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已成了当今社会的热闹话题。这里“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抄袭一类的事。造假、抄袭之人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通常会又会热闹十天半月。闲极无聊的人们甚至天天期待着“学术腐败”的爆料。然而，高校的腐败难道仅止于此？ 

    大学的本份是学术，这包括教育与研究。如果一个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一所好大学。如果一个学校的教授、副教授不用心做学术，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或副书记，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全部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开会或勾心斗角，这当然是有后果的，那就是，把大学办成了一家公司，甚或一个政府。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么一种导向作用，即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其必然结果是大学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如果一个大学少则设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有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如果一个区区二十来人的“学院”就要设院长、副院长和书记、副书记六七人，有多大一个比例的人们会真正全副身心地搞学术？更有多大一个比例的人们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从此立下不做学问要当官的雄心壮志？ 

    这样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们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公众造成何种印象？这不是一种腐败，一种比学术造假严重得多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要让大学好好教书育人，好好做学术研究，而是让大学人整天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和争官。从哪方面看，这也是一种比通常所谓“学术腐败”严重得多的腐败，一种危害大得多的腐败。高校教师中搞学术造假、抄袭的人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引来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当事人可能立马身败名裂，所以更容易得到惩戒。相比之下，如果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作用必然是学而不优则仕，必然是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衙门化，所以其所造成的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几个人的造假和抄袭。 

    其实一出中国国门，在香港、澳门就可以发现，一个大学最多设一个校长，一个副校长即可，行政上的杂事完全可以让两三个秘书或助手去做。事实上，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一种对纳税人的血汗钱负责的制度。之所以是合理的，是因为大学不是政府，就那么一点破事，一个校长、副校长加几个助手、秘书完全可以办下来，甚至办得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官少效率高。官一多，大事小事动辄召开校长会、书记会、或党政联席会。常言道，艄公多了打烂船。艄公不多，船自然一帆风顺，不会发生打烂船的事。

    可为什么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竟能如此愚蠢、荒谬？

    这当然要当我们悠久的仕进文化中去找原因。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发明了科举和八股？不用说，仕进文化与读书关系密切，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神圣逻辑。结果是知识、真理并再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而只是一块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立马弃之如敝履。知识和真理之所以不是读书人真正追求的东西，又是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读书与做官最紧挂起钩的国家，非中国莫属。说真的，一个中国大学里边除了校长或书记有一点权力，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统统没有真正的权力。仅就深圳大学而言，教师晋升职称，主要靠的是学术成果，而不是看院级或校级干部看他是否顺眼；一个新人要进入大学，主要也是靠其学术实力；出国机会也主要看是个人实力，或干脆靠排队。可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各级官位早已成为一种荣誉，一种权力的宣示？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做学术的是少数人，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种荣誉，因为对他们来说学术不是权力，而是目的本身，而假装搞学术的人实在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非知识和真理，而是权力或并无实权的权位？ 

    在经济上表现优秀的中国人在教育方面却非常愚蠢、荒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执政党缺乏自信。但执政党在经济上有优秀的表现，是完全应该有信心的。是不是不设那么多正副官位，不浪费那么多教育资源或纳税人的血汗钱，一个学院、大学里几十个、上千个草民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就不好治？可是，执政党何苦这么不自信？以其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完全可以比现在自信得多，用不着设立如此多的破官位来败坏自己的名声，用不着把官位当作荣誉、特权来腐蚀那些在学术上本来会有造诣的读书人。从执政党自身利益来考虑，它完全应发动一场类似于十一届三中会那样的革命，来消除这种高校腐败。 

    事实上，大学官僚化实际上已成为一种结构性腐败，其所造成的危害远大于通常的学术腐败，因为它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普遍现象。更可痛的是，人们不以为怪，反以为正常。举目望去，读书人当中真正对知识、真理感兴趣已成了凤毛麟角的异类？一百个读书人里九十九个是官迷。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扩大。

    中国太可怜了。

    一个大学设十几个、二十个校级干部，一个学院设五到七个院级干部已够愚蠢了，一百个大学人中对知识、创新真正有兴趣的人最多不超过一个已够荒谬了，可更愚蠢更荒谬的是，我们还整天乐此不疲地侈谈得诺贝尔奖！中国人实在太不知羞耻了，实在太可怜了。这方面的议论不绝于耳。可是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一下，诺贝尔奖是奖励那些真正追求真理、追求知识的人们的，如果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不去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整天不要脸地去望官、媚官、跑官、争官，我们有什么资格得诺贝尔奖？我们有什么资格侈谈得诺贝尔奖？难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诺贝尔奖---尤其是科学、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不是闹着玩的，是需要天赋和汗水的，是需要投入全副生命的，是要不求闻达，耐得住冷板凳的？中国人的智商还不至于如此之低，不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既然如此，就得扪心自问，像我们这样一个如此看重权力或者官位的民族，究竟有没有脸面谈论得诺贝尔奖。

 

2009年3月9日于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 

阮炜，深圳大学教授，文学院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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