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在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会上，再次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放言，他讲了五点问题，而第一点属于提纲挈领的性质：“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任务是邓小平先生在30年以前就提出来的，我认为在今天尤为紧迫。”

　　众所周知，温家宝几乎是近年来中国高层关于努力推动政改的唯一倡导者，曾在多个国际国内重大场合作出过类似上述的表示。但是很可惜，表示归表示，具体的实行却鲜有发生。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各种阻力很大。已经习惯于一元政治长达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文化，最为忌讳的就是限制权力。此个忌讳的古典表达如“犯上做乱”，而其当代语汇则包括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云云。于是当温家宝在21世纪谈及如此敏感话题时，都还不得不搬出20世纪的邓小平来为自己“保驾护航”。

　　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难”在于执政者从来坚持“绝对领导”，否则就认为国家民族将分崩离析；而“绝对领导”又面临着“绝对权力等于绝对腐败”这个致命陷阱。如何有效克服这种两难，中国文化中几无过往经验可以借鉴。外国倒是有譬如民主自由，权力制衡，法制科学等手段，但中国出于掌权者私利或担心于自己水土不服，所以学习借鉴起来总是三心二意，踌躇不前。

　　中国的大众心态习惯用“好坏”来鉴别政治，实际上这种近乎情感层面上的判断没有多大意义。尤其对当代政治体制而言，更重要的恐怕是应该检验其运作的合理与科学性。如果一个体制中发生的事情经常讲不出多少道理，那就很成问题了。

　　譬如有宣称说，我们是人民的国家。那么我们不妨沿着这个话题梳理一下，人民普遍可以直接投票选举或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吗？普通人民拥有宪法保护的财产权和自由言论权利吗？民办企业，学校，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有多少？司法是独立运作的吗？等等。如果答案多有折扣或不知所以然，那么所谓“人民国家”的宣称就颇欠准确。

　　再有宣称道：我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具体根据又是什么呢？譬如人民允许被代表的具体授权方式为何？人民代表的资格是如何认证的？重大国内和外交决策得到人民的监督、质询和支持了吗？国家的主要财政，司法，和政治程序是对人民公开透明、并最终听命并服务于人民吗？

　　如果大框架组成的道理和科学性不充分，具体运作起来及其结果也必然是勉强甚至荒诞的了。

譬如有新闻说任命某某人为某大学的党委书记。这样的任命恐怕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但更关键的问题是其作用为何呢？可以提高改善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和能力吗？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及抗战期间著名的“西南联大”都没有设党委书记，但却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培养出了世界一流的人才豪杰，足以令今日中国的高等教育为之汗颜。

　　再者，有“红歌演唱家”的恶少屡次违章驾驶却逍遥法外，直到发展到最近还出手伤人。如果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仅凭16岁以下驾车上路一条，就足够依法拘留并连带追究其家长有关责任的了。

　　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最近关于中国政体改革的呼吁，才依然得到了强烈共鸣和关注。延误改革，国家民族必将面对更多的荒谬和失误，必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以至挫败。

　　温家宝的观点也犀利地展现出中国政改的突破点。必将是从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的转变开始。尽管温氏本人的改革呐喊可能已近“天鹅之歌”式的绝响，但对中国的革新进步而言，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