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文明兴衰的群体决策——读戴蒙德《崩溃》

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小至一个村庄、部落，大到一个国家、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幕绵延不绝，皆令人深思。问题是它们的盛衰存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美国教授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就在探讨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回答得相当有说服力和启发性，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经验和教训。

那么谁来定兴亡？盛衰的凭借又是什么呢？一般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人文社会学者在试图见仁见智地回答。而《崩溃》的作者戴蒙德却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地理学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这个独特性带给了他独特的视角。从生物地理学角度出发，戴蒙德曾探索了过去一万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在不同的大陆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一解释试图通过透视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即人类文明的基石的建立，来说明文明发展高下的一种至关紧要的因素。各大洲的可驯化植物和动物的地理分布以及纬度的长短决定了文明的高下差别。这就是戴蒙德1998年获得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的名著《枪炮、病菌和钢铁》对文明发展差异的解释。这种解释基本上是从客观的环境和生态的因素来看的，因此，有环境决定论的嫌疑。比如，驯化动物对人们有利，小动物如鸡、鸭、鹅等；大动物如牛、马、山羊等。可是这些动物在各地分部并不均衡。在20世纪前完成驯化的大型动物只有14种，它们均为食草类哺乳动物。而这14种动物中的13种是在欧亚大陆驯化成功的，只有美洲驼是在美洲驯化成功的。澳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则一种也没有驯化。原因不是当地的人不行，而是该地的动物不行，没有这种可驯化的动物。在那本强调环境生态对文明发展重要性著作出版8年之后，戴蒙德推出了又一巨著《崩溃》，分16章，600多页，来探讨在客观生态环境面前，人类的作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就是人类社会群体的选择和决策怎样影响他们的兴衰存亡的。因此两本著作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姊妹篇。

所谓“崩溃”，在这本书里，是指在一定领地内一定时间里的人口规模剧减，以及或者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复杂性剧降。这本书虽然强调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但依然没有忽视外在客观因素，来分析文明社会之兴衰存亡。戴蒙德举出的失败文明社会的例子有，空遗巨大石雕的复活节岛、遭遇连年大旱的阿纳萨兹印地安部落、走上末路的美洲玛雅文明、消失于格陵兰的维京人等古代社会，归结出导致这些文明社会之所以消失的五个因素：一、生态环境的破坏；二、气候变化；三、强邻压境；四、友邦的支持与否；五、当社会面对环境问题时的应变能力。这五个因素，都是由主客观互相影响的。比如生态环境的破坏，客观的地质运动和主观的山林滥伐等都可以造成环境的破坏。而面对外在客观环境，人们的反应问题的能力则会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戴蒙德以新几内亚高地的育林行动和日本德川幕府的森林管理等成功案例，说明文明社会若采取适当措施，仍可以保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即使在严苛的环境里，崩溃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依赖于社会的选择”（21页）。
戴蒙德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应对环境问题方面。对环境问题的归类，共12种。“过去人类社会的环境破坏主要可分成八种：每一种的严重性因个别例子而有差异：山林滥伐和生物栖息地的破坏，土壤问题（包括侵蚀、盐碱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问题、过度放牧、过度捕捞、新物种引进、人类膨胀以及平均每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渐增等。这种种行径犹如自掘坟墓，使得人类社会不知不觉走上毁灭之路。”（6页）“过去人类社会因上述八种环境破坏走上绝路。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除了上述八种，还新增了四种：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有毒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沉积、能源短缺，以及人类将地球的光合作用使用到极限”（7页）。

环境管理成功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希望和鼓舞。成功的故事展示出有两条相反方向的治理办法。一是自下向上，一是自上向下。采取哪种治理方式取决于社会规模大小。面积小的社会成功的例子是新几内亚高地和蒂蔻皮亚岛。前者是以村庄部落的生活形式存在，所以一个村庄即是一个社会或者社群；后者1.8平方英里。因为面积小，社群中的每个人都熟悉当地的资源环境状况，所以大家自觉保护资源，获得可持续发展。面积大的成功的故事是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这样大面积的社区，一个人看到这一片资源没了，还以为别的地方有。或者以为“那是别人的问题”而置之不理。这就需要有个“中央”来宏观考察环境和资源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自上而下进行环境管理。戴蒙德认为介于两者之间的社会很难成功，一是个人难以观察到整体状况，二是形成不了有足够能力的“中央”集权治理。我们看自下而上，强调个人积极性；自上而下强调中央统一管理的重要。对现代全球化的社会而言，无疑大社会中环境治理的经验尤其重要。所以，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戴蒙德给出的1868年之前的日本，作为大社区森林管理成功的例子。

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闭关锁国，国内和平繁荣，人口快速增长。人们生活方式以木制房子器皿等为主，而且木材还是主要的燃料，加上火灾损耗，木材消耗量很大，还有燃林为耕，结果造成了森林滥伐，生态危机。尤其是在1657年的一场大火之后，上层人士日本幕府的将军们认识到了这种危机的严重性，于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措施，来扭转危局。他们搬出儒家的节俭储存，以备灾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食物也部分地转向海产品，替代农产品；煤炭作为燃料替代木材。再者，当时的日本把对资源的损耗，转嫁给“外国”，当时的“北海道”（北海道在政治上成为日本的一部分是在19世纪），保存自己的资源。除了这些，我们来看针对森林保护，他们采取的措施，既包括积极性的，也就是推动种植，也有消极性的，即防止滥伐。日本在1770年就有了相当精微的林地管理体系。消极的措施是禁止滥伐，使情况没有变得更糟，而且为积极措施的实施赢得了时间，保存了基础。在消极性措施上，集中在木材供应链的三个阶段的监控管理上：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集镇上的木材消费。政府派出专门看守和管理人员，而且村村各自负责本村的保护和管理，并雇佣武装卫士执行法令。积极措施是种植更多的树木，并防止水土冲蚀。结果是日本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成功了。

为什么日本“自上而下”的森林管理能够成功，而像古代复活节岛民和玛雅等，现代的卢旺达和海地等面对类似的危机没有成功呢？有人认为是文化价值观念的作用，比如热爱自然、佛家的尊重生命、或者儒家观念。戴蒙德认为这些都不是理由，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掉。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戴蒙德认为，一是客观上日本环境的优势，比如气候和土壤利于树木快速生长；另一个则是社会的客观优势，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具备的，比如食草的山羊和绵羊很少，因为太平世界“马放南山”，马也少了，还有煤矿开发，海产品增长等。除了这些客观优势之外，我们要重视的则是他们的精英和大众都能够比其他社会的人们，更充分认识到保护森林的长期利益。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对精英而言，德川家族迎来了和平和繁荣，和平、政治的稳定和充分的信心让他们觉得，未来是他们的，有信心投资未来，并筹划长期利益。比较而言，玛雅的国王、卢旺达和海地的总统，都没有信心预期他们的子孙可以继任。而且日本相对而言的民族和宗教的同质性，也使他们更容易稳定。在稳定的日本，政府采用了林地细分到家家户户负责的办法。即使是村民，无论穷富，都认为自己的土地最终要传给继承人，因此他们为长远利益计，把自己的一片保护好。这种“自上而下”的办法强调了国家制度和能力的作用。戴蒙德提出，虚弱的国家政权是无能为力的。这一点和福山在《国家政权建设》一书中的观点一致。

在论述日本的成功之后，戴蒙德依然对成功的社会管理保持谨慎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领导者还是普罗大众，人们即使追求长期利益，行动也不一定总是明智的。他们常常依然追求眼前利益，甚至有时的行为对眼前利益和长期利益都是愚蠢的。其原因可以从戴蒙德非常精彩的第14章找到，即：群体决策为何会失误。这一章是为现代人做的“殷鉴”汇总和避免群体决策失误的路向标。
个体决策本身就很容易出错，比如失败的婚姻、交上坏朋友、错误投资等等，司空见惯。群体决策更是“人也多，嘴也杂，说不清道理”了。但是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戴蒙德首先指出群体决策失误和个体决策失误的不同之处。一般来说群体决策失误的情况比个体复杂得多，由于群体成员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即使在没有个体决策失误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群体决策的失误。也即“个体理性造成集体非理性”。同时还有人们的认知差异，复杂的情况也往往扑朔迷离。戴蒙德为我们描绘的群体决策失误路线图，有四个站（stop），每个站都会引发群体决策选择的失误。

第一站，危机发生前，群体预计不到。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不能对危机做出预警呢？原因之一，没有经历过，没有经验。或者，虽然经历过灾难，但却忘得一干二净，“好了伤疤忘了疼”。远古没有文字的时候，文明是靠口耳相传保持下来的，不容易记住。即使有文字的文明也常常疏忽大意。比如公元592年，古代低地玛雅社会度过了一次可怕的旱灾。然而玛雅王国的文字服务于帝王的颂歌，而不是难民的灾荒史，他们没有将对付旱灾的经验提供给后人。否则，他们的子孙或许就可以躲过200多年后的又一次大旱。还有，错误类比也会导致人类不能预见危机。人们往往将不熟悉的环境与以往生活过的环境相比较。比对了倒好，比错了就走错了路。比如，就是由于对两地土质的错误类比，古挪威的维京人到冰岛后伐林畜牧，导致了灾难。

第二站是，即使人们有所警觉，危机发生时也可能觉察不到。对此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人类使用的技术手段还不够高明。第二个原因比较常见。危机常常不声不响，徐图缓进。全球变暖是一个最好例证。通常这类现象只是一年比上一年差一点点，逐年恶化，就像逐步加温煮“青蛙”的感觉。第三个未能察觉危机的常见原因是远距离管理造成的，这是任何大型社会中的潜在问题。比如，今天美国蒙大拿州最大的伐木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该州，而在西雅图市。由于远离现场，公司领导人可能想象不到他们的林场存在着严重的莠草问题。所以，为避免这种情况造成的失误，我们的上级领导要经常到基层考察。

第三站，就是假定我们现在已经预感到了危机，并且也觉察到它已经来临，但我们可能会无能为力毫无作为，任由其发展。这也是群体决策失误中最为普遍和惊人的。利益群体、个人利益分歧、问题和治理手段认识差异等，造成吵不出个结果，或者措施偏颇，或者错失良机。这里边有博弈，在埃里森的名著《决策的实质：古巴危机的解释》里有精彩的分析。“搭便车行为”也让分散的大众难以组织，造成得利的一小撮和受损的大多数之间的博弈困境。比如许多厂家公司理性地攫取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负担转嫁给社会，污水废物废气残渣危害水源和环境生态。再者，当事人若不具有长期利益也会理智地置潜在危机于不顾。但是，不管是精英还是大众，当大家被绑在一条船上时，更可能做出好点的决策。比如在荷兰，当精英利益和公众利益捆在一根绳上，决策者们就制定出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措施。荷兰的拦海造田，地势低洼，一旦大堤崩溃，堤内的百姓就会面临洪水滔天的危险。荷兰的富人和穷人都住在低地内，而不是富人住高地穷人住低地。当局明白自己和国民风雨同舟，不可能免于堤坝破坏的灭顶之灾，所以肯花费几十亿美元建造和加固堤坝。另外，对危机的无所作为不仅缘于利益分歧的理性行为，某些非理性行为也害人不浅，而且所有社会成员都不能幸免。即使同样一个个体，短期和长期动机的差异也会使他对未来的危机无动于衷。比如贫困人口，今天的饭都有困难，还怎么考虑明天。你看赤道地区的一些渔民用炸药和氰化物杀死和捕捉鱼群，他们明知道这样做会造成未来渔业的灾难性后果，但一家老小的衣食就靠这些鱼养活呢！最后一项影响觉察危机后仍无所作为的因素被称为“心理否认”。尽管某种预感提醒人们未来可能遇到的严重危机，但这可能在潜意识里给人精神上带来剧烈痛苦，因此人们的内心会抑制或者否认这种预感。直接面对危险的人只有凭籍这种心理状态才能免除恐惧造成的精神威胁，保持神智清醒。

最后一站是，人们终于开始行动了，但试图解决问题却没有成功。这个环节的决策失误存在许多的显而易见的解释。有时候是因为现实太复杂了，任务太艰巨了，非人力所能及也。有时候是因为人们努力太少，行动太迟，错失良机。

从上面的群体决策失误路线图，我们似乎觉得很沮丧。哇，决策失误真是防不胜防！但是，成功的例子依然不少，古今社会都有，比如，新几内亚高地和蒂蔻皮亚岛，明治维新前的日本的森林管理，现在依然很好，德国、法国等等。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依然可以有所作为，而不是听天由命。有了那么多“殷鉴”，如果我们对照各个环节认真检讨自己，会比古人做得更好。

我们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自有自己的优势和经验。可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最多的。戴蒙德给出专章讲中国，就是第12章：中国，摇摇摆摆的巨人。按照戴蒙德的考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前面提到的古今社会中的十二个问题，中国全部都有。想必我们自己体会得更深，每年的“沙尘暴”，水灾旱灾，污染造成饮用水的短缺和居民饮水中毒等等，都不是神话。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的1/5，又赶上急速现代化和城市化，对资源的索取是惊人的，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非常严重。面对环境的诸多问题，一定要重视决策和选择，以扭转局面。像中国这样一个同质性很强的，一个中央政府的国家不多，可以集中起来办大事。如果是办好事自然好，如果是破坏性的，就更可怕。比如当年“大炼钢铁”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由于技术低下，和发达国家相比，资源的利用率很低，浪费资源的同时，造成大量的垃圾。比如，小型乡镇企业对环境生态的破坏。还有超大型的工程如大坝水电站之类也带来了一定的生态环境的破坏。面对诸多环境问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好的结果，避免衰败甚至崩溃的发生。在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百姓日常生活的当下，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消费社会的负面作用，坚持建设节约型社会。同时坚持科学发展观，顺应自然规律上项目建工程。这是文化价值观上的一个对策。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和治理能力上的重视，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法制上的。我们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就必须对环境问题做出明智的决策，避免群体决策的失误。这不只是环保组织的责任，而是全民的责任，更是主政者必须承担的责任。这将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兴衰存亡！全球化的时代，中华文明的兴衰，也关系到全球各国的命运。据说，中国的“沙尘暴”会飘过大洋到达美利坚。

“知耻近乎勇，知弱近乎强”。希望我们好好读读这本书，避免失误，保护好这个地球，能给未来的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世界，一个可持续发展和谐的“地球村”！

（Jared Diamond. 2005.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rvive. New York: Allen Lane.）
（本文作者：陈心想，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