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盐战争：逐盐天下 问鼎中原

与世界史相比较，盐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极为特殊。中国疆域辽阔，而主要盐产地数千年相对固定，食盐分配遂成左右天下大势的要因。乱世割据，得食盐者未必得天下，但得天下者却必然先得食盐。这种状况，在日本这样的海洋国家，或者法国这样的沿海小疆域国家，是绝不可能出现的。

秦楚争霸：楚王性幻想“巫山神女”原型是盐

秦、楚关系是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秦灭巴蜀时，楚国也西进夺取巴国东部地盘到了“枳”（今涪陵县）。也就是说，楚国占据了巴东地区所有重要盐泉。此后楚国严格控制食盐流入秦国境内达八年之久。秦国巴、蜀、汉中三郡长期处于盐荒状态。直至秦国动用十万远征军大举伐楚，夺得安宁盐泉与郁山盐泉，建立黔中郡后，才算解决了秦国西南地区的盐荒问题。

此后，楚国兴兵再次夺回郁山盐泉，秦人再感盐荒压力。公元前279年，秦军再次大举，两路并进，攻破楚国国都，完全占据了巴东盐泉地区，反切断了楚国的食盐来源。楚顷襄王不得不率众东奔，去仰给江淮食盐。当时的纵横家苏代曾说过“楚得枳而国亡”，意即“枳”这个地方是巴东盐泉枢纽所在，乃秦国必争之地。秦、楚相争，楚国败北，则有亡国之忧。

此后不过一年，楚人上下齐心，集军十余万，复国于郢，再次夺回巴东盐泉。楚国盐荒解除，楚臣宋玉欣然作《高唐》、《神女》两赋。宋玉赞颂巫山神女自荐枕席于楚王，其实是赞颂巫地之盐再次回到楚国的怀抱。以神女比喻食盐，本就是当地久已有之的传统，《后汉书》所记载的“盐水女神”自荐枕席的故事，当是宋玉“巫山神女”故事的原型。

战国七雄：韩国缺盐先亡

春秋战国时期的食盐产地主要分布在齐、燕、楚、晋、秦五国。齐、燕、楚三国均有海盐，晋国占据着当时最大的盐产地河东盐池（解池），秦国则拥有井盐。

晋国雄霸中原数百年，拥有河东盐池是极重要的原因。周王室的食盐即长期仰仗晋国供给。食盐是晋国最重要的商业资源。出土文物“戎生编钟”上面就记载了一笔发生在晋昭侯六年的以食盐换铜的贸易，本次交易的食盐规模达“一千辆车”，可见食盐贸易给晋国带来的利润之大。

与之相似的是，魏国在与秦国的战争中丧失西河地区后，解池入秦，从此魏国食盐也沦落到无法自给的地步，而其灭亡时间与韩国也相去不远。

三国鼎立：疆域基本符合盐资源分布

历代史家多有谈及三国荆州问题。对蜀汉未能保有荆州的解释已极为全面。不过很可能忽略了盐的作用。荆州本地不产盐，历来食用江淮之盐。地理位置上荆州虽然与四川更近，但川盐产量始终有限，供给本地之后所剩无几；再者川盐出峡在交通上也极为不便，远不能与循长江水道而上的淮盐竞争。故而历代政府在划分盐产地对应销售区时，荆州始终被划归为淮盐的势力范围。关羽主持下的荆州，在盐的消费上面，显然主要依赖的也必然是扬州盐商。吕蒙将精兵化装成商人偷袭荆州，极可能所扮的就是盐商；镇守南郡的糜芳，原本是出身江苏北部的大富豪，其兄糜竺曾出巨资供养过刘备的流浪军很长一段时间，由此可见其豪奢程度。两汉魏晋时期，豪富者十之八九依赖经营盐铁买卖，糜氏兄弟既然发迹于江苏盐产区，又豪富若此，不涉及食盐买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糜芳的叛变固然有关羽陵辱的因素，但出身淮扬盐商的糜氏，与东吴之间必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这一点也不可轻易忽略。

最值得注意的是，三国疆域分界与盐资源的分布区域近乎一致。蜀汉占有益州，即川盐产地；东吴据有扬、荆二州，食盐主要依赖今江苏地区沿海盐场；曹魏虎踞北方中原，食盐主要依赖传统盐产区：关中盐池和山东海盐。

四川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割据政权，西汉末年的公孙述政权、三国时代的蜀汉政权，以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后蜀，甚至包括南宋一度在川中形成割据事实的吴家军，这些割据势力的频繁出现，自然也和川中食盐能够自给自足极有关系。

 

南唐兴亡：生死攸关的江淮盐场

南唐一度是五代时期南方最强大的割据政权，势力横跨今江苏、安徽、江西各省。最重要的，是曾长期占据着江苏省的大部分海岸线。这是南唐国家经济繁荣的最根本保障。江苏沿海所产之盐，除去南唐本国消费之外，剩余部分还能供给邻近的荆南和楚两个割据政权。在这种经济优势下，南唐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扩张期——一度吞并了楚政权，又成功侵入福建。

南唐国运的转折点始于公元958年被后周军队击败，被迫割让掉长江以北领土。江苏产盐区的失去，对南唐经济是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从以前的食盐出口国，迅速跌落为食盐进口国。南唐不得不与北周约定，每年由北周供给南唐30万石食盐，当时盐价约为每石两贯，这笔开支总共可达铜钱60万贯以上，加上此外每年必须支付的数十万贡纳，南唐财政已是捉襟见肘。

江苏盐区失去之前，其它政权的铜钱源源不断流入南唐，自食盐由出口转向进口之后，南唐的铜钱逆转为源源不断地外流。到赵匡胤取代后周时，南唐国内铜钱已经严重不足，不得不转而铸造铁钱作为替代品。铁钱导致百姓财富大幅缩水，社会不满程度骤增。

江淮盐场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方面举足轻重。元末大乱，盐商张士诚割据江淮，号称最富，其财源正是江淮之盐。朱元璋以先定张士诚，后战陈友谅为霸业方针，终获成功，同样和江淮之盐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关系甚大。

吴三桂溃败：川盐不足以供应湖广

吴三桂起兵造成的三藩之乱，影响一度北达陕西、甘肃，南及福建、广东，规模极为庞大。清军与吴三桂军最终在湖南省北部形成对峙，自康熙13年到康熙18年，持久战达6年之久。期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陕西王辅臣先后被清军平定。当吴三桂于康熙17年来到湖南衡州登基称帝时，他所控制的领土包括了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五省的大部分。

从盐的供应状况来看，四川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盐产区，盐产量可供应四川、贵州两省。云南只够自给自足，广西则素来仰仗广东的食盐供给，湖南历史上则一向依赖于江苏沿海的食盐输入。吴三桂被迫长期以川盐供应湖南、广西，本已是极为吃力，难以为继。吴三桂病故后清军占领了洞庭君山，切断了四川向湖南输送物资的补给线，吴军湖南防线崩溃。而湖南、广西百姓长年忍受盐荒之苦，吴军民心之失很大程度上缘自于此。此后再不能对清军组织有力反击，也在情理之中。

 

 

中华文明的曙光：奠基民族历史的夺盐战争

因为盐对人的生命活力的重要性，在获取这一生存资源比较困难的远古时代，为争夺盐而发生战争也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原始的狩猎时代，就有此类战争的传说，透过神秘的传说，可以看到，对盐的追逐是多么残酷。

⒈ 中华第一战：炎黄阪泉之战

无论是在何时何地，中国人总是自豪地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在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省有黄帝陵墓，其中以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上的黄陵最为著名，传说黄帝的衣冠就埋在那里，每年清明时节，人们都到那里祭黄。传说中的黄帝距今已五千年了，那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繁盛时期，我国古代许多重大发 明都是黄帝时代完成的。比如用木材建筑房屋，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养蚕治丝，黄帝又发明车和船、制定度量标准等。

传说黄帝和炎帝本是同胞兄弟，他们分别是姬姓和姜姓部落的首领。处于黄河流域西北方的炎帝见黄河中游一带地方好，便率部族向东南迁移，这样炎帝与黄帝发生了冲突。为了争夺古代盛产池盐的山西解池，双方在阪泉（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打了三次大仗。最后，黄帝收服了炎帝，炎帝的部族并入黄帝部族，黄帝取代炎帝成为华夏众部落的首领。此战号称“中华第一战”，有专家认为，此战及后来的黄帝蚩尤的战争，实际上为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即都是为盐而战。炎黄部族为争夺池盐而战，为争夺池盐面统一，成为中原地带最强大的部落联盟，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雏形。

⒉ 华夏民族的形成：黄帝杀蚩尤之战

五千年来，位于陕西渭河支流的黄帝、炎帝部落东迁至河北平原西部，与从河北、山东、河南交界处向西发展的蚩尢九黎部落发生冲突。蚩尢部落武器精良，且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擅长角牴。蚩尢联合巨人夸父部族和三苗部族，用武力击败了炎帝族，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黄帝为了维护华夏集团的整体利益，将势力推向东方，与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琢鹿地区相遇。当时，蚩尤集结了所属的81个支族（一说72族），在力量上占据了一定优势，所以 双方接触后，蚩尤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则率领以熊、黑、狼、豹、雕、龙、鸽等为图腾的氏族，迎战蚩尤族，并让“应龙高水”，即利用位处上流的条件，在河流上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的进攻。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这很适合来自东方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初战阶段，适合晴天天气环境作战的黄帝族处境不利，九战九败。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黄帝族利用特殊有利的天候——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尢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擒杀其首领蚩尤。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黄帝“命少 暤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暤清的人，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的华夏集团结为同盟。

琢鹿之战不仅使黄帝捍卫了盐池的支配权，巩固和扩大了势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使炎黄部族战胜蚩尢所统领的九黎族和夷苗二族的一部分，得到初步的融汇，形成了汉民族的基础。在此之后，黄帝“邑于琢鹿之阿”，尧以平阳（山西临汾）为都城，舜以蒲坂（山西永济）为都，禹以安邑（山西运城    之北）为都，都在盐池附近，显然与保卫盐池重地有关。黄帝在盐池附近战炎帝、擒蚩尤等活动的传说和遗迹，正是氏族 时代东方部落争夺盐池的某种线索，足见盐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⒊  廪君射杀盐湖女神之战

三千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叫“巴”的民族迅速崛起压在三峡地区，他们剽焊勇猛，崇拜老虎，创建了一度强盛的巴国，然后又突然神秘地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

近年来在三峡库区发现了许多考古资料。从考古资料来看，巴人在三峡地区各条长江支流上建立了相当多的聚居点，并留下了众多的战士墓葬。巫山大宁河谷曾是巴人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带。云阳和开县的澎溪河一线已发掘出200多座巴族战士的墓，每座巴人墓都陪葬有巴式矛、巴人柳叶剑、巴式钺及其他铜器、陶器，涪陵小田溪曾出土了中国第一套战国编钟，共14枚，印证了史书上关于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一带）的说法。

据研究，巴人起源于武落钟离山。古时这里有五个部落，都想争夺领导友权。他们相约以掷剑和浮船两种方式决出胜负，胜者为首领。叫作务相的巴氏之子取得了胜利 ，成为部落首领廪君。廪君率领族人南迁寻找新的生存之地。在夷水（今称清江）附近的一个盐湖边上，他们遇见了一个母系氏族。这个    系氏族的首领盐湖女神一见到廪君，立刻爱上了他。为了留住廪君，盐湖女神夜夜与廪君于洞中缠绵燕好，白天便化作遮天蔽日的蝗群，天昏地暗地遮盖下来，阻档巴人南迁。廪君设计，送给盐湖湖女神一条青色丝巾，对她说，系上此巾即与她相好，共同生活在此地，不然的话即分道扬镳，廪君离开此地。盐湖女神为情所迷，系上了丝巾。当她白天化为飞虫翱翔在天空时，所系的丝巾成为标识，被廪君举弓一箭将她射了下来。女神死了，天空顿时开朗。于是廪君率领他的五姓部落，在此城定居，独自占有鱼盐之地。

这个故事，史料多有记载。《后 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巴郡南蛮郡，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的奉以为君，巴氏之子务相乃独中，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四姓皆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工从夷水下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却暮来旦去去时，‘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日余，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朗”。《十六国春秋·蜀录》也记载了这个故事。

《太平御览》载有廪君用计射杀盐神：“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弗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望青缕而射之。盐神死，天乃大开。”郦道元在《水经·夷水注》中，也根据以上资料综合分析，描写了一个廪君与盐神交往的完整故事。

巴人领袖廪君消灭盐湖女神后，在夷水边建筑夷城，建立了巴王国。这是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巴人建立的第一个巴国。巴人以虎为图腾，好鬼神，实行祖先崇拜，廪君则是他们最伟大的祖先。在以后的历史中，巴国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联盟军，成为前锋部队，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渝舞”冲锋陷阵打败了纣的军队。战后，巴人受封子国，这就是《华阳国志》中所称的“巴子国”。此后，巴国在楚国和秦国两大强国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节节退守，终被秦国所灭。

廪君射杀盐神的故事，描述了远古时期，南蛮部落在酋长率领下，沿盐水逐鱼盐而食，与盐神战斗，最后占有鱼盐之地的奋斗历程，表达了人类对盐的追逐和占有。这种对盐的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部落的生存，盐资源的控制非常重要。

为盐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在古代时有发生。直到宋代，仍有为盐而起的战争。据专家考证，在宋朝乾德三年（965年）至皇祐元年（1049年）的84年内，四川较大的起义与动乱就在20次以上，其中至少一半以上与?盐有关。在西方，古罗马帝国无论在产地或运盐要道上都派有精锐部队守卫，以保证盐的安全。

 

 

唐末五代的河东盐池战争与政权移替

唐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河东盐池一向是通过严密的专卖体制及严刑酷法加以控制。但是唐末江淮动乱的发生，却间接波及两池。乾符以后，围绕盐池的归属，不仅引起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的矛盾，也发展为中央与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与拼杀。对於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之争最终鹿死谁手。

一、宦官的干预与朝廷、藩镇盐利争夺

1、关於榷盐使派设的备忘录

对於唐后期河东安邑、解县两池的管理而言，德宗贞元中榷盐使的设置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两池只有度支设下的河中院，由知院官主持[1]。所以《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记载称:

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事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至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垍（均？）以两池职转繁剧，复以留后为榷盐使。

贞元十六年（800）史牟设榷盐使是两池设使之始。这以后虽自贞元二十一年（805）至元和三年（808）有一度停设（改称留后），但旋即恢复。对此，高桥继男《唐代后期の两池榷盐使にフいての一考察》[2]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均有具体考证，说明榷盐使的派设一直沿至唐末，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

榷盐使的派设事实上提高了盐池机构的级别。两池生产、运销一向自成体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域特殊性，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统。特别是，盐池周边所在旁及数县，而营销范围更远，其所管理的业务自较一般巡院为广。《文苑英华》卷八○五沈亚之长庆二年（822）作《解县令厅壁记》曾道出“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利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滑贾，而奸吏踵起，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於他县矣”的复杂情状。而《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在说明元和中盐铁使李巽对东南进行盐法改革后，也指出其时“ 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和“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的事实。可见无论是从扩大营销业务和利润，还是从加强缉私出发，榷盐使的设置都是必要的，这也是裴均所谓“职转繁剧”的本意。

榷盐使级别既高而权利范围又较一般巡院为大，则在其领导下必然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据史料记载史牟在任使的同时即对盐池进行“变法”[3]，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盐池隶属度支的性质。后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针对“盗鬻两池盐”者恢复死刑及增加团保连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卢弘正（止）并派判官司空舆为榷盐使整顿池法[4]，可知度支使正是通过榷盐使而强化缉私和盐池管理的。

此外，榷盐使虽与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则介乎度支使与巡院之间，实相当於东南地区的扬子、江陵等大盐铁转运留后。从前揭学者所列表得知，他们的官职远远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职为金部郎中，而司空舆仅为“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职虽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后的榷盐使钱义方是“右庶子”、咸通中的李从质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5]，但是仍然低於以尚书、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与度支的关系是明显的。

两池榷盐使隶於度支，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两池盐利也完全“利系度支”，这正是唐末以前的情况。《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

2、河中节度使主掌两池及黄巢起义的平定

榷盐使的派设可以知道，唐朝廷能够通过专卖机构正常取得盐利的最晚时限应当是在僖宗朝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之前，此后的情况便不同了。《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略同）记中和元年（881）僖宗幸蜀，光启元年（885）车驾还京，已是“江淮转运路绝”，“郡将自擅，常赋殆绝”。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总领其权。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唯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唐会要》作“广明故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同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於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

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但此事上揭史料所记微有不同。《纪》和《会要》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广明前旧事”、“广明故事”隶盐铁使（应即指度支）而转用供军，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隶神策军”。从田令孜生事是因“亲军阙供”分析，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记光启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与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不过就重荣所言“使名久例隶当道”和其他记载表明，唐朝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预，都不是始於此际而是其来有渐。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四年（877）略称: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乾符四年王仙芝、黄巢进陷沂州、郓州等地，并攻围宋州。受其影响，陕州、河中相继发生军乱。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朝廷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

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朝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唐代墓志汇编》乾宁○○五（亦见《全唐文》卷八四一）裴廷裕撰《大唐故内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濮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食实封百户吴公（承泌）墓志并序》记其事迹曰:

乾符末，□先皇帝以郇瑕之封，筦榷遗利，命□官以本官充解县榷盐催勘副使。明如夏日，洞察秋毫，每辞种嵩之金，常远刘舆之腻，洁白无玷，课最有闻，搜考勾稽，尽取黠史（吏），青凫赤仄，充於水衡。以功赐绯鱼袋，充解县催勘使。寻属关河失守，盗贼惊奔，铜駞既□於九衢，金根去狩於三蜀。公则以榷利钱寄河中府，单车往河北，传檄诸道，言天子蒙尘之辱，责官司奔问之仪。召被革车，期□上国。遂与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同领甲兵一万屯东渭桥，□□公奔赴行朝，面奏本末。先帝感其忠果，锡以金章，依前充解县榷税使。会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请赡军伍，□□公复归朝阙，后改充南诏礼仪副使，车辍不行。

由墓志得之，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墓志说明，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於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农民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於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二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据《新五代史》卷四《庄宗记上》，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於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於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於原燎，竭日费於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於王重荣兴复唐室固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始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於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3、田、杨之争及河中、河东之去从向背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始或出於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於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解县新城碑》言及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爰）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据碑文所述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於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於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於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中和中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事与前揭《通鉴》卷二五五文略同，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883）春正月条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於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朝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於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於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记杨复光卒於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光启元年七月，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於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於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於行在”一段下清人有注说案《旧唐书·僖宗纪》:“杨复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与薛史异。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条亦称:

是时，诸道贡奉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於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下同《旧·僖宗记》）。

以上可见杨复恭与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但杨氏兄弟既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而自此后，唐朝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麴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6]相反张濬“欲倚外势以济杨复恭”，於昭宗大顺元年（890）竟勾结朱全忠及河朔三镇，挑起与李克用的战争[7]。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张濬，“乃白度支财尽，无以廪百官，请如旧制。”宦官韩全诲却请割三司隶神策军，“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8]崔胤与韩全诲关於盐利的争夺，仍发展为藩镇战争，并为朱全忠最终代唐铺平了道路。天复元年（901）朱全忠迁河中节度使王珂（重荣之子）於大梁，奏除己为河中节度使，虽许诺将两池课盐岁供增为五千车，但已是最后的姿态。唐朝廷正是在盐利的枯竭中走向它的末日，也同时结束了宦官干预盐政的历史。

二、河中盐利的归属与藩镇成败

光启以后，唐朝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朝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1、李克用的河中——河东结盟优势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

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由此得知在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发展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9]。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 :“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

李克用在重荣诸子侄争夺河中节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王珂一面，且不仅荐之於朝，复妻之以女，助之以战。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河中已为其有。而李克用既能以兵力保卫河中，河中的政治态度及物资援助也足以使之立於不败之地。王珂一事表明，当时朝廷事实上是听命於李克用的。

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也曾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夏四月记张濬因杨复恭以进，后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因与之矛盾事，并言“克用之讨黄巢也，濬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之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前揭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问题，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10]。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11]。

但此战虽有张濬亲领五万兵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12]，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朝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其年十一月条分析此战败因说:

是役也，朝廷依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於镇、魏，镇、魏依河东为扦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按鄄，胡三省注以为当作“鄜”是）、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此处将失败归之於朱全忠的未瑕专顾及镇、魏不予兵粮。然分析其间“华、邠、凤翔、鄜、夏”仅关中诸镇，河中之兵显然不在其内。又朝廷既求兵粮於镇、魏，也说明站在李克用一边的河中不予任何物质支持，这应当也是李克用无忧而诸镇兵终不能合成一势的原因。

此后，朱、李之争虽进入互有胜负的相持阶段，但据前揭《王珂传》，唐朝廷因河中而仍受李克用胁迫。《资治通鉴》卷二六○乾宁二年五月记李茂贞、王建、王行瑜三镇受王珙之请连兵入朝，“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又上表请讨，移檄三镇。秋七月，克用军至河中，“王珂迎谒於路。”而当着李茂贞等与神策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枢密使骆全瓘勾结，谋劫昭宗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欲劫帝幸邠州，诸军相攻之际，昭宗惧为所逼，又不得不全力依靠李克用。《资治通鉴》记其月，“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张承业“屡奉使於克用，因留监其军”（张承业后尽心为克用父子理财，而其事业始於河中是值得注意的）。李克用於是长驱入关，逼死王行瑜，几取李茂贞，可谓大获全胜。当其时克用保持进可攻、退可守，挟制朝廷之势，显然与河中的并力支持分不开。而事实上李克用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朱全忠全取河中之前。

2、朱全忠取河中而立

自光化元年（898）正月至天复元年（901）五月是梁太济先生所说朱全忠势力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同李克用争霸，占领邢、洺、磁，控扼李克用东出河北通道；夺取河中，阻塞李克用西入关内咽喉，逼使成德、易定诸镇服从，并给占据幽沧的刘仁恭、刘守文父子以毁灭性打击。”占领河北与控扼河中是夺取政权的两大条件。特别是在河北战场成功无东顾之虞后，河中便是入关的唯一障碍。

《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正月条称: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乙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军为我以一绳缚之。

河中在连结河南北与关中的意义上，地位恰如“长蛇之腰”，故朱全忠即於同年同月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并自率中军继其后。在出其不意速取晋绛后，又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此后即不顾朝廷和解之诏，发兵围河中，致王珂势穷，面缚而降，举族迁大梁，所谓长蛇之腰遂被斩断。《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谓李克用“自是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李克用丧失河中支持，东无力顾河北，西难以救长安，遂不得不遣使重币修好於全忠。《通鉴考异》记其事引《唐末见闻录》、《唐年补录》、《续宝运录》等诸书以证之。其中《太祖纪年录》称:

天复元年六月，太祖（李克用）以梁寇方强，难以兵伏，阳降心以缓其谋。乃遣押牙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请复旧好。书词大陈北边五郡士马之盛，皆吾外援。朱温视之不怿，令敬翔修报，词旨疏拙，人士嗤之。

按据《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记李袭吉为克用作书虽有“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徵五部之众”，及“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诸豪语，但不过大言洞赫。实则克用失河中后，其力仅能自保，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已无与朱梁争天下之资本。“天复元年五月，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13]。护国军者，即河中军之旧称。朱全忠得河中，遂能放手经营关中。此后，虽因宦官韩全诲与宰相崔胤争权，两者各结李茂贞与朱温为战，然前者终不敌后者。河中的取得，正为朱全忠的进取长安打开了门户。

当然河中对於朱全忠的价值，还并非仅在於它联结河南北与关中“长蛇之腰“的地理形势。朱全忠因汴、洛之地的占有，早已掌握了东部漕运之枢纽，而河中的取得复使之得到北方最大的盐池宝地，战时最可靠的赋税源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记》:

（天复元年）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课额。”从之。

（五月）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

根据同纪，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方至河中移王珂兄弟，三月即全面接管了盐池，并加以“完葺”，说明盐池於他绝非等闲。而唐朝廷命他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在榷盐上特加“制置”二字，以重其职，也足见两池在朱全忠取得河中之际已完全为其掌握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取得河中与两池后，朱全忠的进军关中，取代唐室，已是指日可待。

3、朱友谦与梁、唐政权

证明两池於军阀争夺政权之意义，并不仅在唐末，或者还可以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降归附事来说明。

昭宗光化二年（899），王重荣子、陕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被麾下所杀。都将李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记其年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於子侄。”

取而代之的是朱简。故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因与同姓，“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於己子。”陕虢与河中为邻，唯蒲陕连衡才能制约关中。陕州的重要对朱全忠可想而知。更何况王珙部下本即河中之一部，对朱氏瓦解河中不无意义，故梁祖厚待友谦。朱梁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友谦可称自河中起家，与王氏家族及河中军有一定渊源。杀李璠说明在军中有一定号召力，故朱全忠依靠其稳定河中，也是藩镇争霸形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朱友珪杀梁祖自立，引起诸将不满，致友谦背梁降晋（唐）。史载告哀使至河中，友谦深以为耻。“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14]友谦不奉命，并“乞师於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效盟约，庄宗欢甚。”[15]说明其彼时已与唐军联合。但是梁末帝即位后，“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16]贞明六年（916）朱友谦将兵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请节钺於梁不获，遂反求於晋王（即庄宗），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梁使刘鄩、尹皓攻同州，朱友谦再度求救於晋（唐）。“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便济河，以精甲混杂河中兵直压鄩垒，使刘鄩“大惊，自是不敢轻出”。而面对梁军进逼《通鉴》复记曰: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於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方今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17]

友谦的决意降晋，不但使梁军大败，且打破了梁、晋之间相持已久的局面，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使之由劣转优，与朱梁的战争节节取胜，并最终灭梁建[后]唐。而在后唐庄宗建国称帝的过程中，看来也得到朱友谦的全力支持。

《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记天祐十七年（即梁贞明六年，916）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各遣使劝进，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资治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921）秋七月也载称: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日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

朱友谦的表忠心及苏循被命为河东节度副使，意味着河中、河东两镇又恢复了昔日的联盟。这对於后唐建国无疑有着决定的作用。故后唐灭梁，也给朱友谦以极高的礼遇。

《旧五代史》卷三○《庄宗纪》记同光二年十一月“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以皇子继笈兄事之。”同书卷六三友谦本传亦曰:

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由庄宗一语，足知友谦的去从直接关乎朱梁后唐的成败兴复。朱友谦归梁并为梁祖镇守河中，曾助其败晋灭唐的兴国霸业，而庄宗却因朱友谦的降附，终得取梁而代，此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就这一点来说，朱友谦的姓朱姓李实为政权易主的根结。故庄宗将功劳归之友谦，并给以极高评价和赏赐，则友谦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有些类似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但与韩信不同的是，他所凭借的并非是军事指挥才能，也不仅仅是占据有利位置的地形冲要，而是足以建设军事实体和动摇王朝基础的盐池。

朱全忠建国后，并没有改变由节度使管理盐池的藩镇经营体制。《旧五代史》卷十《末帝纪下》记贞元六年四月“乙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其中“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乃是唐朝封朱全忠的旧使名（唯加“度支”二字不同，表明恢复隶属中央的名义），说明朱友谦的职务不是自梁末帝始，而是早在梁太祖命其任河中节度使之初就有。“制置”应是藩镇体制下具有“中央特派”意义的使名。后梁之际，中央财政体系并不完备，所谓“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18]，即中央虽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等，但租赋征输仍由四镇。作为四镇之一的朱友谦任“制置”盐池使，便是这一体制的结果。朱友谦以此供给朱梁中央政府，但也以此形成盘结根固的地方势力。朱友谦的实力，恐怕也是后唐政府不得不继朱梁之后，对之加以笼络的原因。而朱友谦——李继麟也在后唐之初继续兼任两池榷盐使。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记同光三（按“三”当作“二”，924）年二月敕曰:

会计之重，鹹鹺是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课程之亏失。重兹葺理，须杖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宜令李继麟兼兖州刺史[19]、度支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便可制置，一一条贯，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

“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似乎是指整顿盐池要借重李继麟已行之旧制。而“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显然也是给了他自专的权力，但这样做并非没有条件。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每季输省课”即胡三省注谓“每三月一输盐课於省也”。颇疑此最初为王重荣所定制，而为朱梁所继。朱友谦降唐后，乃以此为保证求得继任榷盐使的职务。但后唐对朱友谦委任似只是权宜之计。《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记同光二年三月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同光四年二月乙巳，朝廷又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说明河中两池榷盐使已由中央派官担任。

李继麟不再兼榷盐使后，其实力显已不足与后唐朝廷相抗。《旧五代史》本传记李继麟同光四年四（正？）月入觐被族诛，其死因是不满朝中宦官伶官赂遗之求，故被谮与郭崇韬通谋（时郭已在蜀被李继岌所杀）。其后，旧将史武等七人也被族诛。《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郭、李死后郭部将李绍琛言:“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於去逆效顺，举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与后唐之河东能成犄角之势的是朱友谦。友谦败，故使得明宗李嗣源可以很容易地借庄宗朝内乱之机取而代之。以后明宗朝廷虽仍以皇子重臣驻镇河中，但河中节度使借助盐池之利称霸一方的局面已不再成立。

应当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后唐以中央官任榷盐使的情况至少持至明宗朝。《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称专美“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同书卷四《二明宗纪八》长兴二年（931）闰五月乙酉条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的记载。李肃无其它重职，记其升迁似也与任榷盐

使有关。但是自后唐庄宗至明宗以中央官任榷盐使，并非仅为削减河中利权。后唐代梁后，以孔目官孔谦为首的魏州藩镇财务体系已扩展为中央以租庸使领导的使职机构。在其中央化的过程中，唐末财政三司分掌制也在逐步恢复。河东盐池作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管理权自会发生如上变化。这是唐末财政管理体制发展之必然，也是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表现。朱友谦之命运变迁应此之需，而作为其变化的标志，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它影响於梁唐政权交替的方面，却是足以引起重视而不应忽略的。

注释

[1]见《金石萃编》卷一○三《灵庆公神堂碑阴记》记贞元十年度支使及河中院立碑官名录。

[2]日本《唐史研究会会报》8，1995年。

[3][4]参见拙文《略论大中两池新法及其对五代盐政之影响》，《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并参见《册府元龟》卷四九四《邦计部·山泽二》，5908页；《宝刻丛编》卷三一七《唐盐宗神祠记》；《唐代墓志汇编》咸通一○一《唐故赵郡李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437页。

[6][8]《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标点本5897页。

[7][11][12]《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标点本8396—8400页。

[9]见《春史卞麟锡教授还历纪念唐史论丛》，1995，107—116页。

[10]《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4657页。

[13]《资治通鉴》卷二六二，8553页。

[14]《资治通鉴》卷二六八乾化二年（912），8761页。

[15][16]《旧五代史》卷六三《朱友谦传》，845—846页。

[17]以上引文并见《资治通鉴》卷二七一贞明六年（920），8854—8857页。

[18]《五代会要》卷二四，万有文库本290页。

[19]按:《旧五代史》卷六三、《新五代史》卷四五《朱友谦传》均不言朱友谦为兖州刺史事。旧传言其“既归藩，请割慈、隰二郡，依旧隶河中，不许，诏以绛州隶之。”疑《册府元龟》“兖”字当为“充”，下或遗一“蒲”字。

 

禁盐即战：西夏与宋朝的盐业纷争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几千年来，众多民族互相纷争，互相融合，逐渐形成当今统一的大中华民族。溯历史长河考察，可以看出，各个民族的兴衰融合，均与盐有密切的关系。其中西夏王朝的兴衰，盐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国家，10至13世纪崛起于贺兰山、祁连山麓及河西走廊一带，是西北方的大国。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人李元昊建国，号称大夏（因在中国西部，史称西夏），这个西羌党项民族国家，其极盛时期西与回鹘接壤，拥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郡地，北逾居延海，西南密迩吐蕃，南界横山，东距西河，与辽宋、金为邻。其疆域包括今宁夏及陕西北部，青海东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西夏地处内陆，盐资源相当丰富，其中即有盐池如乌池、白池、吉兰泰池、细项池、瓦窑池、古朔方池、龟兹池等产的散盐，也有河西走廓一带盐山所产的岩盐。各个盐池因地质地层不同，所含的微量元素各异，从而出现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众多颜色中，青白二色成盐最大。“其盐大而青，名曰青盐。”“赤与黑者皆小，惟白大。”因此，青白盐就成为西夏地域盐产品的代称，其产地主要在乌、白二池。而盐山上的岩盐则自然成形，如果找到象老虎形状的岩盐，就可用于祭祀或装饰用，“作兽辟恶，佩之为吉。”西夏境内这些盐，色香味俱佳。《周礼》中称“饴盐”。《吕氏春秋》中称“大夏之香盐”。《广志》等记述为“戎盐。”仅医书上记载的品种就有光明盐、桃花盐、水晶盐、青盐、印盐、戎盐、羌盐、石盐、盐山等等。因极富食疗价值，能促进人健康长寿，因此党项羌族高龄者往往“年至百五六十岁。”这里众多的盐池和盐矿，都曾是羌夏民族首先开发和利用的宝贵资源，其中青白盐制作精良，价格低廉，受到普遍欢迎，是西夏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西夏地域广阔，人口稀少，辖区内所盛产的盐除供应本地食用外，大多数为出口到邻国，主要出口到宋朝邻近地区。但宋朝盐法极严，盐是国家垄断的商品，当时京东、京西、陕西、四川都行销山西解池的池盐，解盐的收入是陕西等地财用的重要来源，而紧邻的西夏地区“青盐价贱而味甘”，解盐不能与之竞争，所以宋朝不愿进口青盐，于是夏宋之间围青白盐的矛盾，几乎贯穿夏宋关系的始终，不仅反映在经济领域，也反映到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大体上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宋初，从北宋建国至太平兴国七年（982）以前的20余年间，在局部地区放行青白盐通商。在西夏建国之前。从唐末，经五代到北宋，党项拓跋氏均以中原王朝节度使的身份统辖以夏州（今陕西横山）为中心的五州之地。唐代一度曾设“榷税使”对乌池进行管理；五代后唐时，乌白池隶于“庆州青白榷税院”，管理较严，“其盐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后周时，“青白池务，素有定规……青盐一石，抽税钱八百、盐一斗。白盐一石，抽税钱五百，盐五升。”到北宋时，羌夏对盐务的管理比较宽弛。夏廷各级官员，对盐池拥有各自的特权，可以调拨数量较多的青白盐进行长途贩卖。对盐池的管理也不太严格。而宋朝对国内的盐法虽然很严，但刚刚建国之初，需休养生息，对青白盐在局部地区允许通商。这种通商，是包括官方与民间贸易在内的合法通商。

977年，北宋对盐实行大规模榷禁，但对青白盐却受到特殊保护“其青白盐旧通商处，即令仍旧。”青白盐通商之处，主要指西路青白盐销区，即解池以西的陕西各州军，如鹿州、分州、泾原等州，这是早在唐代就例食乌白两池盐的销区，除此之外，通商还包括“缘边蕃汉”杂聚区，即关陇一带鹿、延、环、庆、仪、谓等州。有时候，青白盐还可销至唐、邓州等南路；以至贸易入川。

与官方贸易并存的是民间青白盐“和市”贸易较为活跃。党项人用盐与汉人交换米麦及茶叶、漆器、匹帛等；“私贩”入宋者亦多。当时，沿边口岸，供销两旺，西夏卖出的商品除青白盐外，还有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等。宋朝输出的商品除粮食、茶叶等大宗商品外，还有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西夏很需的铜、铁、锡、钱币等金属品则受到限制。由于商贸繁荣，刺激了青白盐的生产规模，每年有畦夫数千人，青白盐生产成为西夏手工业的重要部门。由此为西夏建国奠定了经济基础。

第二阶段为太平兴国七年（982）以后，即夏主李继迁（元昊祖父）第一次叛宋起，至其子李德明（元昊父）即位前后，此间青白盐贸易时断时续，宋廷青白盐法也有5次反复。禁与开禁，也就成了夏宋关系的晴雨表。

982年，党项贵族内部相互争战，拓拔族首领李继捧率领部落，氏族长二百七十余人，民户五万余帐，投附宋，愿留居宋朝的京师东京。宋太宗加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随后党项贵族李克文，绥州李克宽也相继投宋。但继捧有个弟弟叫继迁，年二十，血气方刚，住在银州，不愿内迁，最后竟率领部落贵族逃入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泽，抗宋自立。

李继迁叛宋，结束了宋夏之间多年以来的友好局面。宋太宗下令；青白盐“禁毋入塞。”但此禁为时甚短，“未几罢”禁。随着李继迁降辽，和银、夏、麟等州诸番内附，瑞拱元年（988）又宣布青白盐开禁，“许商旅贸易入川，以济民困。”

987年，宋太宗见继迁附辽，就赐已降宋朝的继捧姓赵，改名保忠，授为夏州剌史，利用继捧回夏州抵抗继迁。同时，又在经济上配合军事斗争。宣布“禁沿边互市。”至991年七月，李继迁终于依附宋朝，宋朝授继迁为银州观察使封号，赐姓名赵保吉。同时宋与夏恢复互市。边界紧张局势得以缓和。

 

993年初，李继迁第二次叛宋。宋廷震怒。宋太宗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室的建议，严厉禁青盐，以图困死李继迁。当时的原则是“绝其青盐不入汉界；禁其粮食不及蕃夷。”郑文宝禁法遽严，超越经往，规定:“自陕以西有敢私市戎人青白盐者，皆坐死。”此次盐禁虽峻，但却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导致“关陇民无盐以食。”本来已归宋廷内属的万余帐蕃部，又反叛宋投归李继迁，羌族四十四首领也“入寇环州”，到“境上骚扰。”面对诸多不稳定因素，当年八月，宋廷不得不除禁。

994年初，继迁攻掠灵州，掳掠居民，又至夏州袭击继捧，继捧败北。宋朝再度发兵将继迁赶至沙漠，同时以盐作武器。让郑文宝等再度“禁戎人卖盐。”结果又造成社会不稳定，导“致关中绎骚。”郑文宝因此被贬。

1000年六月，由另一大臣梁鼎主持，禁“断青盐”，此后长期沿袭维持，但民间青白盐贸易，却始难于禁绝。

第三阶段，是从李德明中期起，经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存、纯佑、安全，遵琐等朝、至西夏灭亡，宋廷基本上禁绝青白盐贸易，宋夏双方，或战或和，其合法的青白盐贸易，仅在个别的官方“榷场”，与偶尔的情况下进行。

1006年，夏主李德明被宋封授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并先后开榷场贸易，边境相对平稳。

1038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正式建国，号大夏，称“始文英武兴法违礼仁孝皇帝”（景宗）。宋廷大为震惊，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在边地揭榜，慕人擒捕元昊。同时积极备战，准备征讨。从此，夏、宗之间陷入长期激烈的战争。1039年11月，夏军侵宋保安军，被宋部将狄青战败，损失帐二千余。1040年初，元昊攻取宋延州，并伏兵三川口，获得大胜利。1041年，夏宋两军战于好水川，宋兵大败，宋将任福战死，夏兵再次获胜；1042年，西夏兵再次出击攻取定川寨，宋将葛怀敏等十四名将官战死，夏兵俘掳宋降兵近万人，获战马六百余匹，又乘胜直抵渭州，俘掠大批居民而归。

宋朝在军事上连续惨败后，不得不妥协求苟安。双方来往交涉，进行了艰难的谈判。此期间，在谈判条件时，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元昊要求开放盐禁，“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于宋。宋廷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诸位大臣纷纷发表意见，权衡利弊。谏官孙甫认为“西盐五、七万石，其值不下钱十万余贯。”“西戎之盐”，“其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堤防矣！”欧阳修提出:西夏虽然提出每年入中青盐十万斛，担心只要口子一开，则可能“捐百万之盐以啖边民。”副枢韩琦和知制浩田况等人合计:“青盐十万斛，今只以斛盐半价约之，以及二十万余万贯。”数十万贯的盐利收入，对于西夏来说，占有何等重要地位，起着什么重要作用呢？包拯分析说:“元昊数州之地，财用所出并仰给于青盐。”熟悉西夏内情的李继和指出:“蕃戎所赖，止在青盐。”何亮在《安边书》中写道:“乌白盐池，夏贼洎诸戎视之犹司命也！”最后连神宗也总结出西夏是“以乌白池在彼，借青盐以助经费。”大家取得共识:青白盐在西夏财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盐产无穷，如果开禁，财源充足，兵强马壮，将对宋朝造成极大威胁。当时，也有一些臣僚主张:“指定缘边一两州军”或“榷场”放入青盐，“自官中 卖与民。”或令商人转致关东销售，这些意见最终均被否决。为此，宋朝决定以盐的开禁为武器，控制西夏的发展。

1044年12月，宋夏谈判达成协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每年“赐”给夏国绢三十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另在各节日和元昊生日共赐银二万两，银器二千两，绢、帛、衣著二万三千匹，茶一万斤。宋夏恢复往来贸易，但对盐仍采取基本上禁绝的政策。只在个别的地方设官“榷场”，定量“买白盐。”两国关系缓和时，适当开点禁，一旦关系紧张，又厉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西夏灭亡之时。

纵观西夏与宋朝的关系，可以看出，西夏在军事上往往可以打败宋朝，但宋朝运用盐禁作武器，西夏则显得无能为力。西夏王朝境内虽然拥有丰富的盐资源，但在宋朝封锁市场，实行盐禁的政策下，这些盐资源并没有转化强大的经济实力，国家发展受到限制，而宋王朝也日渐衰落，两个王朝最终先后被蒙古所灭。西夏与宋王朝的盐业纷争，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教训。作为中华民族的每个部分，和则双赢，斗则双损，对今仍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天下盐：危亡时刻的四川盐业

尽管有人称“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川粮安天下”，但事实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但凡正常年景，四川的盐和粮食产量从来不是全国第一。然而，偏偏就是这个平常不被天下所重视的西部省份，却曾经几度担当起“拯救天下”的重任，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盐，天下粮”。

川盐济天下

1888年，当中国沿海的近代化工业尚在蹒跚学步时，一位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学者走进了川南丘陵深处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在那里他看到的是一座“异乎寻常的丘陵城镇”——“十英里外就看到的许多高耸的木制天车不仅遍布这个城镇中心部分，而且逶迤几英里延伸到了乡村。”

弗吉尔·哈特仔细考察了这座古老的工业重镇，当他发现没有任何现代工程机械的自贡盐工们竟然能够凿出深度超过1000米的盐井时，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钦佩之情。他称赞自贡的盐井超过了“他们建造长城和运河的潜力”，要知道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美国直到1859年才钻出一口21.69米的浅井，而他们使用的却是先进的旋转钻井技术和大功率的蒸汽机。

仅仅利用手工工业就能创造如此巨大的能量，这令弗吉尔·哈特赞叹不已，但他并不知道，他看到的这个市镇并非其最为鼎盛的时期，反而是因为刚刚拯救了一场帝国的灾难而陷入了漫长的衰退期。

川盐救急

1853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在此之前，由于实行盐业专卖，由江苏盐城沿海生产的淮盐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淮盐的断绝，不但令长江中下游六省250个州县饱受盐荒所困，而且原本丰厚的盐税也随之全无，本来就岌岌可危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

此时，咸丰皇帝想到了川盐。以自贡为中心的川盐以往只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以及湖北的鹤峰、来凤等八个县销售，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比淮盐小的多。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下，川盐能替代淮盐来解决困局吗？尽管有些无奈，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一项被称做“川盐济楚”的救急性政策还是出台了。

当年5月，户部发文，“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这还是川盐第一次打破传统销售疆域，进入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仅仅撕开的一条缝隙，就令自贡盐商们看到了无限的机会。

各色人等纷纷筹措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掘上。一时间自贡经济空前繁荣，百业兴旺。也就是在“川盐济楚”时期，自贡盐商每年赚银500万两左右，大批盐商在也此时崛起，“积巨金业盐者一千七百余家”，其中，“王三畏堂”、“李四友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实力最为雄厚，被称作“四大家”。

受益的何止是盐商，“川盐济楚”历时26年，在26年期间，四川向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运送的食盐达八十亿斤以上，鼎盛时期，川盐占全国食盐销量的四分一，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六亿七千万两。

淮盐反扑

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两淮盐商立即动员其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恢复淮盐在湘鄂两省的垄断地位。两江总督曾国藩即上书朝廷，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要求恢复旧制。

尽管自贡盐商也多方呼吁，反对淮盐重回楚岸。但是，两淮盐商向来都是清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堪称清王朝的“大金库”，因而，无论清朝皇帝还是封疆大吏都不敢得罪。1871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盐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1876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川淮楚岸之争以四川盐商的彻底失败告终。

销量将近川盐半数的楚岸失守，川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朝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封禁，井场烧户再遭重创，一时间“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曾经为清王朝平定内乱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川盐终究逃不出衰败的结局。

恢复生机

1907年，也即是川盐经营最为惨淡的时期，出身贫苦农家的余述怀接受了盐商王和甫抵佃给他的海流井，走上了生产贩运井盐的道路。经过三十年的艰苦磨砺，余述怀已经成为自贡盐场上的佼佼者，此时，又一场席卷江淮的战争给川盐复兴创造了条件，也给余述怀成为盐业霸主创造了机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东部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国民政府不战而降。

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第二次“川盐济楚”恢复楚岸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

1938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至15万吨。为了应对战时局面，国民政府实行了盐业专卖制度，政府向盐场收购食盐并负责运输和销售。突如其来的大订单像一剂强心针，大大刺激了自贡盐业的发展。投资者蜂拥而至，大批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余述怀抓住这一时机，抢先向盐业管理机关申请起复原停产的井灶，获得了大批战时起复贷，趁机扩张，一跃成为自贡盐商首富。与过去的旧四大家族传统经营模式不同，余述怀充分接受了现代商业。他以三亿法币巨资顶下了“四川建设银行”，设总行于重庆，涉足金融业。资本雄厚的他看到进出口贸易有利可图，便做起了洋货生意，获利十分丰厚。与此同时，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盐商也乘势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一大批身家千万甚至过亿的新盐商。

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7.9%上升为1945年的34.7%。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1.2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幕。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

 

 

抗日战争：日本实施的盐遮断大轰炸

随着航空技术的提高，无差别轰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问题。

而最早的有关无差别轰炸的理论和其实施，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所提出和发动，特别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扩张主义的始作俑者。

石原蔻尔在20年代开始提出最终战争论，他主张使用可以进行环球飞行的飞行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过的让世人震惊的大战争，由此而求得人类文明的最后统一。石原在30年代初炮制了《日本国防的现在和未来》，规划侵华战争的理论指导，他强调“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创造之母”，鼓吹日本应该“尽我们全部所有，无论思想、金钱和武力等，要倾注全部精力去进行战争”。石原后来作为关东军参谋，成功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主谋，成为“满洲国之父”。

日军在实施无差别轰炸中，还实施了若干专题轰炸，对位于四川南部自贡市的盐遮断轰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自贡历史悠久，自晚清以来，生产更为发展，产量约占全国产量五分之一，这里有世界第一口超千米的地下钻探深井，被称为中国盐都，是全国最大的井矿盐生产基地。

日本本土雨量较多，海岸线曲折少滩，盐产较低，是盐的进口大国，因此对盐格外重视。自贡盐场的重要性为日军所关注，因而他们发动了对于自贡盐场的轰炸，在百一号作战轰炸之中，即记录有8月自流井一次。

1941年5月，陆海军航空部门决定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内地轰炸，称为百二号作战。7月有中旬确定其作战计划，要求为引发内地军民厌战气氛，为目的的而切断中国盐补给。日军战史记述其轰炸目标：该时期中心课题，是基于派遣军的指导而切断其盐补给（此时有情报分析中国内地正由于盐生产不足而造成困难）。四川省的自流井地区使用卤枧井灶数量很多，在轰炸这一地区的同时，要大量攻击盐的集散城市。又规定作战行动第一期，8月上旬，近距离的城市，交通要地为目标；第二期8月下旬，以内地飞机场，制盐所为目标。

日军战史对其轰炸行动所作记录，8月17日，日机编队好不容易才发现自流井西北方向的制盐设施，仓库群，各中队分别进行轰炸，据报告 命中了预定目标，数处火焰上冲。18日天气恶劣，19日对自流井实施第二波轰炸。虽然各中队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发现目标很困难，还是在13时40分左右攻击制盐场及街市成功，据报取得了相当战果。日军指挥系统对该次行动甚为满意，侵华陆军航空部队第三飞行集团长大下敏中将亲自对于这一次果敢的攻击发布了嘉奖电。

关于自贡盐城被炸情况，中国方面保留了档案资料数量较多。当地人称日军7月28与29日的轰炸为连日大轰炸，称8月17日，19日轰炸为隔天轰炸。据当地档案资料记载，日军的盐遮断轰炸使自贡盐场民众蒙受了沉重灾难。例如上述日军战史所说自流井盐场西北方向的光大街，郭家坳等地被炸，造成居民无家可归，无食可进。盐场熬粥赈灾，每餐有多达600余人前来就食。除普通民众受灾外，担负救灾任务的防空指挥部所属消防大队官长死3人，伤1人，兵士死34人，伤23人，消防车被炸2部。加拿大人所办仁济医院被炸，炸地下室3处，财产损失估计150万元。据初步统计，日军对于自贡盐遮断轰炸，前后两年内进行7欠，投弹1544枚，造成死亡622人，伤365人，毁损房屋共2785间，损失久1.24亿元。

按日军战史所总结，盐遮断轰炸是中国派遣军最初所重视的，目的是由切断盐的补给而酿成厌战气氛，依靠航空歼灭战压迫权的抗战意志，然而其成果并不充分。日军盐遮断轰炸虽然未达到目的，其犯罪事实格外昭然。盐遮断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专题轰炸，从战争法规与世界文明角度考察，则是无差别轰炸的典型案例。

 

抗日战争：日本对占领区盐业的掠夺

本文摘自《日军侵华罪行纪实》出版:中央党史出版社

垄断淮盐

盐，不仅是国民生活中无法代替的必需品，而且也是化学工业、国防工业中的重要原料。

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缺乏制造海盐的理想的广阔海岸滩涂条件，所以日本产盐尚不敷民食之用，大量工业用盐一向由国外输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渴望已久的掠夺中国海盐的野心得以实现。

早在1936年10月，日本大藏省专卖局会议纪要中就明确提出:“鉴于碱及其它化学工业用盐之需，将达179万吨左右，其中八成（135万吨）之供给，须由外地及邻邦设法保证。”这里的“邻邦”不言而喻主要就是中国。这个《会议纪要》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急于掠夺中国盐资源的迫切心清。随着向中国东部沿海进军得手，1938年10月，日本大藏省又拿出一套掠夺中国海盐的完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1942年，中国沿海产盐区要保证供给日本200万吨盐，到1945年，要保证具有350万吨的对日供给盐能力。”

据史料记载:“1915年至1924年淮北盐区平均年产量占两淮70%，其中1924年淮北盐产量就占全国盐产量的五分之一。”当时，淮北盐产号称“馈食偏六省，税课甲宇内。”故日本把掠夺淮盐放到整个掠夺中国盐计划中的重要位置。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淮北盐场所辖的板浦、中正、临兴、济南四个盐场以及临近盐场的连云港，于1939年3月相继沦陷，侵华日军立即实施日本政府掠夺淮盐的罪恶计划。

首先是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民食用盐的配给制度，以压低民食用盐的手段，保证不断增加淮盐向日本的输出量。特别是在盐产量不足和运输工具缺乏，食盐供应紧张时，日本侵略者便以牺牲中国人的民食来满足其发展军事工业，扩大侵略战争的需求。自1941年始，日本兴亚院在华中、华北占领区域内的中小城镇强制实行民食用盐统制和配给政策，各地配额统归兴亚院直接掌握，即使汪伪中央政府都无权变更。最初规定每人每月配给食盐1市斤，但实际上兴亚院批准的配给数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这一年，华中辖区共有3630万人，而日本兴亚院批准的配给定量为每年只有9万吨，年均每人每月食盐量仅为0.4市斤。而对居住在南京市内1万多名的日本人，兴亚院规定每人每月确保1.5市斤精盐。在华中地区，由于车船等运输工具掌握在日军手中，后来成立的中华盐业公司无力承运整个华中区的民食用盐，但又企图垄断，不准场商自运，这就给民食造成极大困难。有些地区每人每月由规定1市斤减为半市斤，复由每人半市斤改为每户每月1市斤，最后甚至完全停售。

日本侵略者为尽量掠夺更多的淮盐输回国内，在对我沦陷区居民强行实施食盐配给制的同时，对我抗日根据地则实行严格的食盐封锁政策。“昭和”15年（1940年）8月“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将盐“作为特别重要物资，禁止流入匪区。”为此，在徐州特设一个“对匪区禁销委员会”。并在伪海州区盐务管理局拼凑一支有3200多人的税警队查缉私盐，井经常派宪兵检查食盐运输和销售情况，稍有怀疑，即行扣留、没收、封店、抓人。同时，为控制食盐流通，大肆削减食盐销售点，江苏五、六岸（即苏北地区11个县）原有300多个销售官盐的店铺，日本侵略者借口“因连续发生不法卖盐事件，去年（1939年）10月强化改善机构，根据组织制度，销盐店减少到60所。”

这种统制配给和封锁政策的结果，势必导致盐荒，一些投机盐商勾结敌伪各级官吏乘机大发国难财。他们垄断居奇，哄抬盐价，操纵黑市交易，中饱私囊。官价盐无货供应，私盐售价为官价的好几倍。1945年初，宁、沪一带，盐的零售价格每担约9600元，已属惊人，而黑市盐价竟高达每担3万元，造成沦陷区人民长期饱受淡食之苦。然而，盐场和周边地区民众，不堪日寇压榨，大规模抢劫盐花事件时有发生。单海州地区自1939年7月至1940年11月，即发生抢盐事件56起，打死伪盐警291人，共夺走盐6100余吨。

其次，日本侵略者采取以低价低税，甚至免税等卑劣手段，对淮盐和盐业生产进行大肆掠夺与野蛮摧残。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之后，要我国向日输出海盐，并不是平等贸易，等价交换，而是一种强行掠夺。当时市场盐价，淮北盐场价1940年为16元/吨，1941年为26元/吨，1942年为38元/吨，1943年为54元/吨,1944年为178元/吨，而输日盐价格，除1940年与场价相同外，其后四年均为24元/吨，强行坚持四年不变。仅从1941—1943年三年中，侵华日军向其国内输入淮盐179435吨计算，就无偿占有中国盐价值总计达1983055元。1942—1944年日本进口淮盐，实际只付出相当于中国价格的6.3—13.5%。日本帝国主义正是用竭力压低向日本输入盐的价格的方法，以维持对中国沦陷区盐业的最大限度的榨取，扼杀了中国盐业的生机，使广大沦陷区盐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同样，在盐税的税率上也大大压低输日盐税税率，以最大限度地攫取中国盐业经济。

由于汪伪政权的卖国政策，造成沦陷区经济日益衰退、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它又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经济掠夺的恶果转嫁于民，不断提高盐税。据民国盐务史资料记载，华中沦陷区从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这六年中，就提高过六次盐税，且增长幅度空前惊人。自1938年始至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盐税与盐价都飞涨了100多倍，其危害人民之烈，令人咋舌，沦陷区八年，是中国盐务史上税价上涨最激烈的年代，也是盐税与盐价最混乱的年代。

尽管沦陷区盐税如此暴涨，到1945年1月每担盐税高达600元（中储券），而输日盐的盐税仍保持战前水平，淮盐每担仅5分钱，几乎等于无。其实这个低税率的形成，在战前就是日本胁迫的结果。

日本不仅从中国沦陷区掠夺低价低税盐运往日本，而且其侵华日军在各沦陷区还大量强索免税的所谓“军用盐”，供侵华日军人、马食用，甚至以此走私牟利，中饱私囊。据江苏盐业史介绍，淮盐被侵华日军强索的“军用盐”逐年上升，1939年1100吨，1940年3600吨，1941年4580吨，1944年103000吨，1945年165000吨，总计达277280吨（后两年中有部分浙盐）。日军将这“军用盐”走私牟利，中饱私囊的也不乏其例。如1942年初，荣第1628部队仓库由华北某日军部队装运军盐3000余担至上海，以日军票3万元的价格交某日商行承售。后汪伪政权与日本兴亚院虽表面上进行了干预，但最后达成妥协，表面上由荣第1628部队缴纳盐税每担日金7元，共20053.74元，然后又由伪盐务管理局以运费名义给日军17475元。结果80%以上的利润仍然装进日军的腰包。

由于大量强索军用盐，占用了大量的沦陷区火车和各种民用运输工具，因而挤掉了民食用盐的运输，造成民食盐匮乏。1943年9月后，海州盐（即淮盐）改海运为陆运，而大部分陆运的运盐车辆都被运送军盐占用，结果1944年4—6月三个月，海州运出军盐共19.6万担，而民食用盐仅12.9担（按原配给计划，民食盐占82%弱，军盐占17%强），致使各地盐荒四起。当时，南京已有五个月未配盐，安徽蚌埠、芜湖等地已六七个月未配盐。日军将淮盐源源不断运往日本。据日伪《华北交通月报》统计记载，从1941年4月至1942年9月，仅18个月中，日本通过连云港港口运往日本的淮盐，共达110789吨，这与满铁经济调查部嘱托岗崎弘文撰写的《连云港经营现状的概况及改善经营的措施》一文中的“中支向外输出盐是用船进行输送的，平均每月向日本输出一万吨左右”的说法，基本吻合。据陈家港运销栈老工人回忆，当时，日本海轮几乎每天进出陈家港码头，一般载重都在3000吨左右，其中较大的如“瑞康丸”载重达四五千吨。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8年中，运用各种手段从中国掠夺的盐，占沦陷区产盐量的一半，即在110万吨以上，使中国盐税损失达20亿日元之巨，其中淮盐约在50万吨左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之下，使名闻遐迩的我国淮北盐场的盐业生产奄奄一息。

祸不单行，就在日军铁蹄于1939年3月踏上淮北盐场以及连云港海州地区以后，当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淮北盐场又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海啸袭击，淹死了1600余名盐工及其亲属，灾后断墙残垣、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盐田设备等生产资料遭受严重破坏，日本帝国主义仍乘机采用卑劣手段，加紧掠夺淮盐。他们打着修复盐田设备、恢复生产的幌子，在销盐中加征所谓“复兴费”，1941年为2元/吨，1942—1943年为6元/吨，1944年为18元/吨，而输日盐一律免收复兴费。事实上复兴如何呢？在“昭和”15年（1940年）8月《华中盐业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中》找到了答案。“第一期复兴工程……已错过施工季节，很是遗憾……本年度第二期复兴工程方案预算96万元，许可支出40多万元，但也和上次一样，错过施工季节，不胜遗憾。”他们搜括的所谓“复兴费”去向，不言自明。

日本帝国主义贪婪的掠夺，使淮盐生产日益萎缩，如淮北盐场济南场七公司因日本压低出口盐价和场价，使制盐所得不敷成本，资金困难，入不敷出，日渐衰落，到1941年已负债150万元。汪伪财政部为维持这个两淮最大盐场的生产，乃由财政部出资，将这七家公司改为官督商办，但由于运输仍为中华公司所把持，车辆奇缺，销售渠道不畅，又不许场商自运，结果使这七家公司处于奄奄一息的困境之中。接着，1942年日军又把它的“以战养战”的策略具体化为“自给主义政策”，从沦陷区筹措军需，致使这七家公司以及经营盐业生产的其他场商无法维持其生产经营，濒临于破产，各自争相开始前所未有的大拍卖。原济南场的大德、大阜、大有晋和公济等公司大部分股票，均为大汉奸丁敬臣所收买。不久，这些公司全部宣告破产，转变为日伪资产和汉奸资本。场商破产，盐民生活更加困苦。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淮盐的掠夺是殖民主义宗主国对殖民地资源掠夺的一种表现形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永远铭记历史的这一教训。

野蛮开采河东盐池

山西省河东盐池是镶嵌在黄土高原运城盆地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盐池在旧中国位居池盐之冠，也是全国驰名的13个产盐区之一。所产潞盐具有3000余年的开采历史，行销晋、陕、豫等省。河东盐池因潞盐而闻名于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各地相继沦陷。1938年3月5日，日军占领运城，盐池也沦入敌手。

日军侵占运城后，为了便于对盐池进行掠夺，便宣布对盐池实行军事管制，并命名为“军管理四十工厂”。

日本帝国主义对河东盐池觊觎已久，早在侵华之初，日“兴亚院”就拟定了所谓“华北盐业开发纲要”，组织了所谓的“华北盐业股份公司”，策划“开发”长芦、山东等地的海盐，以及运城河东池盐。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服务于其侵略战争。

在开发盐地的名义下，日本占领军组织了伪“河东盐务局”，统辖盐池各盐场，把持盐政，对盐池资源大肆掠夺。

一、不择手段掠夺潞盐

首先是明目张胆的抢夺。日军侵占运城不久，就明火执丈地对盐池进行了一次公开抢劫。日军在汉奸、伪军的配合下，开着汽车、驾着马车到盐池抢盐，并强迫老百姓为他们装车搬运。在遭抢劫前，盐池共有存盐约16万吨，这次被抢劫食盐10万多吨。在抢劫潞盐同时，日军还将各盐场准备晒盐季节用的近万石粮食洗劫一空，甚至连生产所用之工具、器材都成了他们抢夺的对象。经过这次强盗性的劫掠，盐池几乎十室九空，盐场物资损失殆尽，生产难以为继，致使1938年生产陷于停顿，整整一年粒盐未收。

其次是控制潞盐运销，从中渔利。潞盐的运销向来由行商经营。日军占领后，一改惯例，取消了由商人贩运的旧制，盐池所产潞盐全部由“伪‘河东盐务局’统一收购，然后分配给敌伪各‘合作社’进行配销。”盐商只有生产盐的责任，而没有销售盐的权利。在生产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本来不多的食盐除一部分供应当地食用外，多数由日军统制。在统一收购、统一分配的政策下，他们组织了“新民会合作社”，具体推行统配方案。通过这一作法，不仅掌握了供应，而且控制了盐价。日军还把沉重的税务负担强加于盐场主。据统计，在日占期间，每年从各盐场搜刮的盐税盐折合伪联银币约达200万元之多。此外，日伪还通过控制潞盐运销向盐场主勒索所谓“运动费”。统配统销使日伪控制了盐价，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盐价却不能随之上涨，致使场主常常赔钱亏本。盐场主“为了提高盐价，维持经营，便只好拿钱向日伪‘运动’，这笔钱被称为‘运动费”’。盐场主每次为了提高盐价，都要与日方讨价还价，直至付出一大笔“运动费”。这笔“运动费”动辄数万元，竟达提价增收部分盐的50%以上。“运动费”一般由伪“河东盐务局”和伪“山西盐务局”（住太原）共同分享，进了那些大大小小强盗汉奸的腰包。

再次是巧立名目多方搜刮。在日军占领运城期间，对盐池的搜刮不仅限于明抢和税收，他们巧立名目，多方索取。除了税收外，还为军队、工厂强行征收军用盐和工业用盐。在“庆祝”所谓“日本帝国建国两千六百周年”时，日伪盐务局就强迫盐场商为日军捐献飞机一架，仅此一项就从盐池勒索了食盐400余吨。1944年一年就利用各种名目从运城盐池白白刮走了食盐2000多吨。在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其掠夺变本加厉。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伪“河东盐务局”利用抗日根据地食盐严重缺乏之机，将手中掌握的潞盐以高价换取根据地的蜂蜜、黄蜡、棉花、桐油、食油、牲畜、车辆、麻绳、木器等战争和生活必需品，盐池成了日本侵略战争的一个名副其实的物资供应站。

二、明目张胆掠夺化工资源—硝板

硝板（学名白钠镁矾）是河东盐池特有的一种矿产，是重要的化工资源。硝板的生成主要是由卤水的成分决定的。由于卤水中含有钠、氯、硫酸、镁，每到冬季，便生成硫酸钠（芒硝）。但到春季气温上升以后，又分解为氯化钠和硫酸镁。氯化钠于夏季气温炎热时，经过日晒蒸发结晶析出，卤水中的硫酸镁便留在畦中，到秋季则生成硝板。由此反复，一年又一年，盐池里的硝板便愈结愈厚。硝板厚度多达3.5米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厚达十数米。作为硫酸钠和硫酸镁结合的复合盐，硝板富含多种化学成分，除氯化钠、硫酸钠外，还有硫酸钙、硫酸镁等。因为数千年来，盐池只产盐不产硝，所以在硝板中硫酸钠（芒硝）的含量较大，占到总含量的30%以上。硫酸钠不仅为造纸、制皂、印染等化学工业所必需，而且是钢铁工业、军事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之一。

盐池有史以来虽单一产盐，然而对卤水、硝板中所含化学成分早有认识，只是囿于客观条件，未及开采。因此，日军占有盐池后，在充分了解盐池资源状况的基础上，把盐池化工资源——硝板作为其在盐池进行掠夺的又一个主要目标。

日军占领盐池后，为了“名正言顺”地掠夺盐池的宝贵资源，便以“开发”为名，组成了股东包括日本三菱洋行、王子造纸厂，及伪山西省政府、运城盐池盐业场商公会在内的所谓“化工厂”。这是个敌伪合流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经济组织，化工厂的一切权力均由日本掌握。运城盐池盐业场商公会之所以被列为股东，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以便无代价地掠夺盐池化工资源，掠夺硝板。化工厂名义上是要开发化工产品，实际上是个既无厂址、又无设备的空招牌，唯一任务就是掠夺盐池化工资源。几年中，日军借化工厂之名，先后动员大批人力、物力、财力，用人力车、胶轮车等交通工具，不分春夏秋冬，四季不辍地抢运硝板。经年累月，日军总计先后从盐池运走的硝板多达数十万吨。这么多宝贵的化工资源就这样被日军明目张胆的掠夺而去，白白地进入强盗之手。1942年，日军为了加快抢运硝板的速度，又在盐池设立了所谓的“芒硝公司”，同时抢修铁路专线，建筑仓库等，后因战败投降，自行停顿。

抢运硝板之余，日本侵略者还在盐池盗挖盐根。“根”者，本原也。所谓盐根，就是生产卤水的矿藏。盐根埋得很深，一般不外露，其氯化钠含量高达84.47%，是盐池的重要资源。日本侵略者对盐根的盗挖是相当野蛮的，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三、掠夺的直接恶果

日本侵略者的强盗式掠夺，不仅使盐池损失了大批资源，而且对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长期以来，秦、晋、豫等省的食用盐都仰赖河东盐池供应。日占期间，因日本侵略者对潞盐的控制和掠夺，食盐的供应大幅度削减，据统计，1937年实放潞盐472956担，1938年减少到133545担，1939年则仅有65担。因盐池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一般是头年产盐，次年才供应市场。故1938年所供之盐，系1937年所产。1938年没有产盐，1939年即几乎无盐可供。结果不仅邻省因此得不到最低限度的食盐供应，常常被迫淡食。就是产盐的山西省也不得不组织力量到外省运盐，以解不时之需。驻在山西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就曾设置“山西民盐运济处”，专负运甘盐入晋之责。该机构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方才结束。在食盐供应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些过去被政府禁绝的不能食用的土盐。私盐也准煎晒，征税行销。

日本侵略者掠夺盐池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使潞盐生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河东盐池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在1928年、1929年的兴盛时期，盐池共有盐场64家，临到沦陷前夕，也还有44家。运城沦陷期间，盐场主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压迫和掠夺，纷纷携资外逃，一些盐场相继停业，解池盐场中、西两个分场的晒畦几乎全部荒废，盐工也被迫远走他乡。抗战胜利后的统计数字表明，“到1945年底解畦荒畦高达459号，占全池盐畦总面积的六分之五。1938年盐池全年没有产盐，1939年仅产盐5416吨，不及正常年份盐池产量的十分之一。就是日占期间生产情况较好的1941年，产量也只有23417吨，仅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

在盐池面积缩小、潞盐产量下降的同时，盐池各场资本家的资本也在迅速减少。1937年底，盐池各场的资产总计约为800万元，经过日伪的抢劫和长期的掠夺之后，到日寇投降时，所剩下的就很有限了。如盐池有名的盐场卞合兴，在日军侵入以前，大约有资本十几万元，日军侵入以后，资金便逐年下降，到抗日战争胜利时，盐池各场基本上都没有继续维持生产的能力，整个盐池生产奄奄一息。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日占期间，河东盐池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运城沦陷前，盐场职工便自动组织起来，在盐池附近群众的配合下，抢运一部分食盐出池。盐池沦陷后，盐工反对掠夺抢运食盐的斗争继续坚持。据国民政府盐务局统计，在1938年6月至1940年7月的26个月中，从盐池抢运出的食盐就达22.634吨。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经常活动在盐池南面的中条山、吴村、庙前一带，伺机打击敌人。盐工则利用其特殊身份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以便游击队出动武装袭击盐警，使盐警处于内外夹击之中。一些盐工还走出盐池，直接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的洪流中。他们组织了自己的游击队，活动在盐池周围，在打击伪盐警的同时，配合八路军。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