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社会不同的成员其娇贵的程度是不同的,或者说政府对其偏爱的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农民有没有工作,从来都不需要国家去特意去解决就业问题,或者必须予以安置的,再比如说,犯人坐完了监狱,按说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了,但是国家也不负责安置其工作岗位。私营企业的工人下了岗,或者说农民工们失了业,国家也不会专门成立一个“安置办”来解决其就业问题。但是国企就不太一样了,如果该国企员工们比较会闹,政府一般也会予以安置,如果不闹的,下岗也就下岗了,各自作鸟兽散。
在中国,有两类人是必须安置的,一类是退伍军官,一类是政府官员。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家做出了牺牲,予以偏爱是必须的。但是官员,按说中国最不缺的人才就是会做官的人,而且竞争是异常地激烈的,可是为何也如此娇贵?只能理解为,物伤其类吧?
现在深圳的行政改革,据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官员的安置。40多个局减少到30个左右委局,大合并之后,局级副局级干部立即就显得富余了许多,据统计总量上至少要多出三四十个局级干部,处级干部也会多余出两三百个。如何安置他们,成为了深圳眼下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据说还成为了深圳行政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了呢。
才撤并了十个左右的局?为何多余出了这么多官员?原因是各局其实原本就超编,除了局长副局长,还会有党组书记、总师、局级巡视员等一堆的局级干部,处级则更多,带长的不带长(处级调研员)的,本就在等待解决位置问题,现在好了,希望破灭,不知何所之。
怎么安置?新成立的委局,政府言之灼灼地说了的,最多一正四副,如果涉及到合并部门较少的,还好办,象有些四五个部门合并成一个的,20多个正副局级干部,多出的10多个怎么消化掉?原有五六十个处,现在只保留29个,原来一两百个处级干部,现在怎么安排?
据说有以下几种安排法:
一是暂时先一堆局级干部们混着,哪怕一个副局长只管一个处,也先这们搁置下来,以拖待变:所谓变,就是等有人到站退休之后,腾出位置出来,或者新创设的局级位置出来。前几天南都揭发许多委员没有达到一正四副要求,其实就是所谓过渡期的搁置而已,王博士也说了,改革有个过程嘛。
二是开出条件,符合条件的,可以副局直接给正局待遇、正处直接给副局待遇退休或退养。据说“退休”和“退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个不同法,我还没弄清楚,总之是说“退养”比“退休”更有吸引力,在正式退休之前的退养期,任何涨工资等福利都少不了,只是不需要上班了而已。但政策出台这些天来,据说提干退休的报名并不是很踊跃。看来干部们也是打定了主意以拖待变吧?
三是创设新职位。其实在并局之前笔者就指出过,并局释出的几十个局级干部,除了到点退休之外,大部分可能需要创设新职位来解决。因为广东省不会帮深圳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把这些干部们撒到各个地市去,就算四五十个局级干部,撒到全省也很容易解决了。这一点我很为广东省感到遗憾,说实话深圳这批干部,虽说在深圳的位置上没显得多么优秀,但是比起湛江、汕头等等的那些官员来,还是贵D宝贵的干部人才,如果放到落后地区,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但现在就这样窝在深圳,慢慢废掉了,可惜呀。在这里我郑重建议深圳市委组织部,很严肃地向广东省委组织部和中组部打报告,把深圳这批宝贵的干部人才,提拔到中西部地区发挥作用。
深圳哪里还有空间创设新职位?市政府系统都已塞得满满的了,人大政协能容纳也十分有限,就算把人大、政协都进一步年轻化,也腾不出几个位置来呀。最主要的增量在于增设新区。这就是笔者早前就讲过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承担着为“大部制改革”分流官员的功能。
假设在未来一年之内,深圳可以新设5个新区,则将创造20-30个局级职位,处级职位也将达100个以上,甚至可以达到150-200个,可以消化吸收掉大半的多余官员。所以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在明年市“两会”前后,深圳很有可能会加快新区创设的进程,这一方面是加快“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人事安排的压力所致。其实坪山新区试验两三个月之后,经验就可以迅速推开啦,大运新城、前海、大鹏半岛、龙华地区等等,这些新区条件都很成熟啦,赶快推吧!
呵呵,其实还有两种解决办法,可惜深圳老刘或老王都不大会用。一种是象上海前段时间那样的反腐败(被干掉的干部数以百计),一种是象重庆那样的打黑(据说也数以十百计),也能腾出大量的位置。其实真要这样用一下的话,估计也会提高“提前退休或退养政策”的吸引力,比起黑或腐掉,提半级退休要有吸引力得多啦。
今天跟一位朋友聊起行政改革(最近大约是在体制内最热的话题了吧——不过深圳今年也真不缺茶余饭后的话题),据说体制内咸认为这些改革动作太激烈了些,不符合渐进改革、半步改革的原则,重组之后的架构是否合理?新的体制能否顺利运转?干部队伍士气能否尽快恢复?甚至有人担心这样会出大问题,因而质疑老刘为何急匆匆地推出这种全盘的改革,似乎与老刘一直给人的“老成谋国”的印象不太合拍。
我倒不这样看。其实今年下半年深圳政局的特殊性,给深圳实行此种大规模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窗口,这个机会窗口有两大因素构成:一是深圳主政官处在一个过渡期,老刘才来一年多,很快又要离开这个位置,王博士才空降过来,两个人在深圳都没有根基,没有人脉链条,也没进入深圳官场的利益格局,这为他们推行大胆的改革提供了可能性;二是老许案仍在进行中,这对深圳官场构成一个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使得反弹力量不可能太大,二是降低了官员们的预期,使其心态偏保守,行为模式不至于过于激进。
这两大条件同时存在,对深圳官场来说,实在是进行大洗牌的最佳时机。此时不洗,更待何时?老刘要是错失此良机,他一定会后悔的。
至于新架子这样匆匆忙忙地搭起来,会不会出问题?我认为不会出大问题。首先任何新架构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都必须试过之后才知道好不好用,都必须磨合一阵子后,再进行微观的调适。不能因为重组后可能不完美,就不决断实施这样的大重组。趁此机会先把旧的架子拆了,把新的架子搭起来,之后再用一段时间把新架构磨后调试并稳定下来,这是必然的逻辑。
而且应该说,从现在到明年两会,有足够的时间给王博士去做这个工作。老刘做事还是留有余地,他给王博留下了巨大的调试的余地,包括用人方面的洗牌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只要不退休不外调,官员们最光明的出路就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架构的有效运作中来,让王博看看深圳干部的自我改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