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６０年代，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Ｅｄｗａｒｄ Ｌｏｒｅｎｚ）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似乎是荒诞不经的观点，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个观点源自于这位气象学家模拟气候变化的电脑程序，图像十分像一只蝴蝶张开的双翅。蝴蝶效应因此成为目前得到广泛运用的混沌理论的先声，而混沌的含义是，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内，一个微小的初始事件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巨大震荡。
２００７年在美国爆发的次级债危机，去年９月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当然不是蝴蝶拍拍翅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真的是没有什么人相信，美国金融动荡会对亚洲经济产生实质影响。毕竟，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打击后，十年后的亚洲经济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经济体系有了显著改进，经济发展强劲、金融体系和财政状况健康，外汇储备大幅增长。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令人相信的理由，尽管没有类似欧盟一体化架构，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十分高，区内相互贸易比重占总贸易的比重超过了５０％，也就是在几个月前，人们坚信只要亚洲区内贸易可以持续，美欧经济好坏与亚洲经济的关系就不大。正是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有关亚洲经济判断中出现了一个被频繁使用的英文词汇是 Ｄｅｃｏｕｐｌｅ（脱钩），直到去年１０月份，亚洲经济似乎真的可以与美欧金融危机脱钩了。不料，仅在两个月后，美国的“蝴蝶”就对亚洲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
梳理一下亚洲经济衰退表现出的一些似乎不相关的情况，使得我们对蝴蝶效应所揭示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中，一个微小初始事件会引起系统性灾难的混沌世界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们首先简单地罗列一下亚洲经济的一些典型情况。让我们从日本开始。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加上日本金融体系相对健康，不少经济学家曾经认为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受到影响可能最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但目前日本经济已经深陷衰退。日本，也是世界的七大电子产品生产巨头已经全部陷入亏损状态，过去三个月索尼亏损了２６亿美元，松下亏损３８亿美元，日立亏损７０亿美元，东芝亏损２８亿美元，夏普、ＮＥＣ和富士通也已经亏损。富士通公司开始号召十万员工购买本公司产品，日立和ＮＥＣ的股价已经跌到过去三十年的最低点。世界主要研究机构最新的２００９年经济预测都认为２００９年日本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年经济负增长会超过４％。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情况，配图（图一）引自近期的英国《经济学》杂志，题图的名称就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掉下了悬崖。过去十几年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长一直是大起大落，虽然目前的出口下落幅度与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互联网泡沫及“９•１１”冲击时差不太多，但下落的时间跨度要短得多。具体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出口年增长率从３０％下滑到－１０％有三年多的缓冲期，２０００年前后有一年多的缓冲期。此次则没有缓冲期。这使英语世界又多了一个描述亚洲经济的高频率英文词汇Ｆｒｅｅ ｆａｌｌ（自由落体）。外贸出口企业对此感受最深，原有的外贸出口订单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消失了。进入２００９年１月份，亚洲出口衰退速度还在加快，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台湾出口下滑超过了４０％。韩国与日本也达到了３０％，相比起来中国大陆出口下滑１７％还是最好的。
要回答美国经济衰退与亚洲出口大幅下滑是什么关系，最权威的回答应当来自外贸出口企业。一个非常简单和清晰的事实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密切的原因，是以供应链的方式，高效生产出价廉物美的最终消费品。不用问，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高档消费品亦或是最新款的电子消费品的最终市场重点指向是北美与欧洲。日本七大电子产品生产巨头实际上控制了亚洲消费类电子产品核心技术和关键零件的供应，中国台湾是亚洲新的核心零组件的供应者。中国及其它亚洲新兴体对美欧出口增加，直接带动了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出口。欧美消费品市场的萎缩直接打击的对象是仍以加工装配为主要出口方式的中国和其它亚洲新兴经济体，但受到打击最重的一定会是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
虽然美国金融危机没有冲垮亚洲的金融体系，但是美国房地产市场及资本市场的崩溃直接导致了美国家庭资产的缩减，美国家庭消费从去年１０月起迅速缩减，当然引起了亚洲的出口自由落体运动。按照美国家庭资产和当期消费支出为５：１的平均比例计算，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家庭８～１０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会引起美国消费缩减１．６～２万亿美元，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减少５０００亿美元，欧洲发达国家将出现类似的情况。这就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蝴蝶效应。经济全球化以来，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消费已经高度依赖于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加工生产能力。源头的美国蝴蝶拍拍减少消费的翅膀，亚洲经济立即因出口萎缩陷入衰退。
在因金融创新过度和疏于监管而造就了百年金融危机的美国，美国绅士以耸耸肩式的轻松，指责亚洲储蓄过度要为美国金融危机负责。右面的配图（图二）似乎是一个证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过去的三十年，私人消费占ＧＤＰ的６５％以上下降到４８％，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则从２０％上升到了４８％。亚洲人若没有这么多的出口，而是有更多的消费，美国就不会有危机。这当然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因为尽管配图二所反映的数据是真实的，但更加真实的事实是，美欧日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通过直接投资或是生产外包方式最大限度地使用亚洲及其它发展国家的低价劳动力，获得了难以估计的生产成本节约或是利润增长的利益，大多数跨国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不断提高，欧美家庭资产也在不断上升。这样算账最简单，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人均ＧＤＰ也低于５０００美元，仅仅是美欧日的１／４。跨国公司的ＣＥＯ们不需要有很高的智商就会知道，只要将生产能力从发达国家转向亚洲，即使是将现有产品价格下降一半，利润增长仍可大幅增长。过去三十年美欧大企业就是沿着这样一步步地，寻求机会到亚洲办企业或是将生产外包给亚洲企业生产。同样，也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亚洲企业的ＣＥＯ们也看得很清楚，面向欧美高收入市场进行生产和销售的利润肯定会比本国低收入市场上所获得的利润高。再进一步说，企业利润高，投资就会增加，消费比率就会下降，但经济增长会加快，收入增长会加快，未来的消费会更多。这是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关于跨期消费选择的理论，尽管绝大多数亚洲的消费者没听说过，跨期最优之类学术名词，但丝毫不影响他们按照这样一个合理的方式进行消费和投资选择。这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了合理的最有利于加快自身发展的生产方式，欧美国家也在选择亚洲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在美国经济陷入困境时，美国绅士指责亚洲高储蓄就不仅是荒谬，而是很可笑。
小结。近期亚洲经济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形成的经济衰退阴影，是一种源自于美国，相互关联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这种美国发烧，亚洲吃药的现实预示着，过去三十年亚洲新兴经济体依赖全球化并极大推进全球化的出口导向模式，突然间遇到了发展的极限。目前，似乎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敢于预言危机过后的亚洲出口导向型生产方式将会消失。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只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远远高于亚洲，依照比较利益原则，在亚洲生产在欧美市场销售的分工都是最优的选择。除非美国人一方面能够保持高于亚洲人四倍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又能以相同的成本生产出现在由亚洲生产的优质低价的消费品。但有一点需要重视，美国家庭过度消费的减少和储蓄增加的长期后果是，即使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结束后，亚洲企业在过去三十年所经历出口市场高增长的历史也很难再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亚洲出口导向型生产模式还会存在，但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会弱化，从宏观角度看亚洲需要认真消化在数十年间形成的以全球为终端市场的庞大的生产能力。从微观角度看，亚洲企业要从面向高收入市场赚取高利润转向从低收入市场获得合理的回报。特别重要的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政府在以财政政策为基础，扩大内需规模的同时，更要以改革的姿态，加快放松管制和减轻税负等措施为民族企业提供更大的国内创新发展空间。
2009年02月23日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