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报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社会正气充满人间，反而越看越像个“杯具”。王秀勇是山东菏泽人，3岁患小儿麻痹症，双手不幸失去活动能力，1996年来到东莞，平时在镇区的文化广场或者天桥下用双脚进行写字、磨刀、切菜等表演，卖艺为生，至今居住在东坑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一方是被举报的“暗娼”，另一方是以残障手掌绘制“扫黄地图”的流浪汉。即便读者不假思索就能在道德上将两者分出高下，仍无法掩饰他们同属社会弱势的事实。我不禁想象，每年春节北上回家的列车上，大包小包、相对而坐，谁会在乎你是流水线工人、拾荒者还是妓女，那一刻，我们还不都是辛苦营生的异乡客、同路人？

    若每位草民都以王秀勇为榜样，我们这个国家简直可以生产出无穷种类的地图：比如贪官地图、腐败地图、污染地图、拆迁地图、上访地图，等等。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地图绘制者，在民间不乏其人。然而，不是人人都能像王秀勇那样见报曝光。究其原因，有的是因为门槛太高，草民们消费不起也就无从举报，比如“天上人间”；更多时候，屁民画地图，画了也白画，否则早没上访办这一说了。

    在生活中，像王秀勇这样的普通民众并不鲜见。本分、老实、守法、听话，很多时候，关心国家大事甚于关心自身权利。说实话，我更关心王秀勇作为一个患小儿麻痹而失去劳动能力的人，为何至今流浪居无定所？他作为残疾人应得的社会保险和福利是否得到落实？窃以为媒体关心这些细节，能让我国更多的残疾人受益，比那经不起一问的“扫黄义举”更值得报道。

    说王秀勇的“扫黄义举”经不起一问，我的意思是，像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他有机会听见被称为“暗娼”的性工作者的故事吗？她们中有多少人接济了上大学的弟妹、支援了凋敝的乡村亲人；有多少人被蛇头转手，满腹血泪辛酸？同样生活在出租屋，他们却无从彼此听见，结果要通过警察、房东来彼此举报、施压。鲁迅《阿Q正传》诞生90年之后，阿Q欺负小尼姑的悲剧还在日复一日地上演。

    王秀勇希望做一个好公民，然而，什么才是好公民、什么才是负责任的公民行动，从来不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必须经过理性的社会辩论，让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发声。未经辩论的公共常识，或者由权力派定的公民责任，未必不是遭扭曲的常识和责任。作为底层民众，王秀勇以他的惯性思维来履行公民责任、求得自我实现，补偿他们现实生活中未必得到落实的公民权。然而，缺乏怀疑精神的公民是否就是“良民”，他们的行动是否就是“义举”，依然有值得商量的空间。 ●果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