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看到关于软实力的讨论，虽然学者向来知道，国力在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之外，还有一些难以言明的、较为抽象的部分。国际政治学鼻祖之一的卡尔（Edward Carr）提出终极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做为现实主义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而最早提出国力计算公式的克莱恩（Ray S. Cline）则是在人口、土地、经济、军事等有形的实力之外，加上一个重要变项，被钮先钟翻译为“士气”（morality），“士气”或者也未必是最佳的翻译，其实正如这英文所示，那是道德，是价值判断。是“做对的事”。
十余年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吸引力，以及设定议题、主导国际舆论的能力，已经成为军事与经济之外的另一种重要权力，可称为“软实力”。提出这个新名词的奈，比起卡尔或者克莱恩，看起来并没有高明到哪儿，不过前两者已经亡故，江山代有才人出，“奈”领一时风骚，也是时代的需要。
奈说的软实力，质言之，“我有普世价值、你没有”。但是他说美国“注定领导”，说得太绝对了，恐怕禁不起现实的检验。例如在环境议题上，美国比起欧盟、日本乃至中国都颇有不如；面对中东问题，美国的包袱也大得多；甚至谈自由民主，至少欧盟各国经验还有更多参考价值。“软实力”一词被吹捧的一大原因，可能在于开发中国家，包括中国，有太多长期未能解决的内部问题，因此使得许多人对本国政府存有一种“道德义愤”，于是凡本国政权做的就是坏的，只要是美国民选政府提出来的政策就是好的，搞起“两个凡是”，连带的使“软实力”变成了一个畅销的口号。
美国过去十年做了不少错事，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软实力已经大幅滑坡。与经济高度相关的美国文化不再令人感到目眩神迷，在油价高涨的时代，美国生活方式变成了愈来愈大的负担，显得“不负责任”。美国每年死在枪下的冤魂数以万计，未经过司法程序关押的“恐怖分子”数以千计，虽然后者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对于“外国人”，这未必值得安慰；华裔科学家更要有危机意识，以免变成“李文和”第二。当然，最严重的还是一方面侵略伊拉克，号称推行民主，另方面支持不少中东国家的独裁政权，而其中一些已在最近的变局中被群众所推翻。
不过，中国学者认识软实力的方式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例如孔子学院或新华社的国际化，与价值判断无关，因此其实并不是软实力。
西方媒体也常将这类作为说成是中国在扩张软实力，恐怕是“做贼喊抓贼”，担心中国如同西方一般掌握“媒体霸权”，可以形成“众口铄金”、“积非成是”的效果。因为价值判断立足于讯息的取得上，由此可能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媒体如果不公正，不能深入人心，就仍然难以形成影响力，也就谈不上“软实力”。相对来说，立足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可以拥有软实力，因为被视为是公正的、甚至反抗压迫的，因此是道德的。
一些国家为求摆脱内部“封建势力”的舆论操弄、或避免本国人民盲目信任号称掌握“普世价值”的外国舆论力量，而采取封锁的手段；但这种手段的成功与否，更多取决于本国士气高低，而非压制封锁本身。
美国主流社会视“半岛电视台”如仇冦，使之无法在美国落地转播，但由于美国社会安于现状，虽有一些人对此舆论自由的缺憾奋笔疾书，却很少赢得社会主流的关注。“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媒体，须能经受挑战，毛泽东说的“打扫乾净屋子再请客”是一个道理，但是请客的时候就得像邓小平说的，“打开窗子，苍蝇也就会飞进来”，得承受这个不便，才会让客人更容易看得清屋子里究竟是否打扫得乾净。
民主并非万灵丹
美国学者把民主当成美国软实力的来源，好像民主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其实民主无非让屋子的主人有机会定期审视清洁员是否表现良好；如果某个清洁员表现得好，一直打扫下去也无妨，但好或坏不能是由清洁员说了算。然而，也不是说清洁员轮流打扫就一定乾净，例如菲律宾政权由土豪财阀掌控，几个清洁员轮流做庄、坐领干薪，变成三个和尚没水喝，民主制度在此也毫无软实力可言。做为一种制度，民主制度难以避免政商关系在其中上下其手，且从英国到美国到日本也各有千秋，没有哪一种可以轻易移植，因此“不民主”做为一个道德议题，更多是取决于一国官民关系的良窳，取决于清洁工的工作本身，而非关于书面上的制度。体制良窳，终究得由国人自行判断，很难有一放诸四海的章程。
所谓的软实力大小，不是单由本国所决定，而是由国家之间的关系或比较而决定。如果国民感受到外国的威胁、欺骗，决定要加以反抗，那么相对落后国家的人民也可以拥有较旺盛的士气。
文革虽是中国的悲剧，但当时中国人还想着拯救世界，此外时距欧陆殖民帝国分崩离析未久，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引起西方知识界道德认知上的严重冲突，因此文革初期中国人士气高昂、西方国家知识份子也颇多好奇，让中国的反帝反官僚诉求在道德上占据了高位。然而，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却感到被本国的政府欺骗，产生了20余年前躁动的一代，当时美国拥有对中国的极大软实力。再之后，随着年轻一辈中国人乘改革开放的东方而起，对本国政府更为认可，美国对华的软实力又相对下降。
如果说奈是美国软实力的程序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可说是美国软实力的实质论者。但福山后来又撰文强调国家建设之不易，从而给予处于历史进程后段中的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同情。
中国作为开发中国家，政府的效率却达已开发国家的水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于中国建设效率的敬畏，可当作中国体制效率的软实力证明。不过，在效率之外，政治体制的自制力、自我纠错的能力，也能提振士气、形成软实力。自制力可以是民主，也可以是御史大夫、谏官，东林党之类士林舆论，或者下诏罪己、祭天。党内“双规”也可以是一种自制力，但“无法可管”的双规则相反。
自制力在舆论市场上表现为对本国的质疑、否定，但长期来说或许仍值得。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学者萨依德（Edward Said）撰有《东方主义》，批驳了西方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丑化；英国学者霍布森撰有《西方世界的东方起源》，主张西方近数百年的崛起利用了“东方”、特别是宋明中国的诸多先进技术，西方曾以“后发优势”赶超东方。这些学术著作虽然质疑了西方的一些普世主义论点，但其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之一，是巩固了西方的学术权威。
自由与民主是很高尚的价值，但西方主流舆论在将其片面定义的自由民主往开发中国家硬套，靠的却是硬实力的支撑，禁不起深刻的探讨。中国文化强调“将相本无种”，“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是中国的平等主义，对于凝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未来的民主也有其价值；但中国的平等主义是以封建贵族的破灭为前提，由此使封建体系转变来的英式民主在中国变得不可能。在中国衰弱的时候，人们期望“德先生”救中国，好像连封建贵族的存续都变得有吸引力了；一旦中国恢复士气，这种对于封建贵族的浪漫想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英式民主神话，恐怕要面对更为严肃的质疑。
总之，谈论软实力，重要的不是约瑟夫·奈所提定义为何，而在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甚至一个党、一个人，是否做了正确的事、认为自己具有道德。美国强调个人主义，为国家利益蛮横冲撞，习以为常；新加坡实践菁英政治，为官员的高薪大声辩护，理直气壮；台湾用民主区隔大陆，或许敝帚自珍，但并未贻笑大方。中国大陆在政治上结合群众路线与精英政治、民主与集中，在经济上强调发展优先于国防与福利，当中都有可以自圆其说之处，但若缺乏需要自圆其说的竞争环境，则防堵胜于疏导、网管重过论辩，表现上舆论一面倒，实际上民心倒一片，笔耕之士士气荡然，责任归咎于上，实在是对软实力的自我戕害。
作者是台北中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