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该着卡地亚一片文章，忽悠大家去看故宫卡地亚珍宝展。现在已经是最后一周了，再不写珍宝展就结束了。所以，亡羊补牢。

    今年六月卡地亚请了一组媒体人去日内瓦和巴黎，近距离接触一下卡地亚看家的宝贝。这是我参加的最有意义，收获最大的一次商业宣传活动。让我对传承和创新如何同时在一个品牌下实现有了点非常感性认识。

    首先，价值连城的珠宝是藏在一个特别不起眼的楼里面，楼下面还有一个很普通的咖啡馆，早上几个懒散的人在那里晒太阳，喝咖啡。进了楼，一个像笼子一样的老式欧洲电梯，我们十几个人，再加上电视拍摄设备，只好分批分期地上楼，几位男士开始爬楼梯，但是欧洲的一层是二层，所以他们一口气到三层还是有点气粗。

    我们坐下来以后，卡地亚的传承总监来给我们讲话，很简短，主要意思是珠宝的设计和技术的发展是和欧洲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的。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很深，他说：“十九世纪以前，钻石大多是镶在银子上，因为银子比金子更加能够让钻石光芒四射。但是银很容易变黑，镶了钻石后，也不容易清洗。这些在十九世纪前并不是问题，因为那时候没电灯，黑灯瞎火的，有珠宝就很亮了，旁边的银有点黑不大碍事。但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有了电灯，这比之前的蜡烛、煤油灯都要亮好多，大家突然发现，你那大克拉旁边怎么黑糊糊的，不好看。所以，是卡地亚发明了用铂金来镶钻石。铂金镶钻的另外一个好处，是铂金要比银更坚硬，这就可以让珠宝更加贴身，灵活性更好，用很少的铂金就可以达到用很多银的效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怪，但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小故事。

                        

 

    之后亮了、秀了、感叹了很多珠宝，件件有故事，就拿故宫珍宝展宣传画上面的胸针说吧，那是一件传承总监非常得意的作品，这种胸针已经很少了，是他在一次拍卖会上买回来的。卡地亚有个非常了不起的档案室，早期的卡地亚作品不一定有刻着品牌的名称，这位总监生是跟认孩子似的，把这款胸针给认出来了。十九世纪女人穿塑身衣，而那时候的胸针真的是别在胸前的，在塑身衣上，然后再穿外面的衣服。当这种款式不流行了，大部分这种大的胸针都拆了去做项链，耳环等更时尚的配饰。留下来的这么完整的胸针已经寥寥无几。

    如果你去看展览，一定戴上耳机，据说这些故事都讲的很全。所以我就不在这里穷唠叨了。但是印象很深的是，钻石的确是女人最好的朋友。欧洲女人聪明，培养男人用珠宝表示爱情，中国女人有时候真不太实在，要名牌包和衣服——这怎么能够称为细软？要房子要车——也似乎太实在点，而且他要是不放在你的名下，你又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中国女人一定要学会要珠宝。有了珠宝，你看他不顺眼，抱着就能走。房子走不了，车会贬值。

    再让我惊奇的是卡地亚的档案馆，在厚厚的皮子封面财务档案里，记得非常清楚，哪位皇帝哪天为哪位佳人订了什么珠宝，用多少钻，多少红宝石，多少两铂金，一目了然，有的旁边还有珠宝的画，我当时想，卡地亚的会计不容易，还得能画珠宝？

     除了这个记录，所有高级订制珠宝得设计图纸都存档，在没有照片的时代，有石膏模子和玻璃反转片。保护这些记录的是一个非常和蔼的老太太，她小心翼翼地向我们展示她的所有宝贝。我突然想起大概两年前，好朋友海鸥曾经给我看过一个她在旧货摊上买到的“个人档案”，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档案，不知道为什么会流失到潘家园的旧货摊上。档案在一个传统的“档案”信封里面，装着这个人历年来写的检讨、自我批评、揭发材料，也有别人揭发他的信件。海鸥说，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倒霉蛋”的一生，这个人五十年代从国外拿了博士回来，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生前最后一件事情是扫大街的一张奖状。海鸥说：“谁知道呐，不是那些政治运动，说不定这又是一个钱学森。”

    我不知道这和卡地亚的珠宝有什么关系，大概一个档案如何被保存，显示了主人对这件东西或这个人的重视，如果这么理解，卡地亚的珠宝是升值的，而一个中国人的价值却似乎贬值的太快了。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卡地亚的表厂。这是瑞士最大的腕表工厂，我努力地用一个男孩子的思维去理解为什么男人对手表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对一个表芯会百看不厌。我老公曾经在去买车的路上，接到一个表商的电话，结果一拐弯，去了表商那里，买车的钱，再加上积蓄的一半，变成了两只古董怀表。我不管怎么努力，也不能理解这种对表的不理智的冲动。

    我们先看了石英表芯，这个日本发明差一点毁了整个瑞士钟表行业。但是和机械表芯相比较，我突然明白为后者之高雅。一个不复杂的机械表芯至少也要有近百个零件，要耗一个成熟的工人一天的工时去组装，如果不是艺术，至少是一件精细的工艺品。而如果是陀飞轮，腕表就会有几百个零件。我还是不明白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好玩，只是觉得这么好的机会，实际上应该让我老公来，他会更喜欢。

    在表厂吃午饭的时候还有一趣事，苏芒蹬着高跟鞋走了一上午表厂，表情和前一天试戴温莎公爵夫人的珠宝大不一样，再加上要赶飞机，所以就不耐烦地对大家说：“快点吃啊，我们二点必须走。”第一道菜是nocchi，有人问这是什么，苏芒说：“就是一种意大利面，跟北京人吃的疙瘩汤里面的面差不多。”

   “是什么做的？”

   “面呗，”苏主编不耐烦地说，“快吃，快吃。”

   “不是面，是土豆粉。”我身边 ELLE  杂志的内容总监杨雯纠正道。

   “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土豆呐！”苏芒说。

   “肯定是的，我在家自己经常做，要买一种特殊的土豆粉。”杨雯是台湾人，老公是法国人，在欧洲生活多年。我知道杨雯是对的，但是决定不参与这场《时尚芭莎》和《时装之苑》之间的土豆粉战役。只是拿出我的moseline小本，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杨雯看见我在记笔记，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

    “晃姐姐，笔下留情啊，我刚才真是多嘴。是土豆粉还是面粉关我什么事情。”

     其实就是一个插曲，和珠宝没有任何关系，记得那些nocchi很好吃，做得很简单，有点橄榄油，葱，盐，胡椒。有种土地得香气。细节和原料，这是最重要的。

     离开日内瓦来到巴黎，我唯一要去买东西的店就在卡地亚总部和平街13号对面。太巧了，因公济私居然如此方便。卡地亚店址一百多年没动，只是原来这家店只是旁边一个英国酒店大堂得一角，而今天，店几乎吞并了大堂。我想我们对传承得理解和欧洲不一样，我家旁边有一段崭新的长城，一眼就看出那是堵水泥墙，上面画了点仿砖的道子而已。这里的干部曾经骄傲地说，“老的，我们给扒了，太危险了。”我们的传承是旧的拆了，多少按照原来模样再来一遍。欧洲的传承是修复。和平街13号的一楼保存着当年路易卡地亚的办公室，楼上有他一手扶持起来的珠宝设计师珍妮XXX的工作室。一切都是他们用过的，只是保存的得非常好。

     对我来说，访问的高潮并不是在和平街13号享受媒体折扣的狂欢购物节，而是参观和平街三层和四层的高级珠宝作坊。高级珠宝和订制的珠宝从来不会在店里出现，每年高级珠宝会像艺术品一样在全世界走一圈，一边展一边卖。我从来没想到，一件珠宝的诞生是如此复杂，环节之多，工作量之浩大而又烦琐，在一个互联网时代，一个争分夺秒的时代，这么专注地，长时间地去制作一件东西简直不堪想像。

    珠宝设计师的图是平面的，而珠宝师的任务就是把这个图变为立体的小雕塑，珠宝师就是一件珠宝的工程师，他要把其工艺设计出来，一个豹子身上有多少钻，每个钻多少克拉，豹子和项链如何相接等等。都要在一个蜡的模型上标出来。之后会又一个模型，先是石膏的，然后做银的。然后再把一些代替珠宝镶上上看效果，到了这一步，珠宝师很可能决定从头再来。卡地亚的一件高级珠宝有时候要两年功夫。

    除了珠宝师，还有镶嵌师，其工作不言而喻。还有切割师，再小的钻石也会有57面，这样才可能让每颗钻石的光芒得到最大化。让我最感动的是里面的抛光师，他们负责把珠宝的坐件在镶嵌之前抛光，其中一个老师傅干了23年，他的工作就是把一根棉线穿进要镶嵌珠宝的眼里面，把镶嵌之后根本看不见的地方也都擦得贼亮。

    “你不觉得这个工作枯燥吗？”我问他。

    他摇头。

   “可是你抛光得部分以后谁也看不见，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他看我一眼说：“一个东西看不见，不说明不存在，比如：上帝。”

   我无语。我崇拜这个23年如一日的老头。我是他的粉丝。

   本来这篇文章是打情骂俏的，因为除了nocchi大战之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写着写着，就严肃了。但愿各位看官没有觉得太乏味。希望大家还是去看展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