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手边没准备任何文字材料，就凭印象和感觉随便聊聊。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名人，其声名响遏行云，远播四海。而我一个远离文坛二十余年的散淡野人，凭什么杷二位名士扯在一起来聊呢？

说来话长，我与二位名士确曾有那么一点或远或近的瓜葛。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是四川自贡市的一名中学语文教师，为稻梁谋之余兼搞一点文艺评论。当时敝乡也出了个文化名人魏明伦，魏明伦三部大戏《易胆大》、《四姑娘》、《巴山秀才》连中三元，《潘金莲》更是名震海内外。我的评论当然也就地取材，评论起我这位老朋友。（顺便说说，我与魏明伦系多年深交，甚至文革初期同属一个“小三家村”，并非“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类。）我的一些长文专论在北京上海一些权威期刊发表，在评论界也算叼陪末座了。

其时，远在上海的两位戏剧界权威重量级人物，为四川内地小城戏剧人物魏明伦助威呐喊，一个是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沙叶新，一个是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余秋雨。特别是余秋雨的一篇大文《魏明伦的意义》，更认为魏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为饱受争议质疑之苦的魏明伦鸣锣开道。那时节，在我的眼里，沙叶新是现代戏剧的领军人物，余秋雨是戏剧理论的权威师范，魏明伦是戏剧创作的开路先锋，我以戏剧评论厮混其间，虽只能望其项背，但也引以为同党了。

八十年代这个历史阶段，我认为∶沙叶新与余秋雨，他们有更多的相同共性，∶同居上海滩，共存戏剧界，相似的学历背景，相近的从业经历，一个是剧院院长，一个是学院院长，同为八十年代中国戏剧中兴的顶梁人物。

八十年代，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戏剧文化界两座并立的山峰。

二

八十年代末期，我愤而离乡，东出夔门，下岭南，走天涯，赤手空拳求生存，单枪匹马闯天下，再不去过问什么戏剧兴亡，再不去仰慕什么沙叶新与余秋雨。

然而与生俱来的旧习，仍盘根错节地缠绕在心头。在奔走于经济领域之际，仍不时斜眼扫一眼文化界风雨。

一九八九年中秋，我作为受聘的某特区报的记者，受邀到粤东地区一个山野小县——揭西县，去参加当地某知名企业协办政府主办的海外华侨联欢活动。去后得知，沙叶新作为院长也应邀率领上海人艺来此演出。

一九八九年九月，离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大事件只有三个月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在一个远离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的小县城的小招待所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点，我会见了神交己久的沙叶新。

我作为魏明伦的朋友而不是作为记者，与沙叶新真有一见如故之感。他向我讲了那个从上海到北京登基的人物八月份回上海找他谈话的情形，他谈了对时局的感怀和对未来的感知，他坚信历史自有规律，天道自在人心。这个以写喜剧和幽默文章见长的善作剧楼主，似乎笼着一团悲凉之雾，忧愤深广。匆匆惜别，出得门来，只觉明月高悬，山风浩荡。

两三年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出现在书市里，这个从象牙塔里走出的戏剧理论家，走向天涯孤旅，我以引为知己的心情读着他的一篇篇大散文，庆幸他从戏剧理论的冷宫里冲杀出来，为现代散文开一片新地。那时节，似乎满城竞说余秋雨，天上也飘着余秋雨，我也曾撰文赞誉余秋雨。

随后又出了《山居笔记》，我为其中不少篇章感到欣然∶《抱愧山西》让我神往，《乡关何处》令人思乡，《苏东坡突围》使人遥想我那位老乡的神韵和风采。

然而，把余秋雨的散文多读几篇，只觉得离现实人生越来越远，让人走向荒丘，走向废墟，走向坟墓。在描绘庐山的神采时没有彭大将军的身影，在多灾多难的现当代史前闭上了眼睛。

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时上海的石一歌之一，有人骂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要他忏悔。由此，我对余秋雨反多了几分同情和理解。笔者是文革的亲身经历者，坦白地说，余秋雨写文章的“劣迹”，笔者感同甚深。记得令人敬重那位“铁肩担道义”的刘宾雁也曾说过，他感谢先当了右派，如果他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又安知不会成为张春桥姚文元？是非成败，青山依旧。你看当年一九七一、一九七六文革火线入党的人不都成了当红新贵么？有什么必要揪住写过几篇不痛不痒旧文章的余秋雨不放呢？

余秋雨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躲避现实。对此我深为理解，明末清初的文人，为了躲避现实文字之狱，不是也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去训诂么？当今文化主张多元，有人愤然前行，有人悄然后隐，各有各的活法，未尝不可？我那位故乡的老友也为余秋雨声辩，认为说余是“御用文人”是冤哉枉矣！

又回过头来说沙叶新，八九中秋一别，从此不通往来。但他每有新作问世，必当先睹为快。前些年他的那组文化篇∶《表态文化》、《检讨文化》、《宣传文化》、《腐败文化》……民间疾苦，世上疮痍，被他精研细剖，入骨三分。前朝固疾，今朝恶瘤，他为之大声疾呼，大张挞伐。又一个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

九十年代以降，沙叶新与余秋雨，虽然二者仍有相同的地方，如他们都辞去了“院长”的官位，还原为文化人的真身，然而更多地是不同。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余秋雨的车是开回往古，开向废墟，……沙叶新的车是顺车，向着人生，向着社会，更重要的是向着新的彼岸。

三

十多年前，我又从名不副实的新闻报刊界退了下来，奔走于企业管理咨询的前沿，本来与文化界渐行渐远，然而积习仍然缠住我，文化界的风风雨雨，仍然时时关心。特别是身居深圳，凤凰台的秋雨时分吹刮了好几年，又加上六年前上了互联网，每每见到沙叶新与余秋雨，往往也会格外留心。

大概是二零零六年的年末吧，老友自四川来，我与老友在宾馆里，恰遇凤凰卫视正在播放余秋雨作秋雨时分的全年总结并作告别演说，我们全神贯注，他在电视里也神采飞扬。突然间，只听这个似乎寻幽访古远离现实政治不食人间烟火的半仙式人物，竟大骂中国某些文人被敌对势力所收买所拳养，为西方反华势力效劳。……如此尖锐激烈的政治讨伐，我似乎好多年没听到过了，就连官方的媒体，也是好久没听到这样的声音了。说实在话，这个开口闭口讲究“文化人格”、谴责功利“小人”的余秋雨先生，那还有什么“文化人格”，岂不成了一个落井下石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势利小人！

面对着电视人物的话语，这个人物在我心中二十年的形象轰然坍塌，我那位老友也为此不解和默然。

后来，四川地震，这位精譬分析过“小人”心理的人，又含泪劝告受难灾民不要上西方反华势力的当，最近又谴责埋怨房价高企的人是上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当，对此，我已无话可说了。

现在，余秋雨先生己经完全亮相，澄清了“御用文人”的身份，成就了一代政府任命的“文化大师”。

我终于明白了，文革巳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人们为什么仍纠缠余秋雨这个文革小人物的文革旧债。前几天我在本坛帖文《为何讨厌余秋雨》后发了一个跟帖，大意是说∶从网文上看到沙叶新写的《我与徐景贤》和朱学勤写的关于朱永嘉，徐景贤与朱永嘉都是上海滩文革大人物，其地位与余秋雨不可同日而语，而现在人们不念其旧恶，反对其文人风骨肃然敬之，而对余文革小事，始终不忘清算，何也？盖余独缺文人风骨耳！对此跟帖，有网友认为说得深刻，极表认同。

至于沙叶新，我就不多说了。记得二十多年前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离经不叛道，崇洋不媚外，犯上不作乱，自由不泛滥，二十多年来他在一以贯之，始终坚持。近年间网络上流传的他的一篇篇文字，不都在昭示着中国文人的风骨与脊梁！

闻知沙叶新重疾在身，仍心忧天下。只能遥祝一声∶好人一生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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