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总由精英治理，无论在民选社会还是非民选社会中，这个判断似乎总是合乎事实。毕竟，社会治理的确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训练，而这些经过专门知识训练的人的确也算得上是精英。但是，社会由精英治理，并不是社会治理问题应该由精英说了算，更不代表治理社会的精英总是对的，大众总是错的。

“不应该由精英说了算”，这个“说了算”指的是权力的运用。这句话的意思是，精英本应代表大众的利益，是为大众服务的；精英是大众委派的代表，归根结底是由大众说了算。代议制几乎是当代政治文明的普遍现象，相信“说了算”的权力在民的观点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至于在事实上是否能够真正实践则是另一回事了，这里暂且不讨论。

因为是精英，所以他们的判断都是对的么？这个问题能让很多人糊涂。人们习惯上认为，经过专门知识训练的人，总比一般人强。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般人连理解都困难，何况去与他讨论对错；再比如在宏观经济规划或者城市规划上，专业人士总比普通大众强；等等。这些都给人造成精英的判断比大众准确、正确的深刻印象。由此，当精英的意见与大众冲突的时候，一些精英甚至动辄将普罗大众的诉求与情绪打上“民粹主义”的标记。

前不久，茅于轼老先生写了一篇叫《社会要成功转型，只有靠精英》的文章。文章在提出精英必须为大众服务、否则社会难以稳定的灼见之后，却将大众抨击“极少考虑底层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行为冠以“攻击精英”、“否定精英”的民粹主义帽子。并进而认为，社会转型必须是精英之间的协商。当然，茅老不忘附上一句：“但是这些精英必须是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可是我们知道，如果精英能代表大众利益，也就不存在需要社会转型的问题了。所以茅老的观点无疑立足在社会转型只能是精英之间的游戏上。

笔者写此文的目的不是要特意将茅老个人当作靶子，只是担忧，广泛获得尊敬的茅老尚且如此认识，足见此种精英论调是何等的有市场。事实上，近年来这样的精英论调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时髦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下，将精英与大众对立起来，肆意贬低大众，似乎精英之外的大众随时能与“暴民”成为同义词。事实上，民粹主义的诞生总与精英脱不了干系，民粹主义总在特殊的时期由精英挑动而生成。如茅老在文中担忧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全欧洲封建王朝四面武力反扑的高压态势下，民选政府被军事力量挟持而产生的。通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莫不如此；乃至今日泰国的政局动荡，也与军事力量深度参与政治相关。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菜货充当精英的普遍事实问题，只在精英的判断是否真就优于大众的问题上做一翻认真的梳理。首先，我们得确定一个大前提，既然谈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问题，则可以先抛开自然科学知识上的判断比较。接下来，我们还得固定一个共识：社会治理以及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公平、正义与效率。

公平、正义的维护来自于专业知识训练吗？显然不是。公平、正义描述的是社会群体关系状态，必得每一个人切身感受及意见的加总，并通过一系列制度保障才能达成。其中，精英除了一些技术性授权之外，只起到意见登记、统计的“工作人员”的作用。如果说社会公平、正义来自于这些工作人员的案头工作，则就如同将出纳当成企业利润创造者一样可笑了。

而在效率上很容易迷惑人。一说到效率，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经济发展。曾经包括现在，“（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简单而铿锵有力的判断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人们完全信服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都是次要问题。“越是简单的口号越有影响力”，于是，没有多少人仔细去思考这句话的真伪。这句话分明包含了这样的蛮横逻辑：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问题都会解决；只有按当前的社会治理方式运行经济才能发展。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其他的社会治理方式或许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效率的提高；到今天，人们已经熟知，经济发展的代价有大小之分，以环境污染、公平正义的缺失等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没有计算成本在内，总有一天要“还债”。

效率的获得，从来不是一个社会最急迫的需求，而是公平、正义要求满足之后的派生物。世界上的确曾经存在过“只要大炮黄油、不要面包”的政府，但绝大多数国家却以保护公民的权益为第一目标。如果颠倒，就会出现很多荒诞不经的怪事：为了加速城市发展，可以不顾及少数人权益强制拆迁；为了城市容貌的整洁，可以组织准军事化机构采取暴力手段快速驱逐街头小商贩；为了获得GDP增长，可以无视环境保护要求、可以无视劳动者人权；等等。

追求公平、正义，可以获得效率的提高；追求效率，却不一定能获得公平、正义，事实上往往损害公平正义。在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中，人们当然能够知道社会治理中的效率问题是应该从属于公平、正义要求之后的了。于是，所谓效率的追求，也就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一样，其判断与决策必须置于大众的利益要求之下。

而在事实阶段，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精英总只是精英的一部分，更多的精英就是大众。如果认为这一部分参与社会治理的精英总强于更多的社会精英，也是一件可笑的事。

参与社会管理的精英应该代表大众利益，就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授权机制和长效监督机制。这是共识。在这个共识中，隐含的意思是即便精英掌握了更多知识，也难保他们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大众的利益。所以，精英靠不住，只有制度才靠得住。这也社会转型的目标。

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之外的社会精英就靠得住么？茅老认为社会转型必得靠精英之间的协商，但问题是，社会精英处在体制之外，最多可算非法律意义上的民意代表，并不受现有制度监督，则有谁能够保证他们在与体制内精英协商的过程中不出卖大众的利益？茅老不能保证，所有信奉“理性经济人假设”的人都不敢保证缺乏监督的社会精英能一直维护大众利益而不牟取私利。

所以，参与社会治理的精英需要得到大众授权，并接受监督，才能代表大众利益；社会治理不是由精英“说了算”，而是由大众“说了算”。社会精英也必须接受大众的监督，才能保证他们在与体制内精英协商的过程中不出卖大众利益；社会转型的协商也不是由社会精英“说了算”，而是由大众“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