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不可能有机会与汪洋先生面对面聊天，一是因年龄阅历差距，二是因地位工作区别，再者素昧平生。但网络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单向诉说，并将内容长期保留在公开信息平台，对方短时间内听得到听不到都不重要。所以，这样的聊天是应打上引号的。

但名为聊天，自然就天马行空一些，自设禁忌的幅度也会小一些。有唐突之处，还望海涵。

称汪洋书记为先生，是因为汪洋先生比我大十几岁，自然可以算前辈，且从网络上知道汪洋先生勤于学习，见识广博，称呼先生并不为过。

之所以有和汪洋先生聊天的冲动，是因为知道汪洋先生虽位居高位，却极愿意倾听民间声音，且风趣幽默、思维敏捷，不是古板之人。在我看来，这种当代政治家才有的风范颇具亲和力。

继去年在广州接受广东民间人士“拍砖”后，汪洋先生本周又在深圳参加了一个“拍砖会”。汪洋先生求“见”若渴、一心要为社会发展办点事的心情人所共知。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现状下，这样的勇气和度量多少让人感动。

大家都知道，经济发展如此重要，这是近几十年来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汪洋先生如此认真倾听民意，恐怕也是希望在民间智库里找到些珍珠，以此开拓思路。我只是粗通经济学，且对珠三角产业分布与发展情况了解不多，因此在这方面不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有价值的想法，个人觉得实在有些遗憾。

于是，我只想和汪洋先生聊聊更宏观一些的包括方法论在内的话题。

最早听到汪洋先生的名字，是07年汪洋先生在重庆号召干部读《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本书不仅以未来经济多中心观点让东方人兴奋，而且准确道出了人类史上互联网技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经济、政治融合的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中共高层人士在向他的部下推荐阅读这本书。以我个人的解读，觉得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信息时代的来临已经形成了人类文明进步与融合不可阻挡的趋势。这让我有些惊喜。于是，我记住了汪洋先生的大名。

是的，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中国外向型经济在90年代之后继续以经常性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为主要优势保持高速增长。经济增长让人们开心，而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也给相对封闭的执政党带来难题。汪洋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尽快学习、适应新形式的发展，实在是令人钦佩。

不过，全球贸易的内在逻辑是要求全球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否则就要出乱子。这话怎么说？首先，所谓市场经济制度，是市场的公平竞争与政府对竞争结果的修复制度，两者均对政治权利的所有相关者分享提出严格要求。无论市场公平还是福利要求，都离不开权力民主。而缺乏法治与民主，国内交易成本的抬高将阻碍经济发展并最终降低一国经济竞争力。其次，缺乏法治与民主的经济体参与全球化，极易形成贸易不平衡，最后导致全球经济动荡。我们知道，如中国向美国大量销售因国内贫富差距过大形成的廉价劳动力产品，却难以进口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由此国内外汇储备不断增长，而美国资源不断堆积。当大量美元通过资本领域重新回流美国（如购买美国国债及证券）的时候，美元的泛滥与贬值在所难免；同时，资本与资源的双泛滥，将导致美国创新经济的衰退，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连带打击。这是全球化的宿命，也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结果，谁也没办法阻止。“世界是平的”，这就是21世纪简史。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些浅见，汪洋先生身边的智囊团不一定会全部同意这样的看法。不过这没关系，可以暂时放在一边，因为那是涉及到国家战略时所需要的参考。而就广东省局部来说，主要的任务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式下完成经济目标。在我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广东省有不错的基础。

人们都说搞宏观经济的喜欢说大话，而我手头又缺乏数据，这样看上去我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广东经济未来形式乐观就更像是大话了。但我的依据是，广东省本身经济体量够大，超过世界上大多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内外交通网络发达，已经具备了内生现代经济模式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尽管国际出口受损，但广东省在国内贸易上有着天然优势，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有着一个无关税壁垒的庞大市场。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只要广东省在稳定政府投资（主要在交通、信息、支援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拉动省内内需（侧重民生）、发展高科技产品出口以及面向国内市场寻找机会方面着力，保持经济平稳的问题基本上能够得到解决。

事实上，如果上述措施仍不能达到目标，还有一张重要的底牌，那就是土地。还记得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国政府基本上以一个简单的住房改革就轻易应对过去。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除了人力资源之外，还有太多的市场资源没有释放。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不仅推动了市场经济的繁荣，而且因住房、土地的市场化直接为市场带来财富。这里说土地是一张重要的底牌，当然不是说土地私有化。因为商品是一个权利束，非私有的土地只要延长法定使用时间并允许交易即可体现足够的商品价值。对了，汪洋先生在重庆已经考虑推行过农村土地流转平台的建立，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不再在这方面班门弄斧了。总之，这张底牌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对全球经济动荡的王牌，妥善运用，威力无比。

经济问题这东西，有时候会觉得很无聊，因为它考虑的都是些如果怎样、结果就将会怎样的问题。小民百姓谈经济，如同人类谈上帝。但汪洋先生不同，汪洋先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如果”，于是可以确定“结果”。还记得北大徐滇庆与江湖牛刀打赌深圳房价涨跌，书呆子就忘记了经济学规律离不开约束条件，当政策变化时原来的预期也会跟着变化，最后在报纸上道歉，闹了个不大不小的笑话。说这些的意思是，汪洋先生能够决定一地的经济走势、能确定广东省经济发展前景与方向，可谓责任重大。

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民主政治下，能够很好的解决交易成本、市场效率与公平问题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在威权政治下，如果主政官能够假设自己就是民权代表来推行法治及重视监督，同样能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相同的效果。当然，这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为干扰因素太多，这非常人能做到。

政治制度对于经济有着决定性作用，这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几乎可以这样认为，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政治民主，民主制度是讨论市场经济时的略省框架。但我们常常有个误区，认为市场中的个人偏好决策是天经地义的，而政治上的民主就相当危险。记得汪洋先生曾谈过苏格拉底，认为苏格拉底是死于民主。这显然是出于对民主暴政担忧的理性思考，值得称道。但我想跟汪洋先生探讨的是，苏格拉底并非死于民主。以汪洋先生的地位，我觉得特意在这里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在苏格拉底的年代，虽然人类的理性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在哲学思考上出现了自然学派和智者学派，但远古以来根深蒂固的对神的信仰还是那个时代的价值主流。苏格拉底认为神在每个人的内心，类似于启蒙运动开始的人文精神直至当代人们才说的“每个人做自己的主宰”，这种超前的思想，显然侵犯了雅典传统信仰。这里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并不是反对政治层面的市民民主制度，而是在文化信仰上撬动了雅典人的神经。道德文化与信仰的东西，只好“律己”，如果用于“律人”，很容易让人反感。苏格拉底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不停的在这个问题上找人辩论，而且，由于他出色的辩论技巧，让他的对手们都颜面扫地——无论地位崇高者还是平民。按当时的法律，亵渎神灵是死罪。雅典人在法庭上允许苏格拉底自辩，但法庭还是裁定苏格拉底亵渎神灵罪名成立。不过雅典人给了苏格拉底机会，只要苏格拉底放弃自己“荒唐”的想法，即可免罪。但苏格拉底的思想已经穿透了几千年，不可能认为自己错误，不愿意为了免罪而否定自己，并坚持认为既然民主程序下自己被判死罪，自己就得遵从。结果我们知道，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时候适逢当月不得杀生，包括柏拉图在内的众多弟子要帮助苏格拉底离开城邦，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他尊重民主，只认为是雅典人的文化生病了，并非制度有问题。所以，苏格拉底不是死于民主，而是为自己的信仰牺牲，恰恰是尊重民主的典范。

在经济领域，信息封闭下价格信号传递缓慢，阻碍经济发展；封闭的文化也会成为夜郎自大。在政治层面，只有信息封锁下民主政治才会出现严重问题。希特勒掌握国家新闻机器，利用民族主义煽动国民情绪，封杀一切异见，德国最终走入纳粹主义深渊。无论是具有强制力的政治制度层面，还是软约束力的经济、文化层面，但凡社会问题，信息畅通是矫正错误的核心依靠。在这方面，古人虽然思维没有系统、大逻辑欠缺，常常矛盾百出，但正因为这样，里面也有很多洞见式的思考，如孟子就曾引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其意思即是“所有符合道统及法统的意见都是所有相关者意见的加总”。可见，让信息自由传播对于社会文明是何等的重要。

互联网的发明，让信息传播有了更便捷快速的机会。应该说，这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科技进步无可阻挡，人们只能适应。汪洋先生号召干部阅读《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在我看来，这样的远见卓识对于执政党以及中国文明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事实上，如果说我们这个社会的转型遇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前路凶险，千头万绪无从着手的话，则开放信息自由流通就是提纲挈领式的改革突破口。

当然，改革的目的就是寻求增量发展以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遇到阻力在所难免。但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世界是平的”，没有人可以长期阻挡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尤其在当前经济改革“利好触顶”的阶段，更需要有英雄般的人物挺身而出，为多数人利益，为国家利益着想，在改革的步伐上迈出勇敢而坚实的步子。

公众能清晰感知什么进步，什么是无效率布朗运动。正因如此，汪洋先生身体力行亲近民间建议的行为才获得公众的好评如潮。这样的意见加总，是一个时代对于英雄的渴盼，也是文明社会秩序稳定的根基。

就人性来说，人都有庸俗平凡的一面，也有自我崇高的一面。相信从政的人士，大多有为公众谋福利的崇高理想——至少是从政当初。到了汪洋先生这样的级别，这样的理想情操当然更浓。温家宝总理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逼趋之”鞭策自己，年近七旬还读《道德情操论》，让人感怀。也许，温家宝总理看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被大多数人分享而开始反思这些年的经济政策了。不过，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本就都在价值追求之内，仅仅经济政策的调整并不足以改变现状。因此很是希望温总理在读完《道德情操论》之后再读读经济与制度关系方面的书，当然，或许温总早就读过。

但我们在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时，很难抛开个人的价值判断去理解。这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有限，上帝故意这样设置让人类永远处于纷争之中。当我们追求理性极至的时候很容易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深渊。因此，我们不得不收敛个人理性去倾听他人的诉说，以求诸公共理性。所有的社会事务、公共决策如果离开公共理性，错的机会就太多。汪洋先生显然谙熟这一点，所以亲近网络、亲近民意，乐于倾听。

说到这里，发现已经破题了。于是也只好就此打住了。最后祝汪洋先生工作顺利！预祝广东经济早日拨开阴霾！

2009-4-5 8: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