较意义的中国现代商帮可以归结为两个：新粤商和新江浙商人，他们分别代表着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重要经济区域的商业力量。

15、开风气之先、喝“头啖汤”、吃“第一只螃蟹”的新粤商

一个自外于国际社会多年的国度，有一根联结国际市场的脐带，那就是香港。要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好香港这条便捷通道。上个世纪80、90年代，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及增城、惠州等城市密切配合香港，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前店后厂，“两头在外”，实际上是内地参与国际经济分工的唯一可选择方式。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甚至连优质原料与成熟市场都严重缺乏的境况下，惟有廉价的未开发土地以及从农村剥离出来的廉价剩余劳动力才是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勉强一搏的筹码。这也是在世界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落后国家经济起步的一般选择，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拉美国家都曾经走过类似的发展道路。从生产加工环节开始介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与合作，进而在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等方面逐步突破，最终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创新地，这就是亚洲“四小龙”曾经走过的路，也是珠江东岸城市、苏南和内地诸多城市先后在走的路。所不同的是，看谁的悟性更好，谁更能把握个中的尺度、节奏以及稍纵即逝的商机，及时升级和蜕变。

珠江西岸的广州、南海、顺德、佛山、中山等城市则背靠国际、剑指本土，凭借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整个80年代，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风靡中华大地，乐从的家私、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 代表的不仅仅是新的商品，更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理念。

16、奋起直追、挑战粤商领袖地位的江浙商人

近年来，伴随长三角的经济起飞，江浙商人开始挑战珠三角商人在中国的领袖地位。

某种程度上，江浙商人特别是浙商的崛起，与排行榜有莫大的关系。2000年福布斯“中国50首富”排行榜，浙江有9位企业家上榜；2001年中国大陆首富100位企业家，浙江有17位；2003年胡润的富人榜中有17位浙江人登上中国内地百富榜；在“《新财富》400富人”中（以企业所在地计算），人数最多的依然是浙江，占了62名；在全国工商联按照年营业收入总额排名的2002年度上规模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浙江民企共入围185家，占总数的37％。大大超越广东商人的相应排名，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由此开始，当年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的江浙商人大受嘉赏，被誉为 “东方犹太人”、财富制造商。江浙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商品如雨后春笋，从深海中一个一个浮出水面，短短几年中，就已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江浙商人“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创业佳话传遍大江南北。

人们不禁要问：小米加步枪的江浙草根商人为何能“打赢”抗着洋枪洋炮的广东商人？同是外向型经济，后起的苏州，GDP为何迅速赶超了先行的深圳？关注中国商帮动向的著名策划人王志纲更是发起了“粤商八问”：粤商，你为何难成“常青树”？ 为什么只有“广东经济”没有“广东人经济”？广东的商品集散地为啥总是“长不大”？粤商，你为啥迟迟不上市？粤商，你为啥气势输人一筹？粤商，你的商会为什么总成摆设？粤商，你为什么财富和头脑不对等？粤商，你为什么放弃领跑全国？

17、粤、浙商人的感召力

商帮的真实生命力很难从一时的短长中看出端倪。富豪榜、品牌榜、上市公司数量、GDP指标、产业偏好、商战个案、媒体曝光度等等，有助于我们分析问题，但不是问题的要害。

我认为，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商人，还是风头正健的江浙商人，特别是浙江商人、温州商人，他们之所以令人瞩目，首先是因为其巨大的商业启蒙意义：

在一个商业基因被彻底阉割的社会里，是新粤商带来新的商业元素、带来新的生命冀望。人们真诚地悦纳满口“鸟语”的广东商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好的商品，更因为他们是新商业文明的信使。他们是光明的使者，是从铁窗口外飞进来的衔着橄榄枝的第一只鸽子。

今天，以温州商人为代表的江浙商人也在全国各地受到同样的礼遇，不是因为他们日进斗金、富贵荣华，而是因为他们昭示了这样一个商业哲理：即使处在穷困落后如温州的地方，只要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避艰辛、不拒薄利，勇于超越自我、决不轻言放弃，那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在未来的财富帝国里，你也同样可以博取最高的商业地位！

浙江大部分面积都是山区，道路崎岖，耕地稀少。譬如温州，人均耕地不足半亩，粮食作物难以供养日益增长的人口，所以温州人历来就有外出谋生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远离故土、游走四方的初衷是不甘于家乡的贫瘠，希望凭借自己的小手艺、小买卖出来混一口饭吃。大生意做不了，就做小生意，大钱赚不了，就赚小钱，针头、线脑、纽扣、拉链、打火机、圆珠笔、低压电器、荣誉证书、手工艺品……什么投资少，什么门槛低，就介入什么，白天做老板，夜里睡地板，开始是兜揽生意、赚取差价，接着是自己接受订单生产产品，生产规模一天天扩大，企业品牌慢慢打响，泥腿杆子摇身一变成为呼风唤雨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崛起于最艰难竭蹶的人生低谷，来自市场、洞察市场、精于算计、善于周旋，有胆有谋，熟悉企业商业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不仅拥有企业，更重要的是锤炼出了企业家的精神与气质。

浙江的民营企业通常发端于家庭工厂，往往是一个家庭一个作坊，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单元，家庭中派一个反应灵活的成员出去跑销售、跑采购、跑合作，其他成员在家生产。户与户、村与村、镇与镇、市与市，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块状经济，经济板块之内全民皆商。血缘、乡谊、共同的生意背景将千家万户联结在一起，对内成为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对外开拓市场的时候又互为援手。在社会信用缺失的大背景下，地方方言如温州话成了生意人相互信誉的保障。温州“地下钱庄”等民间借贷的信誉，既靠商业手段，更靠族群之间、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来维持。闻名遐迩、由数万个摊位组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是各个家庭作坊、私营企业对外销售的共同窗口。一些温州人在海外经商互相帮扶、抱团打天下的事迹也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如此这般的浙商故事，分明是一本可以让所有内地人学习和模仿的商业传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浙商不象有着特殊海外关系的粤商那样遥不可及、高不可攀，浙商是亲切的邻居，是身边的样榜，是触手可及的商业楷模；就象当年广东的打工故事、打工文学一样，浙商故事、浙商传奇是大家都愿意看、都看得懂的普及本的商业创富教科书。

好看的东西背后，什么才是我们应该真正看好的东西呢？

18、江浙商人的 “进取心”

从历史上来看，江浙人的“进取心”、“进取精神”源于“耻辱心”，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因为“知耻”，一向文弱的江浙人变得勇敢和强悍起来。在商场中跟广东人和江浙人都打过交道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广东商人随和，江浙商人要强；广东商人好商量，江浙商人算得精、算得狠。江浙商人无论在市场搏杀还是日常生活中，总好象憋着一股子狠劲，把“商战”俩字写在脸上，时时处处让人感觉到他正在经商做生意。

这可能是因为江浙人心灵深处有一种比较：要么不经商，要经商就要做到比当官还风光！江浙位于中国的中部，处在北方官本位文化与南方商本位文化的中间地带，是读书做官还是经商做生意，从一开始就是人生的重要选择。一旦选择经商，就要放弃当官的好处，机会成本很高，所以江浙商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象胡雪岩那样做“红顶商人”，体制内外的好处一网打尽。当不能两全的时候，江浙商人往往都会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商界混得比官场还好！这样一来，江浙商人内心深处就有一根标杆：经商做生意不是简单的糊口混饭，而是一桩比读书做官还要辉煌壮丽的大事业，这样的事业寄托着商人们全部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容不得失败，容不得胡来，必须毕恭毕敬、小心成全，不能忽视任何一个商业细节。

为了在官本位的现实社会中凸显自身的人生价值，江浙商人下意识地去缔造一个理想的商业王国，以此来与现实中的官宦王国相抗衡。一方面，为了生意的需要，他们不得不与掌握实权的官僚们虚与委蛇。无论成功与否，江浙商人身边总有一帮津津乐道的官员朋友。与广东商人相比，江浙商人太擅长于与官府周旋了，他们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也因此埋下无穷祸根。胡雪岩成也因官，败也因官，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了。另一方面，把商业旗帜举得最高的也是江浙商人。正所谓有“耻”方有“荣”。为报官耻，大兴商荣。江浙商人有时刻意强化、甚至不惜夸大经商做生意的意义。在与官员们虚情假意的应酬之余，他们不断在商业领域努力攀爬，力图用最佳业绩来诠释自己的人生。显富、摆阔、乐于在新闻媒体上抛头露面、热心在各种排行榜上大出风头，有时并不纯粹是出于市场拓展的考虑，而是一种基于商业成功的人生宣示。江浙商人太需要证明自己了。

所有江浙商人的虚荣心因为大上海在江浙之滨的横空出世而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满足。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代表的不仅仅是江浙人最高的经济成就，而是江浙人引以为傲的商业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图腾。这个图腾为全体中国人所共享、为全世界所认可，但是并不妨碍她作为江浙人的殊荣。近代上海以万国商业博览的方式炫耀了俯视王侯的商业财富；以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西洋生活方式彰显了成功商人的华贵与雅致；以商业城市的便利、摩登时尚的风情吸引着末代王朝的臣民争相成为大上海街头巷尾的小市民。海派价值观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了京派的旧伦理、旧秩序，江浙商人久萦于怀的残愁余恨顷刻间得到完全的排解。从此，上海成为江浙商人理想的具象物，江浙商人同无数认同上海价值观的人们一道，在这个新财富帝国中孜孜不倦地排列着自己的等级与座次。努力爬上财富金字塔的顶端，成为江浙商人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

19、广东商人的“平常心”

广东人是典型的移民大杂烩。自秦汉至两宋，自明清至上个世纪80、90年代，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新客家人……，不同时期的移民席卷而来，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画地而居，各谋生路。读书也好，种田也好，做官也好，经商也好，燃炭狩猎也好，浮海泛舟也好，只要能够安身立命，广东人都乐于接受。生存是移民生活的第一要义，而生存之道不一而足。是读书做官还是经商做生意，对于远离权力中心的广东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需要煞费苦心地来做抉择的事情。历史上的晋商重贾轻儒，但是发家致富靠的却是与军输供给和饷银汇兑有关的“皇家生意”，所以晋商严格遵守儒家教义，晋商的“义”是儒家说教的商业版，绝不敢越封建礼教的雷池一步；浙商标榜商业，但是内心深处却总与“官”字纠缠不清；惟有粤商，虽然从“一口通商”的皇家特许中捞足了好处，却在处理官商关系方面有着井水不犯河水的从容和淡定。既不曲意奉迎，也不一味抗拒，对政治是如此，对其他新生事物、外来事物同样如此，这正是广东商人的特点：开放、包容、平常心。

心无所持，则无不可持。广东人的心态是开放的，而且这种的开放是全方位的。不仅向港澳、向西方文化开放，也向北向东向南开放，广东人并不独宠白皮肤蓝眼睛。广东商人走遍全球。不但对海外开放，对内地也呈现强烈的开放态势。晋商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他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死守着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既不肯向外开拓，亦不准外人染指，抱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老观念不肯改变。朝廷组建国家银行时，一再邀请山西票号入股，遭到断然拒绝。当中国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晋商还继续以万历年代的方式去经营，其黯然衰落的命运，当然是无可避免的。广东人则深明开放的道理：一个地方要保持长久的活力，就要持开放的态度，不断求新，不断求变，不断有新鲜血液的加入，社会才有进步。倘若没有改革开放以后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哪里会有深圳这样的新城市崛起呢？广东人常说：“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这是一种长线投资。打开大门，欢迎三江客，广纳四海财，有钱大家一起赚，表面上好像损失了一些市场份额，但从长远看，只要有好的游戏规则，蛋糕是可以愈做愈大的。在广东人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生意赚多赚少，而是公平与否。所谓“米贵大为是”（米贵对大家都一样），贵也不是贵我一个。恰恰由于他们有这种从容、大度、平常心，所以生意的成功率反而比别人高，赚的钱反而比别人多。广东是禅宗的“西来初地”，深谙禅理的广东商人自有其高明的商业哲学、商业智慧。

开放，包容，平常心，并不表明广东人只是被动接受、不敢主动抉择。相反，“粤人好赌”， 历代屡禁不绝。“终须有日龙穿凤，唔信成世裤穿窿”。在事业上，他们像赌徒一样寻找机会，一旦看准了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下注，甚至把身家性命押下去也在所不惜。在广东，花会、番摊、山铺票、白鸽票、闱姓、字花、麻雀、天九、纸牌、诗票、牛牌、彩票，乃至斗鸟、斗鸡、斗蟋蟀、赌波、赌六合彩，五花八门，无不可赌。广东人的性格，有两个特点是与赌相关的，一个是“愿赌服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输了也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另一个是“有赌未为输”，输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其实，生意又何尝不是一种“搏彩”呢？投资有风险，商场无必胜，此乃常识。北方人是“利不十，不变法”，但世上没有百分之百赢利的好事。只要利大于弊，得大于失，广东人就会义无反顾。1978年底，当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的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时，并没有确定是哪些地区；中央提出有些地区可以先走一步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广东可以争取，其他省也可以争取；深圳、珠海、汕头可以争取，上海、大连、秦皇岛、天津、温州、宁波、烟台、青岛、北海等城市也一样可以争取。中央并没有特别垂青广东。然而，全国上下，北京是雷打不动的，上海是左右观望的，只有广东看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全力争取，这才赌来了广东改革开放20多年的大好局面。正是因为广东人有赌的胆量、有“海国超迈之意量”，自两汉始，岭南人即习惯海外拓展，浮家泛宅，远涉五大洋，至明清时海外就已有“太阳永远普照着粤人社会”之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外域的文明通过岭南人输往内陆，使黄土地上的人们见识到奇特的异域文明。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传播最早就是从岭南开始的。近代西学东渐，也是以广东为先。

看似平常最崎岖。没有只身闯海的胆气豪情，没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量，就没有广东人举重若轻的平常心。见得别人赢，受得自己输，吃过颠沛流离的迁徙之苦，享过十三行商的富贵之福，这样的生意人心态不可能不好。所以广东很多商人能够超越成败，具有大将风范。他们不管做多大的生意，多少资金进出，都说是“细细碎”啦，不会太过大惊小怪。

20、广东商人不执着

平常心乃大智慧，但是也意味着“不执着”。因为不执着，浅尝辄止，难以把一门生意做精做细，做到极至；因为不执着，模棱两可，难以形成凝聚人心的主流价值观；因为不执着，经验主义，难以将商业经验升华为新的商业理论；因为不执着，偏安怠惰，难以自我超越进入全新的人生境界；因为不执着，能赶潮流，却难以发起并引领商业潮流。以“平常心”来对抗“进取心”，粤商显得不够精进，不够锐利，不够有攻击性，道有余而术不足。粤商八问，良有以也。

21、得西方商业文明真传的深商

传统粤商的不足，需要由新粤商持续不断的商业创新来加以弥补。粤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容纳新的人、新的想法，能容许新的商业基因不断加入。正是因为粤人的宽容和悦纳，深商，作为商帮新锐，作为新粤商的一分子，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商业精神和商业气质，为粤商的未来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变数。

深圳，是一个奇迹。理解这个奇迹，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商业文明持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和商业财富的深圳投奔者持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喷薄而出，这是缔造深圳奇迹的真正内在驱动力。

尊崇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合乎人类理性的商业法则，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是近代西方工商业蓬勃发展、现代商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深层奥秘。欧洲中世纪的9到13世纪这段时间，城市化运动率先在亚平宁半岛等地兴起。附近许多贵族庄园里的农奴跑到新兴的城市里来，成了独立谋生的自由人，进而构成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工商业城市的市民阶级。市民们以城市宪章等契约的方式界定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关系，实行城市自治。由于个人的商业利益得到合理的尊重和保护，商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商业财富象滚雪球一样积累起来。富裕的城市生活又进一步引发了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端于意大利，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关注世俗生活甚于关注天国生活，是意大利城市商业精神的总结与升华。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带来了一连串的思想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现代文明的根基实在由此而奠定。

当年深圳的贫瘠与偏僻，一如历史上亚平宁半岛上的威尼斯水城。无数从计划体制的藩篱中逃离出来的男男女女，由四面八方汇聚到深圳。他们原本不是什么商人，除了力图开创新生活的梦想与追求，除了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尚可自由支配的劳动力，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就象拜占庭帝国给了威尼斯商人财富和经验一样，来自香港等地的外资企业给了深圳人经受西方商业文明洗礼的机会，深圳人不仅在这些企业里淘到了第一桶金，积累了创业的初始资金，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这里习得了商业经验、掌握了现代社会的商业法则。

尤为幸运的是，初出茅庐、下海创业的深圳人迎头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无穷尽的商业机会。而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研发，所仰仗的，正是对人的创意和人的潜能的有效激发。人，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深圳人一下子把握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对这种“根本”的准确把握和熟练运用，深圳人甚至超越了他们的香港导师。当华为的“人黄金”换回来跨越国界的真金白银时，传统的等价交换算式失灵了；当别的城市为招商引资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深圳开始定位为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现代商业都市。

22、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地方

6年前，因特虎创立时的“真情告白”曾经对深圳精神有过这样一个概括，4年前，因特虎深商俱乐部在总结和提炼深商精神时进一步肯定了这样的概括，那就是：“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商业竞争的加剧使得未来财富的走向越来越不确定，惟有层出不穷的商业创意象千百支探照灯一样，可以用来照亮前行的路，为未来商业发展觅得新的生存空间。我们处在一个充满诱惑、同时又充满羁縻的社会，惟有谨守商业原则、利益标准，才不至于行差踏错、误入歧途，避免象晋商、徽商那样的悲惨结局。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面开放、充分竞争的商业社会，敏锐的嗅觉、迅疾的行动能力、登峰造极的制造工艺和商业细节，是在近身肉搏的商业竞争中不被击倒的关键，敢为天下先的涵义不仅仅是“第一个做”，而且是要“做到第一”。

事实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商业公司都是围绕一个商业创意来设立并配置资源的。“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用商人的语言来解读，意思就是：发现并珍惜好的商业创意，用商业眼光、商业手段来评判并实现其价值，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工艺将该创意的商业价值发掘到极至！只有官办企业才会将长官意志凌驾于商业创意之上；只有保守和没落的商业公司才会漠视商业创新、把公司的既定资产看得比商业机会更重要。

看一个公司有没有前途，有且只有三个标准：一，是否拥有好的商业创意；二，是否拥有将商业创意完美实施的执行力；三，是否拥有持续创新的能力，即：持续获得好的商业创意并使其完美实现的机制和能力。

评价一个城市、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业竞争力，只需看一个其貌不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的穷小子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命运：如果他遭遇的是当地人的白眼、是投资者的迟钝、是政府官员的傲慢、是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是对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的无法无天的侵害与剥夺，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绝对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当地人一听有好的商业创意就眼睛发亮，有意向的投资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内的中介服务热诚而专业，工商和城市管理制度都是本着便利商业创意展开的精神而设立，舆论和司法对合法商业利益百般呵护、细致而周密，社会评价普遍鼓励商业冒险、鼓励个人创业，那么这样的地方一定是比尔·盖茨层出不穷的地方。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深圳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城市。尽管这种优势主要还是源自移民城市的天赋和香港商业惯例的熏染，但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商业领域正在诞生新型人格的企业家，并且奉献出 “以人为本、创意为王”的全新的商业价值观。随着这种价值观风靡全社会，不仅将颠覆传统乡宦社会的价值伦理，而且将颠覆近代以来古典主义的商业伦理、财富伦理。与此相适应，社会组织形式与权力架构也将因此而发生革命性变化。譬如，作为一个“商帮”，深圳商人团队将再也不是依靠血缘、乡缘来绾结，而是依靠基于权利自治的新型商会来组织。这样的商帮，彰显的不是政府的POWER ，也不是“帮主”的POWER，而是独立商人的RIGHTS。商人和市民的权利主张，或将揭开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23、大上海的“财富帝国”VS新深圳的“创意王国”

由对资本和财富的追求，到对商业的创意的追求，到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追求，到对人性化的创新机制、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健全，深圳人正在一条被西方近、现代文明所验证过的正确的道路上迅跑。

这条商业之路与近代上海的商业之路，不尽相同。

与大上海的财富帝国的定位有所不同，深圳的目标更象是一个人本主义的创意王国：前者导向对既定财富的攀比，后者致力于未来财富的开发；前者青睐志酬意满的成功者，后者宽容壮志未酬的失败者；前者对后来者预设很高的门槛，后者鼓励新来的创业者登堂入室；前者更象巴黎，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可以畅行无阻，享受纸醉金迷的愉悦，后者更象硅谷，只要你有真正好的创意，你也可以畅行无阻，体验自我实现的快乐；前者是大腹便便的中年成功者形象，手持文明棍，雄视一切，后者是野心勃勃的青年创业者形象，胸中有韬略，叱咤风云……，在资本和创意同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深圳和上海的取舍各有利弊，很那说谁的定位更胜一筹。但是，在今天这个商业财富变动不居的时代，深圳价值观正在成为上海价值观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农耕社会视土地为根本，土地即是一劳永逸的财富的源泉；工业社会崇尚的是资金和设备，有了这两项就可以依靠某种成熟的工业技术赚取长期而稳定的工业利润；信息社会的技术进步瞬息万变，技术创新本身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完善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体系构成决胜商场的核心竞争力。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颠覆了我们关于恒久不变的信仰，颠覆了我们关于全知全能的信仰，我们开始玩起了“与上帝掷骰子”的游戏，只有借助思想与灵感的火花，我们才能把上帝手中的底牌看得更清楚。

上海价值观曾经将一个庞大的移民城市整合得浑然一体：外地人迁入上海，只要经过一代，最多两代，就融合到上海人中，自称“阿拉上海人”了；但如果上海人迁居外地，却很少能够忘记自己是上海人的。散布在在全国各地各个角落的上海人，不管离开上海已经多少年了，甚至有的已经是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还保留着“上海文化”的烙印，与当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包括他们的子女在内，都能说上海话，始终不能忘记“阿拉上海人”。就象早期的海外华人总是自称“唐人”一样，近代的上海是上海人心目中的“唐宋盛世”。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被驱散的上海人不管流落何方，都不屑于与当地的非商业社会为伍，只要在现实的空隙中稍有机会，他们就常常“梦回大唐”。直到90年代上海复兴的机会来临，上海人将点点滴滴的记忆化作改革和创新的努力，一个金光熠熠的新上海再次在黄埔江边屹立。

深圳也是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深圳价值观能不能将一盘散沙的深圳人整合起来？深圳人的“大唐”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