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年代出生的男人看建国60年庆典符号
生于60年代，活下来显得有幸运、有偶然，因为那三年自然灾害，有如斯巴达婴儿所遇的冰河酷汰，足够强健、足够幸运，才能存活。对于我来说，土改、抗美援朝、大跃进、中苏友好都很遥远，共产党建党、闹红军、五次反围剿、抗日、新中国成立，就更遥远，但比我大一岁和两岁的哥哥和姐姐的饿死事件，离我很近，何况我自己打出生、懂事以来，最大的困苦，就是饥饿。所以，在我自己的词典中，改革开放被篡改为“改革开饭”，或者叫“后饥饿时代”。
“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缸里”，这样的说法，因为饥饿的持续袭击，而显得很脆弱。60年代人在80年代的大学里，接触世界的视野突然放得很开，在电视上看中外领袖、精英的仪态、语言之对比，在书刊杂志看中外文化差异和精神理念的表达差异，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害羞与自卑感，所以，60年代生的人，从另一个角度可以归纳为在中华文化史上少有的“蔑视领袖精英”的群体——改革开放30年了，各类社会精英已经学会了在媒体上作秀，80后、90后已经没有那种强烈的蔑视领袖精英的冲动了，综合而言，这是好事——当一个社会的领袖精英阶层遭到普遍的蔑视时，社会的理性契约是很难达成的。
60年代出生人，在80年代所感兴趣的，是各类极端个人化的表现，先是自由民主为核心内容的表达，后来是各类神功的表达，然而，社会毕竟在艰难困苦中取得了如黄仁宇所说的社会治理结构的优化，一切过激的表现被纳入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之中，所以60年代生的人，不得不形成内心冷峻焦虑、外表玩世不恭的应付自保的生存策略。
时近共和国60年庆典日，我对大国崛起仍然持犹疑的态度——如果是一个事实进程，我倒是不会不高兴，如果靠这种说法来壮民气，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泛泛地说些建国60年的关乎个人生活的心得体会，不会有甚么深度——因为我们还不到能深刻地解释历史的语境和时代。我倒是要从两个半小时的国庆典礼，从一场仪式所出现的、运用的语言符号，来阐释当今和历史。但是，我一定要加点幽默，否则，一本正经的解释是对改革开放30年所培育的人文智慧的亵渎。
一、典礼的意义是无穷的。
天安门广场的庆典，与奥运开幕式相通的是人多，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点，导演就成了印象派大师，所以，张艺谋在祖国各地搞“XX印象”系列，因为他是印象派大师。成千上万人成矩阵排列，一个人换一顶帽子，上万个人换一顶帽子，要甚么图案就有甚么图案，这一招在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屡试不爽。这是计划经济的理想，是国企继续壮大的经典演绎，是想领取大国崛起功业的印象派方阵。
这样的庆典，会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经典：大广场自有大广场的用处。各地的大广场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广场文化的需要的。如果广场足够大，人的真言善行美德又能够设计好，不就给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良好的中国典范吗？比起旧金山、悉尼的稀奇古怪的同性恋狂欢、比起英国某小镇的先锋音乐节，我们的精心设计的庆典，是符合孔圣人的韶乐之美的、是礼仪之邦的经典。
二、领袖们的着装与广场符号。
共和国的主席，着装是高贵的中山装，其他领袖们是西装，这是兼容并包、以我为大。
出席观礼台的包括了各界领袖，包括政治上曾经有过失的。这是“相逢一笑眠恩仇”的60年一甲子、儒释道、基督、真主大团圆庆典。
西方世界来的领袖很少，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够尊重。
我们的领袖们基本站在栏杆边不动。（若干年后，未来领袖们可能会走下广场去一起跳舞。）
主席检阅三军仪仗队所用口令仅仅两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似乎可以加以丰富，加上“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国泰民安！”甚至不妨加上“为了世界新秩序！”之类。
战车出场，青烟滚滚，与中国要做“低碳”领袖国有点形象差异。何况，战车似乎有点老旧。
各省花车，所用汉字简繁皆有，惟台湾用简体似乎不妥，而辽宁用繁体有点看不清。
领袖巨幅画像方阵，有毛邓江胡，意义丰富，在此难以曲尽其意。唯有一点在此要点出：共和国权力的代际交接，有了非常好的进步。
当风采斐然的女兵方阵走过金水桥前，领袖们脸上顿时添加许多笑意，让我觉得领袖们的形象亲切了许多；而当孩子们的方阵走来，领袖们更面有欣欣然——这就是对中国未来人文主义的承诺，或者就是对未来的承诺。
当安塞腰鼓方阵走过广场，我的眼睛有点湿：这个时代要玩资本玩金融玩地产呀，玩腰鼓怎么活？你看看上海、天津、香港、澳门还有很多省，多把各地的金融大厦、地产标志建筑放在花车上多么自豪！
庆典，是一个符号的帝国，共和国60年庆典场面的符号解释，值得一篇博士论文去做文章。我们的媒体，则只会去报道参加庆典的队列排练的群众是多么辛苦，为了亲爱的祖国又多么的不计辛劳之类。如果有机会，我愿意以《60年国庆典礼的符号》为题去拿一个社会学博士学位。不过，估计中国的符号，将有有心的哈佛剑桥学者去分析，比我更透彻到位。
以此文纪念共和国艰辛的过去、祝福她的伟大未来。
庆典与救赎
我前天写的《一个60年代出生的男人看60年庆典符号》，在许多人看来，笔调有点阴冷，不够喜庆的台盘。
昨天看《南方人物周刊》，有著名记者李普写的回忆开国大典的新闻报道方面的琐事，其中引用季羡林的一个典故：季羡林说“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按理说万岁是说不出口的，可是在文革那种氛围中，尤其是万人集会时，场面热闹，就跟着喊出了万岁。”在各类庆典中，会强化某种预定的情绪。比如，我小时候去城里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带我去的大人就预先准备好了手帕，为擦眼泪用的，如果不带手帕，难免被人认为是冷酷心肠的。耐人寻味，李普说在国民党统治时，他作为新华社记者去报道政府的有关活动，似乎随意得多，共产党对庆典、仪式的重视远超国民党，由典礼而统一军心、维系民心、强化党性，是我党在与国民党PK过程中取胜的法宝之一。
因此，在国庆时要大声歌唱，甚至有点欢乐颂、唱颂歌，也就成了传统。一年有五一、七一、八一、十一，这样的政治节日，再加上端午、中秋、春节，几个可以寓政治于温情的节日，就成了中华诸族在时间长河的“人民共和”段落中的基本的政治时间节点，辅助以各类地方节日或城市庆典，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讲政治。这是和平的人工政治节的主要内容。军事对抗、民族纠纷、国际战事，是军事政治节。
而大自然还会给我们制造各类自然政治节，如飓风、冰雹、水旱虫灾、突然爆发的流行病，在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讲政治是高于技术，甚至高于理性的。
那么，一年365天，除了这些人工的和自然地政治节日，我们留给自己个人祈祷、忏悔的时间有多少？有宗教的国家和民族，有安息日、祈祷时刻，周末，就是安息日的意味。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居于人口首位的汉族人来说，个人反思、忏悔的时间太少了，这可能比我们在GDP增长过程中的生态环保的欠账还重要得多。孔子说要“一日三省吾身”，曾国藩的每日自鉴，因为是个人化的、没有集体仪式的，因而在汉族文化中很难贯彻。而集体活动，总是要统一意志，呼隆隆一起做同一个表情、姿态，说同一类话、流同样的泪。
在这个国庆和中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因饥饿而死的、未曾谋面的哥哥和姐姐，而我自己生命的前22年是在饥饿中度过，这也是这个国家的饥饿时代，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我自己大学毕业，吃得饱饭了，这种记忆，难道不是可以进入国家史吗？到90年代，我与很多中国人一样，为每天尽可能减少饭量而内心斗争不已，这不正是时代和国家的可贵进步？用得着敲锣打鼓庆减肥吗？
十一那天，我带孩子上深圳莲花山，瞻仰邓公雕像，我对孩子说，邓小平不是神，但他对我们能吃饱饭确实起到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感谢他的思想和意志对国家和我个人的影响。而对我们的开国领袖、我的老乡毛泽东，纪念的心情要复杂得多，但看早几天一则报道，毛泽东的家族，在第一代开国元勋家族中，可能是获得可计量的物质财富最少的——这让我流了很久的泪。
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关于庆典、纪念、庆幸、感恩、国民心态等等，而关于个人的救赎，我们一没有理念、二没有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