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媒体披露曾任深交所所长的夏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若无政策上的意外，上海金融地位在2020年后将超香港。其实，这一观点已不再新鲜，此前数月，国务院已正式批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中心战略规划，确立实现其战略目标时间为2020年。

    其实，上海真是凭自己的本事确立其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或者超过香港金融地位，香港包括内地城市大家还都是服气的，甘愿称臣，这毕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借助中央政策行政之手推力的结果，心况诚服，谁也无怨。

    而事实上，上海偏偏是借助中央许多政策优惠取得了其金融发展优势，而非市场公平竞争的结果，比如说停发深交所A股，将深圳期货市场合并于上海，允许上海成立黄金交易所等等，让其它城市失去了金融发展的优势。毕竟大家都是共和国的“儿子”，我们不应采取偏袒一个城市有政策优势，不能让有你独有金融发展权，而我们就不能取得金融发展权呢？

    当然，对于一些偏远或欠发达地区，中央给予一些政策优惠是可以的，而上海却是中国经最达地区之一，不应吃政策的偏饭！我们给予“经济强者”政策优惠，就等于让强者剥夺了其它地区的发展权，是一种变相的掠夺行为，这不利于中国和谐发展及共同富裕政策的总体目标。

    客观地说，我们首先应承认中国拥有香港与上海两个金融中心的这一历史现实问题，不必人为让一个金融中心地位扶摇直上，另一个金融中心地位步入衰落地步。中央政府应采取让两个城市金融中心共同存在，公平竞争，让市场取舍其最终的市场地位为其上策。至于最终谁是“金融最大”或唯一的国际金融中心问题，须多年之后由市场竞争结果说话，我们现在不必为其前前景多虑了！

    而再进一步讲，我们采取沪港双金融中心的政策策略，也未必就是经济无效率的事情，未必会出现恶性竞争的问题。二者互相竞争，这有利于提高两地及中国金融发展的活力，比人为让上海垄断金融发展更有经济效率，这是基本的经济常识。

    固然，从区域经济理论讲，金融中心城市毕竟是稀缺资源，还是由一个中心城市承坦为宜。其实，这仅仅是经济及金融竞争最终结果，而非经济及金融竞争发展的起点，我们何必替后人担忧呢？如人为地事先预设结果，就等于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人为地制造了金融垄断，培养一个金融官僚心态，让其失去了改革及进取的动力，不利于经济及金融的长期发展，难以保持中国金融有效率地运行。

    从目前一些数据看，上海在“背书”政策优势之后，已染上一些经济中心城市独大低效率的问题，在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其增长乏力，难堪中国经济龙头地位。今年一季季度经济增速仅为3.1%，在全国省市处于末位。如果说受经济危机影响所致，外贸依存度远高于上海的深圳及广东，其增速仍高于上海，深圳增速为6.5%，广东经济增速为5.8%，应当说，上海经济增长速度任何理由低于深圳及广东。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我们非要采取上海金融超过香港的金融政策导向，可能诱发诸多社会经济及政治问题，如致大量资本流向是上海，无意之中打击了香港及华南地区经济，这对于一个刚刚回归祖国香港也是不幸之事。如就香港经济稳定繁荣对统一台湾的示范效应而言，我们不必因上海而失其“大”矣！

   再无须赘言，我们对上海及香港采取对等的金融及经济政策，让市场最终选择谁将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则更为公平，更为合理，更为符合国情，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