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多寡决定战略抉择。力量少时“韬光养晦”，采取守势现实主义，甚至孤立主义，低调行事。力量强大时，若没有明显战略敌手，会倾向于意识形态输出的自由主义；若存在明确战略敌手，则倾向于攻势现实主义。美国如此，中国似乎也没有太大差异。

　　近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着“中国学派”的意涵，向中国过往历史取经的论著甚多。由过往被视为鹰派学者的阎学通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研究》，刊发了多篇中国过往为何、何时用武的论文；相对仍强调中国应维持低调的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所主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在六月号的头篇文章是时殷弘的“武装的中国”。这篇文章的意蕴更令人抖擞颤栗。

　　时殷弘认为，中国过往多以孙子兵法为战略文化的代表之作，但这一种传统其实是与保守耽溺的农业社会的上层菁英的利益相符，但却未必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与此相对，战国晚期秦国的大征讨、汉武帝的驱赶匈奴、盛唐的降伏东突厥、明成祖的漠北远征与海洋雄图，都展现了另一种中国战略文化。无庸讳言，后者被认为更值得颂扬，而前者的强大惯性，则被视为是中国未来的一大挑战。

　　文中的一个重要类比是西汉初年对匈奴的和亲、朝贡，以及休养生息一甲子之后对匈奴展开的决绝的大反击。如果与当代现实稍作类比，则中国在十几二十年后的未来，当经、军实力毫无疑问的凌驾美国之上，必将努力寻求适当时机，一鼓作气将美国在亚非大陆的势力驱赶出去，而此一“王师北定中原日”，应该是作者心中的至高安慰。

　　按照不同估计，最近的两、三年是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的年份，由于美中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在20年后甚至可能超过美国三、五倍。军事冲突一旦发生，物质资源的掌控胜过金融业的数字游戏；就此来说，美中军事冲突的前景，对于美国而言实在并不美好。而从权力转移理论来看，若是将权势分析的重点放在制造业，则引发冲突的时间点也已将过去，不靠联盟力量，美国已经不可能单独应对中国的挑战。

　　在林毅夫之后，包括李稻葵、潘维等与政府往来密切的学者，都已公开指出，20余年后中国经济规模极有可能超过美国一倍以上；张维为等学者，撰言立说捍卫中国体制，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刘明福等军方人士，强调中国要建立世界第一“大军”，不让他国专美于前。在此氛围下，与美国划太平洋分治的“玩笑话”，或者“重新思考”不在国外设立军事基地的讨论，绝非无的放矢。

于是学界对历史的回顾逐渐跳开了“百年国耻”，转而上溯“盛世”。这种国民思维的整体变迁，在经济大潮的推波助澜下势不可挡。各国领导人如果目光清晰，必定选择引导“祸水”流向他处，如同俄罗斯与台湾马英九政府之所为。眼下“国际关系民主化”、“非洲大开发”或可成为转移中国过剩精力的去处；为中国好也为周边好，东南亚国家应劝诫菲律宾少些跳梁小丑的胡为。

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學（台北）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