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宣告了中国建国近5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结束，同时宣告了公民城镇居住生活资料私有化的开始，带动了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的全面私有化，也从住房供给方的市场化向住房需求消费的全面市场化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十年过去了，市场化让中国城镇的面貌在居民生活之路提高和物质消费欲望提升的支撑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让城镇居民的住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镇居住建筑总量成倍数增长，在人口高速向城市集中的进程中，仍让人均居住面积以年均1平方米以上的速度在持续增长与扩大。

但土地资源的矛盾、房价的高涨、城镇人口的集中、城市家庭年龄结构加速家庭分裂、物质消费水平的高涨、购买与消费能力的下降等突出矛盾，尤其是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的落后，更将住房商品化、市场化中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道德与政治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对市场中问题的讨论引导到了政治与社会道德的层面，让市场化中夹杂了更多的非市场化因素，并更多的呼吁政府的政策重新退回到非市场化的福利分配的老路上去。

借住房保障的名义，将建立在出让土地的商品房也列入了保障的范围，实际是财产权利分配的变相，借公共租赁的名义和保障的名义重新实施住房的居住权利分配，又重新成了城市建设中心的重要组织部分。许多网民与媒体所反映出的声音在试图让住房分配的普遍福利制度重新替代市场化，甚至部分官员和两会代表与委员也在支持这种论调，重温分配制的“甜蜜”。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并不知道那时的居住权利分配的物质条件，也不知道获得这种殊荣所付出的心血、代价和岁月的折磨，以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能住进代表“幸福”的未来的成套居室，同时也不知道财政与单位的资金支付压力。而是只知道房改让这些原本只有使用权的住房变成了一笔巨大的家庭财富，且在市场化的升值中不断增加着财产性收入，因此他们更希望借此也能获得一笔财产权利。也许他们并不满足于只解决暂时性的居住，也因此他们爆发出更多的不满，用更尖刻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攻击现有的市场化制度和攻击商品房的市场供应商。

每天在媒体的报道中，全世界大约都能看到美国的自由枪支持有法律的受害者，许多国家的媒体或政府的舆论都在用这种灾难与生命作为嘲笑攻击美国枪支持有法律的理由。美国也曾有多位总统试图通过修改法律而对枪支进行严格的管理，但都失败了。为什么屡屡可见的灾难并没有让拥有选票与民众支持总统的禁枪令，反而用脚投票去否决禁枪令的法案修改呢。

琳达夫妇用“权利与代价”做了最好的解释。泛用、滥用枪支造成的事故、灾难与血案都并不被大家所愿意看到。但这些灾难只不过是为了个人用枪支的权利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虽然这个代价是用生命换取的，但这个代价中的生命恰恰也是维护权利的一种必要。等于他们在用生命与鲜血在维护拥有枪支的权利，在权利与代价的选择中美国公民更重视的是权利，宁愿用生命与鲜血去维护的也恰恰是这种权利。尽管许多美国公民和家庭并不拥有枪支也没有使用这一用血换来的权利，但他们仍坚持拥有这个权利，而绝不允许国家政权单方面的拥有枪支，坚持用拥有私有枪支的权利表达公民的意志和象征公民是国家主人的地位。

中国的住房市场化制度就像美国的枪支私有制度一样，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市场化制度存在着房价高、质量差、买不起等问题而同意放弃市场化。当这个社会需要发展时，当人们更重视拥有私有产权的物权时，居住权与使用权就只能是一种过渡，而不是财产权利的替代，这个社会也绝不应、绝不会再退回到实物分配的扩大化时代，而期待再用住房的财产权利分配来获取和改善居住条件的梦，也会在权利的维护中成为一种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确实，市场化会因居民收入的水平划分不同的消费层次，形成了逐步消费升级的台阶与门槛，从租到买、从旧到新、从小到大、从维护生存到奢侈型消费是个多次升级的过程。高收入家庭或通过财产性收入转换的家庭也许一次可以跨越多个台阶，甚至一步进入了最高的阶段。但多数人或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则没有这个跨越的能力，或者相当一部分家庭每跨越一个台阶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有些家庭也许始终多年都无法爬高一个台阶，但是否因为这些困难就放弃市场化呢。是否因为市场化竞争的残酷性、淘汰性或许还有不公平性就放弃产权制度的私有化呢。是否就因为有部分家庭永远都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改善就退回到分配制度呢。

政府应对无力参与市场竞争的群体和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给以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应建立一道社会安全网，解决基本居住权利的问题。但对超越了政府保障底线的群体则不应再进行财产权利的分配，尤其是不能将保障变成一种超标准的普遍制度。中国的农民不管收入差别有多大，但却从来都没有幻想过要靠政府的财产性分配而致富，因为他们从来也未经历过或看到过这种财产权利的再分配，而他们也绝不会愿意退回到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的老路上去，不愿意再忍受水深火热的贫穷煎熬，他们知道解决贫穷的唯一之路是努力的创造，而不依赖于社会的最低保障。

然而城市曾有过住房福利实物分配制度，于是仍会有许许多多的人面临困难与对比差距时就会唤起旧梦，就像一切希望寄托于政府的福利性分配上，而忘记了计划经济的痛苦，忘记了是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

当中国人批评美国的人权时，许多国家会说中国人在为自己的人权缺陷做掩护，用已之矛攻己之盾，就像用美国的枪支犯罪来攻击美国的枪支持有政策一样，用中国的房价攻击中国的住房市场化。

中国的住房私有化率已超过了80%，居世界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始终保持快速增长，最低居住面积已从1978年的城镇人均只有3.5平方米的困难境地提高到了人均7.5—10平方米为保障底线，提高了数倍。这些家庭绝不会同意走回头路。但去市场化倾向却被少数极度希望获得国家财产权利再分配的群体用各种方法与手段变成了社会舆论中的主流，甚至严重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导向，更有一些地方拥有权利的官员则用保障性住房政策和棚户区改造政策将财产权利分配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务员、官员等本不应享受政府财政补贴的群体，更显示了这种重归福利分配的去市场化导向。

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有句生动刻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名言，“资本主义最大的原罪是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最大的优势是有难必然同当”“社会主义试图把富人往下拉，自由主义则试图把穷人往上提。社会主义要扼杀企业，自由主义则要将企业从特权和优先权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社会主义称颂的是控制，自由主义称颂的则是人。社会主义打击资本，自由主义则打击垄断”。

我们可以不赞成丘吉尔的言论，但却不能不承认丘吉尔是二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不能不承认英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胜利帮助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英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那时至少我们也不能将丘吉尔视为敌人吧。如果丘吉尔是中国政治观念上的敌人，那么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则是中国目前的现象中出现某些政治预言中的描述吧。

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我们会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尤其是对一个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政府而言，面对要将过去一直砍向别人头顶的大刀转而砍向自己的脑袋的局面。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时，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坚持走市场化道路，那就必须承担走市场化道路的成本与代价，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二是，退回到去市场化的计划经济时代，从而保证政治体制中的既得利益和福利性住房财产权利的再分配。

也许面对各种选择时，我们首先要坚持的是权利，如走市场化道路的权利、资产私有化的权利、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为了权利我们就必须勇敢的面对可能要承担的牺牲，支付改革的成本和部分人被竞争淘汰的代价。

没有人愿意成为牺牲品，没有人愿意成为别人的垫脚石，但中国革命的成功不正是有无数的英烈甘愿成为中国解放的牺牲品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也正在于许多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用自己的下岗成就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垫脚石吗？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与牺牲就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今后的改革也同样不管这些人是否自愿，但一定会有一批人在现实的改革中或短时间的冲击中成为夹心层、成为弱者、成为被门槛挡在台阶下的群体。

就像中国的住房市场一定是个逐步升级的消费过程，除了政府保障之外的市场化群体中一定会有人被边缘化，成为既进入不了保障又短期攀不上市场快速运行列车的群体。但一定是有更多的人能在市场化的经济运行中不断的换车厢、不断的向前行，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同时市场化的列车大门始终打开着，分时的将那些不断努力的人群送上改善的轨道，但永远不要期望未付出努力与代价就会拥有权利，也永远不要期望不经过努力就能乘上快车，永远不要梦想重回福利住房分配的时代。

不愿付出成本而宁愿放弃权利的人只是少数，不愿改革走市场化道路的也是少数，尽管他们的声音很大、他们影响着社会的舆论，但最终他们必然会抛弃暂时的利益追求而维护自己的权利，坚决的走市场经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