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新三十六条”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

昨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三十六条”，《意见》涉及到的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纳入对民资开放范围。“新三十六条”脱胎于4年前国务院的“非公36条”，是上次政策的延续深化？还是另有深意？在笔者看来，这一新政的出台其战略意义将远大于经济意义。

涉及经济增长动力切换问题

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依旧脆弱。如何尽快恢复经济内生性，培育政府投资的接棒者，以减少未来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振荡，可能是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长期的全球复苏管理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一定程度上，全球经济复苏是各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催化的结果，复苏的根本策动力表现在政府而非市场层面。

经济周期性复苏需要经历3个阶段：首先是政策刺激阶段；其次是库存周期逆转阶段，库存周期逆转促使企业加大清理库存商品力度，从而可能夸大了经济复苏初期的复苏活力；最后是内生恢复性阶段。

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反弹与复苏、政府与市场、刺激与内生的交替时期，各国经济正由救急走向整固。经济增长动力如何切换？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高投资率有其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结构与投资效率较差。要借此大规模投资之时，尽快打破行业垄断，扩大对内开放。放开公用事业(市政建设等)、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医疗、教育服务等)、金融服务、国防科技工业，以及垄断行业领域的准入标准，明确准入时限。政府要为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各种方式,参与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大技术研发和改造升级的投资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资本准入的动力问题。

涉及反危机机制的效率问题

“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角色如何界定的问题。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由于对“市场失灵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的判断，使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政府强势干预，在兼并重组的过程中，大公司经济卷土重来的现象。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危机肇发的根源不仅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更是由于政府失灵造成的。政府与市场相脱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由理性走向非理性，从而引来市场的无序与疯狂，而政府长期保持低利率，不断加大流动性、以泡制泡，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才是造成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因此，危机后的全球经济也面临着如何向市场理性回归和政府理性回归的过程。

金融危机似乎让各国政府出现了方向性的误判，让很多人相信政府的绝对力量，甚至崇尚自由经济的美国也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大危机让凯恩斯主义再次回归。凯恩斯推崇的“国家干预经济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实行赤字经济，政府支出成为市场需求的组成部分，有利于熨平经济波动带来的增长下降。”又一次成为反危机的武器。

但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并不能消除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不能消灭经济周期。从罗斯福新政到各国政府相继出台经济干预的政策效果来看，虽然起到了明显的作用，即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波动的震幅，刺激了经济的加速复苏，但从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涨，以及随后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不难看出政府干预不仅没有消除经济周期，而且每一次新的经济危机都会使政府负债更上一层，使其危机调控能力更降一层，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万能的。

由此全球也患上了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大规模国家干预导致的政府债务膨胀。根据去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纪录,截至2010年2月，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债务将超40万亿美元。主权债务危机是全球大规模救市政策的副产品。

伴随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金融机构负债和美国的家庭负债向国家负债回归。在实体经济陷入衰退、私人部门收缩信贷与需求的过程中，公共部门所推行的反周期政策，推动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当于政府把本来分散于各个经济主体（如金融机构）的风险集中于政府一身，把分散的资产负债表风险上升为集中的政府主权资产负债风险，其直接结果是公债债务水平及其融资成本的提高，公共资产负债表持续膨胀。而与之相对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发达经济体自主性投资还很疲弱。2009年美国全年企业投资下滑17.9%，降幅创1942年以来新高，国家大规模干预的成本太高，而效率很低。

因此，此时出台“新三十六条”其意义不仅是“国退民进”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动力增长切换的问题，它反映了国家对反危机治理机制方面更深层次的考量。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相信“新三十六条”松绑的不仅仅是民间资本，也是政府自己。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证券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