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九龙重庆大厦(Chungking Mansions)破败的外墙下，路过的行人步履迟疑，脸上透着既紧张又好奇的神色。尽管两侧都是香港一些最光鲜的购物中心，重庆大厦却给人一种阴郁鬼祟的感觉。在附近闲逛的人穿得破破烂烂，餐馆吆喝得过于起劲，这一切都令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然而，穿过灯光昏暗、毫不起眼的大厦入口，里面却隐藏着一个杂乱（且基本上很安全）的大集贸市场。来自亚洲和非洲十几个国家的人，在这里从事着廉价电子产品和纺织品的全套贸易交易，而不只是简单的买卖。

　　如此大规模的商品交易——采用现金交易，商品装在手提箱或软塌塌的破纸箱里飘洋过海运来——令重庆大厦成为了最不可思议、但可谓最活跃的低端全球化中心之一。

　　尽管重庆大厦是这个“超链接”物质世界中最脆弱的一环，但对于活跃在大厦内的各色人等（从来自南亚和中国内地的商铺老板、到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贸易中间商）来说，这里代表着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在香港闪烁的霓虹灯中寻找的东西：发财梦。

　　在《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贫民窟》(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一书中，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揭示了这座大厦里的人们是如何做生意的——这一点对于大多数香港居民来说仍是个谜。

　　麦登高称重庆大厦为“香港中心的一座发展中世界孤岛”。麦登高与大厦中的一些人结识多年，已成为朋友，从他们那里听来了许多轶事趣闻。他热情地颂扬了大厦内生意兴隆的手机和服装批发商店、住满环游世界旅行者的小旅馆、以及各种正宗的亚洲菜和非洲菜，称其为“或许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座大厦”。

　　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讲重庆大厦的经济模式，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重庆大厦是廉价（通常是山寨的）商品全球流通链中的重要一环。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澳大利亚作为纪念品出售给中国游客的蛋白石，是从澳大利亚被运至中国南方进行抛光和镶嵌、之后再运回澳大利亚的，整个过程当然都是通过重庆大厦来完成。

　　麦登高表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们使用的手机中多达20%都曾在重庆大厦那些昏暗肮脏的走廊中逗留过，其中有许多是由欧洲的废弃手机翻新而成，或是中国南方生产的山寨手机。

　　麦登高并未在数据方面费太多笔墨，毕竟这个地方大部分交易都没有入账。但他将这种超高规模的商品流通归因于香港的开放边境政策，以及其临近中国南方（世界制造业引擎）的地理特点。

　　重庆大厦的租金也特别低廉，在租金日益见涨的香港，这对于商铺老板和跑贸易的商人绝对富有吸引力。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重庆大厦是一个瘾君子和妓女集散地，但其实在重庆大厦做生意的人，大多严格遵守其宗教戒律，麦高登称，他们有时候还会亲自维持楼上那些妓女和普通客人混杂的旅馆治安，或不让瘾君子靠近店铺。

　　尽管大厦里面生意通常竞争激烈，但许多贸易商和店铺老板，无论是来自非洲的卖家，还是来自南亚或中国的卖家，都凭着自己在业内建立起来的口碑在做诚信生意。

　　来自巴基斯坦的店铺老板，会邀请来自尼日利亚的买家检验他要买的8000部手机的质量，再帮他装箱。如果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同意赊账，允许买家几个月后下一次来的时候再付款，而毫不担心被骗。

　　一些店铺老板尽可能压低成本的方法之一是雇佣非法劳工，不过香港警察局和移民官员对此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些签证过期或避难申请还未获批准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回报这个不问太多问题就接纳了他们的小社会。麦登高表示，这些非法劳工撑起了重庆大厦的经济，他们愿以微薄的薪水干活。

　　在重庆大厦一层，麦登高正忙着为他的新书签名，并四处派发，一副“准名人”的派头。他对出入重庆大厦那帮人的重视程度从中可见一斑。那些能够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开店并维持经营的人，是一群自强自立的企业家、商人，他们不仅代表着自己的祖国，也代表着这里——香港。

　　在大厦外驾车飞驰而过的富人和大厦中艰难谋生的人之间，的确存在一条鸿沟，尽管如此，香港一直在尽力帮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实现他们的发财梦。而这道鸿沟也只是贫富差异而已。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坎努普里亚-卡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