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和西方的关系

对于欠发达国家，传统上称为第三世界。近年来，由于第三世界在大众媒体上往往与失业、贫困、犯罪、卖淫、无家可归、艾滋病、偷渡等社会阴暗面联系在一起，人们便改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发展中国家”意味着这些欠发达国家正处于由穷变富、由欠发达变成发达的历史进程之中，并将最终加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整个战后的世界历史表明这只是一个海市蜃楼。除了亚洲“四小龙”的个别例外，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不管是左派掌权(如古巴、津巴布韦)还是右派掌权(如印度尼西亚、巴西)，都没有能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距。即使美国的正统经济学家也承认发达国家过去的经验难于被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重复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极具误导性。

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史相比，第三世界国家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劣势地位。这一点决定了它们只能够扮演配角，即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向发达国家提供资源、劳动力并且承受污染，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利润则主要由国际资本所攫取。即使是分配到第三世界的产值部分也还要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无效益的资产被浪费或者转移到发达国家，而真正可供一般国民消费的部分就很小。这种发展的结果当然是经济成长和社会发展目标之间的脱钩，在表面的繁荣下隐藏着长期的隐患。

就拿中国大陆作为例子，其经济已经转变成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三分之二，四成产值由外资创造。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大量的出口顺差，但无利可图。据统计，2003年中国消耗的各类资源约合50亿吨，消耗了世界消耗总量7.4%的原油、31%的原煤，仅仅创造出世界总量4%的GDP。不少出口企业的利润甚至在销售额的百分之一以下。如果把资源损失和生态破坏的代价计算在内，这种增长是得不偿失的交易，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

中国依靠出口低技术产品所获得的外汇储备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遭受第二次损失。第一次分配之后的损失中首先是美元贬值带来的损失。其中，用美元储备购买的美国国债是最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很可能是美国接受当前的双边贸易赤字的先决条件。由于美国联邦政府长期的赤字预算政策不可能改变，美国国债就永远无法偿还。换句话说，旧债的偿还是以发行更多的新债为前提的，所以债权人就会永远被套牢。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可以抛售美国国债，并引发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在现实操作中，这种做法并非一个选项，因为美国国债市场的崩溃意味着中国资产的蒸发，美国的可能报复姑且不谈。再者，中国对于外资缺乏正确的调控也是造成损失的原因之一。据估计，仅允许外资参股国内主要银行的过程就已经导致一万七千亿元的损失，相当于外资拿走了2006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或者是全国两年多的教育经费。另外，近10年贪官转移到海外（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国家财产达500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国内消费却仅占GDP的55%，而居民消费率更低，并且从九十年代以来呈现下降趋势(从48.8%下降到38.2%，美国2000年为67%)。此间推出的高教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退休制度改革都是朝着对于劳动者和消费者不利的方向进行。与此同时，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而一些民间统计机构则认为达到了0.59)。

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产品贸易。美国的媒体经常吹嘘自己的农业如何发达，可以养活多少的第三世界人口。然而，有关方面的专家(the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Policy Trade)的分析却发现美国的粮食出口对象主要是其它的发达国家，在与第三世界的食品贸易中是净进口国。在美国的国际政策鼓励下，许多亚非拉国家把为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生产出口食品放在最高优先，最好的耕地被用于为美国种植咖啡，大量沿海地区的稻田被虾的养殖场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通过世界银行、IMF进行鼓动和要挟的结果。另外，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工业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要侵占原来用于农业的大量土地资源、水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从而导致农业的进一步萎缩。因此，泰国和印度都会在不久的将来从粮食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菲律宾的亲美总统阿罗约却鼓励农民种植生物能源作物，进一步增加了该国对于进口粮食的依赖性，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将是平民百姓，特别是那些穷人，因为他们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最高。

全球化对于农业的影响虽然在短期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但却排斥了为当地穷人生产基本必需品的传统农业，其长期的结果是这些国家的食品对外依存度增加，价格上涨，最后的结果是得不偿失。当发达国家为自身的需要(如发展生物能源)而调整农业政策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就会显得极为脆弱。第三世界的农业萎缩无疑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粮食危机。显然，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

上面的分析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发达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国向边缘国输出资源和劳力密集型的工业以提高利润率。于是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贸易是以高技术产品与低技术产品的交换为特征的。高技术产品与相对于低技术产品的交换优势保证财富不断地从边缘向中心集中。财富的集中使得中心地带的国家有可能给公民提供大量的福利，这种福利当然超出了其国内的真正财富创造所能承受的范围。没有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福利国家。

上述分析与罗利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公平程度的差别可能与其依附地位从而与其结构特徵有关。依附意味着…累积性资源的流动可能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边缘国的收入分配将取决于商品专业化的国际形式和能够调解依附事实的社会阶级的出现。”这里的社会阶级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如同劳工对于资本的依附关系一样，是一种阶级关系。罗利将不同的社会(或者国家)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阶级冲突的关系，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要是以第三世界为剥削对象，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虽然这种转变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只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矛盾转化才趋于完全。如果要对我们这个时代作一个阶级分析的话，也只能够在全球的范围内进行才有意义。

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国家的精英集团高居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个利益集团由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决策和管理阶层组成，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股份制的推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股份，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成了剥削者或者精英分子。在这个精英集团的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为整个体系的运作提供技术支持，并因此获得蛋糕中较大的一块。这个中产阶级还可以细分为若干阶层，如知识阶层、技术工人、农场主等，但这已经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中上层多半可以归入这个中产阶级的范畴，但是那些靠掠夺致富的超级暴发户不在此列。再往下是第三世界的蓝领和发达国家的低技术工种(如制衣业)的工人。在整个食物链最底端的是第三世界的农民和无固定职业者，尽管在发达国家里也可以找到少许人掉入这个陷阱。这就是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

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后冷战时代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美国并不特别关心第三世界的国家实行何种政体或者主义，而是首先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中来。这种全球体系的经济支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政治上和军事上则主要依靠北约组织(NATO)和类似的区域性条约组织，而由五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则已经被或多或少地边缘化了。任何拒绝参与的国家都会被加上“邪恶轴心”、“支持恐怖主义”的标签而成为美国的潜在打击对象。自九十年代迄今，美国已经拔除了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三个钉子，并迫使利比亚就范，伊朗是否会成为下一个目标尚不得而知。但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政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政府。全球范围的自由市场始终是以政治干预为立足点，而政治干预又是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

当然，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资本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性组织或者军事干预来实现其目标。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市场运作实现美国的经济目标。多年来，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国联邦政府能够维持高赤字，美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能够维持高价位，而美国过剩的流动性则通过国际贸易输出到第三世界。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把美元当作黄金的替代品储藏起来，美国可以过量发行货币而不支付通货膨胀的代价；相反，美国政府作为债务人可以在通货膨胀中获益。据估计，自2003年以后涌入中国大陆的投机资金至少有四千亿美元之多。在汇率固定的前提下，这意味着需要发行三万六千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考虑到乘数效应，这些热钱可以增加高达十万亿元的流动性。这种输入的流动性过剩最终引发中国国内的物价上涨。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的迅猛上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前些年在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国联邦储备局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长期采用的宽松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产生的恶果。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之后，热钱大量流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而涌入期货市场，进一步加剧了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从这一角度来看，源自美国的通货膨胀不但迫使美国的老百姓交人头税，也迫使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交人头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美国政府正在变成一个世界政府。

近年来，与通货膨胀相关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原油价格上涨使得从粮食(玉米、小麦)中制造乙醇燃料变得有利可图。美国联邦政府在2005年通过立法鼓励发展生物乙醇原料。在2007-2008年度，美国20%的玉米耕地被用于生物燃料的生产；在2008-2009年度，这一比例将增加到30%。生物燃料的发展与种植粮食的耕地减少密切相关。等到将来国际石油供应枯竭，美国必须把大部分可耕地用于乙醇生产才能够满足美国消费者对于能源的需求。根据Lester Brown(Earth Policy Institute)的估算，如果美国人开车的燃料完全依赖于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将占用足够供应全世界六十亿人口的粮食。这种形势正在造成巨大的食品价格上涨的预期，并与全球性食品短缺形成恶性循环，使世界范围的粮食和其它食品价格不断攀升。今年，国际粮食价格上升了50%以上，而泰国大米的价格更是翻了一番不止，预期很快将超过一千美元每吨。这种情况在某些最为穷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海地)引发了发生骚乱，并促使印度已经宣布禁止低价大米的出口。看来，粮食供应形势正日趋严峻。联合国发出警告说，大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将触发全球性的饥荒。显然，这样的饥荒一旦发生，其后果将是史无前例和不堪设想的，并将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这个例子显示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为开车人谋利益同时也威胁着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权力(1)。即使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专家也普遍承认生物燃料的政策已经变成一个道德问题。看来，美国政府不但是一个世界政府，而且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世界政府。

华盛顿的政府是一个全球政府的说法不仅仅适用于第三世界，也同样适宜于发达国家。美国在北约的统治权是很少有人怀疑的事实；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北约卷入南斯拉夫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在美国的亚洲盟国中，日本是受到美国的支配最为彻底的国家，就连“和平宪法”也是麦克阿瑟将军搞的。怪不得美国学者把日本称为“准国家”(quasi-state)，而日本的一些人也急匆匆地想对美国人“说不”。

二、华盛顿的世界政府是个民主政府吗？

既然华盛顿的政府是个世界政府，那么请问这个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很多人会说，那是一个民主政府。
不错，美国政府是民选产生的，但是美国人口只有两亿多，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却管理着全世界六十多亿人的生活，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事务。这种情况很像古代雅典的民主政府仅仅属于少数的自由民，却决定着作为人口多数的奴隶的生死与夺，以及雅典帝国里面其它众多小城邦的经济和外交事务。说得近一点，大英帝国也是这样一个民主政府：英国议会由英国公民投票选出，却决定着每个海外殖民地的事务。

帝国的政府只向它的选民负责和为它的选民谋福利，但绝对不会向它所管理的其它没有选举权的人民负责和为他们谋福利。因此，大英帝国政府的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受到挑战是正常的。十八世纪的英国政府给予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税收优惠而激怒了殖民地商人，从而导致了1773年的波士顿茶党事件(Boston Tea Party)。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在印度征收盐税同样激怒了印度人，于是穆罕默德•甘地在1930年组织了著名的制盐抗税运动，史家称为“SaltMarch”。波士顿茶党事件是北美殖民地独立的催化剂，而甘地的和平抵抗则无疑成了南亚殖民地独立的前奏。

今天，无论是西方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源和劳力密集型的工业还是华盛顿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通货膨胀以收取人头税的做法都是“民主”的帝国政府为它们的选民谋福利的做法，与近代的大英帝国、古代的雅典帝国的国际行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

既然帝国的政府总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管理多数人的事务的政体，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帝国政府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总是一个压迫性的政府。杰佛逊在《美国独立宣言》(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中指责英国国王在没有殖民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征税("imposing Taxes on us without our Consent")，因为当时的英国国会里面没有北美殖民地的民意代表。杰佛逊短短的一句话就充分揭露出了英国殖民统治的反民主的本质。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说明英国在其南亚殖民地的统治也是反民主的。

要判断一个政府是否民主必须有参照系，这与判断物体运动必须有参照系一样。宇宙间没有绝对的静止和运动。基于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主政府，也没有绝对的专制政府。雅典政府对于自由民而言是充分民主的(直接民主)，对于奴隶和外国人而言是专制的；大英帝国政府对于英国本土公民而言采用代议制民主，对于其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则实行专制统治；美国政府对于美国公民而言也采用代议制民主，但对于第三世界的人民而言也是专制的。一般而言，一个帝国政府对于其公民可以是民主的，但是对于殖民地的人民而言则一定是专制的和压迫性的。这也是对立统一的一个例证。

民主相对论是否适用于革命前的欧洲呢？回答同样是肯定的。事实上，革命前的欧洲封建君主们也要听取贵族们的意见；英国和法国的议会都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即使沙皇俄国也已经有了国家杜马。完全独裁的君主属于暴君(tyrant)，而暴君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也是短命的。由此可见，对于贵族阶级而言，封建制度是民主的；对于平民而言，封建制度就变成专制的了。从历史上来看，民主革命的实质就是逐步扩大民主的范围而已。

雅典的直接民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而得以成型的。在公元前7世纪，雅典已经在希腊城邦中率先废除了世袭君主，最高统治者为三个寡头，分别称为大执政官、执政官和将军。不久，执政官的数目增加到九位，由前执政官组成的参议会(实际上相当于参议院兼最高法院)指定并与其分享权利。在621BC，Draco将政治权利授予拥有武装的公民即富裕阶层。Solon在改革中将公民按照年收入分为四个阶层，其中第一到第三阶层均有资格担任执政官，其候选人由普选产生，最后由抽签决定。同时，Solon引进了陪审团制度。Cleisthenes建立了“五百人参议会”，并且确立了男性公民在公民大会上的普选权(取消选举人的财产限制)。Pericles取消被选举人的财产限制。Ephialtes在改革中进一步限制了参议会的权利，扩大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使之成为民主的同义词。

英国民主的实现是近代最为典型的渐进式民主的过程。从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harta)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英国王室的权利一步步地被议会的权利所取代。然而，十九世纪初的英国议会依然由世袭贵族统治着。1832年的改革对于财产限制作出修改使资产阶级开始取代世袭贵族的统治地位；1867年的改革给予工人以选举权；1872年引进无记名投票；1884年的改革将选举权给予农业工人；1918年的改革给予女性公民投票权；1928年的改革将投票年龄限制从30岁降低到21岁。美国民主的进程与英国类似，在时间上略为落后于英国。

也许有人对上述民主相对论点持怀疑态度。他们只要到越南、塞尔维亚、伊拉克去做一点民意调查，问问那里的老百姓有多少是欢迎和感激美国对于他们国家的军事干预的，这些人的怀疑就会烟消云散。

根据德国现代史专家估计，在越南战争期间因为被怀疑支持越共而被美军屠杀的南越平民百姓就达到一百万左右，而伊拉克战争中丧生的平民也已经达到一百万，两个数字均已超过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至于美国在六十年代扶植上台的印尼独裁者苏哈托秘密杀戮的左派和印尼籍华人更是不计其数(估计在一百万到两百万之间)。据当地人的报告，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许多地方，被扔到河里的尸体使河水断流。此后，苏哈托军人政权继续在各个边远省份特别是西巴布亚杀害了成千上万要求独立的人士。1975年苏哈托在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和国务卿基辛格的秘密支持下吞并东帝汶，并且屠杀了当地七十万人口中的二十五万，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从相对比例而言，苏哈托在东帝汶的暴行无疑是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可能也是空前绝后的种族灭绝罪行。直到1993年美国改变对于东帝汶问题的立场，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才有可能通过决议对于东帝汶的人权问题表示“深度的关切”("deepconcern")。这表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已经失去其独立性而变成美国的应声虫。无独有偶，苏哈托的这些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为美国剥削印尼的廉价劳工和掠夺当地的木材、矿产和石油资源铺平了道路。从印尼的苏哈托到扎伊尔的蒙博托，从智利的皮诺切克到菲律宾的马科斯，美国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和冷战的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所支持的众多右翼法西斯独裁政权给第三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比起现代史上的任何其它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趣的是，号称独立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此类消息一律三缄其口(2)。美国石油公司Chevron和Texaco甚至在《纽约时报》上刊登通栏广告，褒奖印尼为发展的典范(“Indonesia： A Model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要确定华盛顿的世界政府的性质，必须考虑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下列行为：(1)在冷战和反恐的旗号下频频在第三世界各国发动战争，造成数以百万计人员伤亡和大量的难民流离失所；(2)在战争期间杀害平民百姓、虐待俘虏和海外监狱囚犯，严重违反国际法；(3)在其它大国内部鼓励和支持分离主义运动，在其周边地区部署进攻性力量，以遏制新的世界主导力量的形成；(4)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通过政变扶植右翼独裁者并支持他们践踏人权，使这些国家沦为美国的附庸国，以便为美国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服务；(5)通过设立IMF、WTO等多边组织和制订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并实现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其经济政策制订权的控制；(6)通过上述组织和美国国内的经济立法和政策将第三世界国家变成自己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掠夺当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同时输出环境污染，加剧当地的食品短缺和饥饿；(7)以输出通货膨胀的方式向第三世界的老百姓征收人头税，并且减少自身的债务负担；(8)迫使第三世界国家不断购买自己发行的垃圾债券，以实现劫贫济富的目标；(9)通过贿赂在第三世界培植为自己服务的买办阶级，保证自己的政策在第三世界畅通无阻；(10)接受第三世界国家的贪官污吏转移来美的非法财产；(11)向第三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威胁弱势民族文化的生存；(12)对于掠夺性的开发、无节制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生活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危害置若罔闻，拒绝承担保护地球生态的义务，严重威胁着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和繁衍。华盛顿的世界政府扮演的角色绝对不可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和民主政府的行为准则加以解释，而只能够以帝国政府的专制本质加以解释。

三、全球化时代的帝国的未来

历史学家早已经指出过，雅典民主的最大缺陷是它的平等是建立在更大的不平等的基础之上。雅典民主的不平等包括城邦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不平等。所以雅典帝国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确实，独立和民主是由同样的原则衍生出来的两个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概念。毫无疑问，民主与帝国始终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

历史早已证明了雅典制度的虚弱。近代史又一次证明了大英帝国的统治是不稳定的，前后不过二、三百年时间。美国所建立的是一个无形帝国，即非殖民化的帝国。这个过程大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迄今为止已有一个世纪左右，目前正处于巅峰时期，估计再维持一个世纪应当不成问题。但只要美国继续目前的实力政策不变，其帝国体系的内在矛盾将无法化解，这个帝国的未来也将或多或少地遵循过去的帝国所走过的轨迹，其寿命也很难超过过去的帝国。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应该忽视例外一种发展的可能性。
前面提到过英美民主范围逐渐扩大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在美国是否已经结束？美国的国内民主有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到包括整个世界的可能？譬如说，在美国的总统选举团和国会里面增加第三世界的民意代表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从道德的高度来说，华盛顿政府既然在决定着世界事务，与全球各国人民的生死息息相关，那么美国人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其它国家特别是作为弱势群体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参与华盛顿政府的决策和管理，除非美国人愿意放弃他们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和世界霸权。其实，要美国人放弃他们的既得利益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那么，华盛顿的世界政府就必须准备接受第三世界人民的监督，向第三世界人民负责；伊拉克式的战争和苏哈托式的暴行再也不应该发生，热带雨林的肆意砍伐和温室气体的无节制排放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联合国早已经失去对于美国的约束力，沦为一个橡皮图章，而双边和多边谈判更是美国推行强权外交的最佳场所，第三世界的买办们对于美国的旨意总是百依百顺。对于第三世界的平民百姓而言，除了要求美国扩大民主的范围，他们无法再以其它方法保护自己的权力不受践踏，不管你把这种权力称为人权也好，民权也好，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至于美国人是否会最终允许扩大他们的民主，那就要看美国人是否具有长远的政治眼光了。拒绝改革和维持现状只会加深美国与第三世界平民百姓的对立，使美国最终重蹈古罗马帝国的覆辙。