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片细节取材于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时刻》(2002)。令许多人不安的是，在这位女秘书的记忆里，希特勒同样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的领袖。这位大独裁者有着诗人一样的多愁善感，他的办公室里不让放花，因为花会凋谢，他不喜欢看到死去的东西。或许，正是因为被希特勒的这些人性化特征的遮蔽，直到战后琼格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点”之中。
浪潮退尽，谁在裸泳
这部电影给了我极大触动。一是人性化希特勒。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希特勒不是恶魔，只是普通人。他的恶是众人合力的结果。没有谁天生就是独裁者。或许，只有透过《帝国的毁灭》里由魔鬼还原为人的希特勒、《意志的胜利》里如癫如狂的人们以及《朗读者》里面对法官理直气壮的女看守，生活于今世的我们才能真正回望历史的深处，体味个体在群体迷狂、巨浪扑来之时的无力与渺小，体味什么是时势造英雄也造独裁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当历史翻过这血腥的一页，当活着的人们只是简单地在精神与肉体上将一个束手就擒的纳粹头子揪出来示众，从历史的废墟中引渡到现实的广场，让他为一个时代的错误负全责，在我看来，这亦不过是为这段共犯的罪恶历史找了一只“替罪狼”。
和通常意义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说的“替罪狼”的确是做过了许多坏事的。但是，具体到个人，在强大的“公意”(准确说是部分群体意志)面前，他亦不过是一个行刑者———独裁者所拥有的权力，从来都是那些甘心放弃自己权力或者权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当年，台下曾经有多少热闹的喧哗，多少幸福与狂欢的掌声！许多旁观者甚至还捐赠过磨刀石，亲手捧接了行刑者递过来的血和肉。在《意志的胜利》里，德国民众当时是何其狂热地追随他们的领袖，并视之为从云端降临人世的救世主。只不过浪潮退尽时，那些手捧鲜花、高声呼喊的人们已经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裸泳其中。
另一个大的触动则来自于影片的结尾：戈培尔夫人将自己的六个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为她深信没有国家社会主义，人类就没有希望和未来，她不能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国家。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20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杀害他们自己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乌托邦与失乐园
应当说，追求梦想中的国度，并非纳粹分子的专利。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到莫尔的太阳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区别只在于，有人愿为乌托邦而生，有人愿为乌托邦而死。具体到极权主义与乌托邦之关系，如秦晖先生所指出，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与强制合流。
当我们重新翻检中国人的心灵史，亦不难发现，那种“浓得竟也化解不开”的情感，首先是家国情怀，其次才是情爱。只因中国历史多灾多难，以至于这种家国情怀的背后未免透着无限悲情。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钟》和《猛回头》闻名的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而死，以“唤醒同胞”。事实上，对故国的淡淡忧伤与未来之国的强烈期许，即使是李叔同这样的智者，在情感表达方面的反差也尽显无疑。对比“谁与我仗剑挥刀”、“二十世纪谁称雄？”的《祖国歌》与《我的国》，他的《忆儿时》显然少了“杀气”，多了温存。
在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察的影片《地下》里，那些从地洞里爬出来的人，辗转奔波，发现南斯拉夫解体后近乎号啕———“我的祖国，怎么没了？”同样记忆犹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一些带着怀旧情绪的前南公民在网上建了一个南斯拉夫虚拟国家，订立宪法，招纳公民。仔细想来，谁人心中又没有一个失乐园，一个复国梦？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回望逝去的天堂时，你能听到心灵的钟声，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来的国度时，所能看到的却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胀，是其与强力合流后的摧枯拉朽与房倒屋塌。而这，也是人类在20世纪收获的最大教训。正因为此，世界终于从革命重新回到改良，从我说的“流血的20世纪”转向“流汗的21世纪”。
少年时爱听《梅花三弄》，时常动情于其中一句歌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勇敢的人，无论是遭人憎恶、有进攻性的纳粹分子，还是受人敬仰的爱国者，抑或普通公民，为了想象中的国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剑挥刀”时，我总忍不住要感慨“问世间国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谁为谁献身？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说到献身，中国历史上并不少有献身者。最惨烈莫过于宋亡之时。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崖山被元军围困，虽有顽强抵抗还是最终兵败。陆秀夫背负年仅8岁的幼帝投海，跟随投海殉国的人达10万人。《宋史·纪(三)》详细记载了当时一幕：“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其时人命，与蝼蚁何异？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然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谈到救国与献身，民国时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表《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提出“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这段话，胡适读后非常愤慨，并对董文提出率直而严厉的批评：“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我要很诚恳的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
也许真如董时进所言，胡适部分误读了他的悲愤。但胡适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即决不可以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之名让个体白白送死，决不可以为了某个崇高理想而不择手段。
刀剑与思想
1835年，年仅30岁的法兰西青年托克维尔在充分考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后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在他看来：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因此，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进行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而俄国人差不多把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于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生活在19世纪的托克维尔无缘见证这两种模式在后一世纪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以及主宰世界一半命运的纳粹主义德国、军国主义日本纷纷倒掉，但他天才般的预言却得到了印证。而这两种国度的分野，也正是我在《思想国》一书中着重挖掘的两个概念：思想共和国与刀剑共和国。在小说《九三年》里，雨果借戈万之口区分了两种国家形态：“老师，我们两人的乌托邦区别就在这里：您要义务兵役，我要学校；您梦想人成为士兵，我梦想人成为公民；您希望人拥有强力，我希望人拥有思想。您要一个利剑共和国……我要一个思想共和国。”而人类的真正希望就在于，经过千百年的磨难，终于意识到要真正的革命是从人人都是国家战士的极权社会过渡到由自由人联合起来的公民社会，从刀剑共和国过渡到思想共和国。
个人理想与国家理想
2008年国庆节，《南方周末》邀请了海内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回答以下几个问题。1.你为国家做了什么？2.国家为你做了什么？3.你还能为国家做什么？4.国家还能为你做什么？了解我写作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读者会知道我当时的回答不过是由着这个机会，重申自己对个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
政治何为？国家何为？谈到对国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国总统肯尼迪就职演说时的那句话：“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应该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就在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四处传播、赞扬肯尼迪的爱国主义时，身为美国公民的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对此非常不以为然。
在弗里德曼看来，从本质上说，政府仍不过是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政府既不是一个给我们带来恩惠与礼物的人，也不是使我们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所以，弗里德曼说：“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除了公民们各自为之奋斗的意见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理想。”否则，这种个体与国家职能的本末倒置必然会腐蚀一个国家自由的根基。
事实上，上面这些问题在弗里德曼看来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为“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而是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
这话不难理解，就像我们从市场买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杀人、自卫还是自杀，刀说了不算，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
市场政治：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早在弗里德曼之前，西班牙学者奥尔特加·加塞特便已经在《大众的反叛》(1930)一书中发出警告：现代国家作为一种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变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庞大机器。
在加塞特看来，威胁文明的更大危险是：国家干预、国家对一切自发的社会力量的越俎代庖，因为这等于取消了历史的自发性，而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当这种自发性被国家的干预打断，就不会有新的种子能够开花结果。社会不得不为国家而存在，个人将不得不为政府机器而存在。就这样，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对人类生活推行进一步的官僚化，上紧官僚机器的螺丝钉无异于把社会改造成一个军营。即我说的刀剑共和国。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预言在当时能被欧洲乃至世界重视，20世纪的历史也许会被改写。而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势力正在各国抬头。且不说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美国在30年代有人开始高喊“美国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当时的中国同样开始流行一本名为《当代三大怪杰》的书，书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像。那时候有一种思潮，“认为民主政治总是乱糟糟的没有效率，独裁政治强而有力，所以独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张学良在内，他到欧洲旅行了一次，回来以后认为中国还是要实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学记》)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时同样孙中山将“二次革命”失败归咎于“我们中国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革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中国“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党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中国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革命”失败决非中国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过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制权力？弗里德曼认为最好办法就是分散权力，而美国的联邦制的好处就在于它不仅允许民众参加选举，还允许他们在不同的州里选择自己的生活。若干年前，我在文章中谈到现代文明不仅要有市场经济，更要有“市场政治”。我所谓的“市场政治”，同样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脚投票。前者是民主，后者是自由。换言之，民主与自由是“市场政治”的两块基石。而在国家压倒社会的时代，不仅公民用手投票的权利被剥夺，连用脚投票的权利也被剥夺。30年前，当停滞的中国重新启程，谁能说随之而来的成就不是因为人们不断赎回了自由迁徙与更换工作的权利？
自由之邦：圣马力诺的小国威仪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奇遇。有一年，当我在欧洲随团旅行，不经意间抵达圣马力诺时，在我下榻的宾馆里，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圣马力诺总统G .F .Terenzi。
当时Terenzi先生正邀请该国的中小企业主共进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闲聊，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不是汉族”？随后他和我说他对中国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泽民都接见过他。在知道我是记者后，Terenzi先生将我带到了饭厅，并约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专访。正是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没有可能被颠覆的共和国。
这是一次很仓促的采访，此前我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然而，桃花源总是在迷路时发现的。透过第二天的采访以及后来的一些资料，我开始喜欢上这个国家，更惊讶于人世间竟会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圣马力诺有9个政党，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议会选举产生两名权力同等的执政官。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议会首脑，任期半年，不能连任，三年后可再次当选。也就是说，在圣马力诺每年能产生4位国家元首。如果以60年为一周期，且不考虑连任障碍，理论上一个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当选国家元首的机会。而议员为60位，五年一届，平均下来60年就是720次机会。同样是政治权力，和世界各国相比，圣马力诺的“含金量”当属最高，真有点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皇帝轮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说，“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国人多说“大国崛起”，其实小国也可以伟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长的一组数据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个国家，8个是小国；“透明国际”评出的最廉洁的10个国家，前8位全是小国；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小国占了13个……具体到圣马力诺，在这个面积只有60多平方公里的小国，2005年人口统计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为圣马力诺国籍，整个人口数仅相当于中国稍大点的小区的规模。但在经济上，据2002年的一组数据，2001年的人均G D P便达到了34600美元，远超中国30余倍。这是一个没有铁路、机场和港口，甚至也没有红绿灯的国家，但人均拥有两辆汽车。全体公民享受公费医疗，实行小学和中学16年义务教育制。即便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还划分出9个自治市。政府成员由大议会任命，不设总理，外长起总理作用。你可以批评这个国家毫无抱负，不生产核弹头这杀害人类的武器保家卫国，更不想谋求“大国崛起”，但在这里人们安居乐业，每个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诺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传册上，有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圣马力诺一直有着充足的兵源。”这里没有官方报纸，只有外交部及不同政党主办的几种不定期发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国家，不用灌输任何爱国主义，一旦遇到外敌入侵，该国公民都会奋起抵抗。
圣马力诺是一个让我非常感动而难忘的国家。据称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马力诺的基督徒石匠为逃避罗马皇帝的迫害，带着一群石匠逃出了罗马皇帝的控制区，从此藏身于距亚德里亚海仅20余公里的蒂塔诺山顶，并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础上，渐渐成长为一个自由国家。拿破仑当年横扫欧陆，虽然翻过了阿尔卑斯山，却没有登上蒂塔诺山，而是在1797年承认了这个国家的主权———因为拿破仑被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国的自由精神所折服，有了敬畏之心。圣马力诺没有像古罗马一样在空间上拓展自己的领地，但却赢得了时间。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中国历史许多敢于到南洋创业的人，一旦在外面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杀害，中国皇帝的反应通常是臣民离开本土死了活该？为什么春秋时期政治松弛、邦国林立，各国民众却收获了前所未有也后所未有的自由？为什么亚平宁半岛上当年逃难的一群人能够世代拥有自己的国家？在国家与自由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人们何去何从？如果国富民穷，“要大炮不要黄油”，大国崛起对于国民又究竟意义几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诺山山顶上，环视着这个人口不足3万却又自称“兵源充足”的小国，我理解当地居民用脚投票与用手投票的荣耀，也第一次真切体会国家之于公民的意义，明了富兰克林笔下自由之于祖国的内涵。
熊培云 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