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Kishore Mahbubani)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亚洲精英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直与西方精英不同。这场危机结束后，这种视角上的差异将进一步扩大。对于西方提出的任何经济建议，亚洲人会自然而然地报以谨慎的看法，特别是因为大多数亚洲人认为，这场危机只是证明了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合理性。

准确地说，亚洲不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模式。中国的经济管理方式就与印度不同。但不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没有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因为两国都有精英清楚地记得其它选择的后果。中国人清楚记得毛泽东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带来的灾难。而印度人也没有忘记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制度下缓慢的“印度增长速度”。

亚洲从自由市场中受益匪浅：劳动生产率提高、国家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经济财富极大增长，以及最重要的的是，数亿人口脱离了赤贫。让我们透过中国人的眼睛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吧。从1842年到1979年，中国人经历了外国占领、多次内战、日本入侵、文化大革命。但在邓小平逐步展开自由市场改革之后，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了提高。

对有序社会的渴求深深植根于所有亚洲人心中。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不愿意效仿美国，解除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他们本能地认为，政府监管仍然必不可少。无论是在印度的民主体制下还是在中国的共产党体制下都是如此。印度前央行行长雷迪(Y.V. Reddy)曾因为在解除监管问题上缩手缩脚而受到本国媒体的诋毁，但如今却成了民族英雄，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他的立场使印度躲过了这场危机的最严重影响。中国对解除监管同样谨慎。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可能比大多数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美国不计后果地创造衍生品不过是在搭建空中阁楼。中国前总理朱镕基的顾问高西庆在2000年就表示过以下观点：如果你单个看这些（衍生）产品，它们都有道理。但合在一起就是胡扯，是垃圾，是在骗人。高西庆发表上述言论时，时任美联储(Fed)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正在滔滔不绝地宣传衍生品的经济价值。

亚洲文化经历了数百年艰难历程的磨砺，这解释了为什么亚洲人喜欢储蓄。所有亚洲国家都留有动荡时期的记忆。他们从经验里获知了未雨绸缪的重要性，因为福乃祸之所伏。我的多数亚洲友人都对部分美国人“月光族”的生活方式感到难以理解。“如果失业了怎么办？”他们会问。

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大概可算是因祸得福。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西方政策的失败坚定了亚洲人的决心：他们必须创立自己的安全机制来应对经济衰退。由此展开了长达10年的外汇储备积累。中国的外汇储备从1998年年底时的近145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年底的大约2万亿美元。印度的外汇储备从1998年初的278.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6月的3156亿美元。这个巨大的资金池有助于保护亚洲各国抵御金融风暴。

当这场风暴过去后，如果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最虔诚的信徒在亚洲，不必感到惊讶。不过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导形式不是西方模式，而将是混合式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有效治理这只“看得见的手”将对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加以制衡。
亚洲混合式的资本主义模式或许存在自身的缺陷。亚洲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依然表现不佳。腐败仍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亚洲人对家庭的重视可能也是利弊参半。亚洲最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渴望保留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这让他们拥有长远眼光。但不利的一面是裙带效应和厚重的精英体制文化的缺失。

总体而言，亚洲式资本主义的优势要胜于劣势。不出十年，亚洲将拥有一些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包括中国-东盟(Asean)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可能建立的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近代史让亚洲人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更多的贸易将带来更大的繁荣。贸易壁垒将以亚洲的方式——进两步、退一步——逐渐消除。到21世纪中叶，亚洲区内的贸易规模将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它地区。

即便如此，亚洲人也不会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肆宣扬亚洲资本主义的美德。过去百年的经历让亚洲人对于意识形态充满戒心。他们更喜欢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这种简单实际的方式，而且他们会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建议：审慎“对个人来说，是所有美德中最有用的一种”。这或许对国家也有帮助。

译者/管婧

本文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院长，最近出版了新书《新亚洲半球：不可阻挡的全球权力东移》(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参与讨论请登陆www.ft.com/capitalism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