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势始于1992年，这并非偶然。就在这一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执政党正式确立为工作中心。经济学鼓吹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把饼做大”，这符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描述，也就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产权改革、市场开放，又与官方所着力推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大力引入外资相匹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充当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辩护手的角色，被冠名为“主流经济学”，其义在此。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起飞的前期。10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普遍的匮乏已经缓解，但大多数中国人仍处于贫穷当中。对匮乏的记忆和对财富的追求，汇成当时最为强劲的民意。在长时期对西方经济学隔膜的背景下,相当多的人开始把经济学看作是获得财富的指南，甚或是一种练金术，在对现代学术不甚了解的普通民众中，产生了一种我称之为经济学神秘主义的情绪。经济学本来只是一门建立在特定假设基础之上的分析性学科，它或许能帮助人避免一些经济决策中的谬误，但是，进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财富的获得需要根据特定情势作出一系列的选择，这不可能是经济学所能完成的任务。然而，在举国经济狂热的浪潮中，这种经济学神秘主义不仅在普通群众中蔓延，在缺乏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中国知识界，也逐渐流行开来，经济学的概念框架、运思技艺、人性假设，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
   
    经济学占据公共领域的中心位置，还因为其给出了未来的预期，甚至是某种转型蓝图。在经济学家笔下，以市场配置资源，同时也隐含了小政府大社会、法治体系等制度内容。而在转型顺序上，也就隐含了以市场化为发端，通过缩小政府权力，建立法治体系，直到最后建立起对权力有所约束的代议民主制度的路径设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和中国正式加入WTO，政府职能出现了一些转变，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也基本告一段落，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改革或转型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如吴敬涟先生就长期鼓吹 “改革正在过大关”。这种以市场化为追求，并最终延伸至法治、政改的转型蓝图，也赋予了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吸引力。也赋予了经济学在一定时期内在特定议题上取代了本应由政治学、法学来担当的位置。
   
    因此，在笔者的理解，自1990年代中期兴起，直至世纪至交最为鼎盛，在公共领域中经济学话语之所以如此辉煌，乃在于其从上述多维度获得了跨越体制内外、涵盖精英草根的多重支持，但是，近些年来，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荣景不再，指责其僭越者有之，指责其帮闲者有之，其实，经济学还是那个经济学，对其评价之变迁，可能还是要从社会环境的变迁去寻找原因。
   
    1990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和制度改革，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发展，这一度给予人某种幻想，似乎权力这一看得见的手将进一步从经济领域中退却。然而，尽管官方依旧沿袭改革开放路线，事情还是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权力的主导下，以做大做强为标志的“国进民退”，以及各级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和资源促进GDP发展，越来越成为主角。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消除垄断，加强开放的经济学变得不再为官方所喜，也就在情理之中。我的朋友刘峻曾经戏言：一看到有人鼓吹标准和安全，则此人必为垄断企业张目无疑；若是鼓吹开放，则背后应为外资企业；相反，若是强调竞争，则应为民营企业说话。虽为戏言，但却真切地道出了主流经济学与官方立场之间逐渐拉开的距离。相反，一些与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的人士如郎咸平，开始走红。
   
    经济学本身也在去魅之中。1990年代的经济学神秘主义主要建立在长期的社会科学空白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学热潮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士了解到了经济学的真正内涵不过就是一门普通的学问，并无点石成金的本领。与此同时，各类具体应用学科诸如金融、投资、管理乃至大众理财，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各种专家寻求帮助。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更加专业化地致力于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而放弃在公共领域的泛泛而论。上述发生在经济相关领域内部的分工深化，也使得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的声量开始减弱。

   
    即使在公共领域内，经济学家也受到了挑战。市场化媒体和互联网络的兴起，既催生出了一批经济时评家，更涌现出了无数的网络草根经济作者。尽管他们没有经济学家的显赫头衔，也未必有经济学家那么扎实的分析工具， 但却拥有经济学家所不及的视角、体验。经济学家从理论出发的推演，常常遭到他们所提供的鲜活经验的无情颠覆，近年来，在公共领域的经济评论中，非经济学家日益与经济学家分庭抗礼，著名的牛刀与徐滇庆就深圳房市走势打赌一事，就是例证。
   
    毋庸否认的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政府职能也随着有所转变，法制体系也日益完备。但是，在权力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等关系上，所谓的攻艰阶段并未展开，反倒呈现出某种体制复归的现象。自1980年代末就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起步的迹象，舆论开放和社会参与的扩大裹足不前，即使是一度迅速发展的法制体系，也在司法的独立性和宪法司法化等问题上卡了壳，一些与当前社会状况严重脱节的法规如劳动教养等，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矫正。凡此种种，都严重损害了市场化改革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未来预期和转型路径的说服力，在极端者看来，这种经济学改革话语甚至沦为了一种骗局。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雪上加霜，在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主流经济学话语对福利主义的警惕。进入到21世纪后，出于社会稳定等诸多需要，政府明显加大了社会福利保障的供给力度，在政府的立场，这既有助于社会稳定，也有利于获取政治支持，而不言而喻的，各部门各地区乃至各级官员，也都可以从中获得不等的利益；而中下层社会大众也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样的转移支付。可是，从计划体制曾经的弊端出发，尤其是考虑到计划体制所依仗的权力依旧未受约束，主流经济学家对于福利政策显得特别警惕。这是因为，在权力未受约束的情况下，财税体制存在巨大问题，过于积极的福利政策将损害中国经济的活力，而其中可能蕴藏的巨大腐败，也将损害福利政策可能达成的效果。然而，这种从经济学角度的效率论证，遭到了公众相当严重的抵触，尽管笔者认同其效率论证，但是，笔者也同时认为，考虑到中国社会发展现状，适当的福利政策还是必要的，更为合理的途径是通过对权力的约束，通过民主方式来监管财税政策和福利政策，而不应该用效率的理由彻底否定或过分贬低福利政策的合理性。
   
    经过10多年之后，经济学主流话语既与官方做大做强的经济政策相左，又与官方亲福利的社会政策相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来自体制的支持；而在社会层面，去魅后的经济学主流话语也不再被人膜拜，又因福利政策而广为中下层抵触，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失去了体制外的支持；而即使在尚认同其基本逻辑的人群当中，也有许多人对经由市场化走向民主化的图景感到绝望，而喊出了“后改革”的呼声，并试图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推动政治变革，就这样，曾经被广为信从的经济学话语，逐渐淡出公共话语的中心位置，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不过，这也倒不是经济学话语的末日，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经济学的普及度和使用度依旧是最高的，因此，我更愿意把经济学话语的位置变迁，看作是由珍馐美味变成了家常便饭，看似不再尊荣高贵，实则更为日常和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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