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大学的批评，已经写了多篇博文。我知道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中国大学能真正成为大学，也许耶鲁大学施密德特校长对中国大学的批评能使我们对中国大学的现状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把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可能会对中国大学的改进有好处。

 

　　中国的教授只是把教授当成一个职业，而不是当成一个事业。教授干了一辈子，自己没有培养出对专业的兴趣，尤其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几乎没有观点，他们有的只是对毛泽东的情感，恨的和不恨的，爱的和不爱的，崇拜的和不崇拜的。他们只具有阶级斗争的思维，他们只会把与毛泽东思想不同的观点视之为反动。面对思想，他们无能无力。面对现实，他们犬儒。面对金钱，他们疯狂一拥而上。面对学问，他们一无所有。面对学生，他们没有任何愧疚之心。面对自己的良心责任，他们选择逃避。面对过去的历史，他们不忏悔。他们只有利益和争斗，如同一个年老的狮子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地位。今天，他们退休了，退出历史舞台了。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

 

　　中国的校长就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一部分人甚至是腐败的高手。施密德特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大学校长和地方官员一样，地方官员的腐败大学校长一个都不少。他们把大学当成自己腐败的战场，腐败的阵地，他们以公权谋私权不但不比地方官员差，而且更为严重。地方官员的腐败影响社会的公平，大学校长的腐败不但影响社会公平，而且还影响大学生纯洁的心。以大学评估为例，学校评估时大学校长竭尽所能亲自造假如纵容下属造假，下属又让学生造假。评估优秀，好处都是校长和处长的，普通的教师和学生把长出一口气算是对自己的奖赏。校长得到了名誉，失去了民心。学生纯洁的心在评估中一次一次地被污辱，被玷污。学校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学不可能成为大学，不但如此，还使得大学成为社会腐败的酵母。在大学里，学生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作假。这样的大学校长，离教育家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退休之前，校长们也安排后事，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施密德特把新旧中国作了一个对比，得出的结论让我感到汗颜："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新中国一个教育家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政治家、意识形态专家、企业家。他不无讽刺地说：有着十三亿人众的孔孟之乡没有一个教育家！

 

　　这样的教授、这样的校长培养的是什么学生呢？文科教授把当自己当成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实际他们从来不知真理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权力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权力。他们的梦想就是永远站在真理与正确的一面，实际是他们一直想站在权力的一边，权力这棵大树好乘凉。他们从不想反省自身出了什么毛病，他们从来不会自我思考，他们偶尔的自我思考就会把自己吓一跳。他们把学生当成自己灌输所谓真理和正义的工具，实际上他们是想把学生变成权力的奴隶。他们只告诉学生结论而不告诉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只让学生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把爱提问题的学生、表达和教授观点不一致的学生当成有问题的甚至是反动的学生。

 

　　理科教授把学生教成将来到社会赚钱的工具，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成为自己赚钱的工具，现在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把自己导师称老板，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学生自己能够细细品味。

　　无论是文科教授还是理科教授都为学生培养成机器人，或为培养机器人而努力。就是不培养、不想培养、不能培养、不会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施密德特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与人文教育的缺失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造成这种情况的，有大学自身的原因，也有大学之外的原因。大学之外深受官本位体制之害，大学之内也不是学术自由的避风港。说来说去，都是体制惹的祸。所有的在大学的人都想当官，当官的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那就叫一个狠，知识分子之外的人整知识分子，整的是肉体，知识分子当上了官再整知识分子，整的是灵魂。一个普遍贪恋权力、爱好权力、争夺权力的大学，哪能安得下一颗搞学术的平静的心呢。施密德特对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权力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没有把教师当成一个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学术本来应该是自由的，学术本来不应该是被计划的。可是现在的大学，哪里来的学术自由呢，来的都是学术计划。课题的申请和结项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论文被权力计划着，每年发表的刊物被权力计划着，每年的课时被权力计划着。教师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学术时间，不能按着自己的兴趣和学术方向去研究。一个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教学团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科研梯队，一个又一个有计划的学术梯队，一切的一切都是计划好或被计划的，安排好的，布置好的。在梯队才能活得好，在梯队之外的就类似被忽略的社会弱势群体。对此施密德特得出的结论是："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中国的教育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学越来越多，大学越来越大，大学越来越有了想与世界其它大学相比较、相媲美的雄心壮志，中国想让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实际上是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中国的大学是大了，中国人的心灵却缩小了。中国的大学容不得世界其它的文化和文明，缺少对世界其它文明应有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颂扬、对自由的渴望不但没有被激发，反而被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挤压得几乎没有了交流的空间和渠道。经济的成功，大学的做大，并不是成功的标志，有大楼没大师是中国大学永远的痛。硬要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且引以为骄傲，在施密德特看来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按着这一标准，施密德特认为"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的话难听，难听也得听。他的话可能狠狠地抽了某些人的嘴巴，抽了也得受着。他的话打了某些人的左脸又打了某些人的右脸，打了就打了。他的结论可能过于武断，他的批评必须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