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连续数日刊发“丢失iphone被调查，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的新闻及其后续报道，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昨日的《第一财经日报》也以“iphone失踪血案：折射代工企业生死存亡的竞争”为题，对于其间可能存在的残酷竞争和利益纠葛进行了详尽分析。

    毫无疑问，相关报道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将个人的抗争、可能的泄密、公司之间的博弈放大到整个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来仔细考量：就合作者的关系而言，富士康对于丢失iphone是非常紧张的，无论其紧张的原因是第四代iphone手机的技术泄密（富士康已经对此否认），还是苹果公司对其管理不善的可能质疑，都涉及到巨大的利益，甚至可能影响富士康未来的发展。在追查责任的过程中，富士康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焦虑其实是不难想见的。

    就竞争者的关系而言，诚如《第一财经日报》的新闻所显示：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某企业一直想抢夺iphone订单，事件折射出代工企业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这一说法虽有待证实，但是两公司竞争日趋激烈当是不争的事实。而孙丹勇可能就是这种竞争的牺牲品，无论他是否主动泄密，他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一代价是如此沉重，令人扼腕。

    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公司之间的关系聚焦到个体的命运上来，我们赫然发现在类似事件中，员工个人面对强势公司的内部调查时，往往显得手足无措，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相当被动，这在客观上加大了悲剧发生的可能。这样的悲剧是否能够避免？我们需要怎样的制度构建和有力执行来帮助相对弱势的员工合理合法捍卫自己的权益？退一步来说，即使涉事人是泄密者，他也有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自己的尊严不受侵犯。而这些显然是公众更为关心的话题。

    孙丹勇在iphone丢失之后，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公司的调查压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他没有向任何法律机构求助，更没有类似工会这样的组织出面为他缓释压力，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协助。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时间仓促，另外一方面，是不是说明工会这样的组织在类似事件中不够“敏感”？或者说工会平时并未以较多宣传及维权行动获得员工的认可？早在2006年12月31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即宣告成立。当时的媒体报道显示，富士康工会是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富士康的工会组织，深圳市总工会表示此举创新了工会组建的模式，接下来仍会强力推进富士康成立企业内部工会。

    不过，在事件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公众见到的是媒体的步步紧逼和追问，听到的是富士康有关负责人连续不断的澄清和解释，看到的是孙丹勇的亲朋好友、同学以及网民在网络空间中的愤怒与悲伤，唯独没有见到所谓“创新了工会组建的模式”的富士康工会有任何的表态和发言。

    面对一个年轻生命的逝去，工会抑或部分相关组织不发一言，保持沉默，这样的氛围着实令人失望和遗憾。

    我们当然可以就此自我安慰说：良好制度的构建以及利益博弈机制的形成需要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有没有启程？我们现在有没有站在这一过程的起跑线上？

    纠缠于个案的细节或者沉迷于商业谍战的幻觉对于多数局外人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公众更希望在这样的激荡与进退中看到制度的进步，执行力的飞跃以及自身权益是否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保护。

    孙丹勇之死，是否能够以惨痛代价助推工会制度的大步前行，我们心怀忐忑，我们拭目以待。

（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