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之中。毫无疑问，这次衰退与经济的波动周期有关系。但除了周期性因素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促成了经济衰退。因而，中国欲走出衰退，固然需要政府采取某些反周期政策，但同时也有赖于诸多结构、制度问题之根本改革。这其中就包括，改变过去十几年来实行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分配畸形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看，NEO（New Economic Organization即“新经济”）革命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衰退周期，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推动经济结构趋向合理。

 

　　NEO血统：自由市场和企业创新

 

　　关于“新经济”的特征与形成因素，众说纷纭。本文拟依据从亚当•斯密到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理论与制度框架，对NEO（新经济）的特征作一描述，同时也对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推动新经济发展，进行一点讨论。

 

　　或许可以说，“新经济”不是今天才有的新现象。新经济是现代经济史上周期性出现的现象，而现代经济的出现与现代国家有直接关系。

 

　　前现代的传统经济体系是有其内在局限性的，这种局限不是因为技术，而主要来自制度。因为，技术本身就是制度激励下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们创造出来的。现代国家是“国民国家”（nation-state），它打破了国家内部原有的地域封锁，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身份的平等，人员、商品、资本、服务等等可以自由流动，强有力的司法和行政机构更为有效地执行法律、执行私人之间的合同。这样一个权力较为强大的现代政府为现代经济的出现、发育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框架。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府如何行使其强大的权力？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选择对于一国、一个时代的经济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西方过去三四百年来，试验了各种经济发展政策，概括起来，不出两大基本模式：一种是重商主义，另一种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含义显而易见，毋须解释。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政府对市场进行比较严密的管制，对不同产业实施系统的鼓励或抑制政策，包括制造垄断，发放牌照，奖励或抑制特定产品的进出口，对不同产品征收不同赋税等，以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服务于政府官员所确定的目标，这个目标通常是集体主义的：增进所谓的“国家”的财富。

 

　　正是这两种治国政策的交替，导致经济史上出现“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周期性交替。概括地说，凡是政府比较持久而广泛地采取自由市场政策的时期，企业家大胆地进行各方面的创新，就会出现“新经济”；一旦政府转而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严厉管制，整个经济体就会逐渐丧失活力，蜕化为“旧经济”。逐渐地，社会无法容忍这种局面，再次推动政府放松管制，企业家的创造力逐渐得到释放，又会出现新经济。

 

　　对这样的理论模式略作历史的检验。现代国家出现之初，各国普遍采取重商主义政策。但从十七世纪初，英国普通法和议会普遍反对国王设置的垄断，于是，英国的市场制度逐渐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在那里率先形成，相对于传统经济，这自然是“新经济”。

 

　　但后来，政府又逐渐恢复重商主义政策。到十八世纪末，斯密写作了伟大的《国富论》，系统地论证了重商主义的弊端，论证“自然的自由体制”能使个人平等地增加财富，进而使国家富强。这掀起了一场思想运动，到十九世纪初，英国以废除谷物法为标志，放开贸易管制，全球进入自由贸易时代。正是在这样的背后下，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很多人误把技术进步当成工业革命的动力，其实，技术进步不过是工业革命的表现，其动力是自由市场制度。技术进步乃是由市场机制驱动的。如果没有它的驱动，人们就不会那么勤奋地致力于发明创造。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即便出现发明创造，也不大容易获得广泛使用，从而不大可能掀起经济的革命。计划经济时代得由政府来强行“推广”新技术，就是一个例证。

 

　　NEO革命的源泉是企业家精神

 

　　回头来看最新一轮“新经济”，即八十年代逐渐形成的信息技术革命及信息技术产业繁荣。可以发现，从时间上，这一新经济浪潮与全球的市场化、全球化--所谓全球化其实是市场制度的全球化--是重叠的。

 

　　由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在五六十年代就播下种子，撒切尔改革、里根革命与中国变革开启了全球范围的市场变革浪潮。各国政府、尤其是各大国政府普遍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这样，企业家的力量被释放出来，原来被藏在实验室的大量发明创造被商业化应用，如个人计算机、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力量又推动企业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创造发明。同时，一个较为开放的全球市场也迅速地传播这些信息技术。竞争压力迫使各个行业的企业迅速而广泛地应用此类技术。于是，短短二十年间，信息技术产业成为重要产业，全球经济体也完成了深刻的信息化再造。这场新经济革命的驱动力量正是市场制度，新经济革命的源泉则是企业家精神。

 

　　中国幸运地赶上了这一次新经济浪潮。八十年代之前的全盘计划体制乃是重商主义的极端情形，企业家根本不再存在。也因此，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等经济体。八十年代之后，政府放松控制，新经济才有了必要的制度基础。中国出现新经济，不是因为美国人发明了信息技术，而是因为，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政府放松了对经济活动的严密管制。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市场驱动着企业家，企业家驱动着技术创新和企业组织创新。当然，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中，中国的企业家也可以方便地获得技术、人力、资本等资源和销售市场。这是经济学所说的“后发优势”，主要表现为知识优势。于是，中国经济的形态、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信息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迅速发展，私人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主体，沿海新兴产业代替代了东北和三线地带等。企业的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比如，大量私人企业正在成长为跨国企业。这样的中国经济，相对于八十年代之前的经济，当然是“新”经济。

 

　　NEO企业家推动中国深化制度变革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所谓旧经济，实质就是重商主义经济，就是政府及其官员设计产品和经济活动的经济形态。这个时候，企业当然也还存在着，但企业家却比较稀少，因为，企业受到政府的过多限制、干预，人们无从发挥其创造性。所谓新经济，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企业家成为经济活动的真正主体，由他们设计产品、同时也设计制度的经济形态。这个时候，政府当然并没有退场，但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监管市场，为市场活动提供法律保障。中国从旧经济转换到新经济，其实质就是从政府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干部经济转向企业家经济。因为实现了这种转型，所以才有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和基础的狭义的新经济的发展。

 

　　但毫无疑问，中国的这种转型还很不彻底，比如，在很多经济领域，政府仍然拥有巨大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妨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因而相比于其他大国，不论是狭义的新经济还是制度意义上的新经济，发展都比较滞后。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差。这不是因为中国企业不愿意学习、发明技术，而是因为制度抑制企业这样做。政府习惯于任意使用权力，而法律的平等保护很不充分。如此制度环境，扭曲了经济体系的约束-激励机制，尤其是给企业家发出错误的信号。大量企业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收买政府官员，与政府维持关系，以获取政府授予的特权。这样的企业家是“寻租者”，已不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不可能成为企业产品、技术、组织创新的主体。同时，司法的滞后也妨碍企业之间形成良性合作关系，企业之间缺乏诚信，企业家的创新收益没有保障，企业热情受到抑制。

 

　　换一个角度看，中国的新经济，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还有很大潜力。但这种潜力能否变成现实，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制度框架能否更加健全，即政府能否缩小任意干涉的权力，而强化司法的平等保障。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史证明，中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但是，没有制度变革，这种能力就无法完全得到发挥；甚至更糟糕，会被诱导到扭曲的方向上。

 

　　应当说，目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面对经济衰退，政府是变革制度，继续放松管制，还是收缩管制，强化重商主义制度？这样的政策选择将决定中国新经济是否蜕化为旧经济。当此之际，新经济企业家们当有清醒的认识。明智的企业家会超越短期利益，注意长远利益；超越个体利益，关注公共利益。处在政策选择的关键时刻，明智的企业家会积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推动政府走上深化制度变革之路，因为，如斯密所说，这既能增进私利，也能增进公益。
　　
　　http://sz.focus.cn/news/2009-03-04/6315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