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

　　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局势，尤其是亚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各方面的发展表明，中国开始进入其崛起进程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面临着最为艰难的战略选择。这里主要包括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与一些东盟（亚细安）国家关系中的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边界纠纷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主权问题。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也存在经济、政治等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都不能和主权问题相提并论。非主权问题都不会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现代化进程，而主权问题则很不同。中国把与主权相关的问题视为核心国家利益问题，可见问题的重要性。说穿了，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旦受到“威胁”，政府层面只能做最强硬的反应，而不管这种反应的代价如何。社会层面更是如此，在主权问题上，无论是强硬派还是民族主义派，都可以毫无理性地“理直气壮”来维持他们所认同的“国家利益”，把自己视为是“爱国的”，而把一些真正理性的声音视为是“卖国的”。人们最近所观察到的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所做出的反应就是政府和社会层面互动而强化的结果。

中国的反应是本能式反应

　　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也不能说最近中国的反应没有任何理性。面临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必然做出这样那样的反应，尤其是当中国有能力做出反应的时候。但从一个宏观历史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对中国的作为进行深刻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反应方式是一种本能式的反应，而不是一种基于人类理性之上的反应。如果是本能式的反应，那么最终有可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最小化，甚至完全走向反面。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中国现在的反应是战术层面的，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反应。在中国的种种外交行为中，人们看不到有深刻意义的战略意图。这尤其表现在和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上。中国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假定可以通过现在这样的行为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不管如何地不合理，日本现在实际上控制着钓鱼岛。即使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回实际控制权，也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不会承认。如果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不管哪一方控制了钓鱼岛，唯一的结果就是增加相互的仇恨并把此延伸到下一代。那么，如果假定中国具有战略目标，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又是什么呢？中国有限的战略目标似乎只是要日本承认“钓鱼岛是具有争议的”。逻辑是：日本现在不承认这一点，如果日本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下一步就可以探讨双方如何来解决问题。但如果这真是中国的战略目标，那么这个目标过低，很不值得中国象现在那样做下去。因为这种“以牙还牙”的反应战术会影响甚至毁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国家终极崛起的战略目标。同样，也不难看到，这种把战术当成战略的情形也存在于南中国海问题和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人们因此可以推论说，这是中国目前的一种普遍性外交思维方法。但正是这种思维方法才是中国领导层应当担忧的。

　　很多人对中国最大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并不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把战术当成战略。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战略目标是什么？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讨论。

　　中国大战略的第二方面就是和平崛起。中国能否能够崛起当然取决于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和平崛起意味着中国的内部现代化不会对区域和国际和平构成负面的影响或者所谓的“威胁”，更不会成为战争的根源。实际上，从国际关系历史来看，只有和平的崛起才是真正的崛起和可持续的崛起。历史上，通过军事手段和战争崛起的国家，最后都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欧洲，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是这样；一战和二战的德国是这样；前苏联也是如此，冷战时期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避免不了灭亡的下场。在亚洲，日本帝国本身便是最好的样本，崛起之后就想欺负邻国，挑战西方确立的东亚秩序，最终也走向了灭亡。但也有相对和平的崛起，典型的就是英国和美国的崛起。这两个国家崛起的基础便是国内的近代化或者现代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中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崛起方式，是非常显然的。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上世纪90年代的“和平发展”或者“和平崛起”到现在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领导层的思路一直非常明确，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坚持下去。
　　第三方面的大战略是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一个领导角色。而中国能否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又取决于前面两个战略的实现。如果内部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根本不可能有崛起。如果崛起不是和平的，那么没有国家会承认中国的领导地位。但和平崛起不是中国的最终战略目标，最终的目标在于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领导世界或者参与领导世界是任何一个大国的命运，不管大国的主观意愿如何。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不管世界秩序会如何民主化，这个世界永远是等级性的，不管喜欢是否，世界秩序需要有领导，大国必须承担这个领导责任。如果大国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无能承担责任，那么也必将受到惩罚。这是国际关系铁的规律。

　　从这个由内到外的战略次序来看，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崛起过程中的最艰难的时刻。中国正在崛起，但还没有真正崛起。在外界看来，中国已经崛起到一个可以不再象从前那样继续向现存区域或者国际秩序调整自己，而是有能力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但同时还没有意愿或者有能力对区域或者世界秩序担当责任的阶段。各国因此开始对中国抱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对中国是否可以继续崛起、是否会成为霸权、是否会承担责任等等感到不确定。

　　无论是区域和平还是世界和平都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第一，中国的真正崛起。在崛起的早期，中国有非常大的意愿向现存秩序做主动的调整，即中国所说的“接轨”。但崛起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确不可能无限度地向其他国家调整自己的政策。同时，中国也没有强大到要求其他国家向中国作调整的时候。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相互要求的相持阶段，各方都不会让步。但在中国真正崛起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向中国调整（其实这种调整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方面已经开始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会这样做，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其他国家愿意向中国调整自己的政策的主要动机就是中国的区域或者国际责任。其实，崛起和责任这两方面是相互相成的。不能承担责任的崛起就不是崛起，即使某些方面崛起了，也成为不了大国。前面已经所讨论过，通过不负责任（例如军事和战争手段）的崛起的大国最终归于失败，就是最好的例证。

政治精英必须理性和清醒

　　也很显然，在这个关键阶段，中国的战略选择既决定了内部的现代化是否可以持续，也决定了中国的继续崛起是否是和平的。如果选择不好，无论是内部的现代化与和平的崛起都会中断，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这就是人们对中国目前的国际局势非常担忧的地方。一旦中日关系、中国东盟关系、中印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关系失控，很容易导致局部的甚至是全面的冲突。一旦中国的崛起被外界视为是非和平的，那么中国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急剧的恶化。如果走上这条道路，那么中国的未来就会很悲观，可能是如下两个场景之一。第一是重复大国崛起的悲剧，即中国和其他大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这种冲突，不是你死我活，就是同归于尽。第二是自我击败。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周边和其他大国不希望和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冲突，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围堵”或者“遏制”中国，就像从前美国和其盟友对付前苏联那样。

　　客观的形势表明，比起其他任何时候，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邓小平所提倡的“韬光养晦”精神，更需要低调。不过，现实刚好相反。随着中国的崛起，民众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高涨起来，一些人的确为国家变得强大而感到非常自豪，而另一些人则被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欺负的悲情所感染，觉得中国“雪耻”的机会来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怀疑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甚至主张中国可以抛弃低姿态外交，相信中国已经到了“亮剑”的时候了。

　　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到了一定的阶段，一部分人甚至很大一部分人开始头脑发昏，甚至利令智昏。大量的历史文献表明，这种现象在从前的很多大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就是当时这两个国家很多民众心态的自然反应。在这个时候，政治精英的选择成为关键。如果政治精英也像普通民众一样，或者为了利用民众的这种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服务，那么国家必然走向灾难。但如果政治精英们仍然能够保持理性和清醒的头脑，并且能够动员社会上的理性因素来遏制住非理性的部分，那么国家仍然能够继续和平崛起，完成大国的终极使命。

　　对中国来说，“韬光养晦”可以说是国家和平崛起和可持续崛起的最基本的原则。耀武扬威必然走向失败，这不仅对中国，对所有国家都是如此。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平崛起、最终走上国际领导舞台，这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而是政治精英们冷酷的理性的选择的结果。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