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金屡屡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家，可以将深圳带入一个更好的发展状态，而一个差的政客，则可以导致深圳错失发展良机，甚至将深圳带入歧途。好几次，与某位老师讨论深圳问题时，他都一再提醒我：你总是寄希望于政治人物，寄希望于个人，个人是不可靠的，只能寄希望于体制。
我当然知道要寄希望于体制，但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的体制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自身就是改革的对象，因而也必将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如果没有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政治家改革体制，创制新的有利于城市发展的体制，那么城市的命运就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很多时候还是要寄望于政治家。一个城市的兴衰，机遇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于你，你错失了太多的机遇的话，上帝一定会惩罚你，所以在关键的机遇期，遇到一位关键的政治家，把一个城市带上一个繁荣昌盛的轨道，的确十分关键。
深圳建市30年来，先后共经历了吴南生、梁湘、李灏、郑良玉、厉有为、李子彬、张高丽、于幼军、黄丽满、李鸿忠、许宗衡、刘玉浦、王荣等共13位主官（市委书记或市长），他们每一个人在深圳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必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这回老许案发，王荣入深，让一个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深圳主政官到底何种来路比较有利于深圳城市发展？
深圳建市30年来，历任主官中，老许是唯一一个从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干部，或者准确点说叫“新移民干部”，以区别于“老宝安”的原住民干部。在深圳的官员队伍中，老宝安原住民干部日渐式微，而“新移民干部”则是深圳官场的主流，一定程度上说，许宗衡身上寄托了他们的希望。
过往30年，深圳主官的来源，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粤官主深，吴南生、梁湘、张高丽、于幼军属于这一类；二是京官入深，李灏、李子彬最为典型，黄丽满、李鸿忠严格意义上也属于京官，只不过在广东历练的年头比较久远而已（倘若许勤未来能接上市长的话，则为京官主深增添一例）；三是外地干部空降深圳，厉有为（入深前为湖北省副省长）、郑良玉（入深前为徐州市委书记）属于这一类，现在王荣则增添一新例（有人说王荣做深圳市长是把深圳降到苏州一个层次，完全是胡扯八道，官员级别而已，跟城市没有关系）。
从以上分析可知，无论是“深圳新移民”干部，还是“老宝安”原住民干部，都一直难以成为深圳的主官，主宰深圳这个城市的命运，无论是京官、粤官还是外官空降，总归是让不熟悉深圳的官员主政深圳。而这一现象直到许宗衡才被打破，他虽然移民深圳之前已做到衡阳市的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厅级），但终究还是一个中级官僚，调入深圳降一级，由正处重新做起，最后成为深圳首例新移民干部深圳主政官，不容易。但最终的结局也证明，深圳新移民干部做深圳主官，这个首度的试验算是失败了。
余以为先生一直鼓吹的粤官主深，我内心里是有点怀疑的。吴南生和梁湘不说明问题，因为那是在特区初创时期，非常时期，非常之举，非常之人。粤官的优点，比如务实，敢干，刚好适用于初创时期，而当时央粤深为着深圳特区的成功，具有良好的利益一致和协作链条，加之梁湘之个人特殊性（即便是在粤官里面，梁湘这种个人特质，也不具有普遍性），造就了伟大事业。
但梁湘的伟大不能证明粤官主深最具优势，事实上张高丽和于幼军主深期间，恰是深圳城史上最低潮、最黯淡的几年，张可以说是耽误深圳最多的主官，虚多实少，无力回天，任由深圳堕落；于虽然颇具理想主义气质，但终究不太懂经济和产业，热情有余而办法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张、于又好象均为非典型粤官，不具有叶选平、谢非、黎子流、梁广大、黄华华等人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粤官味道）。最终在黄于主政深圳期间，深圳郁闷达到了顶点，我为伊狂喊出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哀鸣。
粤官最大的问题是不善于跟北京打交道，粤官拗。“京不管粤，粤不管京”，疏离心态显著，而无法善用中央资源。此外粤官主深还面临一个无法处理好粤深关系的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作深官就要为深圳说话，还是粤字当头？在粤深关系必然有许多执拗的环境下，粤官主深首先就得面临这个问题。此外深圳城市文化迥异于粤文化，倘若是最本色的粤官主深，还会面临一个无法理解深圳这座城市的问题。
外官主深，倘若是来自上海这样的国际化都会（说句老实话，老金倒是希望能有一任深圳主官系由上海市或北京市调来，且看他能给深圳带来什么），不管他中央资源如何，终究可以提升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准。但是过去二十年我们看到，中央从未自北京、上海这样的国际都会挑选干部入主深圳，无论是厉有为、郑良玉，还是王荣，均没有治理国际化大都会的经验。王荣的来路还看不清楚（据传是中组部长李源潮确定的人选），但厉和郑后来均证明缺乏中央的根基，厉有为在关键时刻站位不准、下错赌注，导致自己黯然下台不说，也直接导致深圳在1997-1998年的黯然销魂。
无论是粤官，还是外官，很多情况下缺乏中央根基都是个严重的问题。缺乏强劲后台，首先很难利用政治资源为深圳争取利益，什么好事儿都轮不到你，在中国的过渡期，中央政府尚拥有强大的配置资源的能力，缺乏中央资源必然会导致深圳没奶吃，只能靠自己在市场中打拚找吃的，这样固然可以锻炼深圳的竞争力，长远来看是件好事，但在短期内，会极大地挫伤这个城市的信心；其次没有中央根基，往往就会陷入站队的迷茫之中，动辄得咎，亦使城市跟着限入某种不确定性；再次，最近几年出现的问题则是，没有强硬的后台，而又不甘于在深圳建功立业，而只想借深圳这样一个台阶支撑自己上位，那结果必然是利用深圳的资源为自己向上爬创造条件，这种状态对深圳也是严重损害的。
深圳30年，除了梁湘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为深圳做出较大贡献的主官里面，以京官入深表现最好。李灏以国务院副秘书长身份，继梁湘之后主政深圳8年，可以说奠定深圳百年基业；李子彬以化工部副部长调入深圳，在他手上把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第一支柱产业，建立了深圳的区域创新体系；黄丽满从机电部办公厅的正厅级干部，调入深圳先任市委副秘书长，之后在深、粤官场混了9年之后，才又入主深圳，严格上来说已不具备京官空降深圳的概念，反而有了京粤混合的概念了，威力已不可与李-李同日而语，但其北京的根基在关键时刻仍为深圳带来巨大好处，比如深圳关外城市化，能如此轻松地获得北京首肯，实在难得。李鸿忠从正处级位置上就南下广东来挂职，较黄的京官色彩又更加淡了一些，在广东磨了12年才入主深圳，其形状与心态倒更近似于外官主深了。
根据上述分析，老金比较倾向于赞赏京官主深，越空降似乎越有利于深圳。京官能空降到深圳这样一个重要城市来，一般说明北京的根基深厚，往往带着尚方宝剑过来，无论是否在深圳过渡，他都不必耗费太多的深圳资源来支撑自己往上走，只需要在深圳做出成绩即可，对深圳是损害最低、增益最多的一种。而且京官往往做事具有全国视野，深谙首都政治环境，加之京城人脉丰厚，做起事来游刃有余，这些都是对深圳有利的地方。当然京官的问题在于其官僚习气较为浓厚，对草根的力量认识不足。
当然，无论是京官、粤官，还是外官、深官，对深圳是否有利的一个关键都是：你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政客？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思考问题是如何对国家、对民族、对城市的未来有利，而作为一个政客，他则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一心只想往更高的位置上爬，而不去想爬到更高的位置去干什么。
迄今为止深圳的13位主官中，现在明确无疑地可以称之为政治家的，也许只有两位：梁湘和李灏（吴南生时间太短，不足以论事），其他的都有待历史检验或给出结论。
还记得李鸿忠在深圳书记任上时，曾对人掏心窝子说：自己也没想到仕途可以走这么远，可以做到深圳的市委书记，对自己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做到这一步，可以说于愿足矣（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够本儿了）。当时他的话意，大约是暗示自己于仕途无更多追求，可以在深圳博一博，做一些青史留名的事情啦——当然这是老金想当然的理解，或者说是老金对他的期望，其实做政治家不一定非要在北京才能做政治家，在深圳虽然只是副部级，却一样可以做青史留名的政治家（这是深圳有别于其它副省级城市的地方），梁湘、袁庚都这样做到了，李哥其实也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李哥终究没有选择在深圳做政治家（也许是做政治家的风险太大了他不愿意承受？），而是选择了继续向他的仕途更高峰（超值回报）攀登。
唉，也许是老金太一厢情愿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象袁庚那样想得明白：就算你做到副总理、政治局常委，又能怎样？有多少副总理、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政客“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在历史上啥也不能留下）？而最终只是副部级的袁庚，却可以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